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屠格涅夫的作品向来以女性形象塑造见长。本文试从其长篇小说《父与子》中女性角色的交际行为特点出发,在语言文化学的视野下,通过分析,总结归纳出不同的俄罗斯女性典型形象。
关键词:《父与子》;语言文化典型;俄罗斯女性
迈入二十世纪后,人文科学研究逐渐向以人类为研究中心的方向发展,语言学家们也逐渐将视线投向语言个性的研究。在此背景下,“语言文化典型”理论(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ный типаж)在二十世纪末应运而生。
“语言文化典型”是指,在特定社会民族范畴内,具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社会民族要素的典型人物。他们有着特定的交际行为(含言语与非言语交际行为)特征,是某民族或某社会群体文化的载体,也是某种特定价值观的体现。如,“俄罗斯十二月党人”,“黑客”等。
文学作品往往是某个民族或社会成员普遍智慧和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因此,在语言文化学的视角下探讨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对理解相应民族的文化观念至关重要。
一、“语言文化典型”理论背景下的小说《父与子》中的女性形象
小说《父与子》常常被看作描写父辈与子辈矛盾、以及阐释“虚无主义”的作品而被广泛研究。学者们通常倾向于分析主人公巴扎罗夫、阿尔卡季和巴维尔·彼得洛维奇的形象,但鲜少有人关注其中的女性角色。而事实上,她们的角色塑造都意义深远。
屠格涅夫的作品被称作俄罗斯女性形象的万花筒,她们的形象构成了“屠格涅夫家的姑娘”这一群体。她们通常被认为是温柔、稚嫩、单纯、善感的化身。但若将目光投向《父与子》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发现,“屠格涅夫家的姑娘”这一概念并不足以描述她们的全部特征。
《父与子》中主要有四个女性角色:费涅奇卡,奥金佐娃,阿琳娜·弗拉西耶芙娜和库克申娜。此外,小说中还塑造了另外两位女性形象,阿尔卡季的母亲以及奥金佐娃的妹妹,但她们的存在,笔者认为,是为了衬托出其他女性形象的与众不同,故此,本文将以前四个女性形象为例进行探讨。
二、语言文化典型之“思想先进的女贵族”
“思想先进的女贵族”的首要特点是追求自由和独立,漠视当时俄罗斯社会过分约束女性行为的礼数,如,将妇女禁锢在家庭、丈夫和孩子身上。这类女性形象的产生与女性解放思想密不可分。
文中的奥金佐娃和库克申娜,在对待男性的态度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先进性。两位女主人公由于不同的原因都各自保持着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奥金佐娃是个寡妇,因此是个自由之身。在奥金佐娃看来,爱情会使人丧失个人价值,只有自身的舒适和安乐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为了守住自由和安逸,她果断结束了对巴扎罗夫的感情。而库克申娜跟丈夫离了婚(离婚在当时十分罕见),没有孩子,所以现在也无牵无挂。
另一个显著特征是行动中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例如,奥金佐娃在父亲去世后,为了摆脱穷苦的境地,毅然决定嫁给其貌不扬,但十分富有的奥金佐夫;当她发现自己由于巴扎罗夫的爱情充满变数而感到恐惧时,便强迫自己摆脱对他的好感;第二次面对婚姻,她选择嫁给了一个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家,这次依旧不是出于爱情,又是经过思考的结果。不同于当时的大多数女性,这类女性试图在生活中谋求自主,而宁愿在情感上选择让步。
这类俄罗斯女性典型一般很有主见,按照自己的原则生活。小说中,奥金佐娃穿着打扮入时、有品位,而库克申娜往往不修边幅;奥金佐娃的生活十分规律且体面,而库克申娜却恰恰相反,生活得毫无节律且无体面可言;奥金佐娃有礼貌懂礼节,大多数时候选择倾听,话说的很少,但所言之语却处处流露着生活的智慧,而库克申娜热衷于评判一切事物,蔑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常常向聊天对象抛出一连串问题,却从不听取任何回答,自认为很有见地,实际却流于表面十分浅薄。后者试图炫耀自身的优越,而前者则不断追求个人的宁静。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都是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和方式在生活。
如果说屠格涅夫严肃认真地塑造了奥金佐娃的形象,那么库克申娜的出现,很显然带着戏虐和讽刺。作者通过对比强调了先进贵族女性的基本特征:良好出身,受过教育,追求自由和独立,行为带有目的性,拥有独立的思想。但显然,文中的这两个女性角色,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思想的体现,而另一个则只是表面上的模仿,并不具备其实质。可以说,奥金佐娃和库克申娜是同一语言文化典型形象的两极体现。
三、语言文化典型之“女性母亲”
谈到小说《父与子》中的“女性母亲”典型,不可不提及巴扎罗夫的母亲,她代表着俄罗斯的传统母亲形象。
这类女性最显著的特征是将家庭置于生活的中心,丈夫和孩子是她们存在的全部意义。阿琳娜十分宠爱自己的儿子,希望能长伴儿子身旁,所以儿子打牌的时候,即使她不善牌技,也会在一旁观战,且视线从未从儿子身上挪开。
