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善常

　　顽强的食指

　　在气象站家属楼工地，我一连干了两个月的小工。

　　我的任务是往小推车里装砖。平时摆弄一块砖很轻松，但从早到晚总是撅着屁股一刻不停地装，几乎任何人都受不了。第一天我的手指就被磨烂了。我本是戴着手套的，但没用上一个小时，那副五毛钱的手套就露了指头。我的手指肚先是被磨红，然后皮肤慢慢地变薄，最后竟透明起来，能看见里面殷红的嫩肉和细细的血丝，十根指头就像十朵红色的花苞。

　　一个月后，我的手上结出了一层老茧，不但不怕砖磨手了，而且还省了手套钱。因此我总结出了一个真理：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就是人的血肉之躯。这是我从痛苦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应该算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像工友老曹说的那样：人皮手套是最结实的手套。

　　第三个月，钢筋组要一名小工，工长选了我，因为我平时干活儿任劳任怨，也从不多言多语。别的小工都恭喜我，据他们说，凡是被调到钢筋组干活儿的小工，多多少少都能学点绑钢筋的手艺，最后一般都能成为一名钢筋工。钢筋工每天六十块钱，小工只有四十块。我心中高兴，听从工友的建议，买了一盒红塔山，偷偷地塞给了工长。

　　钢筋组的小工也不轻松。我每天都要不住脚地扛各种型号的钢筋。六米或九米长的钢筋在我的肩头颤动着，相互碰撞，发出坚硬的声音。

　　铁欺负软弱的人。最初几天，我的肩膀肿得像馒头，我不得不咬紧牙关，像倔驴一样与它们抗衡。钢筋越是欺压我，我就扛得越多。铁原子不断地穿过我的工作服，扩散渗透进我的身体，和我的细胞相结合。最后我的肩膀消了肿，并且慢慢地变硬，像一块铁。

　　我常想，钢筋是骨架，支撑起一座座高楼大厦，就像我的腿骨、椎骨、肋骨、臂骨一样，支撑着我的肉身。从岩石中提炼出来的钢铁也是一种乐器，只有像钢铁一样坚硬的人才能用它演奏出音乐。

　　我盼望着早日成为一名可以多赚二十块钱的钢筋工。为了这个理想，我扛钢筋时毫不吝惜力气。另外干活儿的时候，我总是偷眼去看钢筋工们的各种操作，如何量尺下料，如何切断弯曲，如何排料绑扎。

　　终于有一天，也许是为了赶工程进度，也许是我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感动了钢筋组长，他扔了一把钢筋钩子给我，让我跟着别的钢筋工去楼上绑钢筋。就这样，一个月后，我的工资涨到了五十块，距离一个真正的钢筋工只有十块钱了。

　　但那一年我一直没能挣到六十块，因为我左手的食指被切断机切下了一小截。

　　那是七月的一天，别的钢筋工都到楼上干活儿去了。钢筋组长留下我，让我切些垫铁。垫铁就是用钢筋头切成的十公分左右的短铁，用来垫在绑好的钢筋梁骨架下面，这样浇铸出来的混凝土梁就会有一层保护层。切断机我是会用的。但那天那台老旧的切断机却出现了故障，操作杆不好使，两片切刀不停地一张一合，无法停下来，像巨兽饥饿的大嘴。我跟组长说明了情况。他斜着眼瞅我，冷冷地说，如果这样干不了，你就回去装砖吧。

　　在切断机前，我犹豫了一会儿。我不得不硬着头皮，盯住一开一合的切刀，趁切刀张开的一瞬间，迅速地把一根根钢筋头子塞进去。因为要切的垫铁很短，所以往切刀中塞钢筋的时候，我的手指就离刀口很近。我虽然加了万分的小心，但最后我左手的食指还是被两片切刀切了一下。不停开合的冷漠的切刀，它不会辨别钢筋和手指的区别。它的使命就是用力地咬断一切。咬断钢筋，或人的手指。

　　我当时指尖一麻，并没感觉到疼。但我知道我的手指被切到了。我举起手，看见食指的指甲几乎全被切掉了，只有一丝肉连着，吊在手指旁。我把眼睛凑过去，仔细地观察伤口。我很镇静，像在观察一根钢筋的断面。我看见烂肉中露着一截白色的骨头。一开始我的手指并没有出血，白生生的，像刚煮过的鸡肉。但不到十秒钟，鲜血就洇了出来，并且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染红了半个手掌。同时，一阵尖锐的疼痛从伤口刺入了我的身体，像千万根细小的银针在我的血脉中穿行。

　　我咬着牙，举着受伤的手去找钢筋组长。他正露着肚皮在钢筋棚子下睡觉。我叫醒他，把手指给他看。他懒洋洋地坐起来，看了一眼我的手指。也许我流出来的血让他感到了厌恶，他骂了一句，又用古怪的眼神盯著我看了几秒，然后才从兜里掏出了一沓钱，拽出一张五十块的递给我，让我去工地外的卫生所包扎一下。

　　在卫生所里，一个女医生告诉我说，我的手指伤到了骨头，必须在第一个关节处截掉，要不然细菌就很容易顺着骨头感染进去，严重的话最后整根手指都保不住。她把我破碎的指甲和一小块被挤烂的肉剪掉，又上了些止血和消炎的药粉，包扎上。她动作温柔，是一个好医生。人在疼痛时最怕关心，她在给我包扎的时候我差一点就掉下眼泪。

　　我临走前她又嘱咐了我一次，让我第二天去大点的医院去做手术，把我的食指截掉一截。

　　我回到工地，把剩余的三十块钱还给了钢筋组组长。他接过钱，问了一句，明天你能不能接着干了？我心里对着他喊一句，干你妈个逼，但我嘴上却说，不能干了，我手指断了一截，不好意思，耽误你的事了。他没再说话，站起身走向了别处。我瞅了一会儿他的后背，然后用一只手把着车把，骑上自行车回了家。

　　我害怕我的手指少一小截，它再小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没有听从那个女医生的话。我先去乡卫生院打了几天吊瓶，又吃了一个礼拜的消炎药。一个月后，我打开了包在手指上的纱布。我惊喜地发现，我的伤口不但愈合了，而且还长出了一小片嫩白的指甲，像苍蝇的翅膀那么小，那么薄，虽然很脆弱，但我却像看到了一颗发芽的种子一样，看到了希望。

　　三个月后，一片崭新的指甲长成形了，手指肚上的肉也几乎恢复了原样，虽然还能看出一道凹陷的伤痕，但毕竟我保住了我的食指。

　　看来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真的是人的血肉之躯。我的食指是那么顽强，它在不可能的情况下修复了自己。我佩服我的这根食指，敬佩它的肉和皮肤，敬佩它的血管和骨头，钢筋断了也就断了，我的手指却得到了重生。

　　自行车在高速路上飞驰endprint

　　在水利三处干活儿时，哈同公路刚修完，还没有正式通车。这给我们提供了方便。

　　在这之前的半个月，我们都是走一条沙石路，不但绕远，而且路面像癞蛤蟆皮，疙疙瘩瘩的很不好走，自行车要是骑得太快，人就像粮库电筛子上的黄豆，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在那样的路上骑车，时间短了还可以，时间长了屁股和腿就受不了。我那时还很瘦弱，屁股上没多少肉，每次骑到工地后，我的大腿根儿就酸麻疼痛得要命，下车后必须半撅着屁股、稍叉开腿，站在原地缓一会儿，才能走路。那姿势极其难看，就像大冷天尿了裤子。

