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华

　　作为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作家的“审美心理、审美意识一方面显示出具体性和个别性特征，另一方面又由于所属民族对审美活动的长期规约以及集体无意识的世代承继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民族的群体性特征。”①就当代哈萨克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以下简称叶尔克西）来说，她常常着眼于千年以来的哈萨克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积淀，以无比的热忱与真诚去讴歌、去书写，不断挖掘出本民族得以绵延千载、时刻活跃在民族肌体内的基因源代码，同时用那饱含温情的文字将这些关于哈萨克民族的文化记忆娓娓道来，情真意切。显而易见的是，哈萨克民族是个有着文明悠久、文化厚重的草原民族，其雄浑的民族底蕴和草原文化铸就了哈萨克民族坚韧不拔的民族气度和精神内核，而这些业已流淌在一代又一代哈萨克族人的血脉之中，成为他们的精魂，也由此沉淀了他们走出草原、迈向世界的勇气与信心。在这一意义上说，它也恰恰是哈萨克族人在现代环境下得以快速成长的原因所在。身为一位女性作家，叶尔克西又有着天然的细腻、温婉与柔美。她把本民族女性之细致、之韧性、之气魄切入文本的缝隙当中，以独具风格的女性书写让哈萨克民族之精神有了生生不息的原动力与蓬勃之势，并塑造了一个个善良、纯美、富有母性情怀的女性形象，从而把生活中的女性写进了哈萨克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不可否认的是，哈萨克女性在哈萨克民族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而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哈萨克民族的成长史也是哈萨克民族女性的奉献史和牺牲史。

　　一

　　不言而喻，聚焦于民族文化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探求本民族文化之源，借此来找寻本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存之根本，而这对于一个民族作家来说，是与生俱来的天然使命与职责所在，诚如诗人泰戈尔所言，“每一个民族的职责是，保持自己心灵的永不熄灭的明灯，以作为世界光明的一部分。熄灭任何一盏民族的灯，就意味着剥夺它在世界庆典里的应有位置。”②也就是说，每个民族在历经时间之河的大浪淘沙中，都会慢慢地凝聚一盏盏可承载本民族独特记忆的“明灯”，而这些“明灯”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也是民族文化的提炼。它们被深深地镌刻在这个民族的每位成员灵魂的深处，从古到今、从过去到现在、直至未来。现如今的哈萨克族同样拥有这样的“明灯”，而那些构成了哈萨克民族之“明灯”的独特记忆以及文化基因，犹如一个个被内置的源代码时刻隐匿在哈萨克民族丰富的文化体内，等待那些有心的人去不断发掘、去重新建构现代环境下的民族标识符。由于社会身份、文化背景及社会经验的差异，导致了作家在觀察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等的出发点、基本立场和思考角度的迥然有别。在叶尔克西的散文世界中，她通过对本民族过往历史、人物以及民俗风情的发现、发掘来完成对哈萨克民族文化记忆在文学想象上的重新建构，并借此来不断加深对哈萨克民族文化的真切体验和感同身受。在某种意义上，“文化记忆其实也是既往文化想象的历史积淀，是‘大浪淘沙所遗之金；文化想象也会经历史陶塑成为未来的文化记忆，成为‘灵蚌含异所育之珠。”③可以说，对哈萨克民族文化记忆的呈现是叶尔克西在散文创作中矢志不渝的追寻与表现主题，她也因此获得了主体自我内在的超越与精神的升华。

　　一般而言，“民族文化是一个影响巨大而又无形的存在，它弥漫于一个人所生活于其中的整个时空，而且，任何人都无法选择、无法摆脱既定的文化，他必须在既定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自我的塑造和文化再生产。因而，他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民族文化的印记。”④叶尔克西虽成长成熟于多民族文化碰撞、冲突及交融的多元文化语境中，但她对哈萨克民族文化有着天然的认知和体悟，这种与生俱来的自觉使她的诸多文本被深深地打上了哈萨克民族文化的烙印。“每一个人的文化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每种特定的身份都会对应着相应的行为模式，在个人和社会的相互作用下，身份角色会相应地改变并不断产生新的内涵。这些身份角色的作用与影响并不是均衡对等的，有的色彩要浓一些，有的要淡一些。”⑤对于叶尔克西来说，其文化身份、社会角色是多重的：哈萨克族人、女性作家、现代知识分子等等，这些身份的彼此交织带来了其在散文创作中文化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不同的文化身份、气质在其散文创作中虽都有不同程度的彰显；然而，身为一名哈萨克族人，她更注重将自己摆在本民族代言人的位置，并着力书写和表现哈萨克民族的方方面面。

