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蔚青

　　我试图寻找的哈尔滨记忆，行进在弯弯曲曲的狭窄走廊里。有人说没有离开过故乡的人没有故乡，这话有些拗口，却说明了一个道理，永在故乡的人，睡眠都是安稳的，而远离故乡的人，却如失根的飘萍，夜半醒来，身体好像在夜航的船上随风飘摇。夜是黑的，思绪却起伏不定。我便沿着思绪的藤蔓，慢慢地攀缘着，回故乡去。

　　这座城市，即使用我游历过异域的眼光看，也是与众不同的，俄风欧雨在这里留下开放的痕迹，在哈尔滨近年的建筑中，还保有欧式风格，夏天的街道，也会在绿地上建几个欧式的圆柱。可见这个城市人们的品味。早年建造中东铁路时形成的俄罗斯风格，依然存在于这个城市，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审美标准。工人文化宫的巴洛克建筑，秋林公司的欧式建筑，石头道街的石头方块马路，记录着这个城市在西来之风中成长壮大的历史。

　　我曾在布拉格看到与哈尔滨石头道街相同的石头路，质量却不如哈尔滨的石头道街。布拉格著名的老城广场，在那里吃一盘意大利面条都是高价，坐在凉伞中看女人们细长的高跟鞋，结实有力的小腿，缤纷的花裙子，敲击着那些不规则的狭窄而随时就势的广场，凹凸不平的地面没有让那些细如酒杯的高跟鞋失去平衡，她们走得飘逸而安稳。她们享受那经历过布拉格人诸多岁月的广场上的颠簸和风情。相比之下，我们用沥青遮盖了的石头街道曾经是多么整齐而华丽，多么地赏心悦目。可庆幸的是，我们现在还保留着中央大街，它让我有一天，也可以坐在故乡的街道上，回忆往昔。

　　一

　　我童年的哈尔滨记忆中，最难忘记的，是被称为“移动的木房子”的摩电车。始发站叫做摩电头，坐落在文昌街上。那是一种在两条铁轨上行驶的电车，木质长椅，长椅上方是圆形的吊环，车开起来，吊环就哗啦哗啦地摇晃着。我还记得童年时试图用手抓住吊环的心情。从十岁开始，我常常独自站在靠近司机的木椅边上看怎么开车，幻想能抓住那些摇晃如风铃的吊环。我夹在人群中，仰头看那些抓着吊环的手臂，如果有一只胳膊弯曲着，那一定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我每次都伸直手臂，踮起脚尖去够那个吊环，有时因为憋足呼吸，憋得上气不接下气。开始只是手尖能够到，有时站立不稳，就会随着电车摇晃，险些跌倒也是有的，但我堅持不坐下来，因为摩电上的吊环对我是那么巨大的诱惑，那是我急于成长的心情，也是我急于证明自己强壮的心情。

　　长大吧，长大吧。长大就好了。萧红的爷爷在深夜中的叹息，一直萦绕在我耳边。

　　一直到搬离文昌街告别摩电头，我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还只能用四个手指尖摸到吊环。

　　我能够用手掌抓住吊环是在维也纳。那年去维也纳，朋友把维也纳的摩电当作一个景观来安排。傍晚来临，夜风习习，维也纳音乐厅的街心花园中坐着饮酒享乐的人，树叶在路灯的光中细密地摇摆。维也纳的夏夜，充满氤氲的温馨，朋友说乘摩电车可以环城游览这美丽的城市。这样说时，来自南方的朋友无比欣喜和好奇，我便随他们跳上车。