　　是李功和最先提议上高速公路的。他是一个聪明人，干活儿时总能想出许多省力的妙招。我们一致认为他当小工屈才了，说他以后会有出息，最少也会做些小买卖。但直到今天，他的头发已经斑白了，却还在靠残余的力气赚钱养家。看来人只是聪明也不管用，还要有所谓的机遇。

　　高速公路从我们屯子后面经过，穿过沙石路时，在上面架了一座小型的跨线桥。那时虽然高速公路两侧都已经修了隔离护栏，但那座跨线桥的桥头还是有一个小缺口没有堵上，似乎是专为我们预留的门，这让我们感激不尽。

　　我和小秋、胖子三人跟着李功和，首尾相接，推着自行车吭哧吭哧地爬上陡斜的护坡，又从护栏的缺口挤进去。眼前豁然开朗，高速公路白亮亮的，像平静的水面反射着纯净的晨光。这让我们心情十分舒畅，似乎这光已经照进了我们的身体，我们通体透明，像一朵朵柔软的小棉花。

　　李功和首先兴奋地大叫一声，飞身上了自行车，快速地向前骑去。我们也不怠慢，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也怪叫着，上了车子，紧跟在他的后面。我们猛蹬着脚蹬子，撅着屁股互相追逐，有时身子左晃一下右晃一下，在路面上划出优美的弧线。路面笔直，直通天际，如天仙的玉带，从遥远的云端直铺过来，我们像四匹发情的小公马，正撒着欢奔向美好的天堂。天那么大，路那么宽，我们显得那么微小，小得甚至盛不下快乐。

　　路上偶尔会有一辆拉着水泥桥板的大挂车从我们身后开来。司机老远就摁响了喇叭，尖锐的喇叭声由远及近，由低到高，直刺入我们的耳膜，像锋利的刀锋割开华丽的锦缎。巨大的车身带起一阵大风，我们的头发在空中飘扬，衣服猎猎作响，身子发轻，好像会借着这阵大风飞上天去。我们尖叫着，追在汽车屁股后，妄想追上它。

　　骑到一个跨线桥下，我们停下来，坐在路边一块没来得及运走的水泥桥板上。我们一点都不着急，高速公路不但平坦，适于骑行，而且还是去工地最近的路，这等于它平白无故地送给了我们一小段充裕的时光。我们不能辜负了它的好意，我们必须享受一下美好的早晨。

　　一向吝啬的胖子从兜里掏出烟分给大家；小秋躺在了桥板上，闭着眼睛感受着朝阳的温暖；李功和又提起了他的儿子。儿子是他的骄傲，是他生活的动力。他虽然聪明，但那时他还无法预知他儿子会在十年后，因为市里的房子和他大打出手。我吸着烟，望着远方，远方是蓝天和白云，这使我竟然恬不知耻地有了做诗的冲动。

　　我们在那条高速公路上一连骑了半个月。在那半个月里，高速公路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和希望，它一端连着家，一端连着可以养家的钞票，这两端之间是通途，没有任何障碍和崎岖。

　　但快乐的日子总是太短，半个月后，我们被赶下了高速公路。

　　那天因为停电，下午工地放假。我们通常每天都要工作十二个小时，而且没有节假日，终于能休息半天，这令我们兴奋不已。

　　在一个长长的下坡，我们四个人都撒了车把，挺直了腰板，两臂平伸着，排着队向下滑行，像四只在大地上快速助跑着的巨鸟，随时都会飞上蓝天。小秋最高兴，他刚结婚，恨不得天天和媳妇腻在一起。他吹着口哨，是一个欢快的流行歌曲，歌曲关于幸福和爱情。我们三个也跟着噘起嘴唇，试了试，但却吹不成调，于是就扯着嗓子跟着唱。凉爽的风呼呼地迎面吹來，像女人淡蓝的丝巾拂过面颊，我们盼望着快点到家，好痛痛快快地喝两杯。

　　忽然前面就来了车队，都是喷着黄漆的小轿子 ，车顶闪着令人心慌的警灯。是高速公路路政巡逻车。

　　车队看见我们，慢慢地减速，向这边靠过来。同时车上的喇叭传来了威严的声音，靠边停下，靠边停下。我们慌忙捏住了车闸，下了车，胆战心惊地站在了路边。车队共有五辆车，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这条路还没有正式通车，他们轻易不会来巡逻，应该是他们去哪里开会或是办事情回来，正好碰到了我们。

　　车队在我们身旁停下来，呼啦啦下来一大堆穿制服的人。他们带着不怀好意的笑逼近我们，像一群猫在逼近几只吓破胆的小老鼠。车上还有人，应该是领导，他在车里用喇叭喊，把他们的自行车都给我砸烂，用大锤。当然他们没有大锤。但他们都是有才智的人，自有办法。一个满面通红、身材魁梧的人首先抢过了小秋的自行车。他稍一俯身，一手握住车把，一手握住后面的货架，没费吹灰之力就把自行车举过了头顶，然后他运足了劲，猛地把自行车掼在了水泥路面上。小秋的自行车惨叫一声，在地上挣扎了一下，不动了。其他几个人得到了启发，一齐围上来，抢过我和李功和的自行车，依法炮制。胖子急中生智，不待别人靠近他，就自己搬起了车子，讨好地说，我自己来，然后轻轻地丢进了路旁的沟里。

　　车队走了。临走前他们警告我们，如果下次再在这条路上看见我们，他们决不轻饶。

　　我、小秋、李功和的自行车都不能骑了。我的前车圈瓢了，小秋的大拐卡住了，李功和的自行车最惨，后车轴掉了下来。只有胖子的车完好无损。

　　我们沮丧地推着车子往回走。胖子忍不住沾沾自喜，骑上自行车先走了，但他刚骑了一百多米，就停了下来，站在路边等我们。我们走到他跟前，看见他的脸很红，他一定是寻思过味了，正为自己没有和朋友有难同当的行为感到羞耻。

　　我们从此告别了高速公路，它本来就不属于我们，为此我们暗自羞愧了好几天，就像做了一段时间小偷一样，偷了本不该属于我们的快乐。那之后我们常回忆起那段时光，我们曾骑着自行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像长了翅膀的鸟，离幸福是那么的近。endprint

　　大雁从工地上空飞过

　　春天千里迢迢地从南方往北走，越走越累，走到黑龙江时，已经精疲力竭了，所以即使是在四月初，我们这也依旧很冷。

　　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在萝北县客运站下了长途客车，来接我们的人还没到。

　　这是一个地处黑龙江省东北部的县城，隔着黑龙江与俄罗斯相望。四月的萝北县，空气凝滞而冰冷，夹杂着一股淡淡的酸味。建筑物的背阴处还有许多僵硬的残雪，和许多的烟头、塑料袋、废纸冻结在一起。

　　我们一字排开，坐在各自的行李上抽烟。行李都装在胶丝袋子里，袋子上印着美国二胺或大庆尿素的字样。行李袋是我们的名片。它不但能证明我们最原始的身份是种地的农民，还能证明我们的另一个身份——农民工。

　　街上行人如织，走到我们身前，都会用异样的目光扫上我们一眼。这个小县城应该很少能见到这么多的外来打工者，所以他们的眼神里就都带着新奇，如果细琢磨，还能在新奇的后面看出一点点作为本地人的倨傲。

