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村

　　某一天,我开始关注起自己的家族历史。原因很简单,我在一次寻找中学毕业照片的时候,突然发现了我父母的结婚证,在那张大如奖状的结婚证上,我母亲比我父亲整整大出了九岁。这使我大吃一惊,母亲在十五年前称病提早退休的内幕被揭开。有一种秘密,对我和我的兄弟们是遮蔽的。这就是我对家族历史追根溯源的开始。

　　但我的计划不久就受挫。因为康家没有族谱。不但我们这些李岭村的康家旁系没有族谱,就是汀州城里康球升的后代也没有族谱。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在昔日汀州府所辖范围,康姓几乎成了读书人的代名词。有一则笑话说,康姓男人有两大能耐:一是会读书,二是能吃肥肉。这两种相去甚远的特长不知为什么会并列在一起。而康姓女子据说除了在啖吃猪肉方面有一手,读书上尚无圈点之处。康姓人知书达礼的证据有二:一是在长汀西门口龙山的一座大墓,这里葬着先祖康球升。康球升是当时江南五省的巡按,巡按就是中央政府特派的视察员,按现在级别推论,该在省长之上。第二个证据就是汀州城的康姓人康其中,这个人曾留学日本,回国参加了同盟会,后来创办了长汀一中。

　　然而,这些显赫的历史似乎与我的家族无关,当康其中在汀州热热闹闹创办一中时,我的太公却在汀州大同乡李岭口村(他叫李岭村)的江上撑船。这条因毛泽东一句诗出名的汀江当年是闽西的一条重要的水上交通干道。在汀州尚未通公路之前,大批的货物通过汀江运到广东,直到抗日时期,汀州仍非常繁荣,素有"小上海"之称。厦门大学迁址长汀,以及美国航空队驻扎长汀机场,竟使这个县城空前繁荣。所以斯诺说,中国有两个最美丽的小城,一个是湖南凤凰,一个是福建长汀。

　　在长汀大同乡的李岭村,住着一户人家,就是我的太公、太叔公和太伯公一家四人及其子孙,连我的父亲也忘记了他们名字,他们的绰号依次为河田佬、广东佬、古田佬和宁化佬。他们个个身材高大、膀阔腰圆、一身横肉。在父亲的叙述中,祖父曾描述过宁化佬一只手折断一根粗竹的细节。这四个人及其后代都住在一栋巨大的屋里,总人数达五十人之多,是当时长汀罕有的大家庭之一。

　　在这个大家庭里,宁化佬说了算。我奶奶王二哩嫁到康家时年仅17岁,她抱着巨大的饭樽摇摇晃晃地走路。她抱不动它,因为有五十人吃饭,所以我家的饭樽达一米之高,奶奶比它高不了多少。她用力地抱起饭樽,饭樽就抱着她跌跌撞撞地向前奔去。在这个五十人的大家庭中有一个规矩,男人日日出工,是下田还是下城运粪由宁化佬安排;女人则按日轮流做饭,一组四人轮一天。一到吃饭时间,男人们精着赤膊鱼贯而入,好像开会一样,四桌一字排开,女人则和孩子在一起。我们家是李岭村唯一的富农,这个富农是勤劳加节俭积攒下的,所以平时吃肉的机会是很少的。大约半个月吃一次肉,平时皆以自种蔬菜充饥。吃肉那一天是有规矩的,二十斤猪肉,先切下瘦的,小孩子先吃;其次是肥瘦相间的,女人吃,因为她们吃不了太肥的;最后只剩下大块大块的肥肉,用酱油一煮,发出一种香味,男人们一拥而上,像嚼食豆腐一样风卷残云,十几斤肥肉就这样一扫而光。所以,我爷爷追忆说,他在30岁下城之前,竟一次也没吃过瘦肉。难怪康家男人会有吃肉方面的名声,一个吃了三十年肥肉的人,该是什么肉都能吃了。宁化佬有一句名言:一碗肥肉一碗饭,蹲茅房也吃得香。这就是七十年前李岭口一位富农的心声。

　　我奶奶能嫁到这个汀州有名的大家庭来,她和她家庭都觉得满意,并不是这个家庭多么富裕,而是人丁兴旺,一路走出去踩动地皮就能把人震死。进入到这种大家庭无疑是个保护。事后证明这种想法是错的,这个家成了整个大同乡最多灾多难的家庭。

　　奶奶没有留下一张年轻时的照片,但据上了年纪的人回忆,她生得瘦削弱小,人虽说不上漂亮,但也足可称为秀气了。她是祖父的第二任妻子。祖父的前妻据说是一个傻大姐式的人物,身材高大,头脑简单,单手能提起一只尿桶。这样的人对康家是非常合适的,说康家是为了娶媳妇,毋宁说是为了多一个强劳力。白天,这个富农家庭的男人一律下田劳作,或者撑船沿汀江到汀州城里运城里人的粪便;女人们四人一组做饭,其余的纺线织布做家务带孩子。晚饭过后,无论男女一律在厅堂破竹扎灯笼,孩子10岁以上也得来做灯笼,不到10点钟谁也不能上床睡觉。男人们负责破竹削篾,女人们负责把油纸糊在竹骨上。只有一人可享到清闲,那就是我爷爷的弟弟元水佬,整个康家只有他一个人读书,而且读完了高中。他负责往灯笼上描画,画一些亭台楼阁和仕女,然后用楷书写下买主姓氏。

　　我爷爷生得膀大腰圆,看上去身体很好。他一生没生过病,直到临死前才第一次打针,结果效果奇佳。他的眉毛非常粗重,眼眶深凹,据说壮年时相貌堂堂颇有气概。可是到了老年,他的相貌却越来越与猩猩的形象接近,以至我儿子有一天指着动物园的一只猩猩说,瞧,它多像太公*)。

　　这种相貌没有遗传到我的身上,因为我像母亲。这种特殊的相貌使我发生了追根溯源的兴趣,经过调查我发现,中国的康姓(至少南方的客家康姓)来源于两支,一支是山东一支是陕西。陕西叫京兆堂,我家的牌位就是京兆堂,上面写着京兆堂康氏祖妣一脉宗亲。陕西京兆堂康氏是从新疆迁过来的,就是现已消失的西域康居国,位于新疆西北部,这一支东迁的人取汉姓康氏,而康居国人则是东迁的波斯人,就是现在的伊朗。按这种推论,我居然是伊朗人,跟哈梅内伊有点关系,不禁吓了一跳。

　　我祖父叫康绍同,他有三个弟弟和若干堂兄堂弟。他的三个弟弟依次名叫康绍成、康绍仁和康绍升。四兄弟中的中间两个面目不清没有特点,在此不加赘述。祖父是四人中最愚钝也最正直的一个,四弟康绍升(也就是元水佬)生得聪明伶俐,5岁时连私塾也没上,就能算一百以内的加减,让人非常奇怪。有人劝我太公河田佬说,康家虽家大业大,却没一个读书人,将来免不了被欺负,这娃儿天资聪颖,不读书可惜了。于是全家开会决议,让元水佬读书。果然,元水佬一上学校,年年第一,一直读到高中毕业。而我祖父却厌恶读书,就是让他读他也不会去读。他最崇拜的叔叔宁化佬,斗大的字不识却能管理全家。祖父日后在为人和劳动方面的知识皆来源于经验,他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生活准则,比如"端凳给人坐等于端给自己坐","害一人九代都要报仇"之类,统统来源于生活。让他最快乐的事就是跟着宁化佬下汀州运大粪。从汀江一路撑船上来,天气一热就打赤膊光屁股撑船,竹篙铜头打得鹅卵石啪啪地响,引得两岸洗衣的女人笑,他就更高兴,在水里扎上扎下。但奇怪的是,在八十三年的生涯中,祖父除了娶过两个老婆,没跟第三个女人有染,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某日,我祖父遇上了我祖母。我的第一任祖母刚死不久,她死于肺病。祖父心中寂寞,上山扫墓,突然看见了一个瘦小的姑娘在坟地间跳跃,吓了一跳,以为是鬼魂。第二天清晨他又上山,又看见了那个穿花衣裳的姑娘,不过,这一次他不但看见了她在跳舞,还看见了她的身后跟着一个瞎眼的老人,这个人就是她的养父。

　　祖母住在张家陂,离李岭口五里路。她的真正家乡在汀州的新桥镇,离张家陂十里。她刚一生下来就被父母送给了张家陂的神算王土,换回了五块大洋和一副寿板。长到五、六岁,祖母在计算方面的天才就显示出来了,养父给人占卦算命、做坟看地理,钱都从她手上过,算得一分不差,回家交给养母。到了10岁,她在经营方面的才能逐渐显露,开始接洽养父的风水生意,她知道往哪里去有生意,养父全靠她一根棍子领路。

　　有一回,她领着养父在汀江边上歇息,江面上突然响起一阵山歌,一溜十条运粪船溯流直上,一行男人精着赤膀膊稳立船头,唱歌喊号子,逗得岸边洗衣的女人咯咯笑。祖母问洗衣妇他们是什么人?洗衣妇说,你还不知道?这是李岭口有名的康家男人,他们家大着哩,有五十人。祖母又看见祖父在水中扎猛子,洗衣妇说,这是康家二代老大,刚死了媳妇。坐在石头上的瞎子问女儿:你在看什么?祖母答道:有一个船队过汀江。

　　那一定是运布匹下广东。养父道。不是,是运香油上龙门。女儿说。把大粪说成香油,是为了让养父日后同意这桩婚事的铺垫。虽说在养父家祖母生活也过得殷实,但从小被卖的经历使她羡慕有一个大家庭的保护。于是三天过后,她突然出现在祖父的视线里。他被迷住了,以为是鬼魂在跟着他,渐渐他才发现,这个眼中闪动机灵的女孩是一个矮小瘦弱的人。祖父离开了前妻的坟墓,朝她走来。他们在墓地旁做了那事,也许是受了诅咒,结婚后生下的三个孩子都夭折了,直到1936年迁到汀州之后才生下一个儿子,就是我父亲康如松。