　　摩电车叮叮咚咚地开着，非常缓慢，在这城市的光影之中，有点微醺。朋友们好奇地叫起来。

　　好像在童话中一样。有人叹着气赞美说。

　　只有我默然不语。

　　你不觉得好玩吗？他问，这是维也纳人为之骄傲的景观呢！

　　或者是吧。我想。我站在靠近司机的木椅边，一伸手，轻易地抓住了吊环，使用手掌。我十岁时的梦想，终于在遥远的欧洲得以实现。

　　我的故乡再也没有摩电车这个古老而美丽的景观了。那曾经在洁白的雪地上摇摆着一车吊环叮叮咚咚向前走的红色摩电车，被现代化的汽车取代时，人们是感叹现代化的进步，还是童话世界的消亡？我们一直向前走，总是嫌自己走得不够快，不够超英赶美，不够现代化，却没有想到欧洲还保留着这些被我们拆掉的古老，并把它们当作文化和传统发扬开来。

　　印第安那个睿智的酋长曾经说过，不要走得太快，等等灵魂。

　　二

　　寻找哈尔滨记忆，我常常迷失在层层叠叠的街道里。

　　从摩电头搬出来，我们住在革新街附近，我还记得靠近士课街那个老旧的教堂，那时还被尘土和杂物封锁着，但我却会在每次走过时仰望那个沉默的阴影。宗教，神秘塔楼，传教士——当年经过地下渠道得来的一本书上，记载着传教士利用教会控制中国人的故事。宗教是麻醉人们的鸦片。我每次仰望时都会想起这句名言——这个沉默而阴暗的教堂中，真的发生过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吗？

　　革新街与奋斗路交叉的路口处，是长虹电影院，那是国庆小学看电影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看过《海岸风雷》《第八个是铜像》《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第八个是铜像》的倒叙手法让看惯了国产片的我们一时懵懂。

　　你看懂了吗？有人问。

　　我们相互看看，没有人回答。

　　我们当年看不懂的，不仅是文学手法，还有那些带有异族风格的人物和他们的命运。南斯拉夫电影是以一种全新的风格，进入我们少年的生活。尽管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反映的都是保家卫国反对入侵的主题，但是，因为民族性的不同，电影展示给我们另一个世界。比如《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着实打破了我们概念中常规电影的风格。情节跳跃比较大，人物语言简练有趣，尤其是电影中的镜头保有欧洲电影色彩浓重的特点，人物性格也有不可捉摸之处。真假瓦尔特，谁是叛徒，德军的劳弗尔行动是什么，德军盖世太保和秘密警察的形象，这些都给少年时期的我增加了新奇的感觉。更确切地说，南斯拉夫电影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世界，不同种族的不同生活，不同的生活状况，甚至人物的服装，还有些不同的新概念，比如老钟表匠对女儿说，有人在战斗，有人在等待，你是一个姑娘，你应该等待。这让少年的我很惊讶，因为在此之前，我以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像卓娅一样勇敢战斗，她也是一个姑娘啊！

　　电影是展示人们精神世界的艺术。电影向我们展示新的世界，尤其是当你置身于电影院中。电影院是一个虫洞，是现实生活和虚幻生活的交叉口，你进了电影院，坐下，电影开始，穿越开始，到结束时你茫然地坐在灯光大亮之处，也许背景音乐还没有结束，你大睁双眼，看着纷纷离开的人们，座位的座板发出啪啪的声响，你茫然地站起来，却并不知道走向哪里，刚才激动人心的故事还在脑海中持续着。那德军盖世太保说，看这座美丽的城市，他就是瓦尔特——endprint

　　而含义深刻的接头暗号，仿佛隐含着某种隐喻和不可知的命运——

　　空气在颤抖，

　　仿佛天空在燃烧，

　　暴风雨就要来了。

　　很多年过去了，再次看完这部电影，心情和感觉全然不同。我轻易地叫出肖特、杰斯、康德尔的名字，我知道他们所有人的命运，我与电影同时说着近四十年前的台词，我与他们一起揪出来藏在游击队中的德国人，和年轻人一起到解放区去，唱着歌走。在山坡上真假瓦尔特徒手一搏，真瓦尔特身着一件棕色小格子西装，潇洒利落，一拳就把假瓦尔特打下山去——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当年那个陌生的瓦尔特，已经变得像小伙伴一样熟悉，而那个美丽的萨拉热窝，已经成为我精神故乡的一部分——