　　我一连抽了三根烟，可来接我们的人还是没到。我小腹胀痛，在车上就憋着一泡尿，本以为下车后就能找到厕所解决掉的，可我踅摸了好几圈，也没发现哪里有厕所。实在憋不住了，我看看四周，鬼鬼祟祟地走到一个背人的墙角。地上的残雪上有许多深深浅浅黄色的尿迹。就在这儿尿吧，我壮着胆子，手忙脚乱地解开了腰带，一大泡暗黄的尿液喷涌而出，我舒服得直想哼哼。很庆幸，没有戴红胳膊箍的人来罚我款。我扎上腰带，把溅到手上的尿液擦到了裤子上，轻松地走回了我们的队伍。

　　两个多小时后来接我们的人才到。我们围上去，异口同声地埋怨他。没想到他不但不内疚，还瞪着眼睛冲我们吼，都别吧吧儿，不想干趁早滚犊子。

　　我们胆怯起来，纷纷闭了嘴，出来就是为了挣钱的，能忍的时候要忍，不能忍的时候也要忍，谁都不会跟钱过不去。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岁数大的老张赶紧递给来人一根烟，点头哈腰地说，你也别生气，俺们就是等着急了，没事，咱们走吧。那人没有接老张的烟，脸色却缓和下来。老张尴尬地把烟别在了耳朵上，同时冲我们挤了挤眼睛。我们会意，纷纷扛起了各自的行李。

　　跟在那人的身后，左拐右拐地走，楼房渐渐地变成了平房，水泥路慢慢地变成了沙石路，最后我们才在一片荒地上站住了脚。就是这块荒地，我们要在这里建造一座现代化的体育馆。虽然这里去年还生长着许多的野草，甚至低头细看还能看到几点提早破土的草芽，但用不了多久，这里所有的蠢蠢欲动的绿色生命都将被一座巨大的混凝土的怪物镇压在地下。那之后，在一层厚实的混凝土之上将是人们欢乐的笑声，之下却是卑微生物的永久噩梦。

　　我有时就想，造物主其实是公平的，他把幸福和苦难洒向尘世的时候，一定是对等的，苦难不会多一些，幸福也不会少一些。但造物主也是懒散的，他高高在上，应该不屑于去认真地把幸福和苦难细分到每一个生命的头上。所以在这个纷乱的尘世，就出现了巧取豪夺，强者几乎永远是幸运的，而弱者只能承担更多的不幸。造物主虽然知晓一切，但他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这在他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接下来的日子里，各种机械设备和建筑材料源源不断地运了过来。工地周围也建起了办公室、仓库、伙房和工人住的工棚。我们钢筋组二十多人住在一个大工棚里。工棚是用废弃的木模板钉成的，上面铺着蓝色的彩钢瓦，没有窗子，只有一个简易的木门。

　　工棚里只有一条不足一米的过道，两面全是相连的板铺。我挑了一个靠最里面板墙的铺位。这时节没人愿意睡在最靠边的位置，这里很冷，时常会有冷风从看不见的缝隙钻进来，但我却喜欢。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有这样的习惯，每到一个工棚我都喜欢选最里面靠着墙的铺位，我上学的时候也是喜欢选靠后的座位。有一次我看心理学的书，说这种行为是一种内心自卑的表现。也许真的是这样吧，因为自卑，所以必须寻找人少的地方，避免和人群过多地接触，应该算是一种自卑者的自我保护行为。

　　我出门干活儿时一般都会带两本书，一支圆珠笔和一本笔记本。这次我带的是两本散文集，一本是萧红的，一本是郁达夫的，高中时候买的，看了无数遍了，书页早已起了毛边。每天收工后，我都会从枕头下摸出我的书读上几页，这是我最好的休息方式。有时我也会在笔记本上写几句，一首短诗，或几句话。当然我都是趁着没人的时候偷偷地写的，我怕被工友笑话。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打扑克、喝酒，或脑袋挤着脑袋用手机看黄色录像。我一个人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这本来就是一种不合群的表现，他们免不了会笑话我，就像笑话一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样。

　　我有别人无法触及的孤独，也有自己才能感受到的灿烂，有面对世界的疏狂和骄傲，也有面对生活的卑微与忧患。

　　体育馆一日日地往上长，像一只远古的巨兽挣脱了封印，慢慢地拱出了地面。

　　天越来越暖和，远处的一排杨树渐渐地柔和起来，由生硬的铁灰色慢慢地变成了柔软的绿色。天越来越高，越来越蓝，像倒悬的海水。一群群大雁从俄罗斯那面越过黑龙江飞向北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大雁，它们在天上排成各种队形，从早到晚不间断地从工地上空飞过，咿呀咿呀的雁鸣飘满了天空，此起彼伏，浑厚而嘹亮。

　　那个春天，每当吃完午饭，我都会爬到食堂后面的模板堆上去，头枕着安全帽躺在阳光下，望着天空。那些从我头上飞过的大雁讓我在整个春天感动不已。那些执着的、神奇的候鸟，它们心中一定有着永不磨灭的执念。正是它们的执念感动了我，让我在苦闷和劳累中始终保持着一份希望。

　　我们不怕黑社会

　　人天生是胆怯的，对恶势力有着避免不了的畏惧。胆怯和因胆怯而生出的逃避是弱者的一种自我保护，除此之外，你别无他法。除非你被逼急眼了。

　　在桦南建高层的时候，我们的伙食很差。米饭是抛光后的陈化粮，一股霉味，不敢在嘴里多嚼。菜是稀烂贱的大头菜或老茄子炖成的汤。当然这汤里也放油，小米粒大小的几十个金黄的油花，浮在菜汤表面，显得十分珍贵。

　　就是这样的饭菜也不够吃。全工地的瓦工、木工、钢筋工和小工都在一个伙房里吃饭。最初的时候所有人都排队打饭，但人太多，队伍排得太长，轮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都快干活儿了。于是工人们就有了意见，尤其是那些排在后面的，就开始抱怨，甚至骂娘。掌勺打饭的人很倔，来了脾气，撂挑子不管了，谁有能耐谁往前抢，抢不上槽的活该。也不怪他脾气大，他是工长的小舅子。endprint

　　再开饭时，上百号人端着塑料小饭盆蜂拥而上，像饲养场里的牲口一样拼命地往前挤。这样一来就极容易引起矛盾和争执，好比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一样，为了一口食物，常常要发生惨烈的争斗。

　　在这个工地，瓦匠和小工都是桦南本地人，木工和钢筋工是外来的。

　　一天吃午饭，吃的是炖豆腐，算是改善伙食。我们钢筋组的张宏那天很幸运。他长得瘦弱，平时打饭的时候像一片树叶子一样，在人堆里被挤过来挤过去，即使有时离锅边很近了，也会被别人挤出来。但那天他却迷迷糊糊地被挤到了锅边，正好前一个人打完菜，刚放下勺子。他大喜过望，急忙伸手去抓。不巧的是，他的手刚摸到勺子，另一只手就把勺子抢了过去。当时张宏并没有去看抢他勺子人的脸，要是看了估计那天也不会打起来。他当时一双眼睛正盯着锅里白嫩嫩的豆腐呢，心里也许盘算着，这么好的菜，一会儿要不要偷摸地喝两口酒。到手的勺子被一双手夺了去，任谁都会觉得憋屈。张宏的怒火一下子就冲上了脑门儿。他想都没想，张嘴就骂了一句，妈了个逼，一点儿不讲究。他骂完就后悔了，因为他骂完人后就抬起了头，就看见了抢他勺子人的脸。那人是个瓦匠，本地人，一脸横肉，光着膀子，胸前刺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青龙。张宏认识他。整个工地的人都认识他。据说他曾在社会上混过，还坐过大牢。