　　祖母嫁到康家半个月就后悔了。这个用根棍子牵着养父就能赚饭吃的女人,一贯是用脑子生活的。可是一到康家,根本没有她说话的地方,上有宁化佬这些主事的男人,旁边围着一群比她资格老的女人,她不过是一个刚过门的丫头片子。一天下几十斤米煮饭,把她累得头昏眼花。她抱着巨大的饭樽摇摇晃晃地走路,心想总有一天她要因摔碎这个饭樽而遭殃。于是她用替人看相积攒下来的钱买通妯娌,让她们替她做饭,当然这一切都是男人们出工后进行。祖母的主要精力用于向过路的游商兜售灯笼,结果销路奇好。同样的灯笼,过去销不出去,经她的口一说,竟然赶做都来不及。这不能不说是个能耐。不久,宁化佬宣布,王二哩可以不煮饭了,专门兜售灯笼。

　　这是祖母的第一次胜利。据我的堂哥说,祖母如果有文化,可以当总理。我一笑置之。不过,从这件事看,她确实是个人物,尤其在日后的劫难中,她的表现使宁化佬黯然失色。

　　而在当时的情形下,女人是上不了桌面的。无论哪一个娘家来客,宁化佬是首席陪同,坐宴席上位,他的旁边是那个女人的丈夫,娘家客人坐在另一边,女人不上席。这些都是规定的。但祖母对严密的家规嗤之以鼻,说,是老鼠还是过江龙,比一比才知道。这句话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意思有点相似。

　　李岭口的邱姓是第一大姓,却被第三大姓的康家压得喘不过气来。邱姓也到城里运大粪,却争不到水道。汀江多险滩,有时只有很窄的水道,谁先争到水道就可以早到城里拉到粪,拉到粪也可以早回家吃饭做灯笼。邱家的人长得矮小,很难争到水道,宁化佬指挥十条船的人用竹篙一打水,邱姓人立即吓得魂飞魄散。邱家的掌家人邱全挑着一担地瓜粉到了康家,上面贴着红纸,来找宁化佬,让他分给邱家一口饭吃。

　　宁化佬叫他把那担地瓜粉挑回去,说,船上不过是一些大粪,你还有田嘛,再说,你也可以学我们做灯笼。

　　邱全说,我们有船,只会运粪,不会做灯笼。

　　宁化佬笑着说,难怪你们邱家败倒了,原来什么都不学。

　　后来听说邱家也开始学做灯笼,可是做了一屋子也销不出去。他们的灯笼大而粗糙。康家的灯笼油纸上的图案变化多端,那是宁水佬的妙笔。不过,他是受制于祖母的,市面上流行什么,祖母就让他画什么。她让祖父从汀州带回信息,然后把灯笼直接运到城里卖,回头再捎上大粪。

　　邱家彻底垮了,他们放弃了做灯笼的活计,把船卖了,只种几亩地。

　　他们合计,哪一天用锄头扒平康家大屋,掘了康家大墓。

　　祖母嫁过康家四年整,康家的田已经占到整个李岭口的四成,他们的灯笼销到了潮州。

　　祖母开始考虑全家迁到汀州时,发生了一件事,红军来了。

　　红军是从宁化和清流过来的。他们大多数没有统一着装,有些人头上戴着斗笠,有些人戴军帽,上面用红布缝了个五角星。一半人提着枪、一半人拿着长矛,他们走过雨后的烂泥滩,脚和裤上沾着泥巴。宁化佬拄着锄头看他们走过,对我太公说,原来红军也是庄稼人嘛。

　　这些庄稼人很快就击溃了白军旅长郭风鸣,占据了长汀大部分乡镇。大同乡迅速建立了农会,主席是邱全。宁化佬说,邱全做了主席,我们康家却没一个人当干部,会被人欺负。我祖父就说,元水佬有文化,让他去试试吧。我太公河田佬不同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后白军打回来,元水佬要被拖去枪毙的。宁化佬一挥手: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总之康家要一个人去政府。只有祖母默不作声。

　　想不到第二天,红军找上门来。一个姓董的高个子红军带了两个兵拍响了我家大门。听说你们家有一个高中生,到苏维埃政府当文书吧。他说,一边说话一边笑,不停地在身上抓痒,他说他正在长疥疮,浑身痒得很。宁化佬很高兴,说他有一种草药可以煎来治疥疮,于是董红军让两名士兵在门外看着,他脱下衣服,在我们家天井上洗了一盆草药浴。

　　他望着厅堂说,你们家真大呵,是地主吧,要打你们土豪,分你们田地。

　　宁化佬连忙说,我们算不上地主,我们从不租田,都是自己下田的。

　　董红军问:你们家有多少人,能种这么多地?宁化佬说,我们家五十个人,男人下田,女人做饭。

　　哦。那至少也是个富农。董红军穿上衣服。祖母从门后出来,对董红军说,我们虽说是农民,但方圆十里,人家还是听我们的。整个李岭口只有元水佬一个读书人。

　　她递给他一个元水佬画的灯笼,董红军说,那就让他跟我们走吧,到政府去当文书。

　　董红军提着灯笼走了,元水佬跟在后面。那时候的文书,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吃用公家的,还有一定的权力。邱家想整垮康家的计划没有成功。有好长一段时间很平静。

　　有一天,农会主席邱全对董红军说,河口塘里的温泉才能治疥疮。

　　那为什么宁化佬说草药可以治疥疮?他是骗你的。邱全说,宁化佬一家专门骗人,这才把灯笼销到潮州,我家那么好的灯笼却没人要。

　　无奸不商。董红军点点头。他下河口洗了一盆温泉,回到大同就把元水佬找来问:邱全说河田的温泉才能治疥疮。

　　元水佬说,草药也能治疥疮。董红军说,可是我洗了你家的草药,疥疮并没有好。

　　元水佬不知道说什么。第二天,一份杀头的名单放在他面前,十个人当中有四个是康家的人,他们分别是河田佬、宁化佬、广东佬和古田佬。元水佬吓坏了,去找董红军。董红军说,这是镇压反革命。元水佬说,我们不是反革命。董红军说,邱全报告你们用船给白军运过木材。元水佬说,那是白军的寿板。董红军说,不管是什么板,这就是证据了。元水佬辩解道,那邱全还给城里的白军送过酒呢。董红军一摆手:一个一个查清楚。元水佬哭丧着脸说,我们的草药是能治疥疮的,治好了好几个。

　　董红军说,不是因为疥疮的事,你们家是富农,富农就是反革命。

　　祖母从元水佬处得到消息,赶紧安排四个人逃跑。宁化佬和古田佬被抓了回来,我太公河田佬和太叔公广东佬逃到江西去了。宁化佬被抓到苏维埃政府,关在一个磨坊里。董红军允许元水佬弄一些菜给他们吃,说,你去砍一斤猪肉给他们吃,要瘦的,催死不催吃嘛。

　　他们不吃瘦肉。元水佬说,要吃肥肉。宁化佬一边吃肉一边对窗外的侄子元水佬说,你快去跟他们说,不要杀我了,杀了我也没有用,快去,让他们不要杀我。

　　元水佬说,我去说过了,可是没有用。宁化佬说,你再去说一遍,劝劝他们,不要杀我了,我不是反革命,是我让你跟政府的,我没害过人,杀我是没有道理的。再说,那盆草药治好了很多疥疮,他要不信,再洗几盆试试。

　　元水佬说,我说过多少遍了,不是因为疥疮的事。

　　宁化佬,你跟他说,让他就放过我吧,高抬贵手,就这最后一次,我已经这么老了,去年牙齿都松了,今年掉了两颗,过两年我的脸就会老得跟猪肚一样,不枪毙我,我也会自己死掉的,你再去说说,让他放过我吧。

　　元水佬听不下去,走掉了。宁化佬还一直在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我,对他有什么好处?真的,没什么好处。我们无冤无仇,杀死还得花他的力气,杀了我他不会胖一斤肉,而且我这么老了,我自己会慢慢死掉的。

　　宁化佬说话这当儿,古田佬已经把一大盆肥肉全部吃光了。宁化佬说,你怎么把肥肉全部吃光了?古田佬说,我以为你不想吃了。宁化佬哀叹道:人都要死了,连一块肉也吃不上。

　　十几分钟后,宁化佬和古田佬被拖到政府后面被处决了。

　　我太公河田佬出逃后一直未归,估计在外面死了,至于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广东佬于两年后回到李岭口,但他已经疯了,在猪圈里抓猪屎吃,不久就摔进粪坑里淹死了。

　　奇怪的是,元水佬一直当他的文书,董红军经常带着他去河里洗澡,终于,董红军的疥疮好了。

　　宁化佬是骗子。他对元水佬说,会发家的人都是骗子,我要不把他们杀了,你们家就发展成地主了。

　　我一直对上述这段历史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为整个过程跟儿戏一样。父亲在叙述四个祖宗的死亡时,就像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平静,其中有一个还是他的亲爷爷。不过,我相信父亲是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而且,他爷爷在他出生之前就已死掉,因此他记忆淡漠。只有一点深刻在我的印象中,七十年前,死人是很容易的。我决不相信那四个人的死亡跟一次疥疮发作有关,它必定有更深刻的原因,就像那个董红军所说,他不杀了那四个人,我们家必定发展为地主,必定彻底击败邱家,使之成为佃户,然后我们把田租给他们,我们自己不劳动,接着一代一代蜕化为老爷,四体不勤的寄生虫,靠剥削为生。从一个勤劳的家族发展成腐朽的家族,这是铁的规律。我爷爷对此深有感触,他对我父亲说,幸亏死了四个人,否则变成地主,全家死光光。

　　只有一个人不信这个邪,那就是我祖母。她的远大目标是在控制李岭口的大部分良田后,下汀州做生意。现在看来,第一个愿望是无法实现了,第二个愿望却仍存在希望。不过,目前的当务之急不是做生意,而是活下来。

