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卉

　　摘要:《大学》是《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是古人诵习的重要儒家经典之一,它对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思想文化诸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大学》的内容而言,它并不是文论,但作为儒家思想的经典之一,它却和儒家文艺思想有着间接的关系。本文通过对《大学》的分析,来具体阐释二者的关联。

　　关键词:《大学》 儒家 文艺思想

　　宋明理学家把《大学》的基本内容分为“三纲八目”,这种说法普遍为学者所接受。“明明德”、“亲民”、“至善”是大学的三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的八条目。三纲是目的,要实现三纲就要八目,在八目中,则以修身为中心。“格物”(追求事物的根本道理)、“致知”(获得知识)、“诚意”(意念真诚)、“正心”(端正自己的内心)都是为了修身,身修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跟儒家文艺思想并没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大学》中的一些内容,它的言说方式等却和儒家文艺思想有着间接的关联。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大学》为儒家文艺思想提供了依据。

　　一、为儒家文艺思想提供存在的依据

　　《大学》的核心是修身,修身以达到“至善”,“至善”而后“知止”,“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实也是文艺创作的过程。人要完善,完善后才能有坚定的目标,有了坚定的目标,然后才能心绪安定,心绪安定然后才能神志专一;神志专一才能深思熟虑,而后才能获得最佳的结果。文艺创作需要创作者具有完善的自我,而且要不断地提高自己。这个完善的自我并非完美的个人,而是指通过“格物”(追求事物的根本道理)、“致知”(获得知识)、“诚意”(意念真诚)、“正心”(端正自己的内心)以获得自我的提升,然后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去。修身既可以看作是进行创作的前提,同时,这些达到“身修”的途径也可以作为一个人创作的过程。要创作总要先收集资料,获得必要的知识,有了材料的积累,然后才能集中精力投入到创作中去。叶燮在《原诗》外篇中就提到作家必须入世“格物”,丰富自己的社会生活经历,然后才能做“志士之诗”。“吾故告善学诗者,必先从事于‘格物,而以‘识充其‘才,则质具而骨立,……而免于皮相之讥矣。”陆机在《文赋》中提到创作过程时曾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愤”从外物和书籍中获得知识的积累,然后“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集中精神进行思考。

　　“诚意”在修身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人要修养好自己的品德,关键在于“诚意”。诚意就是要意念真诚,不自欺,没有虚假。《大学》对诚意的地位非常重视,“诚于中,形于外”,为了做到真诚不自欺,还要求君子一定要“慎独”,因为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最容易自欺。儒家在其文艺思想也提到“诚”的重要性,“修辞立其诚”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修辞立其诚”就是强调君子自身的诚信品质,以立诚为作文的根本。刘勰在《文心雕龙﹒祝盟》中说:“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 意思是说,“立诚”才能使作者问心无愧,感动天地鬼神,这虽是就“祝”“盟”一类特定文体而言,但也具有普遍意义。王应麟《困学纪闻》云:“修辞立其诚。修其内则为诚,修其外则为巧言。《易》以辞为重。《上系》终于‘默而成之,养其诚也;《下系》终于六辞,验其诚不诚也。辞非止语言,今之文,故所谓辞也。”以为修辞同文饰,讲究的是外在的语言形式美,诚是作文者内在的心性修养,为文无诚心而搬弄辞藻,只是巧言而已。花言巧语,为儒者所不取。

