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梅 曹润宇 谢立团 高文晏

　　摘要:小说《喜福会》中的第二代华裔女儿们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她们成长于美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时代—从大熔炉政策到多元文化主义。在多元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第二代华裔文化身份的建构经历了四个阶段:少年时代自认为是美国人的女儿们与代表中国文化的母亲们冲突激烈,多元文化运动开始后女儿们在婚姻中遇到很多挫折,继而对文化身份充满困惑,80年代多元文化运动势头增强两种文化和解,最后的中国之行是第二代华裔建构文化身份的转折点。第二代华裔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表明多元文化运动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发展也增强了华裔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

　　关键词:文化身份 多元文化主义 第二代华裔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不同地域中不断迁徙,很难用地理和历史因素来界定一个人的文化身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一成不变,应该把身份视为一种“生产”,它是动态的,永不完结、处于过程之中。 [1]

　　一、 美国化的少年时代—1965年以前

　　《喜福会》中的第二代华裔女儿们都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多元文化运动开始之前,所以受同化政策的影响从出生她们就接受了美国文化。Gomez的一份教育报告中指出: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年龄阶段是童年时期,“孩子们对种族、民族和其他文化群体的态度形成于学前时期,幼儿时期就开始确认周围文化的差异,少年时期更容易接受反面的刻板形象”。[2]

　　《喜福会》的“女儿们,不像她们的母亲,并不是通过选择而做美国人的,而是生来就是。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两者之中任一都不能用来确定她们的身份,除非是表面上的”。[3]美国文化奉行自由主义—每个人只代表自己,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第二代华裔由于出生在中国家庭,母亲们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子女,两种文化对比鲜明,矛盾冲突在所难免。女儿们更愿意接受处于强者地位的美国文化,主张自我,反对母亲们对她们的希望和人生设计。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第二代华裔的文化身份处于无法确立的状态。母女冲突的实质就是就是她们彼此未能互相理解双方所代表的文化。小说中琳达的女儿薇弗莱是个象棋天才:九岁时拿到国家级冠军,照片登上《生活》杂志。琳达以自己的女儿为荣,到处夸奖。这让薇弗莱感到非常尴尬,认为母亲是在拿自己出风头:“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么你为啥不学下棋呢?”[4](P80)

　　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受美国文化熏陶的女儿们认为母亲们身上所显露的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和母亲们的矛盾冲突说明女儿们对自己美国人的文化身份是肯定的,对自己的华裔身份是拒绝和反抗的。

　　二、 充满困惑的婚姻—多元文化运动之后

　　多元文化运动开始之后,喜福会的女儿们已经长大成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不幸的是她们按照美国规则处理婚姻问题却遇到了很多麻烦。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第二代华裔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产生了困惑。

　　出生在华人家庭里的女儿们自认为是美国人,她们不约而同地选择白人作为丈夫。比如许露丝后来反省自己选择白人做丈夫时说道:他的父母是来自纽约太兰城而不是中国的天津。

　　但是她们的婚姻并不顺利,因为她们的文化身份与真正的美国人是不同的。“第二代华裔女儿们嫁给白人丈夫,似乎婚姻给她们提供了一个摆脱‘外国母亲和进入主流社会中上阶层的机会—一个她们的母亲没能通过自己的权利和嫁给中国丈夫而得到的机会”。[5]实际上她们坎坷的婚姻没有让她们得到梦想的东西,而且她们被婚姻中的不公平折磨地心力交瘁。

　　这些美国化的女儿们信仰美国规则努力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但是在她们的婚姻或同居关系中却遭受了丈夫或伴侣的歧视和压制。她们在生活中是消极的,这种消极表面看来是因为糟糕的婚姻,实际上为她们被白人男人边缘化负责的应该是文化身份。

　　三、两种文化的和解—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受。1987年的旧金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许多少数族裔反对同化纷纷声称他们的族裔文化是他们身份的一部分。[6]尹晓煌在她的书中说过:“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鼓励了他们探索作为华裔美国人的意义”。[7]在这个阶段喜福会的女儿们已经三十岁左右,三十而立意味着一个个体要在社会中确定自己的位置。这一阶段喜福会的女儿们对母亲和有关中国的一切开始转变态度。母亲不会放弃女儿,女儿也希望了解和接受母亲;女儿们开始记起母亲给她们的关爱,同时当她们尝试用母亲的办法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以前她们所嗤之以鼻的东西现在发挥了巨大作用。代表西方文化的女儿们终于从心底里接受代表中国文化的母亲们。