　　康家被处死两个人、跑了两个人之后,似乎平静了几日。祖母去找元水佬,要他召集全家计议一下,元水佬说,人都死了两个了,难道还要再杀不成?祖母摇摇头:很难说。元水佬说,如果那样,那这里的人都疯了。再说,我还在政府当文书,不看僧面看佛面啊。

　　祖母说,元水佬,我看你最要小心。元水佬说,为什么?祖母说,你离得近呐,要跑都来不及。元水佬说道:王二哩,共产党是讲主义的,什么叫主义你懂吗?祖母摇头,我不懂什么叫主义,我只懂得保命,生活。

　　元水佬说主义就是道理,讲主义就是讲道理。我们家是富农,死个把人是不奇怪的,往后就不会死人了,何况我还在政府。

　　祖母还是摇头:我不懂主义,只知道生活。说不动元水佬,祖母开始劝说我的祖父,让他离开李岭口。祖父也不相信还会杀人,他说,我也不懂主义,但我知道做人,死了两个跑了两个,够本了,没人会把事情做绝。

　　祖母却相信直觉:我昨天晚上做梦了,梦到你衣服挂着血来找我,不行,你得离开。

　　祖父急了:我离开李岭口,去哪里赚饭吃?你现在还想怎么赚饭吃?祖母说,能把命保住就算不错了。

　　将心比心,我没有对不起政府,他们没有理由杀我。祖父还是不相信。

　　祖母不跟他罗嗦了,又去找元水佬,她把元水佬叫到政府后面的竹林里,说,你不走,你哥哥要走,没有路条走不了,你签一张路条吧。

　　元水佬很为难……说,这路条签不出来,上面会查出来的。

　　祖母说,现在这么乱,查不出来。元水佬说,……一查出来,他也走不了,这路条不好开。

　　……祖母好久没说话。元水佬说,不是我不开,是开不了。

　　祖母没责怪他,临走时对他说,你要小心,早走为好。

　　元水佬张了张嘴,没说什么。祖母一转身,迅速消失在暮色中。

　　当晚10点,祖父被祖母强行带离李岭口,走了五里路,在她娘家瞎子老爹家里过了一夜,天蒙蒙亮又离开张家陂,走了几个小时的路,来到她的出生地新桥乡。这一切连家里人都不知道。

　　新桥乡有苏维埃区政府,祖母有一个妹夫也在那里当文书,这个政府比大同的政府要大。祖母找到妹夫,把情况一说。妹夫沉默了好一会儿,说,这样吧,和武平交界有一个地方叫四堡,哥哥先到那里避一避,我开一张路条,就说你是政府的工作组。

　　可是我什么字也不识啊。祖父不肯,害怕了。再说,那些主义我一句也讲不出来。

　　工作组也有不识字的。妹夫说,你先去,别人干什么你也干什么,少说话就是了。主义也不是一两句就能说清楚的。

　　祖母骂他:叫你去你就去嘛。祖父瞪她一眼:我长这么大没骗过人呢。妹夫说,我也是官,就算我任命你,你还骗谁哩。

　　拿了路条,两人走了三天,来到四堡。祖父大字不识,连街上的标语也认不出来。到得政府说是派来的工作组,就安排住下了。对方什么也没问。交给他一面锣,上街宣传时敲锣。祖母对祖父说,好了,现在你就藏在这里,哪里也不要去了,我先回去看看动静,有事我会来找你,你不能动,你一动我就找不着你了。祖父说,好吧,敲锣我会。

　　于是祖父就在四堡住下来,一住就是半年多。别人上街他也上街,让他敲锣他就敲锣,混了半年多没人发现他是个冒牌货。如果不是父亲对我亲口所述,我很难相信这些都是确凿的事实。祖父事后回忆起这段闲适生涯毫无得色:我不懂主义,我也不想白吃饭,我只想老老实实种田,你让我种田就好了,我一辈子不会害人。

　　祖母回到李岭口,几天后政府有人来问康绍同哪里去了?祖母说她也不知道,说是去江西跟人卖菜籽,到现在都还没回来。来人说,哦。

　　到了半夜,狗突然大叫起来,祖母一听动静就知道坏了,有人很重地拍门。门一打开,门口站着一队红军,为首的一个脸相不凶,但也没有笑意,表情非常冷淡。他带了三个人走进去,把祖父的七个兄弟和堂兄弟从床上叫起来,按名字查对。那些人干了一天的活,睡意未消,不知道把他们叫起来干什么,以为要交公粮。只有一个人知道,她的猜测全部变成了现实。

　　还有一个人不在家里,那就是元水佬。在前来带走七兄弟之前,元水佬已经被五花大绑在苏维埃政府大院的屋柱上。七兄弟被关在后院。元水佬也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叫醒他的是刚治好疥疮不久的董红军。董红军拍拍他的门说,康绍升,快穿衣服来一下,急事。拍完就走了。元水佬穿戴整齐,还不忘带上笔和笔记本,来到大院,两个红军把他拽到柱子边,绑了起来。

　　元水佬一被绑上就知道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不愿意相信。他不停地咳嗽,想着办法。董红军披着衣服从厅里走过,他大叫老董,老董!董红军装作没看见他,加快脚步过去了。元水佬没有办法,头转来转去,背上的毛孔竖起来,一种恐怖感朝他压过来。

　　祖母带着女人们跪在政府门口,董红军出来说了句:我们不会错杀一个人。然后让人把她们轰走了。祖母又提出要送酒菜给他们,董红军想了一会儿,说,我们会煮给他们吃。

　　第二天早上,绑在柱子上的元水佬已奄奄一息。这里并不是指他的身体,而是精神。他终于逮住一个机会把董红军叫住:老董,帮我松松绳子!董红军回过头,叫人给他松了绑,还给他端了一碗水来,但元水佬不喝水,要和董红军说话。老董看着他:你想说什么?元水佬问,为什么杀我?是谁告的?老董说,这个不能告诉你,但我们不会错杀一个人。元水佬咽了一口唾沫,说,老董,什么叫主义?老董没听清楚:什么?元水佬说,我嫂嫂不懂什么叫主义,我说,主义就是讲道理,老董,你要讲道理。董红军皱着眉想了一会儿,说,主义不只是讲道理,不,不对,不只是讲道理,主义是一个伟大的目标。

　　元水佬哀哀地说,再伟大也得讲道理。不错。董红军说,但仅仅讲讲道理这些事,和那个伟大目标简直没法比。

　　说完董红军让人把元水佬绑回去,然后就走了。元水佬毫无希望地看着他远去。董红军走到后院,伙房上来问真的要给八兄弟做酒菜吗?董红军想了想说,就给康绍升一个人做。

　　酒菜做好了,一碗大肥肉,就是长汀人说的"烧大块",一碟炒鸡蛋,一壶米酒。元水佬吃不下去,喃喃自语:不讲道理怎么成,错了怎么办……

　　董红军过来看,说,你怎么不吃?听说你们康家男人很会吃肉的,吃掉。

　　元水佬看着他,张了张嘴。那碗肉还是没吃掉。

　　结果那肉和米酒就给了七兄弟吃。他们见到了康绍升。一个兄弟对他说,元水佬,我们落到这一步全都是你的错,你要不去当那个文书,说不定我们什么事也没有。另一个兄弟说,这事怪不得元水佬,是宁化佬要送他去当文书的。又一个兄弟大声嚷嚷道,这些事跟当不当文书没有关系,都是邱全那王八搞的,诬告,当了农会主席,报复了。刚才那个又说,元水佬也是文书呢,有屁用!整个过程元水佬一声不吭。第一拖出去的是元水佬。他被押到祠堂前面,与他一起被处死的还有两个白军的探子,江西人。群众都出来看了,包括康家的人。

　　临刑前,元水佬示意站在前排看行刑的他的7岁的儿子,儿子走到他面前,他双手被绑着,就用嘴稥了稥衣袋,意思是口袋里还有两个大洋,拿回去交给妈妈。儿子果然从他口袋里掏出两个光洋。

　　下午,祖母和元水佬的妻子火秀去收尸。她们借了一把梯子,两个女人把元水佬抬到对面山上埋了。

　　第二天,另外七兄弟被一起处决了。在当时,杀所谓的AB团正时兴。

　　迄今,我无法对这段历史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让我迷惑不解的是,这八兄弟被杀的理由在我父亲的讲述中语焉不详。我父亲说我爷爷给他讲时也是着重在讲述事情经过,对死因几乎只字未提。这在我是很难理解的:一个个宝贵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如此轻易地像蚂蚁一样死掉了。在那个年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无论是打仗,还是内部错误的路线斗争,连共产党自己的高级干部也未能幸免,何况农民?但总有一些原因能解释他们的死因,比如他们是白军奸细,或者是政府的变节者,抑或完全是邱全诬告所致?可是,什么解释也没有。我问及父亲时,他显得很茫然,说,反正死掉了,就这样。

　　这个秘密最终未能揭开。因为康家人断定为与邱家结仇所致,这样就与共产党没有什么关系了。

　　七兄弟的后事办妥后七天,祖母突然在一个午后消失了。她辗转来到了四堡乡,把家里发生的事告诉祖父,祖父惊呆在那里。祖母一边讲述,他的身子一边发抖。

　　祖母说,你要不走,今天你就在那边吃黄土了。

　　祖父吓得语无伦次:那我怎么办?祖母说,你还是躲在这里别动,我什么时候让你回去你才回去。

　　祖父问,你会不会被他们杀掉?祖母摇摇头:杀女人的军队是打不了天下的,不会。我先回去,家里的田要作,船我都卖掉了,以后当做生意的资本。

　　祖父用手拍打床帮:这样还过什么日子嘛,去死了算了。

　　祖母说,说什么话?我妇道人家都不说这个话,我只知道要好好活着。

　　祖父一直在四堡住到红军长征。不久,白军打回长汀,祖母来通知祖父,两个人一起回到李岭口。农会主席邱全躲在家里不敢出来,祖父说,这下好了,要报仇,不报仇对不起父母兄弟。祖母沉默了半天,说,还是不要报仇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祖父没想到她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破口大骂她没有良心,只顾自己。你说的是人话吗?他对祖母吼道,王二哩呵王二哩,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茅坑里的石头还知道高低,你只知道自己。