　　张宏后悔不已，刚想道歉，但已经晚了，一小盆豆腐汤不歪不斜正好扣在了他的脑袋上。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紧接着脸上就又挨了一记重拳。他像废纸片子一样飞了起来，鼻孔里扑哧扑哧地冒着血泡。人群忽地散开。

　　瓦匠并不罢休。他曾经混过社会，也算有过脸面，但现在他不得不在工地里撅着屁股砌砖，这让他很委屈，也很愤怒，就像一个炸药包，随时都会爆炸。正好这时候张宏骂了他一句，他的这一句你妈个逼就像是一根火柴，瞬间就点着了炸药包的引线。瓦匠不断地用脚去踢张宏。张宏像一截破木头，抱着脑袋在地上滚来滚去。

　　这里我要说说我们钢筋组的组长东哥。我们平时对他印象并不好。我们干活儿的时候他总是嫌我们干得慢，嘴上总不干净。但那天他的作为却一举改变了我们对他的印象，他一下子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看见张宏在地上被瓦匠追着踢，他忽然大喝一声，妈了个逼的，欺人太甚！然后就冲了过去，飞起一脚踹在了瓦匠的腰眼儿上。瓦匠没有提防，来了个狗抢屎。

　　接下来就是瓦工组和钢筋组的大混战，也就是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大混战。整个工地乱作一团，饭盆在天上飞，饭菜洒得到处都是。

　　战斗结束的时候，那个瓦匠遥指着钢筋组的全体成员，发下了誓言，用不上两天，他就会找人把我们打出县城去。

　　有本地好心的小工告诉我们，瓦匠认识桦南县黑社会大哥，估计用不上两天，他们就会找上门来，他提醒我们要小心些。那个小工是个老实巴交的好人。

　　当天晚上，张宏就打了行李卷。他脸肿得像猪头。他说不能连累大家。

　　东哥使劲地踢了一下他的屁股，骂了一句孬种，又对大家说，他们要是敢来，咱们就和他们干，怕个鸡巴毛，咱不能让人欺负死了，那太丢人。他说的话豪气冲天，感动得张宏流了一脸的眼泪和鼻涕。钢筋组所有的人都义愤填膺，都下了决心，他们要是敢来，就和他们拼了。

　　那天晚上，东哥打开了切断机，把两根成品螺纹钢切成了二十多根一米长的铁棒子，又在一头斜切出了锋利的尖儿，每人分了一根。这根钢筋可以当棒子挥舞，还可以作为扎枪刺杀。

　　妈了个逼的，他们要是敢来，我就戳他個血窟窿，东哥说。

　　第二天，黑社会没来。我们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带尖儿的铁棒子就放在我们随时可以拿到手的地方。

　　第三天，黑社会也没来，但我们都没有放松警惕，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第四天上午，我们正在干活儿，两辆黑色的轿车和一台面包车开进了工地，停在了离我们五十多米远的地方。

　　妈的！他们来了。我们纷纷放下手里的活儿，操起了铁棒子，并排站在了一起。车上下来了十几个人，牛逼烘烘的，一看就不是善类。也许他们看见了我们手中的武器，被我们临战前的气势镇住了，都站住了脚，没人过来。过了一会儿，可能觉得就这样灰溜溜地走有失黑社会的面子，一个穿黑色半截袖、胳膊上纹着花纹的人走了过来。

　　你们谁说得算？他在离我们十多米远的地方站住了脚，问。

　　东哥走了过去。

　　东哥和那个人说了一会儿话。我们听不见。最后那伙人反身上了车，出了工地。

　　其实那天我们都很恐惧。那种恐惧不是人类面对战争和灾难时的恐惧，而是善良的弱者对恶势力的恐惧，那种恐惧是那么的真实，它一直埋藏在我们的血液里，是胆怯，是屈从，是隐忍，是对命运的臣服，是对生活的妥协，我们根本无法将之剔除。

　　但是，那天的恐惧却没有让我们退让、逃避。虽然我们的腿一直在颤抖，虽然我们的手心都是汗，虽然我们的心狂跳不止，但我们却一直挺着胸膛站在一起。那是勇敢，也是尊严。

　　老李被蒸发掉了

　　外墙保温就是给楼房外表贴上一层泡沫保温板，这样冬季室内的温度就不容易散失，起节约能源的作用。现在北方几乎所有新建的楼房都在采用这种工艺。这工作其实在建筑工种里也算是一门技术活儿，不像钢筋工那么累，但是却有着一定的危险性，几乎每年都有不少的伤亡事故，所以工资一直相对较高。

　　为了多赚钱，我毅然决然地扔掉了在我腰间挂了好几年的钢筋钩子，干起了外墙保温。

　　外墙保温施工时，在楼房的顶部垂下两根钢丝绳，下面连接在吊箱两边的起重葫芦上。工人用手扳动起重葫芦，就可以让吊箱上升或下降，这样就可以在楼房的外表面进行外墙保温的施工了。当然这是最早的吊箱，后来越来越先进，又有了脚蹬式、手摇式，甚至是用电的吊箱。

　　我刚上吊箱的时候吓得要命。吊箱在半空中晃来晃去，我连站都站不稳，更别说是干活儿了。我常常是用一只手死命地抓住吊箱的护栏，用另一只手勉强对付干。那时正是深秋，本来天气已经很凉了，但我在最初学徒的一个月里，却几乎天天线衣都被汗水湿透。这其实不是干活儿累出的汗，而是由于过分地紧张导致的冷汗。那时每天晚上回家睡觉时，我只要一躺在炕上，就会觉得炕晃来晃去的，有着天旋地转的感觉。有时睡到半夜，也会一下子被惊醒，像是从高处一失脚，跌进了无底的深渊。endprint

　　夏天在向阳面做外墙保温最遭罪，人像烤箱里的地瓜，几乎能被烤熟。

　　给建设银行家属楼做外墙保温时，正碰上高温天气，每天都三十度以上，有一天甚至达到了三十七度。

　　那天早上就十分热，刚伸手干活儿汗水就湿透了衣服。从十三楼望出去，远处的楼房和树木在闷热的空气中泛着水一样的波纹，不断地颤动着，扭曲着，模模糊糊的，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天上一片云都没有，应该是被太阳烤化了。天空白茫茫的，像无影灯下危重病人的皮肤。太阳不是很大，白得不敢睁眼去看，敌敌畏一样毒。它似乎在缓慢地转动着，每转动一圈，就射出来成千上万支细若牛毛的毒针，扎在人的皮肤上，钻心地疼，像被蜂子蜇了一样。