　　我还记得与长虹电影院一街之隔，有一个老人，夏天时坐在街边焊洋铁壶。他人很瘦，头发早已脱落了。他只管低头焊洋铁壶，却不说话，很专注地做事情。他的身边摆满各种洋铁壶，也有闪着银白光的大圆盆，可以洗衣服，也可以给小婴儿洗澡。印象最深的是他旁边的树上，总是挂着一两只黄绿色的鹦鹉，在木杆上或卧或立，却不叫不飞。我仔细看过，它们的脚都用绳子系在木杆上。鹦鹉最奇特的是嘴向里弯着，好像自己要咬自己的脖子，眼睛瞪得很大，像老人一样沉默。偶尔有人逗它们，它们就会发出一两句愤怒的叫骂，那人只好讪讪地笑。我每次走过都会回头看，不知为什么，那个场景一直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少年的我手拎着布袋子，里面装着肉票豆腐票钱票，去革新街商店买东西。在阳光灿烂的天气，走过焊洋铁壶的老人，那鹦鹉弯着嘴，一声不吭。

　　沿着奋斗路一直向上走着，就到了第九百货商店，那时我几乎每周都去九百买地板蜡，我们的新居，是一个俄式的房子，搬进去时地面是黑色的，好像是一层油漆布。有邻居发现，把这层黑漆布掀起来，下面都是细长条的质地极好的木板，于是一栋楼的人都纷纷开始家庭革命，把这层黑漆布拆下来，再把地板涂成暗红色。暗红色的地板非常漂亮，各家各户又开始给地板打蜡。

　　我记得一楼靠在角落里的那个柜台，像雪花膏一样装在大罐子里的白得透明的地板蜡。头发烫成花卷的营业员穿蓝色大褂，把我带来的广口罐头瓶子放在秤上，称一称，装好地板蜡，再称一称。

　　二两！她大声说。我急忙把钱递上去。

　　我把地板清洗干净，用软布蘸上地板蜡涂一层，再用力地擦，一直擦得能照出人影。后來得知北京人不擦地板，倒是上海人擦地板，他们叫养地板。有的人家比我还多一层工作，就是用细铁丝圈成一个圈，在地板上不停地蹭，养地板的最高境界是木板纹理都浸满油蜡，闪烁出明亮的光。

　　打蜡地板。上海人爱这样说。有打蜡地板的房子是一种身价。

　　而哈尔滨打蜡地板的传统与上海很相似，这大概因为哈尔滨历史与上海历史在殖民方面颇有相似之处。

　　在蒙特利尔买房之后，我突然生出要培养打蜡地板的心情，却一直没有买到地板蜡。有人告诉我说把白蜡烛和柴油放在一起稀释即可。我依言做了，却并不是第九百货商店那样的。世事变迁，现在的地板花样翻新，已经不必再用这样的方式保养了。

　　三

　　再向前走，就是儿童公园。那里的小火车是哈尔滨的骄傲。记得每年六一儿童节时，不管多忙，母亲总会带上我和弟弟去儿童公园。六一开始，哈尔滨真正的夏天来了，我们可以穿黑色丁字口的皮鞋和短袖衫。我还记得公园里的花团锦簇的盛况，也记得小鼓手们骄傲的模样。

　　小乘警小列车员小列车长，几十年过去，你们都在哪里？你们是不是实现了少年的梦想，成为了真正的乘警列车员列车长？如今我在繁华的大街穿梭而行，儿童公园原本简洁的铁门已经被酒吧咖啡、迷幻城堡覆盖，就像现代生活覆盖了过去一样，就像岁月覆盖了往昔一样。然而我心中的某样东西依然挂在儿童公园简洁的铁门上。岁月沧桑，来而又往，我的童年一直没有被完整地覆盖住，它在黑暗中露出一角，直视着繁忙的街道和城堡一样繁复而厚重的公园的大门。