　　我只知道活下去,活不下去什么也没有,孩子咋办?谁来续香火?祖父大吼大叫,祖母任他骂,就是不让他出去。

　　村里另外几家被邱家害的却报了仇,他们向白军指认了邱家,邱全逃走了,白军只抓到他的两个弟弟,就架在火上烤。火堆设在离康家大院不远的河滩,只差个几十步。邱全的两个兄弟被绑好吊在火堆上,又够不着火,是慢慢烤死的。两个人不断地惨叫,有苦苦哀求的,有破口大骂的,就这样叫到半夜。后来他们的肚子不断鼓胀起来,终于"嘭"的一声炸开。祖父被吓得目瞪口呆,一直大喊大叫要报仇的他变得鸦雀无声,双手掩住耳朵,惊恐万状。不一会儿,奇异的肉香飘了进来,非常浓烈的一股香味。

　　他这才知道,人烤了跟猪肉一样,也是会发出香味的,没有什么不同。

　　将近有半年,祖父再也不敢碰猪肉,一吃就吐。

　　祖母说,看见了吧?这就是报仇,这个仇可是报到家了,报仇的人,不等报应,自己也会被自己吓死。

　　我祖父一生连一只鸡也没杀过,他的报仇仅仅是说说而已,此后他再也没提报仇的事。

　　后来他对我父亲说,杀一个人,子孙报仇到九代。这句话的意思是千万不要害人,否则九代都不得安宁。我问父亲,祖父是很讲原则的,但在报仇这件事上,他实际上已经默认了祖母的观点。不过,难道十个人就让邱全白杀了?这是不公平也是没道理的。我说。

　　杀人已经是不对了,难道再用杀人来反对杀人?父亲问。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还是没想清楚这里头的公平在哪里。

　　祖母没有文化,一句道理也讲不清楚,从她处理事情的方法看,完全是个机会主义者,而且一切为了生存。与某种伟大目标比,她显得自私和无比渺小。

　　她对祖父说,现在,康家已经衰了,我们到汀州去。

　　祖父茫然地说,我只会作田,去城里会饿死的。

　　有两只手在身上就不要怕。祖母说,李岭口的田,闲时还可以上来种。

　　于是祖父和祖母迁到了长汀,在水东街忠诚巷典了一幢屋,开始做换米生意。所谓换米,就是从江西人那里低价买来米,然后再卖出去,或者购来糙米,臼成新米后卖出去。

　　生意一做起来,祖父就只能在一旁打下手了。他只会使死力气,最多扛几包米,就无事可干了。早晨天还没亮,祖母就要背着小孩去太平桥头买米,祖父却在家里睡大觉。天蒙蒙亮时,江西人汗流浃背地把米挑到太平桥头,祖母用手捡一捡,说,你的,你的,还有你的。被她点到的就跟了她往家走。

　　走到家里天已经亮了。接着就是过秤,祖母的秤会短个一、两斤。祖母说九十八斤。江西人说,我称明明是一百斤嘛,你再称称。祖母就称给他看,江西人一看,果然是九十八斤。这时祖父已经醒来,在天井旁打呵欠。祖母在跟江西人争斤两,祖父不但不帮她的忙,反而帮江西人的忙,高声道,王二哩,差不多了吧?祖母还在争,他一言不发地走过去,把秤砣捋到一百斤,然后高声叫道,一百斤,没错。气得祖母要割颈。

　　事后祖父还说,我叫王二哩,差不多了吧?是让你自觉,你不自觉,只好我出面来解决。

　　祖父心地好,但十分懒惰。里里外外的事全由祖母操持,除了扛几袋米,他连抱小孩也手酸,听说他很少抱我父亲,整天放一张竹椅在厅里躺,大声说话,不满意就咒骂,他咒骂的对象主要是祖母,可以说,祖母是在祖父的咒骂声中度过一生的。对祖父的咒骂,祖母从不还口,她的哲学是,让他骂,一直骂,总会骂到嘴酸,嘴酸了,自然就不骂了。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我们再往前头说。

　　红军长征后,还留了一些部队在闽西和白军周旋,大同一带不时有打仗的风声传来,有时还可以听到枪声,响一昼夜,却看不到打仗的人。有一天祖父正下田,就被几个白军团团围住,抓了绑上,当天就送到长汀,关在长汀一中的一个大食堂里。当时祖父居然还不知道这就是抓壮丁,以为自己犯了什么事。他说,我没有干过对不起白军的事。可是人家不听他争辩,把他塞到人堆里。

　　一连三天,祖母得不到祖父音讯,三天后,有人通知李岭村的保长,保长再通知祖母,让她去告别。

　　祖母在长汀一中的槐树下和祖父见了面。祖父说,被抓了,没办法。祖母说,有办法,只要活着回来就成。祖父说,我不会打仗,我也不想打仗。祖母说,你这一辈子连一只鸡也没割过,叫你冲,你让别人先冲,你弯下腰系鞋带,人家冲上去了你再冲。

　　你这是要我骗人。祖父说。我没叫你骗人,我只是叫你系鞋带。长官刚刚教导,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再说,这是去剿匪。

　　谁是匪还说不清呢。祖母说,你不是兵,要记住你是老百姓,老百姓就得好好活着回来,还要好好地活下去。这里有几个钱你带上给长官,争取去伙房干活,就吃不着子弹了。

　　祖母已把大洋缝在裤子的裤裆里,让他马上换上。祖父一边穿裤子一边说,你让我又骗人又贿赂,我这一辈子名声都要让你败光了。

　　祖母说,你要不聪明点,半辈子也活不了。临走时祖父说,王二哩,不要克扣江西人的斤两,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要太过分。

　　放心吧。祖母说,我是按秤头称的。……祖父一去就是两年。祖母除了下田,还要做粉条卖。有一天,保长来收人头税,连祖父也算在内,祖母不服气,说人都去当兵了,这个人头不能算。保长说,我可不敢答应,你去找政府说吧。

　　祖母真的一个人背了女儿去找区政府。她背的是我大姑,当时才两三岁。祖母一个人闯进区政府大院,卫兵说区长正在开会,她就背着孩子闯进会场,开会的人都吃了一惊。祖母说,区长,我丈夫当兵去了,不能扣我的人头税。

　　区长说,你到外面等一下,我开完会再说。会开完了,外面也开饭了。区长走出来,说,你告诉我,扣你人头税的保长是谁。祖母报了保长的名字。区长说,你小孩哭了,让她吃一点肉吧。于是让伙夫盛了半碗肉给她吃。后来区长说,干脆你也一起来吃吧。

　　祖母只身闯政府的事传遍了李岭口,保长咬牙切齿地对她说,王二哩,好,你就等着瞧。

　　祖母说,你说瞧什么吧,我又没害人,我不过是保自己不吃亏。

　　但祖母最终吃了大亏,两个月后,打起大仗来。保长使了诡计,祖母和元水佬的老婆火秀被白军抓去。

　　她们被抓到武平,从那里抬伤兵。按规定两个人抬一个伤号,而且要保证在抬的过程中伤员不死去。祖母和火秀刚好摊上一个被炸掉整条大腿的江西兵,一路上大喊大叫,把她们的胆都喊没了。她们抬了三昼夜,过了长汀,来到江西于都。祖母说,这么下去不是办法,这人都快死了,人一死,我们也非死不可。

　　火秀问:那怎么办?祖母说,扔下他,咱们走。伤兵叫道,你们别扔下我,我会死的。祖母说,不是我们心狠,我们就是把你抬到赣州,你也一样会死的。你已经活不了了,我们逃掉或许还能活。而你一死,就要一下死三个人。

　　伤员听了没话说。祖母把食物留给伤员,伤兵叹道,不值呵……不值。祖母说,本来就不值,打仗就更不值,打仗是人做下的最笨的事。

　　说完就拉了火秀走了。她们走了两天,不敢回家,来到她的出生地新桥,投了生父生母。俩人住在家里,白天出去帮人做粉干,谎称是夫妻不和跑回娘家的。

　　做了两个月,李岭口搭来口信,说她的女儿掉进潭里淹死了。

　　祖母哭了一夜,咒天咒地。祖父跟队伍来到广东,驻扎在汕头。一天黄昏,他对团长说,我老婆把大洋缝在我裤裆里,说遇到当官的就交上大洋,让给安排一份好差事做。

　　团长觉得他说话很奇怪,就问:你老婆说什么是好差事?祖父把裤裆里的大洋给团长,说,她说,伙夫是好差事。

　　团长笑了:她倒真聪明,又有吃的又打不死。你说说看,你会烧什么菜?我一个菜也不会烧。祖父说,在家里连开水都没烧过。

　　团长大笑起来,说,那你就去炊事班吧,大洋你给我收回去,你想让我吃官司不成?于是祖父干起了伙夫的活计。他仍不会煮饭,人家煮好了让他去送饭。有一天,排长来找他,说,听说炊事班来了一个傻瓜老康,让我瞧瞧。祖父走出来,排长说,人家说你老婆让你带了钱出来贿赂军官讨个好差事做。祖父说,那是我老婆的主意,不是我的主意。排长伸出手:把钱拿出来让我瞧瞧。祖父就把大洋一个一个放到他手里,放完了,排长问:还有吗?祖父说,没有了。排长就合拢手掌说,好,归我了,你归我管。

　　祖父看着他:团长都不敢拿,你敢拿?排长说,他拿大我拿小,人家拿得不爱拿了,稀罕你这几个小钱?祖父等饭一煮好,就挑着送上去。伙夫老张说,老康,就你这么笨的人,也活得好好的,真是傻人有傻福。祖父说,我不笨,我知道怎么做人。老张说,你知道个屁,照你这个脾气,早被长官一枪毙了。