　　干到九点多的时候，相邻吊箱里的胖子老李实在受不了了，他摸出手机给工长黑子打电话。手机在他的裤兜里沾满了汗水，闪着湿漉漉的黑光。

　　不行咱放假得了，太热了，他对着电话说，同时俯身看着楼下的黑子。黑子正光着膀子坐在楼下的阴凉处。

　　不能放假，甲方着急完工验收。黑子从阴影中站起来，一边对着电话说，一边冲着楼上的老李比划。

　　国家不是规定超过多少度就不让在室外干活儿了么？老李不甘心，继续说。

　　那是指国家正式工人，你是么？黑子急眼了，在楼下跳着脚喊。

　　我热得实在受不了了。老李的脸上不住地向下淌着汗，几缕湿头发从安全帽下露出来，贴在脑门儿上，像被牛犊子舔过一样，黏糊糊的。

　　那你就回家，明天别来了，以后也别来了。黑子用手点指着老李，对着电话大声吼叫着。

　　老李无声地挂断了电话，骂了一句娘，转过身接着干活儿。他灰色的衬衫全湿透了，贴在肥胖的背上，像蒙着一板刚点完卤水的豆腐。

　　天越来越热，头发丝粗细的风都没有，空气是黏稠的，感觉像融化的沥青。我机械地干着活儿，动作无法快起来，身上像箍了一层湿热的黏泥，别说抬胳膊了，就连喘气都很艰难。用锯拉保温板时，白色的碎末被热气托了起来，落在我汗湿的脸上，粘住了，痒痒的，像有许多的小昆虫爬来爬去。头发里都是汗，安全帽是塑料的，一点都不透风，还不敢摘下来，如果看见谁不戴安全帽，安全员就会当场开票子，罚款一百元。

　　保温板是白色的，贴在墙上就像一面镜子，不断地把阳光和热量反射到我的脸上、身上，吊箱里的温度应该超过了四十度。我不停地喝水，用不上俩小时一大塑料瓶水就见了底。每喝完一瓶，我就让小工再给我灌一瓶，楼下有自来水，虽然是温热的，但总比没有强。我的胃胀得难受，里面全是水，身子一动就咚咚地来回晃荡，好像腹腔里装着一个大暖水袋。

　　天太热，表针都懒得转，越着急下班，时间就过得越慢。汗水吱吱地从毛孔里钻出来，汇成小溪，不住地往下淌。我的脑袋像刚洗过一样。有些汗淌进了眼睛里，火燎燎地疼，像是辣椒水。我手上沾满了粘板胶，黑乎乎的，根本没法擦汗。我不得不来回扭着脖子，再勾着脑袋，用脸去蹭肩膀上的衣服，就当是擦汗。最难受的是大腿根也出汗，湿漉漉的，稍一迈步就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好像裤裆里藏着一只蛤蟆。

　　下午更热，就连吊箱上的方钢护栏都被晒得滚烫，身子不敢挨上去，一碰就能把肉烫熟。

　　两点的时候老李下了吊箱。他太胖，实在熬不住了，虽然他有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在等着他的钱花，但他确实顾不了那么多了。

　　妈了个逼，老子不干了，再干命都没了。大不了明天不来了，以后也不来了。他嘟囔着，笨拙地下了吊箱，從窗子爬进楼里。他的脸像萎靡的向日葵花盘，眼皮是肿的，好像哭了一天一夜。

　　老李拎着工具箱下了楼。我从吊箱上看着他。各个吊箱上的人都看着他，眼睛里都一定像我一样，带着许多的羡慕和敬仰。

　　在楼下，老李和黑子争吵了一会儿，就慢吞吞地向他的自行车走去。他耷拉着脑袋，仔细地把工具箱绑在自行车的后货架子上，然后上了车。但他刚蹬了两下，就停了下来。他歪着身子，先用一条腿支着地面，两手把着车把，慢慢地把另一条腿从大梁上艰难地抽下来，然后蹲下身去，用手去捏车轱辘上的车胎，捏完前面的，又捏后面的。他的两个车胎好像都瘪了，应该是被太阳晒爆了。他早晨没有考虑周全，自行车放在了太阳下。

　　他沮丧地在太阳下蹲着，一动不动，我甚至疑心他被太阳晒化了，站不起来了。

　　过了好半天，他终于挣扎着站了起来，推着自行车走出了工地。他的影子又矮又小，但却十分沉重，拖住了他的身子，让他走得十分缓慢。他拖拖拉拉地走，身影慢慢地消失在了燥热的空气里。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他应该是被蒸发掉了。

　　在祖国最东端喝酒撸串

　　荷兰城工地完工后，我拎着工具箱一连找了几个工地，都没找到活儿。

　　后来我想起了杨金义。我和他在一个吊箱里干过一次活儿，他拍着胸脯说过，以后没活儿的时候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翻出他的电话，我打了过去。

　　你在哪儿干呢？还要人么？我报了姓名，然后问。

　　他想了半天，才想起我是谁，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说他在抚远呢，又豪迈地说，别人插不进来，你也能插进来。

　　第二天我就去了抚远。那时去抚远要坐汽车，一天只有两趟，都是卧铺，车票一百多，贵得让人伸舌头。车里空气不流通，除了铺位外，过道里的小马扎上也坐满了人，臭脚丫子味熏得人直干哕。有几段路不是太好走，半路车还坏了，修了两三个小时，到抚远已经是半夜了。

　　我站在夜色里给杨金义打电话，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像一座空城。电话铃响了好半天，他才接，急头掰脸地问，谁啊？着急要死啊！

　　我连忙歉意地说，是我，我到了，车在半路出了点毛病，晚点了。

　　他低声骂了一句，不像骂我，应该是骂客车，然后又说，你在那等着吧，我去接你。

　　第二天，我进了工地。偌大的一栋楼只有稀稀拉拉十几个人干活儿，别说来我一个人了，就是再来二三十人都不算多。我心中暗喜，看这情况，我至少在这还能干一段时间，不用再为找活儿干发愁了。endprint

　　但过了两天我才知道，之前这个工地干活儿的人也很多，可老板一直没给开支，工钱一拖再拖，人就走了大半。杨金义自作聪明，以为一直干下去能给开支，就没走，谁承想越陷越深，直到我去的那天他也没拿到一分钱。

　　我心中后悔不已，又不好埋怨杨金义，就硬着头皮干了下去。又干了半个月，老板还不开支，于是杨金义就鼓动仅剩的十几个人罢了工，每天在楼下干坐着，不上吊箱。这样一连坐了五天，我们实在熬不住了，都打算认倒霉不要钱了。但事情出现了转机，就当我们要回家的时候，老板来了。老板其实也撑不住了，如果仅有的这几个人都走了，那他的工程款就可能一分也要不回来。他给我们每人开了一点钱，又好言相劝，让我们继续干，并信誓旦旦地保证，剩下的等完工时一把开齐。

　　我们拿的钱虽然还不到工资的三分之一，但大家也很高兴，总比一分钱不拿强。老板的话无法让人相信，没人会傻到接着干下去。我们回到旅店，收拾了东西，准备明天偷偷地回家。

　　当天下午，杨金义他们去饭店喝酒去了。我独自一人走出旅店。我第一次来抚远县，它紧邻黑龙江，据说是祖国的最东边，是最早见到太阳的地方，我想我应该走走看看，我这个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怎么也得看一看那条大江。

　　我沿着一条空旷的路向北走，想去看看黑龙江。黑龙江，这条中国第四大河流，世界第十大河流，它在荒寂的大地上，蜿蜒曲折地流了几千公里，沿岸却没有一座大点的城市，只有几个安静的小县城。它是孤独的。孤独是生命的本质，这应该是一条河流至高无上的选择。

　　走着走着，空气中渐渐地有了些微凉的湿意，我知道快到江边了，我耳边甚至听到了黑龙江沉稳的脚步声。我的心脏因此加快了跳动。我的身体里也有一条由血脉连成的河流，它和黑龙江一样，是一条孤独的河流，在我接近黑龙江时，它加快了流速，这两条河流一定是找到了灵魂的共鸣，它们在这一刻正努力地保持着相同的步调，这样才能对得起它们的这次相遇。

