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宋元方志丛刊》 南宋 漏泽园 不均衡型
宋代是中国地方志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它一方面承继了唐代的图经纂修制度,全国各地普遍修志,据统计两宋时期纂修的志书约有800 余种[1]。另一方面宋代志书的内容较唐代图经更为广泛,人文历史内容占据主要地位,正如张国淦先生所述“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为一编。”[2]现存于世的完整和较为完整的宋代方志大约四十余种,所涉地区有今上海、陕西、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其中41 部都被收录于《宋元方志丛刊》,这些志书对于考察记载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风情、人物等都具有非常宝贵的史料价值。本文即以《宋元方志丛刊》中南宋时期27种方志为据,借以管窥南宋时期漏泽园的设置、经费来源以及日常管理诸方面的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南宋慈善事业的不均衡型。
漏泽园创始于北宋中后期,官方立为义葬之所,取泽及枯骨、不使有遗漏之义。宋朝“以文治国”的理念,以及北宋中后期开始出现的社会矛盾的加剧,始着力于官办慈善事业的创建,以起到安定社会、抚慰流亡之效,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慈幼院、漏泽园等机构广泛建立,在中国慈善事业史上具有着划时代的突出意义。其中,漏泽园的设置又因为切合于儒家的终极关怀而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延续到宋以后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下面,我们将对涉及漏泽园的各个方面逐一加以考察。
一、兴建缘起及时间:
《宝庆四明志》卷三载:“(崇宁)四年五月诏曰:天下承平日久,民既庶矣,而养生送死尚未能无憾,朕甚悯焉。今鳏寡孤独既有居养之法,若疾而无医则为之置安济坊,贫而不葬则为之置漏泽园。”从中可见,漏泽园之置,对于人民的实际效用在于所谓“送死”,即使死有所葬,不至抛尸荒野;而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则体现了其对百姓疾苦之“悯”,即对百姓的关爱。这一点,连皇帝自己也颇以为豪,徽宗就曾自叹道:“朕施实德于民”,“朕之志于民深矣!”[3](5023)然而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漏泽园等慈善机构的设置,固然包含了统治者的恤民之情,但更加重要的是通过相关机构的建立以起到安定社会的目的,这从漏泽园的设置时间上也可以看出些端倪。
从《宋元方志丛刊》所见,漏泽园最早设置的时间在崇宁三年(1104):“崇宁三年二月有诏收葬枯骨:凡寺观旅榇二十年无亲属及死人之不知姓名及乞丐或遗骸暴露者。”[4](6959)又,“崇宁三年以人物繁庶,贫无以葬,寄留僧舍或委弃道旁,令州责之,县选有常住僧管干”[3](5023)。随后,各地兴起了一股兴建漏泽园的高潮,目前方志中所见的漏泽园大都见于此时,如:《宝庆四明志》所载之奉化、慈溪、定海、昌國、象山诸县漏泽园皆在崇宁三年、四年之间,《咸淳临安志》所载之钱塘、仁和两县也是建于此时。南宋绍兴年间应该也有一次集中修建之机:“绍兴十四年,诏临安府措置漏泽园。”[5](4175)溧水州的漏泽园即于此时建成[6](5753)。
崇宁也好,绍兴也好,漏泽园的修建时间无不都是在社会矛盾尖锐化之时。此时,漏泽园的修建不仅能够体现统治者的“志于民之深”,还能使当前的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难怪其修建都是在乎此时了。
二、地点、经费及管理人员:
漏泽园的所在地,多数方志都有所记述:“漏泽园(奉化)县西北十里”、“(慈溪)县西南三里”、“(定海)县西一里一百八十步”、“(昌国)县北一里”、“(象山)县东北三里”[3](5179,5230,5247,5263),“余杭漏泽园在县东七瑞安乐乡南渠河之南,临安漏泽园在县西三里,于潜漏泽园在县南三里,富阳漏泽园在后岭去县一里半,盐官漏泽园在县西三里,昌化漏泽园在县西二里”[5](4175)。可见,漏泽园都是建在县城之外稍有一段距离之处,且“择高原不毛之土”[4](6959)以为之所。漏泽园毕竟是墓地,它不能像养济院、慈幼院等其它慈善设施一样设在城内,从而也成为唯一的一种设于城外的恤民设施。
还有,漏泽园的选址一般在寺院附近:比如赤城县的“漏泽园在城东法安院侧”[7](7320),“溧水州漏泽园南门外华胜寺前”[6](5753),赤城县在为漏泽园选新址时也将之安排在寺院之侧:“且求园外地及威神院侧后岭庵三所置新园,永为邦人聚葬之地焉”[7](7320)等等。这是由于漏泽园的具体管理人员多是僧人的缘故。在崇庆三年的诏书中就有“选有常住僧管干”[3](5023)的语句,在各地方志的“漏泽园”条中也颇多提及僧人是漏泽园的实际负责人:《会稽志》卷十三即明确指出:“州县命僧主之。”《咸淳临安志》、《宝庆四明志》中的记述也很清楚:“选僧二名主管”、“桞亭院僧主之”。
作为漏泽园的主持者,僧人也有不尽忠职守的,甚至要乡人来代为之劳:“守以僧行力不任,近舍有民王姓者自为之守”[7](7320)。甚至有僧人贪恋度牒和紫衣而“析骸以应数者”[4](6959),从而导致了百姓甚至政府的不信任。
漏泽园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来自提举常平司:《会稽志》卷三:“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至于花石应奉,皆于此取。”《宝庆四明志》卷三亦云:“以常平钱置。”僧人管理费亦由此出:“月给常平钱五贯,米一石”。常平司还是漏泽园的政府主管部门:“令诸路州军一体措置施行,仍委常平司检察”[5](4175)。二是来自官府为之设置的官田的田租。《会稽志》卷十三云:“乃若无力归藏,请于官给所费……度地得二所:其一镇坞,广四十亩;又其一洄涌塘傍十余亩,由是义冢之规立矣。”