　　我老婆整天担惊受怕,想着怎么活下去。祖父说,可是依我看,要是命中注定,牛屎草也能活过三秋。

　　国民党讲三民主义,共产党讲共产主义,你老康什么主义?老张问。

　　我没主意。我不识字。祖父说,我心里想这个事儿可以干,那个事儿不可以干,我心里有个当家的,它拿主意。

　　祖父又说,我老婆也没主意,但她做生意持家有主意,她没害过人,可是做起生意来,别人甭想赢她一分钱。

　　仗打了一场接一场,从广东打到香港。汽轮从江面过,祖父抓住栏杆翻肠绞肚。不过,他终于看到了香港。祖父是我们家族第一个去过香港的人。

　　有一天,山上的仗打得凶。祖父等饭煮好了送到山上,只见人被打得七零八落,已几乎没有人要饭吃了。祖父把饭桶一扔,跑下山来,大喊,人都像踩倒的松树子,死光光了,死光光了。

　　老张说,老康,原来你这么怕死,还说你心里有个当家的。

　　祖父惊魂未定,只是大口大口喘着气。后来他说,难怪我老婆说活下去就是好的,原来死人那么可怕。

　　如果被抓了,你会不会反水?老张问他。……祖父不知所云地道:我只是老百姓,我老婆说,我们什么也不是,只是老百姓。

　　可是,祖父不久就惹事了。军饷发下来层层克扣,司务长再扣一遍,士兵就只能喝稀饭汤配蕨菜,吃了一个一个拉稀,今天死一个,明天又死一个,然后就用担架抬去埋掉。

　　祖父对老张说,国民党要倒了,几个大官贪污还不要紧,到了层层贪污,就一定要倒了。

　　几天后老张说,排长怎么知道你讲过贪污这话?祖父说,我不知道哇。老张说,看来我们俩都要遭殃了。祖父想了一下,说,那就跑吧。

　　老张笑道,看来你也不是傻瓜嘛,不过,逃兵抓住要杀头的。

　　俩人也顾不了杀头不杀头了,当夜卷裤腿溜出了军营,走了三天三夜,来到龙岩,身上的钱都花光了,俩人饿得形影相吊。

　　祖父想起一个人来,就是让他当伙夫的团长,已经调到龙岩当参谋长了,他要去找他。老张一听喊了起来:你这不是找死吗?祖父说,不找怎么办?我们只有爬着讨饭回去了。团长是龙岩老乡嘛。

　　总之你是发神经了。

　　团长能不收我大洋,就是好人。祖父说,我心里当家的告诉我,没错的。

　　老张心惊肉跳地跟着祖父去找团长,居然被他找到了,是龙岩驻军的师参谋长。

　　参谋长看见他们吓了一跳:你们怎么来了?祖父说,我们卷裤腿了。

　　参谋长说,卷裤腿是要砍头的。祖父说,我们一分钱也没有了,回不了家。……参谋长说,这样,我给你们一点钱,你们马上走。

　　说着掏出三十块钱给他们。祖父吓了一跳:给那么多钱干什么?我们不要那么多钱。

　　留着慢慢用吧,卷裤腿的人是回不了家的。老张说,团长,你真是个好人。

　　祖父想起一个问题来,说,团长,我有些事情想不明白,共产党杀过人,国民党也杀过人,还抓过我的丁,到底是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参谋长说,这不是你考虑的问题。快走吧。我虽然是一个老百姓,可是跟他们有些关系了。祖父说,共产党杀人只不过枪毙,国民党却把人放在火上烧,那人烤起来闻着也是很香的。

　　参谋长思忖了一下,说,打仗嘛,总要死人的。

　　我说层层贪污国民党就要垮了,有没有说错?错没有说错,就是说不得。参谋长说。原来团长想的跟我一样。祖父高兴地说。唉,店是人家开的嘛。参谋长叹道,不那样说,人家就不让我们打工了。

　　祖父一听笑着说,你和我老婆一样,原来都是没主意的。

　　什么没主意?参谋长听不明白。他是说三民主义的主义。老张说。大部分老百姓都是没主义的。祖父终于明白了。

　　走出参谋长家门,老张说,老康,你真了不起,敢跟团长这样说话。

　　祖父说,他是这么个人嘛。老张嗤了一声:屁!他是怕粘上他,丢了他的乌纱帽,逃兵逃到他家里,他怎么说得清。

　　祖父说,反正我当家的告诉我,他是这么个人。

　　总有一天你要因为你这当家的吃大亏。老张说。

　　……祖父回到李岭口,没见着祖母,才知道她在新桥躲保长。他也没法在李岭口呆下去,去新桥找祖母。两人见面因为女儿死了,哭了一阵子。祖父说,这是个什么世道嘛,为了一个什么打生打死,打得我们作田都作不得,可是问他们自己,连什么都不知道。

　　好比开一个店要招牌,大家都在里面赚一口饭吃。祖母说。

　　咦,你跟团长讲得一样的。祖父指着她说。现在,你哪儿也不能去。祖母说,就跟我弟弟去永定做生意吧。

　　祖母的弟弟很会做小生意,在永定开了一个卖盐、酱油等调味品的小店。祖父当夜就跟妻弟下了永定,一呆又是一年。

　　祖母在1936年生下了我父亲康如松,1937年生下我大叔康如槐,1950年又生下我小叔康如柏。我对父亲的最早印象是每当他来到我和母亲居住的乡卫生院,他都会抱一抱我,然后和我亲嘴。我说的亲嘴,不是一般的长辈吻儿女的脸那种,他简直是在和我嘴对嘴接吻。我很不习惯父亲把舌头伸进我的嘴,幸亏我是个男孩。不知是当时环境封闭,中国人不知何为亲吻,还是父亲早已深谙真正的接吻之道。

　　我父亲年轻时是典型的奶油小生,在他教书的小学里有一张照片被压在玻璃板底下,浓浓的眉毛,微凹的眼睛,无可挑剔的鼻子和略小的嘴,使得现时银幕上的小生与之无法相比。我母亲则长得漂亮脱俗,已是公认的事实。如果要准确描述她的长相,我只能打比方,她长得与《望乡》中的栗原小卷如出一辙,只是稍胖一点。在这两个英俊小生和美女面前,作为后代,我们却长得一个比一个退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父亲属于这样一种性格,为人随和,从来不发脾气,懒惰,活到六十多岁连开水都不会烧,遇上我母亲不在,他只好到我姐家吃饭,甚至发生过他用自行车把同事的老婆驮回家帮忙添煤球的故事,因为他不会添煤球。他从来都是远远地离开煤气罐或高压锅之类的危险物品,尽可能地不使用这些危险品。小时候他告诫我们不要乱动自行车时用了这样一句话:开玩笑,这是什么?这是机械!长大了他坐上我们的汽车,我们就笑他:怎么样?这个机械比你那个机械复杂吧?有时候他会大喊大叫耸人听闻,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从年轻到老,他唯一的家务就是扫地,因此我母亲叫他"清洁班长"。

　　但他认识许多的人。他去倒垃圾途中可以跟一个邂逅的人聊一个钟头之久。他好像认识半城的人,人人都知道有一个康校长,是很好的聊天对象。每次我回家往他身边一坐,就像拧开了收音机开关,国际新闻、时事经纬、人物专访节目就一个一个播出来。我惊诧于他知识的广博,他连车臣首领马斯哈托夫女儿的名字都知道,不知他是从哪里听来的,但我相信绝非一日之寒。

　　有关他的正业,诸如教书,父亲之善可陈,但一些边边角角的技能他却十分擅长,比如吹拉弹唱、游泳、打球样样来得。尤其他对穿着的讲究更是有目共睹。有一次参加救火,他也要穿上黑而铮亮的皮鞋后才冲向火堆,为此成为文革中批斗他的一条罪状,大家只要一听到救火也要穿皮鞋,就知道指的是康如松。

　　我母亲在遇见我父亲之前已经结婚,她在17岁与一个国民党军官结婚后,分别在18岁和20岁生下两个儿子,后来军官生病退役去了南洋,本想把妻子接过去,不幸病情加重,死在了南洋。婆家把两个孙子收回,母亲到29岁那年从龙岩随解放军来到长汀时,是一个医校毕业生。谁也看不出她生过两个孩子,看上去顶多二十二、三岁,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父亲疯狂地爱上了母亲。当时母亲的追求者甚多,因此对这个奶油小生不甚感兴趣。父亲每天摘一朵花塞进母亲宿舍的窗户里,居然塞了一年。一年后的一天,父亲穿戴整齐把母亲约到河边,手上拿了满满一束鲜花。

　　你嫁不嫁给我?他问母亲。不。

　　为什么?他又问。你看上去很风流,中看不中用,靠不住。可我知道怎么爱一个人。

　　我不能嫁给你。母亲决然地摇摇头。那我就去死。父亲说。

　　母亲不相信他会去死。分手后,父亲把花撒向河面,纵身跳了下去。

　　他几乎就淹死了。一百米的下游浣衣的妇女们突然看见河面一片灿烂,无数的花瓣中浮现一个男人躯体,以为是在做梦。直到男人和花瓣一起漂到面前,她们才惊叫起来。就像神话中的仙子来临,她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漂亮的男人似乎还在呼吸,鼻翼中还有花瓣随着呼吸颤动,她们用挑水的扁担把他钩过来,惊讶地发现他还活着。

　　母亲看到浑身沾满清香花瓣的父亲,彻底投降了。作为儿子,我从后来的几十年的生活迹象分析,母亲似乎并不怎么爱父亲。母亲之所以同意嫁给父亲,完全是因为一种"震惊效应"。她突然看到一个几乎死去的浑身沾满花瓣的人,在河面漂荡,这幅景象是很具有震撼力的,它会使人作出超越理智的行动和决定。在那个封闭的年代,父亲的举动传遍了长汀,成为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当父亲在医院里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母亲的脸。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他对母亲说,如果我对你变心,我就再跳一次河,你们也不要再救我了。