　　终于，一条白亮亮的大江呈现在了我的眼前。滔滔的江水，一浪顶着一浪，气势汹汹，如同一条千百丈长的白色绸缎，覆盖着正在行进的千军万马。面朝着浩瀚的江水，我就像一个历经万般苦难后重回母亲怀抱的游子，止不住泪流满面。那一刻，我不再委屈，也没有了抱怨，觉得我这一生受的所有苦难都是值得的。

　　静静地站在岸边，我眼前所有的景物都慢慢地消失了，只余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江在天地间奔流。有几分钟，我竟然有了一种隔世的感觉，好像我的躯体已经融进了浩大的江水之中，正随着它的脚步，向着天际滚滚而去，越来越孤独，也越来越丰盈。

　　站了好久，我从空明中醒来，走下了江堤。江边阒无一人，只有几条木船泊在岸边，随着水波轻轻地摇荡。我提着鞋，紧贴着江水，光脚踩着江沙慢慢地走，一簇簇波浪不断地涌上来，抚平了我的脚印。水就如时间，它能轻易地抹去一个人留在世间的一切痕迹，这就是时间的伟大之处。

　　黄昏时我才往回走，街上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这令我产生了刚从空山重回尘世的感觉。

　　走到一个广场，我看见许多人在随着乐曲跳着舞蹈，队形整齐划一，很是壮观。广场周围人来人往，大排档里飘出各种食物的香味。我中午就没有吃饭，闻到香味，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我决定吃点东西，这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顿饭，明天我就该离开了。

　　在一个烤肉串的小摊旁，我坐了下来，要了十串羊肉串，又要了一瓶北大荒白酒。

　　半个小时后，我撸完了十串肉串，看看手中的酒，还剩小半瓶，于是又奢侈地要了五串肉串，直到把整整一瓶酒喝光。

　　太阳早已落下去了，暮色苍茫。我踉踉跄跄地往旅店走。

　　大奎从十一层楼飞下去

　　外墙保温属于高危工种，虽然多是在吊箱里施工，而且还有安全绳和安全带的防护，但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几次伤亡事故。干外墙保温的每个人其实都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危险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我也遇到过危险，是在天府园工地。我正低头从胶桶里往保温板上抹胶时，从我正上方忽然就掉下来一个手持角磨机，应该是顶楼干活儿的架子工不慎掉下来的。一个角磨机大概有十多斤重，装着锋利的合金锯片，从离我十多米高的顶楼呼啸而下。当时我正专注地干着手里的活儿，一点也没注意到。但是和我同一个吊箱干活儿的大鹏看到了。关键时刻他大喊一声，把我向他那面猛地用力拽了一下，也就在这同时，角磨机在距离我脑袋不到三十公分的地方落了下来，扑通一声砸在了吊筐里，吊筐剧烈地颤动了一下，底面的铁板被硬生生地砸出了一个坑。我虽然戴着塑料的安全帽，但对于从十多米高空带着惯性落下来的角磨机来说，应该是形同虚设，如果不是大鹏在关键时刻拽了我一把，我的脑袋可能就会被锋利的角磨机切削成两半儿。

　　死亡是透明的，它无色无形，无处不在，有时距离鲜活的生命只有咫尺的距离。它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向你扑来，猛地扼住你的咽喉，让你防不胜防。死亡是那样的剽悍与坚强，从不会考虑你有多少未尽的愿望，更不会考虑你已经拥有了多少你值得自豪的东西。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降临，踏过你为了防御它而设下的，看似坚不可摧的堡垒，残忍且急速地将你脱离这个世界。

　　我一直漠视死亡，但我想人要是死，也得死得其所。毫无意义的死亡总是令人不太满意。

　　那年在沿江新城干活儿，楼层很高，但用的却是最早的手扳压葫芦式吊箱。这种吊箱相对来说安全系数要差一些，但租赁费用低，所以不少施工单位都愿意租用这样的吊箱。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干活儿，大概是十一二层楼的高度，忽然听到楼下有人大喊，快来人啊，有人掉下来了！听到喊声，我们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把吊箱升到窗口，然后急忙跳进楼里，又沿着楼梯往楼下跑。

　　掉下来的是大奎，在這个工地刚认识的，我没和他说过几句话。他长得胖，皮肤也白，乍一看不像出体力的，如果穿上西服，扎上领带，别人会以为他是什么单位的领导或是老板。大奎爱说，嘴总不闲着。中午吃完饭，大多数人都会找一个凉快的地方眯一会儿，只有他不睡，坐在那说个没完。他最多的话题是他正上初中的儿子。他对他的儿子充满了无限的期望。endprint

　　沿江新城属于豪华住宅小区，最小的户型都二百多平。记得有一天我从吊箱上进到楼里去方便，正好碰到大奎下来抽烟。他在一个两层的复式房里楼上楼下挨个房间转来转去地看，边看边感叹。感叹完了他对我说，我头拱地也得让我儿子考上大学，以后好当个大官儿，也弄一套这样的房子住，我也好跟着享享福。

　　大奎是从十二楼掉下来的。他在扳动压葫芦的时候压葫芦忽然就出现了故障，吊箱的一面忽然急速地下滑，几乎上下垂直地立在了半空中。当时和他同一个吊箱的小涛被安全带吊住了，而他的安全带却似乎用的时间太久，有些老化了，没有承担住他沉重的身体，在急速下坠的惯性下，一下子断了，他就从十二楼的高度摔了下来。

　　我们围着大奎看。他侧脸趴在水泥地上，两只胳膊向两侧自然分开，一腿伸直，一腿微蜷，好像一个淘气的胖小子玩累了，趴在床上睡觉的姿势。要不是他的脑袋旁边淌了一地的血，我甚至疑心他过一会儿就会一翻身，打个哈欠，揉着惺忪的睡眼爬起来。也许是他太胖的缘故，他的身体里出了很多的血，应该都是从鼻子和嘴里流出来的，洇湿了他脑袋前的一大片水泥地。那血一流出来就变得发黑而黏稠，沾满了尘土和白色的保温板碎末，在阳光下闪着紫色的荧光。

　　人越聚越多，不大一会儿，承包保温工程的老板开着一个破面包车来了。他下了车，脚步踉跄地往人群里走，大伙纷纷后撤，给他闪开了一条通道。他是一个小老板，据说今年才开始承包外墙保温，已经干完两栋了，挣了不少。但干这一行最怕出事故，死一个人不但一年白干，还要倒贴上不少。

　　叫没叫救护车？他一边走一边问，脑门上全是汗，脸色苍白，腮上的肉不住地抖。

　　还叫啥救护车，人从这么高的楼上摔下来，还有个好，登时就没气了。有人回答他。

　　听了这话，他的大脑里一定是变成了一片空白。他眼睛瞪得溜圓，但眼珠却是灰色的，像死鱼的眼珠一样，没有一丝神采。望着趴在血泊里的大奎，他的嘴一张一合地动，可怎么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接近黄昏的时候，一辆三轮车突突地开进了工地，车上呼啦啦下来男女老少十几个人。一个女人歪斜着身子往楼前跑，脚下像踩了棉花。那一刻她的眼睛好像失明了一样，看不见脚下的路，刚跑几步，就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她一跤跌在了地上，两手一支，顺势爬起来，继续跑。她太着急了，但是腿脚却跟不上，于是身子就一直向前倾，好像随时都会再次扑倒在地上。