　　因为这是我的故乡，我的童年。

　　余秋雨曾说过，诸般人生况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异乡体验与故乡意识的深刻交融，漂泊欲念与回归意识的相辅相成。当我站在写满童年记忆的街道上，这句话再清

　　晰不过地说出我的心中所想。

　　这条街，如今改了名，奋斗路一去不复返，现在它叫果戈里大街，恢复了1925年时的名字。名字的恢复，越过中间的沧桑岁月，好像刻意地掩盖什么，又仿佛为了涂抹掉曾经有过的历史，回到另一段历史。历史就这样被裁来裁去，裁得支离破碎。然而，我们真的能裁掉某些岁月，回到从前吗？

　　朱自清在给陶行知的信中曾谈到三十年代的哈尔滨，他谈到那些喜欢坐在街边纳凉的外国人。那时哈尔滨，仅犹太人就有两万人之多。盛夏的夜晚，他看见许多西洋人坐在街边的长椅上纳凉，反而看不到那么多的汉人，好像这个城市是西人的城市。朱自清对这个中国边疆的异域感觉新奇，并认为这里相对中原，文化尚未开发。这种以中原为主流文化的看法，其实是对哈尔滨中西交融的文化不够了解的缘故。因为文化从来就是多样的。在萧红的小说中，很多篇幅是描写三十年代的哈尔滨，她从呼兰河走出之后到去北平之前的时间，都在哈尔滨生活。道里的街道、旅店、大杂院、牛奶瓶、列巴，夹杂着萧红饥寒交迫的生活，还有爱恨交加的感情生活。这些情感的象征和故事里的场景，形成萧红文学风格的主要元素。而正是这种中西混杂，带有鲜明异域风情的元素，让萧红的作品与众不同。

　　萧红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她在北京日本和香港时写的，在日本期间，被她称为“黄金时代”。而谁能说，哈尔滨不是萧红记忆中的故乡？

　　四

　　让我继续沿着奋斗路向上走吧。这样走时，我的灵魂就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哈尔滨，我的哈尔滨记忆就会源远流长地继续下去。时间是一条流动的河流，我们不可能踏入那河流两次，然而空间却是固定的，尽管楼房拆了又盖，盖了又拆，但是，我心中那条街还在。

　　现在，我们来到了秋林，来到奋斗副食商店，来到南岗书店。哈尔滨的食物很洋化。人们喜欢面包香肠胜过中原文化。秋林的锅盖面包据说每天只生产若干，限量版很是走俏。这种面包炭火烧烤，外焦里嫩，有种酸酸的发酵味道。岁月流逝，新式面包越来越多，走在市中心，各色面包房无处不在。有些果酱的、豆沙的面包，很像我在蒙特利尔唐人街吃到的味道。哈尔滨红肠是我一直怀念的，本来我一直认为，那是只有哈尔滨才有的风味。直到有一天，在蒙特利尔的一条小街上，看到一个叫肖邦的小餐馆，外边挂满香肠的广告。一时好奇，进去问了，原来是来自波兰的一对老夫妻经营的。小店柜台只有三米长，两米玻璃柜里摆着一些自制的红肠，一米是糕点。我很惊诧地看到柜台里面红肠的形状和成色，都很像哈尔滨红肠。当场品尝了。当我告诉老板，这红肠与我们中国哈尔滨的红肠相似时，他瞪大了眼睛。endprint

　　与中国红肠一样？他不可置信地问道。

　　是的，哈尔滨。我笃定地说。据说那里的红肠来自俄罗斯。

　　俄罗斯？他重复说，然后点点头。那很可能。也许是从我们波兰传过去的。他说。

　　波兰人是世界上最爱国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因为每一个波兰人，当你刚认识他时，他都会很骄傲地告诉你，我是波兰人。

　　波兰只是一个小国，波兰从没有称王称霸，但波兰人却有骨子里的骄傲，他们的骄傲来自于这个小店的名字——肖邦。那个死在异国却把他的心脏带回祖国安葬的音乐家。音乐没有国界，但音乐家却有祖国。