　　父亲最后终于变了心,但他却没有跳河。我找不到父亲不爱母亲的任何证据,要说母亲一辈子不怎么爱父亲倒是事实,但她却为他做了一辈子奴隶,因为父亲除了高谈阔论什么也不会,母亲只好包揽了所有家务。说母亲不喜欢父亲,却一生没有背叛过父亲一次。说父亲喜欢母亲,却屡次失足,并且愈演愈烈。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

　　父亲的性格和祖父类似,除了在女人方面。他为人善良、真诚随和。我觉得他除了心中有祖父说的"当家的",在其他方面是毫无原则的,他许诺过一百件事可以改变九十九件。他不在乎说话不算数,他认为这不是什么缺点,他感兴趣的是国家大事或者国际大事,与这些伟大目标相比,那些缺点何足挂齿。

　　我的大叔康如槐是和父亲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人。他从不关心国家大事,连居委会主任的名字他都不想知道。他关心的是这个月有多少钱买米,多少钱买菜。还在他七岁的时候,他就精熟于加减乘除的心算,如果他和他的伙伴手中都有零用钱,他有办法使伙伴的钱花光,而他自己手中的钱分文不动。他除了读好课本,从不看别的书,他关心的事也很大,都是一些该大人考虑的事,诸如这一担米不能买,价贵了一块钱,或者出门后担心门户没有关牢,有时还非得自己用手试一试才放心。那时他才不过七岁。

　　我的小叔康如柏已经死了,死时才20岁。我对他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可是在另一些特别的事情上又十分清晰。由于他的性格、他所从事的事业以及他的死,使得我对他的回忆中笼罩着一种神秘感。他是三兄弟中最高大的一个,也是最英俊的一个,我说他比父亲英俊,是因为他脸上的线条比父亲刚硬,鼻梁比父亲陡峭,唇线下撇,使得小叔在气质上更胜父亲一筹。

　　我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来区别这三个人,如果说父亲属高谈阔论的一类,大叔则喋喋不休而小叔却沉默寡言,很少张口。

　　在我的记忆中,小叔对我很好,每当我从母亲工作的农村回到县城,小叔总要抱抱我。他的胸怀很温暖,笑容很亲切。在某种程度上,他比父亲对我还好,至少在我的感觉中是这样的。除了喜欢小孩,他还喜欢动物,他养了一条狗叫阿帝。他在抱我时总微笑着。可是其余的大部分时候,他显得很忧郁,不作声,经常和狗一起坐在门边,望着外面淙淙流动的河,很久很久不说一句话。一抹金黄色的光照射在他挺拔的鼻子上,仿佛一座雕像。

　　对于小叔迄今最近的一次记忆,就是他在厅堂上拉二胡。那已是他文化大革命参加武斗之后,在家赋闲的一段日子,他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忧郁。过去那种激情在他脸上荡然无存,他不停地拉着二胡曲子。当时我靠在他膝边揪他二胡弓尾上的马尾,我揪一下,他只好无奈地停一下。

　　十天后,他就死了。

　　我记得小叔能讲一口很好的俄语。他那高中毕业的程度是不可能让他熟练操纵这门语言的,这完全是自学加天赋的结果。我至今还记得他念"杜波罗留波夫"和"勃烈日涅夫"时的弹舌音,令人印象深刻。从他那里我才知道俄语是一种不知其意仍能读出其音的特殊的语言。

　　在他死前两年,他正在苦读两本书,一本是《资本论》,另一本是《乌托邦》。这两本书都是他从他当中学图书馆长的父亲的一个同学那里借来的。

　　在我父亲高谈阔论、我大叔拨打算盘时,小叔却在静静地看书。他看的书我父亲不感兴趣,父亲只热衷看报纸。我大叔更是对书报瞅都不瞅一眼。有一次,大叔竟然把小叔的一堆旧书都自行拿去卖掉换回买酱油的钱,包括一本《联共(布)党史》。两人为此大吵了一场。

　　我记忆中他有一本带插图的书,看了以后令人觉得恐怖。书中先渲染了一场大饥荒中一个家庭所遇到的饥锇,描写了孩子们如何望穿眼珠地期待吃饭,如何把碟子上的最后一颗饭粒舔尽。有一天,这个家庭突然炖了一只鸡,而且只给一个人吃,就是年老的爷爷。素来喜爱孩子的爷爷今天一反常态,面对饥肠辘辘的孙子们仍一个人独自吃完整只鸡,然后在父亲阴沉的目光下与孙子们一一吻别,拎起一把斧头,两人走进丛林……几天后我才渐渐读懂这本书,那是祖父为了减少人口而自杀的故事。我被这个故事吓坏了。尤其是祖父自己拎着一把斧头走入丛林的画面,让人生出无限恐怖。我不知道他儿子为什么要他拎一把斧头去,而不是握一把短刀。丛林里将发生的事小说并没有写,却让我绵延数月地进行恐怖的想象。

　　我问小叔这个老爷爷是不是去自杀?小叔说,不是,他是不愿意死的,是他的儿子将砍死他。

　　可是,为什么老爷爷自己愿意走进林子里去呢?因为饥饿。小叔深凹的眼睛仿佛有两道看不见的光射向前方。他对我说,小洪你还小,但你要记住,人跟人是平等的,谁欺负别人,别人就要革他的命。不能允许有人富足,有人贫困。

　　我不明白: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小叔就是干革命的,为了革命去死都成。他握住我的小手,看着我说,小洪,记住,长大了千万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千万别像你大叔那样,把书卖了换酱油,千万别只想着钱,人总是要有理想的。

　　除了卖书换酱油的事我听懂了,别的我都没听懂。小叔当时是因为孤独,才跟我讲这些的,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和他对话。

　　文革一开始,他立即卷入了运动。他是凭着一种卓越的理想参与这场史无前例的斗争的。那段时间,他早出晚归,后来甚至日日不归。一进入运动,他像渴在岸上的鱼突然回到水中,立刻活跃起来,他那沉默寡言的性格随即大变,成了出色的演讲者,声名传遍整个县城。他从不以喊口号式的大嗓门压服别人,他的语调低沉,很小声,迫使听众都安静下来,他的语速也很慢,但声音富有磁性。他说出的话大大超越了《毛主席语录》的范围,能引经据典地从马恩那里找到陌生的段落,甚至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找到论据,使那些只会死背语录的人望其项背。据还活着的他的同事回忆,即使从今天来看,他的演说还是值得一听,因为有哲学的味道。但是当时的人只能听个一知半解。在分析这个原因时,人们判断康如柏肯定自己一是看过很多别的书;二是他比任何人都真诚地相信那为之奋斗的圣洁伟大的目标。全城参加运动的女孩子都知道康如柏,梦想成为他的战友和妻子,最后,一个叫马晴的中学生成为他的女友。那时候叫对象。

　　我的祖母和祖父为儿子卷入运动心急如焚。不久,武斗开始了,"新公"(新汀州公社)和"革联"(革命联合会)在黄岗岭打起来了。我父亲身为长兄,担负劝说他的责任。小叔一向非常孝敬父母,唯独在参加运动这件事上没有商量的余地。大叔的话他是嗤之以鼻的,所以,只有父亲的话他有可能听。但父亲一直没找到适当的机会。

　　父亲理所当然地成了逍遥派,他认为自己并非是没有使命感的人。他的观点是:社会是不可能通过激烈的方式(诸如革命)来改进的,甚至不需任何实际的行动,因为任何行动都必有其副作用。社会良好的具体体现在于人心。到了一定时候,社会自然会进步,达到完美或较完美的阶段。就像一个姑娘长到18岁自然会漂亮一样,他把它称为自然规律。在小叔沉醉在运动的梦想里时,父亲却与一位女教师来往甚密,恋爱成了当时的主要工作。

　　有一天,父亲的工资突然被停发了。他觉得很奇怪,去教育局问,这才知道凡逍遥派一律停发工资,直到表明态度为止。父亲吓坏了,但他还是不肯参加运动,就去找已经是造反派副头头的小叔,小叔听了父亲的请求,一言不发地写了一张条子,父亲拿着条子到教育局,教育局立即同意发放他的工资。

　　但小叔在签条的过程中一句话也没说,甚至看也没看父亲一眼,把条子递给他的时候还不易察觉地在鼻子里哼了一声。

　　父亲没有一点察觉。不久,冲突终于发生了。

　　小叔的女朋友马晴爱上他后,有一段时间疯狂崇拜康如柏,两人如胶似漆。马晴认为她遇上了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可是,三个月之后,当父亲看见马晴时,发现她整个人一下子憔悴了,显得非常忧愁,忧愁使她神色灰暗。她不愿意提及她和康如柏的事,但在好事的父亲一再追问下,最后她说,我爱他,但他使我太累了。

　　在马晴的叙述中,康如柏渐渐地浮现出这样一幅形象:对理想无限忠诚,果断,坚韧不拔。对马晴也十分专一,但他从来不说温柔的话,甚至对马晴有的时候的儿女情长嗤之以鼻,他认为他们两个人只要像一对革命夫妻或红色恋人那样并肩战斗就行了,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别的东西却都是不重要的。有一次,马晴从乡下回来,采了一束花放在他的茶杯里,被他痛骂了一顿,他说他的茶杯是用来喝水的,他一演讲就要不停地喝水,他说着把那束花拎起随便往窗台一插。马晴当时心里非常难过。

　　还有一次,他们在三十里外的一个乡镇集会,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康如柏因为一份材料还在城里,就叫马晴骑车回去拿。马晴正来月经,骑了三十里路回城累得人快休克了,要再返回三十里,一共六十里。黑黑的夜路,让马晴无限恐怖。材料交给康如柏时,她眼中噙着泪水低声说了一句:你没有看见我脸色很白吗?康如柏看了她一眼,没有一点反应。她又说,今天我来月经了。他又只是"哦"了一声,立即转身走上讲台,继续他的演讲。