　　此外,《大学》讲人如何成为一个君子,强调人的品德的重要性,注重人的主体性,这为儒家文艺思想中的“文如其人”这一命题提供了某些依据。“文如其人”是儒家文学艺术创造和文学批评价值评判的一个优秀传统,指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或所表现的风格,和作者本人的思想或风格一样,它强调的是一个民族的某种优秀历史文化、个人思想道德修养和独特的主体人格精神对文学艺术创造的决定性影响。孔子很早在《论语》中就提到“有德者必有言”;西汉扬雄在《法言·问神》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之后的王充、曹丕、刘勰、殷蟠、张耒等作家和文论家,也多以不同的视角和话语对“文如其人”这一观念作过鲜明的标举和阐扬。较有影响的是清代的刘熙载的 “诗品出于人品”,其《书概》中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明人冯时可在《雨航杂录》卷上说得更加不容置疑:“九奏无细响,三江无浅源,以谓文,岂率尔哉!永叔侃然而文温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则,苏长公达而文遒畅,次公恬而文澄畜,介甫矫厉而文简劲,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大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有关人与文关系的理论思想,却在很早就提到君子的塑造问题,重视个人高尚道德,内在功力的培养,为后来的文学理论做了思想的铺垫。

　　二、文的教化作用

　　《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又曰: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修身的目的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自身的品德素质提高了,就可以“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母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国家的教化来源于孝、悌、慈,个人的修身对于整个家庭起到教化的作用,把家庭教育好,推而广之就是整个国家,再者就是整个天下。《颜渊》中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可见,《大学》的修身最终强调的是通过教化达到的政治目的。

　　在儒家的文艺思想中也强调文艺作品的教化作用。《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包括风、雅、颂三部分,其中既有关于爱情的描写,也有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孔子一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把真个《诗经》的内容单一地划定为符合他政治思想的作品集,把它视为了进行伦理道德教化的工具。孔子在《论语》中强调“不学诗,无以言”,也并不是从诗歌的情感内涵或语言角度出发肯定《诗经》的作用,而是在当时《诗经》是政治外交的工具。此外,《论语》中还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后来这一理论被成为“兴观群怨”说。“兴观群怨”,从整体上讲,孔子强调还是《诗经》的政治教化作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事君的目的。《毛诗序》中“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更是直白地道出了文艺作品的教化意义。

　　三、《大学》之“正”与儒家文艺观“中和”

　　“中和”是儒家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念,孔子在论诗乐是就很重视“中和”之美,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还说“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怠。” 郑声是一种新乐。“古音以低为大,以高为细”, “郑声”细甚不堪,其乐相犯,突破了古乐的中正平和,过分繁琐,矫饰太甚,是谓“淫”。相对于古乐来说,郑声是是一种节奏变化较多,比较复杂,情感较丰富的音乐,但在孔子看来却太过分了,孔子看重的是有节制、有限度的情感,他的审美标准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和”。而《大学》中强调的“正”(不偏不倚),在某种程度上为儒家的“中和”文艺观提供了基础。修身的一个途径就是正心。正心就是在正偏中选择正,其要避免的就是偏(片面、不客观)。《大学》认为愤怒、恐惧、好乐、忧患就是是四种“不正”的情绪,要竭力避免。儒家对情感抱有警惕的态度,《大学》同样对感性的东西持有中正的立场。另外,《大学》中有:“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 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 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处理事情就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偏执。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五个方面,最容易形成心理上的偏差。修身就是要自知,不受这些偏差的蒙蔽,做到不偏不倚,也即是“中”了。

　　四、方法论上的相似

　　《大学》从头到尾,没有明确的立论,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是直接获得结论,完全单向线性思维。开头就提出文章的“三纲八目”,接下来并没有逻辑严谨的推理论述,而是信笔类推。这种言说方法不仅影响了儒家文艺思想的论述方法,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的文艺思路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其思维方式主要是经验的、直观的、体察的、感悟的,大多数文论采用零散的或片的非文论形式,例如诗话、词话、序跋、评点、笔记之类的。在论述过程中以感性类比为主,而非理性概念推理。整体缺乏逻辑性和客观性。

　　此外,在言说方式上,《大学》中也有儒家“依经立义”的言说方式的雏形。《大学》中就有大量引用《诗经》的段落来阐明某些观点。如在论述“所谓平天下以治其国者”中,就用到《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节彼南山,维石岩岩……”等大量的诗句来进行说明民众和国家的关系。其后的儒家文论中许多都以经为本,通过对经的解读来阐释某种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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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卉(1986— ),女,山东菏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