　　纵览叶尔克西的散文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她始终以讴歌和表现哈萨克民族为己任，视言说哈萨克民族的点滴为其自身神圣的使命。她尽情地向草原之外的世界言说和呈现哈萨克民族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及英雄人物，从而借此不断发现、挖掘出隐匿在哈萨克民族文化记忆深处的那些极富活力的源代码，而有时候这些源代码往往会借助一些意象来突显。可以说，这些富有民族独特意蕴的意象常见于她的作品之中，也成为人们理解其文本的一把金钥匙。在《蓝光中的狼》一文中，作家把关注点聚焦于家中客厅墙上挂的一张狼皮这个具体的物象上，并由此展开、逐渐引申为哈萨克民族文化中关于“狼”的文化话题，由浅入深地不断去发现、发掘狼意象在哈萨克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特定意义。“一只狼在哈萨克族的传统文化中是有点意思的，这总是我联想多多。”作家先从这张狼皮的由来和它的美好寓意说起，“到民间走一趟，狼影更是无处不在。”狼的髌骨可以辟邪，也可以为人带来好运、自信和力量；哈萨克族人不用“狼来了”而是说“狗熊来了”来提醒小孩安静。他们会把形象剽悍、性格坚强的青年男子形容成“像狼一样”的人，会把一个人或一群人做的一件漂亮的事情比作“像狼袭击了羊群一样干得漂亮”；民间还有谚语“狼吃羊，为的就是个出个名。”似乎作家并不甘愿止于此，又在《周书·突厥转》《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的字里行间展开寻觅，渐渐的、一个关于狼母的传说便跃然纸上。紧接着，作家又从哈萨克族学者尼合买提·蒙加尼对哈萨克神话故事的研究切入，把狼意象与哈萨克民族的创世神话建立了联系。基于这样的情形，狼形象便从一个个浪漫爱情故事中的女主角——“美女狼”、“狼妻”，慢慢演变成了“英勇顽强的男子”、“英雄巴特尔”⑥，以至于到作为部族的口号或旗帜的“狼图腾”。如此一来二往，作家便实现了对“狼”从具象到抽象、从自然物到精神升华的全过程，使“狼文化”成了哈萨克民族文化记忆中不可忽略的传统印记与精神标识。

　　二

　　在很大程度上，性别视角对于作家笔下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叶尔克西先天具有女性所特有情怀与敏锐的感受力，这也恰好是她在散文创作中突出母性特征的出发点与根本点。这种天性使作家能夠更加透彻地理解其散文中所塑造的哈萨克族脐母、天鹅女、太阳公主、女萨满、女阿肯等一个个生动鲜活、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人物尽管社会身份各不相同，但她们在具有一般女性共有特性的同时，也有着不同一般女性的个性存在，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个性彰显出作家独特的女性视角。可以说，叶尔克西在散文创作中对众多母性形象的倾力塑造就源自这种女性本真的情有独钟，她擅长从女性的视角去感知世界、触摸社会、叩问生死、感悟生活以及人生，一种出自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柔婉令其散文意蕴深广、情感浓厚。叶尔克西把自己对生命、对世界的真切体验与感悟赋予其笔下的一个个女性形象身上，尤其突出表现在这些女性所具有的母性这一天然使命上。在某种意义上，叶尔克西也试图通过笔下那些母性形象来表达其在文学创作中鲜明的女性立场：一方面，这种女性立场以她对那些曾经被历史忽视的母性形象的再次发掘、尤其是使那些曾被男性中心话语遮蔽了的母性形象得以呈现出来；而另一方面，这种立场又以她执著于女性情感的真诚书写来表明，尤其是在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书写时，这种鲜明的态度表现得更明显。