　　会开到下半夜两点,马晴累得疲惫不堪。两人回到房间,马晴不理他。他说,你发什么火,没看见今晚的集会吗?有谁像你这样没被振奋?只有一个人乌呼哀哉,而这个人恰恰是我的女朋友!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来例假吗?马晴委屈地叫道,我摸黑为你骑车来去六十里,还嫌不够吗?那你要我怎么样?康如柏莫名其妙地暴怒起来,要我跪在你面前感恩戴德吗?不,我不会跪在你面前的,我的膝只能跪在真理面前。

　　你就不会想一想我如何如何为你吗?马晴喊。

　　那我又是为了谁?康如柏大喊大叫起来,把马晴吓坏了。他过去从来不会这样,他拍着桌子叫:我整天奔跑,讲得声嘶力竭,走得全身都要散架了,我为了我自己吗?我今天才认识你,你其实从来没看见过那个伟大目标!从来没有。我们是不一样的,你毁了我!混蛋。

　　脏话第一次从他嘴里嘣出来,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

　　马晴悲伤地哭了起来。

　　这一下,干部们都要听到了。他握着桌沿的手颤抖着,压抑着声音说道,我的形象全给你毁了。

　　马晴站起来。康如柏见状吃了一惊,以为她要离开他,他眼中立即闪过一丝恐惧的光。马晴看到了,这种光在康如柏的眼中是从不轻易出现的。那是一个真实的康如柏。他带着颤音问:你要去哪里?马晴不吱声。他仍拉长着有些发抖的声音说,不要离开我,……你说过和我一起追求的……

　　可是……我觉得没有幸福感,她饮泣道。他走向她,托起她的脸:追求那样一个伟大的理想,你会没有幸福感?他不解地望着她的眼睛,一种失望侵上他的脸,他重重地垂下手。

　　马晴惊慌地上去抱住他,说,对不起,是我错了,我不离开你!你也不要离开我。

　　这要看最终我们是不是能走到一块。他没回头,嗡声嗡气地说,这是谁也决定不了的。

　　……马晴向我父亲叙述完这一切,呆在那里。

　　父亲没有吱声。马晴的叙述使问题复杂化了,有些事情连他也觉得有些恍惚。

　　不,你不要把我的话跟他说,千万不要!马晴心有余悸地摆手。

　　父样觉得奇怪,她怎么会那么害怕康如柏?在他看来,什么话都是可以说的。

　　11月的一天,康如柏回到家中。他卸下武装带,枪套里塞着一把五四式手枪,弹盒一打开,一堆子弹像金灿灿的稻米一样倾倒在桌上。他左手拎着一个圆饭盒,里面炖着一只鸡,这是他提回来给父母吃的。

　　但父母吃不下鸡。父亲心领神会,把小叔叫进房间,马晴昨天来找过我了。

　　什么事?小叔一边整理材料一边问。如柏,我们该好好谈一谈了。父亲直截了当地说,小叔一听转回头看他。父亲又说,你这样下去,真让我们担心。

　　什么?小叔奇怪地问,干嘛让你担心?马晴说她怕你了,在一起不快乐怎么行。这是我们俩的事。小叔又低头整理材料。

　　不是你们俩的事。父亲提高声音:我是长兄,有权管你的事,弄得家不像家,朋友不像朋友,运动运动,弄到家败人亡才甘心!现在我才明白马睛为什么变成那样了,鼠目寸光,对革命理想麻木不仁。小叔看着父亲:也许真是你跟她说了什么?你当你的逍遥派吧,不要管马晴,也不要来管我!我就要管,我是长兄!父亲又提高声音道。他手按住手枪,明天你不要去了,枪也不能带去。

　　小叔轻蔑地把父亲的手拨开,也高声说,够了!你真是我长兄吗?我一直期待一个哥哥作为榜样引导我,可从来没有,除了让我看见你和别的女人在河边散步,你还教给我什么?如槐是个守财奴,本来我以为你还算条汉子,但自从你那天来找我签工资时我就明白了,你根本不配教训我!……父亲一句话也没说,脸色苍白,这样沉默了好久。

　　小叔也不说话了,但神情缓和了一些,手指摩娑着子弹。

　　父亲低声说,行,我不会管你,我这是替爸妈在说话,你不听可以,你也很少听他们的话。

　　小叔脸色浮现出痛苦:我很难理解一个人怎么能没有理想,能当得了逍遥派?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理想?父亲说,总有一天,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好。

　　没有人推动,它怎么变得更好?小叔问。可是拿起枪把人杀了就是推动历史发展?父亲反问,爸爸没杀过一只鸡,我也没有,你也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的人,你孝敬父母,爱孩子和狗,我就不明白你怎么竟然热衷于武斗?我从来没热衷武斗。小叔说,有些事是不得已的,为了达到一个更完美的目标,有时必须付出代价。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动。

　　什么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小叔说,难道你不认为资产阶级不但很不合理,而且糜烂丑恶吗?小叔说到资产阶级时露出厌恶神情,说明他真的是从内心不认同这个阶级。

　　可是资产阶级在哪里?父亲摊开双手,我怎么没看见?我一个月领三十六块半,半个月才吃一次猪肉,资产阶级在哪里?看来,你真的是无可救药了。小叔说,资产阶级是一种意识,它比暴露出来的资本家更可怕,不过我一眼就可以认出它来,你,你自己,不就是去救火也要穿上皮鞋的吗?小叔说这话时眼睛中已有一种奇怪的神色,父亲目瞪口呆,无话可说。小叔说,所以,请你以后不要来劝我了,我还尊重你是我大哥,但我们是两种人,一个人怎么能没有理想和伟大目标?这样的人生不是太可怕了吗?整天吃了睡,睡了拉屎又生孩子,不,我不做这种人,你可以没有主义和原则,我不能没有!我在我的战友中听不到这样的怪论,在家里却听到了。

　　父亲笑了一声:你以为你们那个"新公"的头头,叫什么来着?曹成,真的是个好人?他至少有三、四个姘头,你不知道吗?我不相信。小叔说,他决不是那种人,你不要说了,我要走了。

　　他胡乱地收拾好东西,竟忘记跟父母告别,推开门就走了。

　　有一天,我和在乡下卫生院工作的母亲接到城里大叔的通知,小叔病危。母亲带着我站在公路上等车,等了三个小时,才搭上一个拉练的军车队,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解放军很友好,拿出饼干给我吃,让出背包给我们坐,车厢里有黑黑的煤屑。

　　我们赶到汀州医院时,小叔已陷入半昏迷状态,开始说胡话,可是他到底在说什么没有人能听懂。医生居然没能诊断出他到底患的什么病,只是在进行抢救。小叔人烧得糊里糊涂,胸脯急剧起伏,马晴在一旁哭。父亲听出他好像说了一句"托洛茨基",大叔说他说的不是"托洛茨基",是说"推氧气"。

　　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后来气息逐渐变弱,瞳孔在放大,马晴大叫起来。医生进行了人工呼吸,没有效果,于是把强心针从胸部插了进去,我第一次看见一根那么长那么粗的针扎进人的胸脯,觉得非常恐怖。但小叔好像不觉得痛似的,没有任何反应。他死了。

　　大家给小叔脱下衣服,又换上衣服。我偷偷摸了他的手,还滚烫着。

　　在太平间里,我又再次摸了他的手,比刚才凉了一些,但还有热气。

　　我才知道,人死后热量是慢慢失去的。医院没见过这种病,他们在病历上写下:死亡原因不明。后来觉得不妥,在死亡证明书上写的是"急性脑膜炎"。

　　其实从特征上看,小叔并不像典型的脑膜炎。据父亲回忆,那天傍晚小叔回到家里,在祖父的竹椅上躺了下来,显得极其疲惫。过去他从不坐这张竹椅。祖父问他怎么啦?他不吱声,闭目睡了一会儿,突然呼吸急促起来。

　　我父亲抱起他时,发现他全身非常软,脸色潮红。后来身体越来越烫,发出颤抖。大叔找来一部平板车,当他们把小叔抬上平板车时,小叔烦躁地说,不要去医院。

　　父亲抱着他上医院台阶时,小叔说了一句:你赢了,马晴也走了,我什么也没有了。说完就昏睡过去,父亲怀疑他自杀,告诉医生,医生查了半天,也没有看出他吃过什么药。小叔清醒时除了喊渴,没说过什么话。

　　夜里11点14分,他死了。马晴在半小时后才得到消息赶到医院,父亲问她有没有对小叔提过分手的话,马晴说从来没有。这样看来,小叔说"马晴也走了"已是一种呓语,或者说,至少小叔心里是这样想的。事隔多年我琢磨这里的"走"并不是说的马晴的主观意愿,而是康如柏的主观意愿,也就是说,康如柏认为马晴已离开了他,但事实上当时马晴并没有离开他,所以这是康如柏精神上确认的事实,他已确定他最爱的姑娘不是他的同道人,他把这种发现称为"离开",与其说马晴离开他,不如说他的心离开了马晴。

　　相比之下,康如柏说父亲"赢了"这句话就好理解得多,因为一个月前,康如柏回家对父亲说,你说对了,他有四个老婆。这个"他"是康如柏最崇拜的"新公"头头曹成。康如柏不但发现了他和四个女人鬼混,而且用公家的钱买炼乳喝。这些发现使康如柏在精神上受到重创。

　　在他的眼中,曹成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个战士,是很纯粹的。他让水酒贩子头吊大酒缸接受批斗,自己却大喝贩子的酒和炼乳,炼乳在当时算一种高级补品。康如柏有一天找到曹成,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为什么有四个老婆?曹成盯着他,好久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知道康如柏的脾气,就说,我没有。

　　可康如柏不屈不挠地盯着他。他后来说,如柏,我实话告诉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康如柏沉默了一会儿,转身就走,曹成叫住他,眼中露出凶光说,我们的谈话都不能往外说。

　　可康如柏眼中毫无惧色,曹成缓和了一下,说,如柏,一个人不可能不说假话,我这里还有一箱炼乳,你可以拿走。

　　康如柏推门走了。

　　康如柏死前再也没有见过曹成,也没有再参加运动,谁也找不着他。他一个人躲在水东小学的一间宿舍里。把伟大目标等同于炼乳,在他看来是非常恐怖的。他又把过去看过的书找出来看,读了一遍,他发觉书没变,还和过去一样。是别的东西变了。