　　终于，她跑到了大奎身边，收住了脚步，愣怔了几秒，然后大叫一声，像一条空麻袋一样瘫坐在了地上，脑袋无力地挂在了胸前，像睡着了一样。同来的两个妇女急忙扶住她，不住地摇晃。好半天，她才醒过来。

　　我们知道，她就是大奎的媳妇。她被两个女人夹在中间，上半身左晃一下右晃一下，双手富有节奏地拍打着自己的膝盖，闭着眼睛号啕大哭。她的哭声干瘪而尖厉，像一根细竹竿在空气里到处挥舞。那一刻，她的哭声穿越了人群，穿越了夏天金黄的阳光和温暖的风，飘到了遥远的地方。

　　那天我还看到了大奎的儿子。一个瘦弱单薄的身影，在人群里显得无助而孤单。他站在他母亲的身后，两手垂在腿侧，胸脯一耸耸地动，大声地哽咽着，好像随时会背过气去。我眼睛湿润起来，心里默默地为这个可怜的孩子祈祷着，希望他好好学习，考上大学，然后再当一个大官儿，买一套复式的大房子。

　　可是我也知道，即使他买了这样大的房子，大奎也住不进去了。

　　窄小的旅店房间

　　这些年因为打工的缘故，我去过不少地方，有的地方工地给提供住宿的工棚，有的地方要自己安排住宿，因此我住过许多次的旅店。

　　我住的旅店都是小店，条件较差，但房租便宜，一般一天一宿只要十块钱，多的也不超过十五，太贵的没住过。

　　在鸡西客运站下了车，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我拎着工具箱，背着牛仔背包，走在二十多人的队伍里，在街上四处寻找旅店。那时正是秋天，街两旁的树叶都黄了，在枝头上哗啦啦地响，就像头上有一条河流过。我知道那是时间之河。

　　我们这一群人几乎都穿着绿色的迷彩服。迷彩服现在已经成了打工者的专有服装。一大丛绿色在街上移动，就像一畦秋天的韭菜在随风飘摇，虽然挨过了几次刀割，却依旧顽强地绿着。我们是真正的一群草民。

　　一个曾来过的工友领着我们，来到了不远处的一条小街。这条街虽小，却挺繁华，因为离客运站比较近，所以小饭店和旅店就很多，几乎每走几步就有一家。我们一大群人背着大包小包走在街上，仿佛脑门上已经贴上了标签，一打眼儿就知道是来干活儿的外地民工，于是有经验的店家就纷纷同我们搭话，向我们推荐他们的旅店。

　　住店啊？进屋看看，双人间、四人间都有，便宜，还能加垫。一个女人坐在一家旅店的门口招呼我们。加垫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她的旅店里有小姐。

　　多少钱一位？我们中有人问。

　　二十，她说，这是最便宜的了。

　　我们的人摇摇头，显然二十有点贵。

　　来来，你们回来，十五一位，十五一位。她站起身来，伸着白嫩的手向我们勾着。她的手指上好像系着一根透明的丝线，两个工友被丝线缠住了，站住脚，一点儿都没反抗，就被丝线拽了过去。

　　剩下的人继续向前走。在一家旅店门口，又被一个胖女人拦了下来。

　　快进屋吧，我这还有好几间空房呢。她站在我们队伍的前面，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热情。我们不得不停下来。

　　多少钱一位？我们的人问。

　　不打幌，一位十五，我知道你们也不容易。俺家有个亲戚和你们一样，也是打工的，经常出门，咱不能漫天要价。她脸上浮着十分真诚的表情，打出了感情牌。十几个工友受到了感动，住进了她的店。

　　我和李德成是最后找到旅店的。我俩沿着那条街不厌其烦地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家，十块钱一位，双人间。这是一家半地下的旅店，进门前先要向下走几步台阶。店内很暗，我刚迈进去一只脚，就差点儿摔一个跟头，原来屋里的地面更低，好像下地窖一般。我们刚进去时眼睛还不适应，站在原地不敢乱动，等了一会儿，才模模糊糊看清店内的布局。一条狭窄的走廊，两边是一个个房间。房间的墙壁都是胶合板钉成的，手一碰就砰砰地响。endprint

　　我俩的房间在走廊的尽头，紧靠着卫生间。说是双人间，其实只有四五平方米，一进门就是一张床，再无他物。床单似乎好久没洗了，上面有几块斑驳的污渍；没有窗子，棚很低，仿佛要压在人的脑袋上。

　　我和李德成在那个房间里一共住了将近一个月。每天白天我们在工地干活儿，晚上吃完饭才回旅店。房间太小，离卫生间又太近，屋里不但充斥着卫生间的怪味，而且耳朵还时常要忍受房客哗啦啦的撒尿声。

　　但我们还是喜欢那个小房间。它在那段时间里成了我们的家。有时下雨停工，我俩就去外面买一袋花生米，半斤猪头肉，坐在床上一边喝酒一边畅谈人生。喝酒的时候李德成就打开手机循环播放《小苹果》。《小苹果》和范冰冰是他的最爱。

　　在那条街，其实每个小旅店都能帮助客人联系小姐。旅店老板都有小姐的电话，如果客人需要，就打電话叫小姐来，完事后她从小姐那收取一点费用，也就是十块二十块的样子。听我的工友讲，在这种旅店里找小姐都不贵，最多一百，平常都是五十，碰到小姐生意冷淡的某一天，如果肯拉下脸讲价，三十块也行。我们住的小旅店里就经常有客人招小姐来。有一天我和李德成正盘腿坐在床上喝酒，就听到隔壁有了异样的动静。李德成正用手机听《小苹果》，听到隔壁的声音，他赶紧关掉手机，把耳朵贴在了板墙上，细听起来。他边听边陶醉地笑，对我说，你也来听听，他妈的比《小苹果》好听多了。

　　一天，下雨休息，李德成忽然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兄弟，你先去外面溜达一会儿，我憋不住了，想找个小姐。我心中不太高兴，外面正下着雨，让我去哪里溜达？但最后我还是出去了。我顶着小雨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期间去了一家超市装作买东西避了一会儿雨，后来又蹲在一家商店的雨篷下抽了两根烟，看看手机已经快过去一个小时了，才往回走。

　　回到旅店，我想都没想就伸手去推房间的门，没推开。我于是喊了一声。李德成在里面应道，马上。原来他还没完事，我有些尴尬，悄无声息地立在外面。又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女人当先走了出来。她应该有三十岁左右的样子，脸瘦而白，头发染成了淡紫色。她往外走，淡漠的眼睛与我对视了一下。她的脸上是平淡的表情，没有自卑，没有害羞，也没有恼怒，像夜晚里的一汪水。走廊太窄，出了房间门，她斜着身子从我身边走过，我急忙侧过身去，给她让出路来。一股浓郁的香水味钻进了我的鼻子，不是很好闻，让我想打喷嚏。她接着往外走，走廊里很暗，她的高跟鞋咔咔地敲击着水泥地面，像一枚小锤子敲在我的胸上，让我浑身发紧。

　　李德成很不好意思，赶紧给我递烟，又亲手替我点上。我说，你挺厉害啊，一个小时。他说，哪有，那个女人说她送孩子去了，来晚了。李德才又说，这事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尤其是回家后，千万不能让我老婆知道，她要是知道了，非闹翻天不可。我表示很为难，他于是请我吃了一顿烧烤，我才答应。