三、园内布局与管理:
诸种方志对漏泽园园内布局的详细记载为研究南宋时期漏泽园的建置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其它史料所罕见,对漏泽园布局之记载即是显例。
漏泽园四周皆“四缭以墙”[7](7320),“周以墙栅庇以土地所宜易生之木”,即将之与外界环境隔开,并且防止闲杂人等入内:“禁无故辄入及畜牧者”[4](6959)。《赤城志》卷五对园内的布局有详细的描述:“园内立墙,墙内分为若干层,层分为若干穴。自东取西或自南取北,每穴地广七尺,修一丈,比葬掘深五尺。每三层横穿一沟,沟广三尺,深六尺,仍相一低处笕沟水出溪”。《会稽志》卷十三所载则显示了男女之别:“两隅分峙,男女以辨。”然后,又于每个墓穴之前“画图传籍备录,分藏闾里,姓氏次第刻着,申命缁黄以视,墓室邱封广列,尚为后图,庶几有以继于此也。”“人给地八尺,方砖二刻,元寄之所知月日乡里姓名者并刻之,暴露者官给轊。葬日给寓镪及祭奠酒食,墓上立峰。有子孙亲属而愿葬园中者许之,给地九尺,已葬而愿改葬他所者亦听。”《咸淳临安志》卷八八也提及入葬者的资格:“凡寺观寄留槥椟之无主者,若暴露遗骸,悉瘗其中。各置图籍,立笔记识,仍置屋以为祭奠之所,听亲属祭飨。”可见漏泽园之“立法皆甚备”[4](6959),不仅园内设置整齐有序,而且对于入葬人员的资格规定也相当宽泛,不仅对于无名尸首予以收葬,对于贫困有子孙而愿葬于或者改葬于园中者也广泛接纳,还在入葬之日由园方提供“祭奠酒食”等,其服务措施不可不谓细致而周到了。
设置既然如此良善,其效果也自然为人所瞩目。《会稽志》载:“建炎初,翟参政汝文为守时,亦收四郊暴骨葬园中;知山阴县王朝议饎主之,得骸千计”,“自庆元改元夏迄于冬十月,野处之棺,官为覆藏者凡千二百九十有奇,据籍可考,至是泽及枯骨矣!自今不燎于原,不沦于川,不暴于野,是则公拳拳之志也。”[4](6960)另外,从漏泽园的墓穴数量也可窥此问题之一斑:赤城县原来的旧墓地容量达到一千五百四十八人,后来新增三处,墓穴随之增加了两千五百个[7](7320),其泽民之众由此可见。
四、余论
以上我们着重讨论了南宋漏泽园的诸方面,但是有两点仍然是需要我们加以注意的。第一,漏泽园作为政府以及地方的一种善政,的确惠众极广,但是在具体施行中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除了我们刚刚提及的守园僧“行力不任”外,实际存在的问题可能更多。施宿就曾扼腕叹息曰:“(立园)久之,有司奉行颇过,至有分为三园,良贱有别;又葬日及岁时设斋醮置吏卒,护视守园僧以所葬多为最得度牒及紫衣,遂有析骸以应数者。久之,始诏裁损。自军兴多故,遂益弛。”[4](6959)况且,百姓对此感恩戴德的同时,有时也并不买账:“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谚曰:不养徤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8]因为措置不当,一时之德政竟为百姓所埋怨,可以想见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着种种有待思考的问题。
二是通过漏泽园的设置可以管见及南宋慈善事业的地区不均衡性。《宋元方志丛刊》所收南宋方志27种,其中南宋中央政府所在地即大致今浙江地区方志有14中,其它地区如江苏、福建、安徽、湖北等地的方志有13种,二者相差无几。然而,在《宋元方志丛刊》中见于记载的漏泽园的所在地则绝大多数在前者的辖境之内,其它地区所见的只《至大金陵新志》中有载。这一巨大的差距恐怕并非偶然的。考虑到漏泽园作为地方的一项善政,以及方志彰显功绩的特点,其在方志之中漏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唯一的解释是这种记载上的差异恰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即在漏泽园设置上的地区不均衡性。《咸淳临安志》卷八八中所见的一些片段的记载也许可以部分回答这一疑问:“其在临安府者中更多”,同卷还记载有有诏书专让临安府一地措置漏泽园:“绍兴十四年诏临安府措置漏泽园”,而不涉及其它地区,可见中央政府对于京师之地的重视或者偏向。
《宋元方志丛刊》为我们考察南宋历史提供了难得的珍贵材料,我们对南宋时期漏泽园建置的考察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在考察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则还需要我们结合其它更加广泛的材料来源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1]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M],三联书店,1983.32.
[2] 張国淦.中国古方志考[M],中华书局,1962.3.
[3](宋)胡榘修,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M],中华书局,1990.
[4](宋)沈作宾修,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M],中华书局,1990.
[5](宋)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M],中华书局,1990.
[6](元)张铉纂修.至大金陵新志[M],中华书局,1990.
[7](宋)黄醟、齐硕修,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M],中华书局,1990.
[8](清)潘永因.《宋稗类钞》[M],文津阁四库全书版第344册.241
作者:
张芳芳 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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