关键词:地域性 文学个性 文化源泉 文化心理
阅读广西作家鬼子、东西的作品,令人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们不可取代的人生体验和感受,而这一点也正是构成文学的基础,在他们渗透了地域文化的叙事里,又能让人领略到他们鲜明的艺术个性。
一、地域性与文学个性的关系
文学具有地域性,这一事实似乎很早就受到人们的注意。《文心雕龙》当中说到,北方早出的《诗经》,“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南方后起的 《楚辞》则“瓖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此“奇文郁起”原因归于“楚人之多才”[1],这些材料比较早地谈到了地域与文学的关系。
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也有意比较了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差异,“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则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2]法国文学史家丹纳也在《艺术哲学》中提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3]他认为艺术受制于种族、时代、环境。自然环境,不仅影响当地人的生活和民俗,形成当地人特有的气质和性格,而且为作家作品增添地域内容和魅力。就文学而言,越是地域的,也就越具有文学的个性,也就越具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不容易看到的最陌生与最为独特的一面。
二、贫困少数民族地区形成的文化源泉
“极度贫困的物质生活培养出这个地区文人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欲望和充沛的艺术想象力,他们的作品无不打上这种贫困生活的深刻烙印”。[4]东西就是在一个封闭贫困乃至于“没有语言的生活”中走出来的;而据鬼子说,他的少年时代常常是干一天的活才得到一分钱,除了冬天的另外三个季节他都得光着脚丫走路,过年能吃上一碗白米饭一块豆腐乳那已经是“幸福时光”了。
就文化的地理环境而言,桂西北地区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处于岭南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融点,也是黔桂文化的交合处。多维文化的交汇,经过日久年深的磨砺,交流,融合,已经形态化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桂西北文化格局。 桂西北境内,繁衍生息着壮、汉、苗、瑶、仫佬、毛南、水等十多个民族,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壮族文化成为桂西北整个地域民族文化的主导,但是,和整个广西的民族文化都是以壮族文化为主不同的是,多民族源远流长的相濡以沫,使桂西北的民族文化又是多姿多彩的。东西就这样说过:“我本来生活在汉族地区,但汉族地区在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它其实也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这是肯定的,那种无形中的影响肯定有。”[5]这恰恰说明了,尽管在意识中有着对本民族的认同,但是,由于生活在桂西北这样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不同民族间的差异实际上已经在无意识中认同和消解了。
三、偏域地区带来的文化心理
鬼子出生在广西仫佬族人聚居的河池罗城。罗城是全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仫佬族作为一个广西境内仅拥有11万人口的少数民族,约占中国仫佬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人口并不多,却以重教育闻名。据了解,在中国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中,仫佬族大学生所占比例仅次于朝鲜族。他们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日常交流却使用着跟汉语截然不同的仫佬语,因为语言的隔阂,鬼子儿时的记忆充满着对言语表达的焦虑,在一次跟大人去镇上卖草药的经历中,鬼子遭受了用汉语交流的窘境,由此鬼子萌生了强烈的掌握汉语表达的愿望:“如果想走出那片土地,如果想与外边的人进行正常的交流沟通,就不能只有一张呆呆的诚实的脸,也不能只学会对着别人善良的傻笑,我们必须掌握他们的汉语,这世界是属于汉语的世界,不是我们那种语言的世界!”[6]对于大多数人生来自然的事情,对于鬼子来说走进汉语的世界却是一个无比艰辛的过程。
同时鬼子也从仫佬族特有的文化底蕴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气。仫佬族人聚居的罗城山清水秀,风光秀丽,风情奇特。仫佬山乡又是歌仙刘三姐的第一故乡,无人不会唱歌,无事不要唱歌,无处没有歌声。仫佬族群文化可以说发源在民族的歌声中,山歌成了他们倾诉的一种独特方式。正如“三剑客”之一东西去罗城看了那山那水之后,在游记《悲剧美》中说:“也许是一种巧合,抑或是山水的暗示,反正到最后,我从仫佬族文学作品,包括口头文学作品里,读到了强烈的悲剧意识,比如潘琦多次在文学会上引用的山歌:苦兮兮,苦兮兮,好比树蔸挨剥皮……这种悲剧意识是山地民族较为普遍的特点。”[7]鬼子就是在这种浸染着民族氛围的环境中成长的,他新颖、独特的思维方式,他平实而有力度的叙述语言,他作品中对孤独和苦难的表达无不与这种民族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东西出生和成长的广西河池地区天峨县。从经济发展状况来说,这里是欠发达地区;从全国的视野来说,这里偏远而闭塞;从文化发展方面来看,这里也十分落后欠发达。但可贵的是,这里纯净而自然,清新而富有灵性,是一个适合生长幻想和好奇的地方。东西的小说,那些以乡村为背景的作品,之所以有灵性、有品味、有意韵、有一股震撼力和穿透力,就来自于他内心深处的乡土情结,来自这方水土的启示。
东西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尤其是在他早期的大多数作品中,都爱把小说的环境设置在乡村之间,以乡村作为其作品的现实背景,描摹乡村的人物故事。在作品中,他力求在主题上、叙述上打破乡村题材的禁锢,寻找新的叙事视角,彰显了先锋性的一面,回避了那种典型的、传统的农村生活故事,只是撷取了乡村的气息,着重从精神方面试图解构乡村情景。
中篇小说《祖先》故事地点发生在一棵枫。这是一个虚设的村庄,但那里的河流,那里的枫树,却正好构成了一个桂西北山村的缩影。小说的女主人公冬草,原本是桂平巨贾的千金小姐,她在自己心爱的男人寿光死了之后,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走了百多里黔江、几百里红水河和枫树河,把寿光的灵柩运送到他的故乡一棵枫。到了一棵枫后,冬草被寿光的前妻竹芝强行扣留下来,供村里的男人淫辱,以换取水田,最后又把她嫁给村里最丑陋的男人扁担为妻。在桂西北这片土地上、在异地他乡的艰苦环境里,冬草奋力挣扎和反抗,但都无济于事,最后不得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在枫树河旁扎根生子,成了一名真正的一棵枫人,成了“我”的祖母。“一棵枫”的人物故事,也正是桂西北人物故事的缩影,里面有野蛮和愚昧,但也有真情和智慧。作为叙述者,东西的目光和笔调都是冷峻的,他为我们展示了小人物命运被压迫、人性被扭曲的残酷性一面,也展示了小人物内心里富有真情、敢于挣扎的现实性一面。这些调子,与这方水土上贫穷的文化有关,也与这方水土上的真实情感有关。在作品中,作者还力求在语言、习惯、风物等方面凸现桂西北的特征,尤其是运用桂西北富有特色的山歌来为情节作铺垫,就是最好的明证。
基金项目:
本文为广西工学院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部分成果。
注释:
[1] 参阅《宗经》、《辨骚》诸篇
[2] 《隋书·卷七十六》
[3] (法)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页
[4] 黄伟林:《边缘的崛起——跨世纪的文坛新桂军》,《民族文学》,1999(6),第91页
[5] (德)孙志文著,陈永禹译,《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67页
[6] 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17-418页
[7] 东西:《时代的孤儿》,昆仑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作者:
于哲霏广西工学院艺术与设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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