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心武

　　1958年,我正上高中,夏收后集体到农村搞深翻。当时的大跃进,在农业生产上一是搞"合理密植",一是深翻土地。"合理密植"我现在加了引号,当时是不能加引号的;实践上是互相攀比,越植越密,越密就越显示出大跃进的气魄。密植的田地里,也确会在小面积上出现较多的麦穗或谷穗,于是可以把那小面积的穗子过秤,甚至于只将一株穗粒最多最饱的麦子或稻子过秤,然后加以推算,也就是作乘法,比如,一株麦子穗重一两,则以最密集的算法,算出一亩地有多少株,如设定为十万株,则得出亩产万斤的结论,于是立即可以敲锣打鼓,欢呼大跃进的伟大胜利。后来有的地方"合理密植"成了"合理密放",那产量就更厉害了,产几万斤的都有。据说伟大领袖那时对接踵而至的高产捷报喜极而忧---这样多的粮食,怎么消费得完呢?也曾有所怀疑,一亩地能长出这么多粮食吗?特地向一位科学家咨询,那科学家用推算法算出,一粒麦子或稻谷需要多少太阳能,而太阳能极其丰沛,以一亩地所能获取的太阳能总量,除以一粒粮食所需的能量,再折算成重量,来统计一亩地的产量,结论是完全可能亩产几万斤的。那时这种推算法折算法极其流行,影响上上下下几代的人。记得文化大革命里,郭沫若出版了他的新著《李白与杜甫》,他从杜甫有"恶竹应需斩万根"的诗句,依照一株竹占地若干,倒算出万竿竹是多少亩,那当然是个不小的数字,于是论证出杜甫是个仅竹园一项就所占甚多的大地主,这论证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又记得"文革"中有人领喊口号,喊的是"毛主席万岁",因为其出身不好,于是遭到质问:"为什么不喊万万岁?为什么存心减少一万倍?"吓得被质问者当场大小便失禁;那质问者可与那位科学家更可与郭沫若媲美,深得推算法折算法之精髓。说完"合理密植"再说深翻土地,深翻也是互相攀比,越翻得深,大跃进的气势也就是越旺。我们那次参加的深翻,以至于不是翻而是挖了,最后挖得能站进一个人不露头,挖好一条壕沟,再填上,就那么往远处挖,个个累得骨头散了架,但想到深挖后,再"合理密植",那下一茬的粮食将起码亩产几万斤,真是兴奋莫名!兴奋了就要宣泄,宣泄的渠道非常畅通---那时村里搞"诗画满墙",工余常开"赛诗会",屋墙上的壁画也不断刷新,记得那时我们去的村里有一幅最大的壁画,上面还题着诗:公社粮食堆成山,直上云霄不见尖,喜玛拉雅仰头看,直说哎呀脖子酸!那画非常地"超现实",也很"波普",如现在拿去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说不定能够夺冠。后来郭沫若、周扬合编《红旗歌谣》,我以为我看见的这首或类似的可以入选,但却遍翻全无,选入的全是让玉皇大帝吓得打哆嗦的之类,仔细一想,拿还不足万米的喜玛拉雅作比,太右倾保守了,落选是必然的,没遭批判已是万幸。

　　那一年我16岁,正是如今所谓"花季·雨季"的旺期。那时候的事情记得最真,那时候唱过的歌也至今不忘,比如: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千家万户齐欢唱,好似春雷响四方……1995年在威海,我曾把这歌哼唱给台湾作家陈映真听,他当时好激动,眼睛都潮湿了,连说:"好……好……"他在蒋介石在世时,因在台湾和几位好友秘密学习毛主席著作,被捕入狱,关在绿岛,直到蒋经国当政,实行"解严"(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才有了自由。听同一首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比如台湾有首《绿岛小夜曲》,我们海峡这边的人往往只当是首缠绵的情歌,唱时难得想到绿岛是蒋经国"解严"前专门囚禁"政治犯"的地方,而那"小夜曲",其实是当年犯人在拐着弯儿地倾诉渴望自由的心声。

　　好,扯远了,再转入正题。密植、深翻等等大跃进的壮举,理应令我们和伟大领袖一起为这样的问题而夜不能寐---粮食多得吃不完,可怎么得了啊?可是,到1959年,粮食就紧张起来了,后来简直是大家都吃不饱了,连我们北京市民也浮肿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儿啊?1961年,我到一所中学当老师,那学校有位教师,有个言论,是说"大跃进有得有失",虽然他先把"得"说得满满的,可因为他毕竟又说"有失",所以遭到了批判。这事对初入社会的我来说,很能引以为诫---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莫去论"失",尤其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要永远颂得亦即颂德。

　　可是,粮食不够吃,常常觉得饿得慌,这怎么解释?解释很圆满,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有没有人祸呢?后来才知道,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以及60年代初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都曾提出 "也有人祸"一类的看法,但彭是立刻遭到迎头痛击,刘没过几年也得到"现世报","人祸"说会遭致杀身之祸,万万将之抛到爪哇国去,这是我在那时获得的宝贵人生教益之一。