小说中共计三次描写了她哭泣的场景,且每次都与自己的儿子有关。从儿子意外归家的喜极而泣,到儿子突然别离的慌张失措,又到儿子离世的苦痛不堪,伴随着儿子的逝去,她似乎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这类女性通常不独立,不为自己而活。依附于家中的男性,故而不得不屈从于他们的要求和想法,但与此同时,也从他们身上攫取力量。她们的性格往往温和,甚至透露着些许软弱,对于丈夫和孩子,她们选择绝对的顺从。就像小说中的阿琳娜一样,面对儿子的冷漠,以及其对亲昵行为的排斥,便选择隐藏自己对儿子的真挚的爱。可以说,家中的男性角色就是她的精神支柱。当儿子突然因感染病毒而生命垂危之时,阿琳娜一度坐立难安,除了间或为其祷告外,不知还应该做些什么。但当她看到丈夫瓦西里时,即使看到的只是他一動不动佝偻着的脊梁,却也能因此感到轻松许多。
这些女性能够友善地面对周遭一切。“阿琳娜非常善良,人不笨……对她手下的人倒也亲切和气,对每个乞讨者必赐之以食。”。[1:321]换言之,她的母性关怀不仅仅局限在家庭范围内,更是针对周围的每一个人。
这些女性擅长操持家务,有着深刻的迷信思想,且十分感性。小说中有着这样的描写: 她笃信上帝,多愁善感……对家务、晾晒和熬果酱十分内行。[1:321]她很感性,只消想起伤心事,便能立刻哭出声来。
除了上述的所有特征外,她们还通常安于现状。所以当老伴给阿琳娜讲起改革和自己的计划之时,她挥舞着手帕连声哎哟,惊得眉毛愈挑愈高。 可以说,这类女性习惯于对于新事物不求甚解,坚守着舊式的家庭生活习惯,并乐在其中。
如此看来,女性母亲的基本特征是:重视家庭,不独立,依附于男性,友善地对待周围的人和物,擅长家务,封建迷信,思想保守。
四、语言文化典型之“处于虚假地位的女性”
“处于虚假地位的女性”( Женщина “лож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语出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阿霞》,指的是生于某社会阶层,但却长期生活在自己所不属于的其他社会阶层中的女性。《父与子》中的典型人物,毋庸置疑,就是费涅奇卡。
此类女性最显著的特征是身份的双重性(矛盾性):女仆出身,贵族老爷将其安顿在自己家中,但老爷却又因此感到羞愧;虽是女仆,但为尼古拉·彼得洛维奇生下了儿子,是他事实上的妻子,却又无法完全融入自己的新身份,并因此感到多余;被周围人身上的高傲的贵族气派所吸引,但同时又觉得害怕。
这一特点在小说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当她第一次当着阿尔卡季和巴维尔·彼得洛维奇的面送饮料给尼古拉时,她垂眼站在桌子跟前,十指撑在桌沿上,好像为她这次亲自送可可来既觉得不好意思,但又觉得理当如此。[1:213]
“处于虚假地位的女性”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文化休克”(长期生活于别人的社会阶层中,但仍不习惯于这个阶级的文化习俗)。小说末尾,尼古拉·彼得洛维奇突破封建成见,跳开自己老贵族的身份,和费涅奇卡只是家中女仆的事实,同她正式完婚。但当巴维尔·彼得洛维奇想要亲吻她的手时,她还没有学会伸手让别人亲吻的礼节。[1:409]
第三个特点是行为中的谦逊、谨慎、甚至懦弱。
费涅奇卡说话时,或喃喃低语,或微微轻言;走起路来脚步很轻;坐定时毕恭毕敬,动作轻手轻脚;微笑时有时像在说:“请诸位原谅我,我没有过错。”;对家中所有的人都以“您”来称呼,呼语末尾从不忘加上“老爷”二字。由于出身地位的悬殊,她害怕阿尔卡季家中所有人,尤其是老爷。她总是低语轻言,一言一行之中无不透露着谨慎、拘束甚至毕恭毕敬乃至懦弱。
如此看来,这类女性的典型行为特点可概括如下:双重性(矛盾性),“文化休克”,交际行为中的谦逊、谨慎甚至懦弱。
在将小说《父与子》中的俄罗斯女性语言文化典型进行分类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她们都反映了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某些价值取向。根据屠格涅夫笔下的处于不同社会文化地位的女性所体现的交际行为特征,本文共将她们分成了思想先进的女贵族,女性母亲和处于虚假地位的女性三类。
在这几类女性典型形象中,从时代、文化特征的角度来看,“女性母亲”是最“中立”的女性典型。她们身上透露着以下特征:以家庭为中心,不独立,依附于男性,友善地对待周遭世界,擅长家务,保守不开化等。而这些特征,恰恰是定义这一类女性形象的至关重要的要素。
随着俄罗斯社会的变迁,女性角色也发生了改变:19世纪的俄罗斯出现了许多思想先进的女性。她们为了自由和自身权益而不断斗争,而这一特征也反映在了屠格涅夫《父与子》中对她们的交际行为的描写里。同传统女贵族不同,她们的交际行为透露着更高的知识水平,追求自由和独立,极强的目的性和思想独立的特点。
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最特别的俄罗斯女性语言文化典型是“处于虚假地位的女性”。而她们的特征则体现在形象的双重性(矛盾性),“文化休克”,交际行为中的谦逊、谨慎乃至懦弱。
小说《父与子》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和归纳,能够帮助我们全面地理解屠格涅夫笔下的俄罗斯女性,且对19世纪俄罗斯女性形象的理解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И.С.Тургенев, Отцы и дети: роман / Иван Тургенев.– СПб.: Азбука, Азбука-Аттикус,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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