　　他哪儿也不想去了,就呆在那个小屋子里,在某些问题没想清楚之前,他不想见任何人,他觉得独居使人冷静。他用一个煤油炉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觉得在这个房间里呆上一年也不会寂寞。

　　可是才呆了十天,他就有些恍惚了。四面惨白的墙日益朝他逼近,让他体验到虚空。这种感觉过去他是没有过的。他性格中沉默寡言的成分使他创造过一个人呆在屋子里半个月没出门的记录,因为读书能让他安静和满足。可是现在他十分渴望和人交谈,他渴望求教于某个人,他觉得这是唯一重要的,至于每天吃什么穿什么他都无所谓,现在,就是把全世界的炼乳都给他,也不能解决他心灵的问题,当然,还包括思想。康如柏停止了看书,也中止了哑铃的锻炼,他无事可干。恐怖来临了。

　　他蜷缩在被子上,被子潮湿发臭,墙上白灰斑驳,床边蹲着一个发出怪味的破煤油炉子,上面还有溢出的饭汤痕迹。如果那个伟大目标显得模糊,贫穷就显得十分可怕。有那么一刻,康如柏几乎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样值不值?或者忍受困惑,或者也可以去搂个女人喝炼乳?可是他立刻驱散了这种丑恶想法,并且为自己的软弱自责不已。

　　但要么贫穷而拥有理想,要么破罐破摔去享受物质,一定要作出决择。后者作为他历来厌恶的"资产阶级",今生恐怕与他无缘了。因此,他还必须奋斗下去。可是,同伴在哪里呢?他感到无限孤独。

　　康如柏几乎要崩溃了。他想到了马晴,但她根本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她因此显得无足轻重。

　　一个月后,他终于受不了了,回了一趟家,把曹成的事告诉了我父亲。可是他又很快离开了家,经过马晴家门口时,他差一点拍响她的门环,后来还是走了,他觉得在他没弄清楚她是否爱那个伟大目标之前,他不可能爱其他任何人。他又回到了那间屋子。

　　三天后的一个夜里,他偷偷潜入仓库,那里堆着从百货商场搬来的炼乳,他还从来没吃过炼乳。康如柏并不是自己想吃炼乳,他是想看一看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竟能使一个革命者变质。

　　他小心翼翼地开了一瓶,一股浓香扑了上来,康如柏全身颤抖了一下,他从来没有闻过这么浓的奶香,这使他感到痛苦,如果它不那么香,也许他还可以拒绝,马上盖上它离开。可是他忍不住尝了一口,那股浓香在他的口腔内迅速扩散,还有一种致命的甜味,那么甜,那么好吃,在他的舌上盘旋、扩散。甚至还有一种让人满足的油香,沁入鼻腔。

　　他现在才明白,这东西有多么可怕。他流下泪来。他觉得自己跟曹成一个样,并没有多少区别,自己也许更卑污,深更半夜躲在仓库里,像一只老鼠一样偷吃。

　　他扔掉了罐头。

　　回到屋子,康如柏口中的甜味还没有消失,他去刷了牙,蒙上被子睡觉。如果说过去他认识的"资产阶级"只是一个单词,或者跟某幅漫画能联系起来,那么现在就不一样了,它和一种甜味和一种感觉相联系了。对感觉而言,它变得非常具体、触手可及。康如柏觉得自己在堕落了。

　　第二天晚上,他又去了一次仓库,拿了三瓶炼乳放在小屋子的床底下,用报纸盖住。

　　一个星期之后,康如柏死了。

　　他死时,那三瓶炼乳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底下,一口也没喝。

　　小叔的死使祖母和祖父悲恸欲绝。他们最喜欢这个小儿子,也最为他担心。医院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死亡原因,急性脑膜炎的说法只是一种在症状上较接近的诊断。因此,死因不明倒是真实可靠的说法。

　　祖母坚持要做尸体检查。可是尸检结果除了诊断出他患有空洞性肺结核之外,并没有发现急性发作致命病症的依据。肺结核也是一种严重病,但小叔的肺结核不可能导致猝死。家里人没一个人发现他有肺结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小叔长期过劳,饮食简单,营养不良,是导致肺结核的原因。可见他过去对自己是非常严苛的。

　　二十年后父亲对我说,小叔不是病死的,他是忧愁而死。他这个人有时把一些问题看得很重,注定早夭。既然如此,真正的死亡原因就不值得去探究了。

　　康如柏死后十年,马晴随丈夫移居香港,两年后又移居美国。她在1975年嫁给了一个赤脚医生,他的母亲1949年去了香港。康如柏万万不会想到,他一生中最爱的人最终还是成了"资产阶级"。

　　1979年开始的变革改变了一切。这倒应验了父亲的话,时候一到一切都要自然而然改变,他等到了这个时候,小叔却死了,但小叔理想中的新世界可能不是这种样子的。

　　我大叔和我父亲依然朝着他性格逻辑的方向向前发展。大叔继承了康家的传统,每天全家必须干活至晚上10点才能睡觉,不过,他们不再扎灯笼了,而是糊火柴盒,糊一个火柴盒一分五厘钱。他们硬是靠糊火柴盒建起了一幢四层楼的房子,真是难以想象需要堆起多少火柴盒。

　　直到进入90年代,我大叔仍未改掉其吝啬的本性。有一天,我那受尽大叔压迫的婶婶前来向父亲哭诉,她已经因为对大叔失望吃了长素了,终日孤灯黄卷,但大叔仍买最差的菜油给她吃。吃得眼睛都快看不见了。父亲把大叔找来,狠狠地说了一顿。大叔始终沉默不语。一个月以后,婶婶来说,他已经改买花生油了,但仍是最差的一种。

　　我父亲却一事无成。大叔建起四层高楼时,他仍由典屋变成了租屋居住,要不是后来我给他盖了一幢两层半的房子,他大概一辈子都得租屋居住。退休后他更变成了一个时事评论家,从中东局势到车臣战争,一天一个焦点。所以,当他吃饱饭骑上车出门时,我们都会笑称,他又去"焦点访谈"了。

　　我大叔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康明,上山下乡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后来当了民办教师,两年后进了县报道组,又过了两年,进了县委宣传部,又过了两年,当了一个乡的书记,又过了两年,因受贿罪判刑。

　　女儿康华在饮食服务公司当职工。小儿子康亮考进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进一个研究所,半年后辞职,先后干过动物饲料推销、手机公司业务经理、电脑公司业务经理,两年前出国到了美国,听说自己开了一家软件公司。

　　我父亲生下我姐姐康梅,康梅开水果店。我于1985年从厦门大学毕业,后来当了作家。

　　去年10月,我堂弟康亮从美国回来,我见到他时,他满口英语,穿着打扮连手势都完全美国化了。这并不奇怪,在大学时他就坚持不用筷子,而用叉子吃饭。奇怪的倒是,当我为了写家族小说向他询问一些情况时,他显得不胜厌烦。他说,你写这些干嘛?你写一篇能赚多少钱?他撇开我提的问题,建议我在网上设立主页,用个人网站推销自己。他解释说,你一定弄不明白在网上怎么赚钱,但我有一套办法,我可以教你,但利益必须分我二成。

　　我不禁笑出声来了:一来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二则你怎么知道我能赚钱?我告诉你我有办法。他笑着。望着他的笑容,我知道要得到他的帮助是徒劳的,他甚至连小叔的名字都忘掉了,叫他康如白。在他看来,怀着那样一种理想是可笑的。我说,那总得要一种东西来衡量我们存在的价值吧。他说,有啊,钱。

　　几天后我去监狱看望他哥哥康明,昔日颐指气使的他现在显得情绪低落。他对自己的罪毫无悔改之意,反复说着一句话: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我给他带去一些食品,他撕开其中一袋酱牛肉狼吞虎咽起来。吃完后他说,监狱里认得我的人还是叫我康书记。

　　他是我的兄弟中年纪最大的,所以我向他询问破一些康如柏的事,他一直摇手,说,过去的事情没意思,写它干嘛?不要写。

　　我不认为这种尝试毫无价值,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康家的人还是讲求做人原则的,我祖父晚年被人用自行车辗断大腿骨,街上的行人抓住肇事者,他却把人家放走掉。我父亲和大叔服侍了他两个月,实在忍无可忍,终于把肇事者找到,祖父竟大发脾气,称那人是乡下人,生活贫苦,不该对人雪上加霜。

　　他们都是傻瓜。康明说,我是醒悟的最后一人,上山下乡已经浪费了我的时间,所以我的时间不多了,我不赚点钱,我这一辈子活着干嘛?我无言以对。我想了想,说,你可以去做生意赚钱嘛。

　　你给我出本钱?他把手伸给我。所以这个社会谁都在捞,有本事的人捞得多,没本事的人挨饿。他固执地望着铁窗,说,我没本事,所以进来了。

　　康亮于十五天后重返美国,在候机厅他向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他有一个朋友的叔叔,因为入团而兴奋异常,从团支部跑出来,跑下操场时竟被一根横着的铁线勒进脖子,当场削去半个颈死亡。

　　第二个故事是他在国外看见的一件真实的事情,一个中彩票的人狂喜地大吼一声,结果心脏病突发死亡。

　　讲完这两个故事他说,这两个都是笨蛋,要是我,决不会这么脆弱,我会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保存好一副好身体,然后慢慢地享受幸福。

　　无论发生在文革中也好,还是在今天也好,我都会这样做。康亮说,我并不冷漠,但我很冷静。今天也需要冷静。

　　我明白了,这是他拐弯抹角回答我那天提出的问题。我想了想,说,为什么一定要用钱来计算人的价值呢?这时广播催人登机了,他匆忙地收拾行李,我跟在后面。他回过头说,用钱来衡量,只是因为它比较好计算罢了,没有什么特殊原因。

　　1999年11月17日病中组

　　稿编辑:李巍责任编辑:马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