　　只有通过痛苦的对抗、承认和确认,女儿们才能发现真正的自我和她们与家庭的联系。正如 Jill Krause 在她的文章中所说,个人和群体的身份主要受到“一系列因素的的影响,特别是我们目前进行日常活动的社会和文化语境”。[8]在《喜福会》中夙愿把那架引起她们母女无数争吵的钢琴送给精美作为她三十岁生日的礼物。精美弹奏了舒曼那首《请愿的孩童》,就是那首小时候曾经让她丢丑的曲子。

　　似是第一次,我刚刚发现这首曲子的右边,是一曲《臻美》,它的旋律更活波轻松,但风格和《请愿的孩童》很相近,……在我分别将这两首曲子弹了多次之后,忽然悟出,这两首曲子,其实是出于同一主题的两个变奏。[9](114)

　　作者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意义是深远的: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们是多元文化中的两个方面。

　　喜福会的其他女儿们也都经历了和母亲的和解。总之女儿们开始认同她们的母亲,开始恭听母亲过去在中国的故事,慢慢地接受中国文化。这种理解跨越了两种文化,就像小说中说的那样“它们不可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为它们是同一曲子的两个部分”。[10](89)从反抗到认同的过程是孩子们成熟的过程,也是她们文化身份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就像在美国多元文化的社会中不同的族裔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是需要时间的。

　　四、中国之行—第二代华裔建构文化身份的转折点

　　1987年的中国之行是谭恩美生命中的转折点。谭恩美陪伴母亲跨越太平洋回到中国,她不仅了解了故乡而且也深深地理解了母亲。更重要的是困扰她的文化身份问题突然明晰了。

　　当人们谈论国内战争时,许多人包括我的丈夫都会告诉我“我的曾祖父参加过”。我的确充满想象,但我不会想象它与我有关。我的父母虽然到了美国,但美国历史与我没有关系。现在我最终踏上了这块土地,它的历史、地理深深地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我上学时厌恶历史但现在我一下子爱上了它,而且,我意识到它多么重要,但以前我却不愿承认这一点。[11]

　　中国之行以后谭恩美的写作突飞猛进。她不止一次在采访中说如果她没有访问中国就不会挖掘到心灵深处的东西。

　　同样谭恩美在《喜福会》中描写了精美的广州之行。究竟这个城市的什么感动了她?

　　出租车在一幢豪华的、比希尔顿还要华贵的建筑前停下。“这里是共产党中国吗?”我惊奇地差点叫了出来,……[12](309)

　　精美眼里的中国和她从母亲的故事中听到的中国是绝对不同的。她很吃惊因为她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变化的中国。而她的记忆仍然徘徊在三四十年代充满战乱饥荒的中国。从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起,精美的心里就只有熟悉而没有陌生,这一切来源于飞速发展的中国。

　　中国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广东成为外商投资的首选之地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扇窗户。精美在广州所看到的一切增强了她对中国的信心,也使她从内心深处接受了这个国家。“华裔从日益强大的中国看到了希望:不仅血缘关系和民族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中国越来越强大她们才能在美国提高社会地位,不被美国人当成外人。”[13]

　　结语

　　不管第二代华裔的文化身份建构之路是多么曲折,它与当时的社会背景都是不可分割的。谭恩美正好经历了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虽然她在作品中没直接描写多元文化运动,但毫无疑问小说《喜福会》不可避免的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在多元文化运动中华裔美国作家把中国文化作为有力工具宣扬他们的少数族裔背景,谭恩美就是一个实践者。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编号:S080701

　　参考文献:

　　[1]Stuart Hall,“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From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M].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1990. p225。

　　[2]Gomez, Rey A. Teaching with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ERIC Educational Reports. ERIC ED 1999. 5 Oct. 2008

　　[3]Xu, Ben. Memory and the ethic self: Reading Amy Tans The Joy Luck Club[J].Los Angeles: MELUS, Spring 1994;Vol.19, Issue:1

　　[4]Tan, Amy. The Joy Luck Club[M]. New York; G.P. PutnamsSons,1989. 80

　　[5]Ho, Wendy. In Her Mothers House[M]. Walnut Creek: Oxford, 1999. 169

　　[6]Beard, Carla J. Amy Tans Joy Luck Club[M]. Piscataway, N.J.: Research &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96. 3

　　[7]Yin, Xiao-huang.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the 1850s[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259

　　[8]Krause, Jill. “Gendered Ident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dent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Ed. Jill Krause and Neil Renwick,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100

　　[9] Tan, Amy. The Joy Luck Club[M]. New York; G.P. PutnamsSons,1989. 114

　　[10]Tan, Amy. The Joy Luck Club[M]. New York; G.P. PutnamsSons,1989.89

　　(张淑梅 曹润宇 谢立团 高文晏 ,河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