　　客观地说，叶尔克西虽身为女性也未必赞同这里对其女性立场的概括和归纳，但仔细分析她的诸多散文，的确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强烈的女性立场与母性关怀。当代研究者任一鸣就曾评论过，“诸多新疆少数民族女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的性别，也并不刻意强调自己的性别，不想用这些定语来标注自己的位置。但她们的作品中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女性独特的纤细的感受……，也会自然而然地融入对生命——对人、对草原上所有生命的爱与呵护。”⑦叶尔克西散文名篇《萨满铃鼓》中的女巴克斯阿克库娜尔，自幼就对光明有种超常的感知能力，“她知道山有山神，水有水神，知道天下万物有灵。”在她还是懵懂初开的少女时，“就已经感知到了这个世界全部的秘密。”于是，在老巴克斯阿克泰老人真诚的感召下，阿克库娜尔慢慢启悟了，成了草原上继阿克泰老人之后又一名巴克斯，而且是位女巴克斯。尽管女巴克斯阿克库娜尔个人生活经历了诸多的不幸，“父母在她出嫁后不久，先后死去。丈夫也死了，而她没有生过孩子。”但她“总是身着一身平民的装束，在民间走来走去，为人消灾避难，祈求幸福和满。”⑧从中可见，作家笔下的阿克库娜尔形象是丰满而质朴的。她既拥有着平常女人的普通经历，也有身为女巴克斯的神圣使命。在这一文本中，叶尔克西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去默默寻找女人之心之所以能承受得了人世间一切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根由所在，从而把这些女性的生命过程呈现的愈加鲜活、可感与饱满。

　　《黑宰阿娜》中的“太阳公主”黑宰阿娜是努丽拉的亲生女儿，她深受其母亲良好德行的影响，以至于后来成为一个庞大的黑宰部落的氏祖母。哈萨克族民间有个说法，即“女儿看着母亲长——有其母，必有其女。也就是说，母亲的榜样是先天的。”黑宰阿娜“在娘家时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教养极好。她不仅为人和善、真诚、善解人意，而且还聪明，谈吐优雅，举止落落大方，操守也堪称一流。”她身上延续了她母亲的个性，并具有很强的心理承受力，一方面能积极面对生命中的挫折与磨难，同时还善于运用机智与聪慧协助她丈夫处理、应对部族间复杂的事务，很快她在家族中确立了自己的威信。当其丈夫沙格尔“驾鹤西去”之后，黑宰阿娜按照哈萨克的传统规矩为其丈夫服丧一年，“她一边服丧，一边继续参与家政事务。”后来“由于她寡居的身份实在不好做事。抑或，实在因为孩子——沙格尔的后代不能因为自己有可能改变的命运离开他们的家族……，决定按哈萨克转房制嫁给了自己的小叔子托赫塔尔。”她为了家族大义，不计较个人得与失，坚持以德立行，即使当黑宰部受到外来侵袭时，“昆比薄发动部落里的壮士们组成浩大的军队前去迎战。”到这里，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黑宰阿娜这个母性形象的英雄气概和伟大行为。但这还不是她的全部，“黑宰阿娜昆比薄其实还有一个让现代女性也为之动容的女人情节，那就是精心于着装和仪表。”⑨可见，黑宰阿娜骨子里还是真女人。毋庸赘言，在叶尔克西的女性素描中，以母性为主角，侧重关注、并叙写女性的内心世界与生存境遇，用与众不同的女性视角和眼光去观照哈萨克民族母性的生命史与成长史。

　　三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哈萨克族人已逐渐从草原上迁出住进楼房，在城市里或城市的边缘处过着更加便捷的现代生活。这种哈萨克族居住方式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显现出独具特色的哈萨克民族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式微。可以说，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不能因地域的偏见而自缚枷锁，同源同根也不只是人造景观，“活化石”不应上演自我碎片化的时代悲剧。新疆自古以来便是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这里汇聚了哈萨克族、回族、维吾尔族等几十个少数民族，他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因为哈萨克族本身的渊源历史，他们信仰笃定，同时认为万物有灵，对生命有不同的感悟，相信“萨满”会为他们带来幸福的生活。在自身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哈萨克族逐渐形成了追求自由的风俗民情，在流动的毡房中过着自在的游牧生活。吃肉饮酪，赶畜迁徙，团结互助的赤诚，让他们在空间移动中的恶劣环境里生存下来。在满足温饱的基础上，哈萨克族人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万人瞩目的“阿肯”弹唱、诗歌小说创作、草原赛马还有叼羊、姑娘追传统风俗等等，无不展现出草原文化那刚健苍劲的磅礴气势。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中若是没有利害欲望，也就少了些许的媚惑，就此而成为小众文化。叶尔克西的作品大多反映的是淳朴的草原生活，关于哈萨克族一些文化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落后的东西。如果“阿肯”不能够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脱掉“夹脚的鞋”融入现代生活，就难以在多文化交流中获得凤凰涅槃般的回归与超越。“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就是质的飞跃，“当社会的发展，让古典主义的东西，在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的作家文人们那里没有足够的空间的时候（不能呼吸），那现代和后现代的东西就要从他们的生命里长出来了。”⑩