　　那年我们一直干到十一月初才回家，冬天了，一年的打工生活已经结束，大家都很高兴。我和李德成临走前逛了一次街。他给他老婆买了一件粉色的雅鹿牌羽绒服，我看质量挺好，就也给我的妻子买了一件。

　　穷人都去买彩票

　　工地对面有一家彩票站，我在那买过几次双色球。彩票站不大，每天晚上都挤满了蓬头垢面的民工。即使是在中午，工地午休时间只有一小时，也会有许多民工戴着安全帽进去买几注。

　　有一次我听彩票站的老板和别人闲聊，他原先生意很不好，本打算把彩票站兑出去的，谁知时来运转，街对面的棚户区改造，搞起了建筑。搞建筑就会有许多的民工，而民工都痴迷于买彩票，所以他的生意竟然一下子红火了起来。看来是我们这批民工挽救了他的彩票站。但他并没有因此就对我们心存感激，相反，在他给我们打彩票的时候，我常常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一抹不易被人察觉的轻视。也不怪他，我其实心里也很清楚，买彩票的人就是异想天开的傻瓜。也就是说，我们民工就是傻瓜。

　　我因为读过几年书的缘故，略知些概率方面的知识，所以我知道双色球彩票中大奖的概率只有一千六百万分之一，那几乎是下雨天被雷劈到的几率。但我有时还是会买上一注，其实，我只是用每次的两元钱去给自己买个梦而已。两元钱对于我来说也并不算多，多两元不会使我的人生有什么改变，少两元也不会令我的生活遭遇什么困难。但这两元钱却能给我带来中五百万的梦想。我常想，一个人无论处于多么难的境地也不应该丢掉梦想。虽然这种梦想很渺茫，但毕竟比一点梦想都没有要强。

　　可有时我也会这样想，买彩票中大奖太过于自欺欺人。以前欧洲的农夫在驾驴车的时候，常在驴的眼前系一个胡萝卜，驴总以为伸口就可以吃到美味，于是就奋力地拉车，可总也吃不到嘴里去，却付出了力气。那个梦想中的五百万何尝不是一个胡萝卜呢？这样想着，就又记起了一个谚语，傻狗撵飞禽。鸟在前面飞，狗在后面疯狂地追着。这样的一幕我小时候确实看到过，所以我知道最后狗还是没有追到鸟。

　　在买彩票的民工中，有两个人给我的印象最深。

　　先说说潘大发。潘大发这个名字是他爹绞尽了脑汁才想出来的。他爹本想靠这个吉利的名字一举扭转几代人贫困的局面，但事与愿违，潘大发不但没有发大财，而且似乎更加贫困了，直到三十多岁，也没有成家。

　　潘大发买彩票没有耐心研究彩票的各种走势，他说他一看那些数字头就发蒙，所以他更喜欢买即开型的刮刮乐彩票。按他的说法就是，还是这种彩票过瘾，中不中奖大拇指一刮，当时就见分晓。

　　他刮彩票的时候我见过一次。刚开完工资，我们许多人出去吃饭，吃完饭就去了彩票站。他先买了五张刮刮乐。他买的时候不让老板动手拿，而是自己去盒子里挑。他认真地翻动着一排彩票，先在中间抽两张，又在靠两边的位置各抽一张，抽最后一张的时候，他犹豫了半天，抽出了一张又插了回去，来回两三次，才选中。

　　彩票到手，他撅着屁股在玻璃柜台上刮。他的拇指又黑又粗糙，像一截干树枝，手指肚上还缠着一圈发黑的胶布；指甲好长时间没剪了，指甲缝里藏着一道黑色的泥垢。他用指甲在彩票的刮开区一点点地刮，从一角开始，像一条蚕在小心地吃着一枚宝贵的桑叶，唯恐几口就吃完了。刮开区里的图案慢慢地露出了一角，是一个梅花，他兴奋起来，眼睛放着光，加快了刮开的速度，是一个方块。他有点失望，眼睛里的神采瞬间黯淡下去，三下两下把剩余的部分都刮干净，没中奖。他小声地骂了一句，把这张丢在地上，又拿出了第二张。endprint

　　刮第三张的时候他中了奖。他的手颤抖着，原地跳了起来，激动地大喊一声，中了。他中了二十块钱。他把中奖的彩票啪的一声拍在柜台上，豪迈地说，再给我换十张！那天他足足花了将近一百块钱，虽然中了几次小奖，但又都被他换成了彩票。最后是我强拉着他走出彩票站的，否则的话，我估计他还会买下去。他耷拉着脑袋跟我往工地走，边走边后悔，见好就收好了，太贪了，以后就买五张，不中拉倒，多买不是人。他发誓说，脸上是沮丧和落寞。但用不上两天，他又会忘掉自己的誓言，大买特买起来。

　　相对于潘大发来说，王治国应该算是一个技术性彩民。他是个内向的人，很少和别人说话。别人打扑克喝酒的时候，他就趴在铺板上写写画画研究彩票。他有一个卷了边的大笔记本，上面歪歪扭扭地画着彩票的各种走势图。他很少买双色球，他一般只买3D。他曾经对我说过，双色球中奖是靠运气，而3D更多的是靠技术。我看过他的笔记本，上面记录了各种关于3D彩票的数据，和值、跨度、奇偶、大小等，很像一回事。

　　他还真中过一次奖，中了两千块。得知他中奖，整个工棚的人都围了上来，一致要求他请客喝酒，庆祝一下。他没有请。他冷着脸说，你们只看见了贼吃肉，没看见过贼挨打。你们知不知道，我这之前都花了好几千块钱了，你们谁给我掏过一分？于是众人不欢而散，纷纷骂他小气。我和他关系不错，他想了一会儿，也许觉得不好意思，就想拉我出去喝酒，但被我拒绝了。

　　再后来，王治国买彩票入了魔，深深地陷了进去，欲罢不能了。事情是這样的。他一直关注着3D彩票的走势，发现十位的数字3已经有将近一百期没有出现了。他激动不已，偷偷地对我说，按概率讲，这个3平均每十期就该出一次，现在遗漏一百多期了，应该是个机会，我要加大投资，翻倍买这个3。

　　那天起，他每天都偷偷地去买彩票，前几天每天花二百，过几天开始每天花四百。他的投注必须翻着倍往上涨，否则即使这个号码出了也不会赚钱。他卡里的钱渐渐花光了，可他说的那个号码还是没有出来。他去老板那借了一次钱，说家里出了事，急需用钱，先预支了一部分工资。但没用上几天，也被他花光了。那几天我看出了他的变化。他焦躁不安，双眼无神，吃饭吃不香，睡觉睡不着，白天干活儿也总溜号。

　　终于有一天，他冲我张了嘴，要借三千块钱。我本来就苦劝过他，叫他不要买了，所以我根本不能借给他，更不要说当时我手上真没有那么多钱了。 他慢慢地绝望起来。他总以为他买的号码第二天就会出来，可他却一分钱都没有了。

　　第二天，他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工地，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把将近一年的工资钱都买了彩票，我不知道他回家后该如何面对妻儿老小。我真心地希望，他最后中了奖，虽然我知道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我只能这样祝福他，别无他法。

　　我理解他，他和我一样，都是穷人。我们都清醒地知道，如果单靠出苦力赚钱，我们恐怕一辈子都难翻身。穷人渴望改变命运，特别是在其他通往富贵的门都被关闭时，我们除了彩票别无选择，因为彩票确实给了我们一夜暴富的机会和梦想。

　　责任编辑 韦健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