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残存《永乐大典》是辽史研究的一部重要史料库。清代学者法式善曾对其善本进行过校对,并指出其对考究宋元两代制度、文章尤为重要。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永乐大典》遭到严重毁坏,存世的残卷仅剩八百余卷;且该部著作采用洪武正韵的韵部进行编排,导致所收录史料散乱,从而为史料的整理辑佚造成一定困难。学界目前对其整理发掘工作略显乏力,对辽代史料的研究仍有留白。因此,本文对残存《永乐大典》所收的辽代史料进行整理考校,探寻史料的具体出处和编排的规律,并对其间发现的问题进行证伪,进而给予该部分史料较为客观的评估。
关键词:永乐大典;辽代;史料
目前可寻的《永乐大典》(后文中简称《大典》)残本是明代嘉靖副本,永乐正本的去向不得而知。《大典》成书以后被束之高阁,仅供皇室成员和部分重要官员阅览。其间,一些官员趁机盗取《大典》的部分卷,致使《大典》残缺。后来,由于清末战乱的原因,《大典》损毁、亡轶更为严重,现今存世的《大典》影印本仅有八百余卷(具体数量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7月发行的《永乐大典》影印本(嘉靖副本)为准),约为原《大典》卷数的3.5%。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残存的八百余卷中,涉及到两宋、辽、金史料的卷数大约有45卷,占残存《大典》卷数的5.6%。其中,两宋史料数量和篇幅尤为众多,其次是辽代史料,金代史料几乎不存。经整理校对发现,辽代史料多来自于元人脱脱的《辽史》但同时也发现了一些版本待考的书目,如:《契丹国志》、《契丹志》。因而,本文一方面尽可能详尽地整理出宋代史料的出处,探求该现象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对整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证伪,并对《大典》所收辽代史料的价值给予一定程度的评估。
本文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7月发行的《永乐大典》影印本(嘉靖副本)为底本,对照中国戏剧出版2008年8月出版的简体本,多方查找文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整理和对比考校工作,并得到了一些较为准确的成果。
残存《大典》所收辽代史料的主要来源于《辽史》和《契丹志》,兼有《契丹国志》。(依据残存《大典》本身标注出处的习惯,即:出处的字体略大,朱砂红,暂且认为辽史料主要来源于《辽史》和《契丹志》,兼有《契丹国志》)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残存《大典》中篇幅较大、叙事完整的辽代史料主要有6处:卷之五千二百四十八、卷之五千二百四十九、卷之五千二百五十一、卷之五千二百五十二、卷之四百八十(此卷有2条)。其中,这五卷均有辽代帝王“本纪”内容,最后一卷还存辽代耶律曷鲁的个人传记。其余有关辽代的史料大多比较篇幅短小、内容稀少,又被洪武正韵的韵部切分得支离破碎,难以辨认区分,全然失去了本有的史料价值。因此,本文不对这一部分材料进行解析。下表为辽代史料考证后的结果,内容上未发现重大讹误:
值得注意的是,辽代“本纪”的出处相对宋代“本纪”比较丰富,有的辽代帝王“本纪”出自《辽史》,有的辽代帝王“本纪”既有《辽史》“本纪”的内容,又收录《契丹志》为补证。以残存《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八“世宗”部分为例,其先收录了《辽史》中辽世宗“本纪”的部分内容,紧接着又收录《契丹志》中辽世宗的内容。两本书收录的内容不尽相同,如:《辽史》中记叙“世宗孝和庄宪皇帝,讳阮,小字兀欲。让国皇帝长子,母柔贞皇后萧氏”[1],《契丹志》中如此记叙“世宗,讳阮番,名兀欲,太祖孙,东丹王突欲之子也”[2]。两本书的内容互补,从不同的角度对辽世宗的身世信息做出了交代。同时,这种收录情况还出現在对同一件事情的记叙中。不可否认,残存《大典》所收辽代史料以两种不同的视角对同一件史事进行记叙的方式更加公允,值得肯定。这种收录方式的优势显而易见,为宋史研究提供的信息量更大,并且在对比之下更容易找出史料中的讹误、造假和避重就轻的弊病。
然而,残存《大典》标注出处的规则不一,常有讹误。实际上,残存《大典》所收辽代史料的出处仅为《辽史》和《契丹国志》。其标注中的《契丹国志》、《契丹志》、《契丹誌》、《契丹国九主年谱》的内容均属于《契丹国志》一书,且此书现今可寻。笔者认为:《契丹国志》、《契丹志》是同一本书,即今存元刻本《契丹国志》。经笔者考究,逐条对照三者的内容,发现均出自《契丹国志》一书。事实上,该部分在标注之后沿用抄录了《契丹国志》的二级标题,或者是对二级标题改写之后进行记录。其中还有一处抄录上的明显错误,即:残存《大典》将《契丹国志》中的“四京本末”抄录为:“西京本末”。实际上,该部分内容分为上京、中京、南京、东京四部分,正确的版本确是“四京本末”。以前文提及的影印本为底本,具体查证结果如表2:
笔者按,残存《大典》中曾出现过《契丹志》、《契丹誌》、《契丹国誌》,其实均为《契丹国志》。经过逐条对照,残存《大典》中于此三者相关的史料无一例外,均出自《契丹国志》,说明残存《大典》所征引的该部分史料其实就来自于《契丹国志》。另外,查阅检索宋代及以后的艺文志、经籍志,及后世目录学书籍,如:《宋代书目考》、《四库提要辩证》等,仅有《契丹国志》的记载,亦未发现存在名为《契丹志》和《契丹誌》的书籍。因而,我们大概认为:残存《大典》中提及的《契丹志》和《契丹誌》很有可能就不存在,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抄录时的讹误或者不同抄录者对书籍的提名叫法存在差异而造成。
注释:
①(元)脱脱:《辽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3页
②(宋)叶隆礼:《契丹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2页
参考文献:
[1](宋)叶隆礼.契丹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4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3]永乐大典(第119册,卷之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4]吴漫.明代前期宋史研究考论[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作者简介:李永翔(1991-),男,汉族,宁夏中卫人,北方民族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从事宋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思想史研究;郭艳华(1978-),女,回族,宁夏贺兰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宋代文学和文学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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