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爽

　　摘要：昭君出塞的故事在中国各地流传已久，历来吟咏昭君的文学作品也是层出不穷。昭君故事的流传和演变在敦煌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王昭君变文》是敦煌变文中的典型代表，颇具敦煌文学特色，反映了唐代民间文人对昭君故事的加工与再创造。《汉书》和《后汉书》中对昭君故事均有记载且相对真实，文章通过昭君身份、昭君出塞原因、昭君结局和单于形象四个方面，充分结合两部史书中对昭君出塞的记载，多角度地阐述了变文中昭君故事和历史上真实的昭君故事之间的不同。

　　关键词：《王昭君变文》；昭君故事；敦煌文学

　　昭君出塞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33年（汉元帝竟宁元年），在《汉书·元帝纪》、《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均有记载。唐人根据正史、野史、文人诗及民间传说，经过艺术加工创作出了以《王昭君变文》为代表的敦煌昭君作品。 《王昭君变文》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因变文中有“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之语，可知此变文分为上下两卷，但上卷残缺较多，对于王昭君出塞前的情况以及来匈奴的过程便不得而知。作为叙事文学作品，《王昭君变文》虽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史实，自然也有虚构的成分在，变文中的昭君故事和历史上真实的昭君故事（注：此处的历史真实故事以正史《汉书》和《后汉书》为依据）也存在一些差距，现将所发现差距总结归纳如下：

　　一、昭君身份

　　王昭君的身份本没有太多疑点，多部史书中均有记载，且说法基本统一。《汉书·元帝纪》中载“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阙氏”，《汉书·匈奴传》中载“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后汉书·南匈奴传》中也有记载曰：“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根据这些记载可基本确定，昭君是以良家子身份被选入掖庭，后以宫女身份被赐于单于的，后世的文学作品也基本沿袭这一说法。当然，此处还涉及到昭君名字的问题（墙、嫱、樯），历来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在此并不多做阐述。两部史书中均如此记载，可见这一身份接近历史真实，可《王昭君变文》中的身份却和史书中的记载大相径庭。《王昭君变文》中暗示昭君出塞前身份信息的有以下几处：“公主时亡仆亦死”、“公主仍留十解（斛）珠”、“谨以清酌之奠，祭汉公主王昭军（君）之灵”，变文中多次提到公主，可见王昭君在变文中的身份并不是一直以来被大家认可的宫女身份，而是被赋予了新的身份——公主。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汉朝历来是以王室宗女代替公主身份远嫁和亲，变文中王昭君的身份是真正的公主，还是宫女顶替公主身份出嫁，因为前半部变文的缺失，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不被史书中的记载束缚，给王昭君赋予新的身份，却是变文的创新之处。

　　除了王昭君出塞前的身份和史书中的记载有所不同，其在匈奴的封号和身份也与史书中的记载存在差距。在《汉书·元帝纪》和《汉书·匈奴传》中载“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阙氏”、“王昭君号宁胡阙氏”，《后汉书·南匈奴传》中亦载“遂复为后单于阙氏焉”。根据史书的记载，王昭君在远嫁匈奴后被封为“阙氏”，席凿齿在《与谢安石书》云“匈奴名妾作阙氏，言可爱如胭脂”，可知，昭君远嫁后所封阙氏为妾，并非正妻。可在变文中却明确提到“遂拜昭军（君）为烟脂皇后”，此处指出单于拜昭君为皇后，“烟脂”为汉时单于皇后的封号，这和史书中的记载有所不同。可也有一些学者指出，阙氏即为匈奴的皇后，若是如此，那史书和变文中的记载则基本一致。只是若阙氏为皇后，那在《汉书·匈奴传》中除了提到昭君号宁胡阙氏之外，还提到了其他阙氏“始呼韩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长女颛渠阙氏，生二子……。少女为大阙氏，生四子……，又它阙氏子十余人。”按习俗来说，不可能同时封多人为皇后，故本文比较倾向于“阙氏为妾”这一说法。史书中的记载基本一致，即昭君到匈奴后被封为阙氏，只有在变文中才把昭君出嫁的身份定为皇后。这样的处理一方面突出了单于对于昭君的用情至深和对于汉王朝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反衬出昭君对于故土的思念之情，虽身份至尊却一直心系国家。