　　至于锅盖面包和列巴，我一直没有找到，我到俄罗斯人的商店寻找过，没有找到，倒是找到了格瓦斯，气足量大，看起来很混沌，保持着发酵后的色泽。相比之下，现在哈尔滨的格瓦斯，口感柔软细腻，已经成了中国式的饮料。

　　而酸菜却容易找到。我刚到蒙特利尔时，是在唐人街买的，后来在西人超市里发现了酸菜罐头，切得细细的丝，装在透明的玻璃罐里，比一般的罐头大，足有两磅重。开了盖儿，压得极严实，酸且脆。用料不是我们的大白菜，是大头菜。西人超市里有三种大头菜，最硬的那种，炒起来最容易软，却不好吃。还有一种，叶子有细细的皱纹。介于二者之间的才是我们北方的大头菜，被冠名为台湾白菜，还有的标为高丽菜。北京人叫它圓白菜，我们东北人叫它大头菜，不同的名字代表了它的所属地，就好像东北的扫帚梅，到西藏叫格桑花，到了欧洲叫波斯菊，其实都一样，都是相同的物种。

　　冬天雪后，走在街道上，感受着故乡和异乡的不同。我是个害了乡思病的人，总是不由自主地比较所有事物，哈尔滨的雪与蒙特利尔是不同的，因为地处内陆，哈尔滨的雪如沙如粒，踩在靴子下面嘎嘎作响，蒙特利尔是个四面临水的大岛，雪花浸润了多余的水量，如棉如絮，松软有加。我踩着雪经过道外，看到残损破败的巴洛克建筑，那里已经无人居住，曾经温馨的四壁裸露出来，仿佛一张空洞的嘴，我想象这里曾经有过的杯盏和晚餐，行走过的脚步和晾晒过的衣衫，如今一无所有。黄白相间的外墙，欧式风格的画柱雕梁——卷曲头发的欧式雕像低着头承受着重量，看不到他们的眼神，他们沉默无语。

　　曾几何时，这个城市开始没落了，没落来得突然，来得悄无声息。在其他城市急速崛起的时候，缓慢的进步就是落后。

　　我们始终还有某些与众不同的历史，也被悄无声息地埋没了。比如行走在洁白雪地上红色的摩电车，那些布拉格人无比珍视的石头道——这些文化的元素和历史的标志。所谓文化，并不只是现代化，而是现代化中永恒的古老元素。

　　如果忘记了历史，如果把这座城市的记忆抹掉，我们还有什么？

　　走过一条街，每块牌匾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河南驴肉，四川火锅，内蒙羊排——一直走下去，能看到华梅西餐厅，东方饺子王。哈尔滨已经不只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还拥有中国各地名小吃，而哈尔滨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居民来自山东河南河北。他们带来了戗面馒头吊炉烧饼莲花落和豫剧。蒙特利尔人喜欢夸耀自己的城市，说它是欧洲进入北美的通道，而哈尔滨其实也是，它是欧洲进入亚洲的入口。它的多元文化，深植于哈尔滨人的思维意识、审美趣味中，已经成为哈尔滨文化的一部分。只是这许多年，人们忘记了这座城市的重要和曾经有过的辉煌。

　　而现在，每年冬来，许多人做候鸟去海南避寒了，新一代的孩子们正奔赴在去世界各地的路上。在他们眼里，哈尔滨又寒冷又落后，它曾经有过的共和国的长子地位和东方小巴黎的美誉，已经衰落和消亡了。

　　我爱这座城市吗？我站在街头想。冷风吹过我的头顶，眉心间一片沁凉。只是十一月，哈尔滨已经开始下雪了。

　　你在哪里度过了青春时节，哪里就是你生命的圣节。

　　海明威这样说。他的话，回答了我曾经有过的所有焦虑和疑问。

　　责任编辑 刘云开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