　　但不管怎么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肚皮常饿的问题总也得解决。于是,在那"三年困难时期"(即1959年---1961年)里,又出现了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词语:瓜菜代。这个词语现在也许偶尔还在使用,但应归入贬义词了,那时候却是一个褒义词---因为粮食不够,又想让大家吃饱,那时候各单位食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想出种种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便是瓜菜代,比如把白菜帮子剁碎跟玉米面揉在一起蒸窝头,或者用一些瓜和菜跟玉米面熬成糊糊,这样吃下去虽只是"水饱",毕竟胃里舒畅多了;但瓜和菜不知怎么的---一定也是自然灾害作祟,竟也很难觅到,于是又发展到用野菜、嫩柳树叶、新杨花穗等与粮食混合制作的粥饭;吃着这样一些富于创造性的杰作,当然绝不能有鄙夷皱眉难咽之态,而要引以为自豪,也就是说,瓜菜代并不是权宜之计,恰说明大跃进等三面红旗大大激发了我们人民的聪明才智,而且也说明我们的饮食结构比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胡吃海塞更先进、更优越。1962年以后,粮食以及副食供应开始有所好转,瓜菜代的提法才开始转义---有的教育系统的人士,把接收质量差的学生到自己所在管区、学校、班级,戏称为瓜菜代,但到文化大革命时,这种"歧视劳动人民子弟"的提法也就遭到了严厉批判。附带说一下,1990年以后,北京相继出现过"忆苦思甜大杂院"、"向阳屯"等饭馆,有些吃厌了生猛海鲜、燕窝鲍翅的主儿,专爱到这样的饭馆里吃些个窝窝头贴饼子烩野菜炸蚂蚱什么的,去去腻,减减肥,也算得瓜菜代吧,但那已经完全不是我所说的那个远去的词语---瓜菜代了,就好比我们现在挂在口头的"入世"(加入WTO)与儒家、佛家说的那个"入世"大相径庭一样,切莫混为一谈。

　　那时期还有一个词语令我终生难忘,就是小球藻。那时候粮食既然匮乏,鱼肉禽蛋也就更加稀罕,于是报刊上发出文章,说何必吃什么鱼肉禽蛋,鱼肉禽蛋不就是些蛋白质吗?蛋白质有什么稀奇?生产蛋白质何必那么费工费时地去养猪牛羊鸡鸭鱼,在水里养小球藻,繁殖极快,简单易行,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中国人民不仅有志气,而且有智慧,从今以后再用不着跟在资本主义国家屁股后面爬行了,我们可以全民生产小球藻。小球藻的蛋白质含量几乎达到百分之一百,小球藻经过加工就是人造肉啊!先进的中国人民吃先进的人造肉,营养水平将大大超过英国佬美国佬!一时间,各系统、各单位,几乎都成立了生产小球藻的小组,很神秘,也很光荣,党支部有专人负责,还有某些党员和积极分子被给予了试尝的殊荣,他们个个尝完都赞不绝口,使一时未能尝到者极为羡慕。我那时便是羡慕者之一。1990年以后,有一次我拜访文学老前辈严文井,他回忆起,当时作家协会也生产小球藻,是在一些玻璃瓶里养的,他当时作为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也高度重视这件大事,并且头一回吃那人造肉时,也有一种自豪感。但我们又都记不得,什么时候,为个什么,小球藻的生产渐渐式微乃至戛然而止,现在似乎也未复活---时下盛行"绿色食品"的潮流,小球藻毋乃"绿色食品"的先声?---那时候很多事物,除了我已举出的"合理密植"、深翻土地、诗画满墙、瓜菜代、小球藻什么的,还有以土高炉大炼钢铁、村村办大食堂、吃饭不要钱什么的,都是来时轰轰烈烈,去时静静悄悄---那原因当然不是失败,也不是"有失有得",而是成绩大大的,收获多多的,永放光芒,光芒万丈;光芒移动,我们跟着移动就是,何必多问,更不要乱说乱道。关于小球藻,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不怎么流动的水域里所生长的蓝藻,确实很容易找到"种藻",繁殖得也很迅速,对其进行化学分析,也确有蛋白质成分,但它在水域中的蔓延,会导致水中缺氧,从而使水里的鱼虾等动物窒息而死,并且它本身也不适宜人类大量、长期服用,不大可能加工为什么人造肉,还得去认认真真地养殖鸡鸭猪羊等等,才能吃到肉蛋等物。小球藻这个词语现在也许在植物学等专业领域里还活着吧,但我记忆中的那个词语"小球藻",它只与远去的乌托邦勾连着,活像一具绿色的骷髅。

　　1999.11.18绿叶居

　　策划·组稿:李巍 责编:马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