　　二、昭君出塞原因

　　昭君出塞的原因在各种故事版本中也是不尽相同，因正史中对于出塞缘由记载较少，这就给后世作家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汉书》中并未提及出塞的原因，只提到了单于愿交两国之好，汉元帝把昭君赐于单于。《后汉书·南匈奴传》中载“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愤，乃请掖庭令求行。”这儿提及昭君出塞是因为久不见御后“积悲愤”，主动请求前往匈奴。正史中关于昭君出塞的原因只此一处记载，《琴操》中亦沿袭此说法。因《王昭君变文》前半部的缺失，我们已不能直接得知变文中昭君出塞前的经历及原因，但后半段的叙述中却对于昭君出塞的原因有所暗示。“良由画匠，把妾陵持”、“丹青写刑（形），远稼（嫁）使匈奴拜首”，我们虽不知前面的情节如何，但通过这些可知，昭君出塞的原因为画匠的所误，并非“积悲愤”后的主动和亲。这两句很难看出究竟画匠做了什么使得昭君被迫远嫁匈奴和亲，但变文中的出塞原因和《西京杂记》中的记载较为相似。《西京杂记》中记载“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樯不肯，遂不得见。”此处指出昭君被迫出塞和亲的原因为没有贿赂画工，这和变文中“丹青写刑（形），远稼（嫁）使匈奴拜首”的说法有些相似，不知变文中出塞前的故事是否沿袭了《西京杂记》的故事情节。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变文中把昭君被迫和亲的原因一并推给了画匠，罪魁祸首只提此一人，而《后汉书》中昭君是在久不得见御后主动请求出塞，大胆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是变文和正史中对于昭君出塞原因的不同之处。

　　三、昭君结局

　　昭君出塞后的结局在不同的版本中也有一些差异，昭君在塞外的生活究竟如何一直是人们比较关注的。在《汉书·匈奴传》中记载“王昭君号宁胡阙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復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后汉书·南匈奴传》也有类似的记载“……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阙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辞，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阙氏焉。”虽然两本史书关于昭君生几子的问题有些争议，但基本史实较为清楚，即昭君嫁于呼韩邪单于后生有子孙，单于死后昭君又嫁给了呼韩邪单于之子。在我们看来，儿子娶继母是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可是匈奴一直有“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习俗，这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作为汉人的王昭君应该也接受不了这样的安排，所以才上書请求归来，可汗成帝依旧让她“从胡俗”。关于王昭君出塞后的记载也只限于嫁于新单于后生有二女，二女后来都为维护大汉和匈奴的关系做了很多的贡献。至于復株絫单于死后昭君的结局，史书中并未明确提及，但基本上是寡居或者不久后死去这两种状态。但《王昭君变文》中却和史书记载完全不同，变文中用了大篇幅的文字记载了昭君出嫁后因长期思念故土，抑郁而终。虽然不知道昭君出塞前的状况如何，但其出塞后虽得到了单于的呵护，也获得了受封，但其对于边塞生活极度不适应，无时无刻不思念着汉乡，以至于出塞后没多久就抑郁身亡。她并未和史书中记载的那样嫁于两任单于，并生下了多名子女，而是福薄命浅，抑郁而终。这样的结局无疑比史书中客观记载的史实更有感染力，无形中也扩大了昭君命运的悲剧性，使得昭君这一形象更丰富、更立体。endprint

　　四、单于形象

　　史书的记载本身就是客观描述事实，故史书中对于呼韩邪单于形象的刻画相对较少，只有寥寥几语提到了他，也并未延伸描述。《汉书·元帝纪》中有汉朝对单于的诏书“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仰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傅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他对于单于的描写无非也和《汉书》的类似，可以看出单于在匈奴内战后投降汉朝，汉朝把昭君赐于他，单于也表示会和汉朝友好相处，保证边疆安定。当然，单于也说到做到，他在任期间，汉朝和匈奴关系十分友好，根据汉书中的其他描述，我们知道呼韩邪单于算是一个有勇有谋、敢作敢当的大丈夫，对于感情的态度却未曾涉及。《王昭君变文》在史书的基础上对于单于的描写更加深入，塑造了一个有情有义的痴情单于形象。“单于见明妃不乐，唯传一箭，号令（）军”，“单于见他不乐，又传一箭，告报诸蕃，非时出猎，围绕烟山，用昭军（君）作中心……”只因昭君思乡不乐，单于就想尽办法逗她开心，甚至“非时出猎”，可见其用情至深。在昭君死后，單于“脱却天子之服，还著庶人之裳，披发临丧，魁渠并至”，甚至发出了“公主时亡仆亦死，谁能在后哭孤魂”的哀叹。历来叙述昭君故事的作品众多，但内容上多为怜其远嫁，哀其不幸，也有一些是褒其伟功的，大都很少提及匈奴首领单于。《王昭君变文》却一改传统，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典型的痴情君主形象，这在整个昭君故事的发展具有创新作用，也突出了敦煌变文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

　　《王昭君变文》是唐代民间文人对昭君故事在史实基础上的再创作，在整个昭君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变文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了，开启了昭君故事叙事文学的先河，对后世昭君题材的作品有着重要的影响。自此之后，这个集幽怨、大义于一身的悲情女子就成了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昭君题材的戏曲、小说、绘画、音乐也是层不出穷。文人们在对这个悲情女子寄予同情、哀叹、钦佩的同时，也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社会环境融于其中，提高了昭君故事的艺术感染力，也使得昭君作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烙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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