　　叶尔克西是在汉语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哈萨克族人，从草原牧场来到都市，接受并消化了多元文化之间的差异冲突。叶尔克西的作品中饱含对本民族文化的炽烈情感，这体现在其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掘本民族文化的核心精神，并细致地描摹本民族文化中最优美的一面。经过城市浮光掠影的洗礼，人们的审美意识表现出现实物质般的自觉性，显性表达着对功利的追求。多元文化的融合是痛苦的，本民族的传统占据了自觉意识，后天接受的文化又再次动摇已形成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双语作家）在作品中寻根的同时，又容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患上浮躁病。在两种文化之间徘徊不定，产生了什么是愚昧、什么是文明的困惑，“城里的哈萨克人没完没了地宴请，一场接一场，哈萨克那份纯真和坦荡，早让他们泡进势力的肉汤里了。”通过“场景式”与“情节化”的描述，像小剧场放映般将城市的故事平铺开来；求同但是需要存异，文学的价值是建立在大家都接受的基础上的。叶尔克西热爱着陪伴其整个青春的大草原，但对于民族的愚昧，她坚决不予以苟同。文化养育了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的习惯，儿时的生长环境熏陶了她对自然敏锐的感悟，从传统跨越到现代，完成对人生不同阶段的认知。童年生活积累的对“根”的眷恋并不是那么容易淡去。语言是汉语白话的节奏，生活在城市的铁栅栏间，脑顶是缠绕不断的电线，在乌鲁木齐的城市生活与草原牧场的生活是存在冲突的。因此在《新娘》中，作家不无感慨地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后的游牧生活的场景。”她将自己放在新疆历史发展的脉络里感受生活的变迁，作家的这种叙述的语气，其间隐隐露出丝丝不舍之情。叶尔克西的作品是牧歌里的一声笛，将回忆生动地演绎成视觉和听觉感受，完成民族审美的回归和超越。正因为矛盾的轮回，才让人乐于在现实中挖掘美好的存在，实现人性化的认同。既展示了民族文化的神韵，又有超越民族界限的思考，汲取多元文化精髓，博采众长。哈萨克民族的文化是其成长的乳汁，构造了最初的价值观念，接受现代汉文化的熏陶是与时俱进的要求，是更新的外向思维。阅读叶尔克西的作品需在感性中保持一份理性，在简约朴素中审视哲理的意蕴。就如同民族服饰载体一样，文学本身是精神气质的书写，用一笔一划的硬朗，凝聚传承的个性。楼兰姑娘、罗布泊传说和喀纳斯湖怪可以说是新疆这片地域的传奇，它兼容并蓄的文化、生活方式，多样的土壤上孕育着的文学也富有层次和绮丽。城市的喧嚣和牧区的宁静是两种不同的心灵体悟，在相互的循环中共同升华，如何在这中间寻找到融合的审美契点，正是当下文化研究需要探索的问题。

　　兴起于中国内地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散文浪潮不可避免地席卷了整个边地新疆，逐渐影响了一大批成长于新时期的新疆本土作家，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就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位。从文化视觉来关注本民族久远的历史以及所要着力表现的文化对象是文化大散文写作的某种征候，其在美学风格上往往表现出理想的凝重、诗意的激情与浑然一体的气度。从北塔山走出来的作家叶尔克西，以其特有的女性视角与人文情怀来重新建构起本民族文化记忆，并将多姿的哈萨克传统文化世界展现在世人的眼前。草原上哈萨克族人对伟大母性的认知与尊崇，是作家长期以来散文创作的主题之一。特定的民族思维惯性、民间的隐秘传说以及草原上哈萨克族人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共同建构了哈萨克传统文化视野下对于母性形象的点滴想象，而这种想象的生成是哈萨克族这一民族在追溯自身历史起源过程中的一种元冲动，正是这种冲动激发了作家勇于去追寻的原始欲望，穿越无限延伸的时空隧道，走进哈萨克族传统文化的肥沃田野，一睹那些曾经隐匿在历史角落里的众多“风月”。

　　注释：

　　①吕豪爽：《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②[印度]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著，倪培耕譯：《泰戈尔传》，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页。

　　③于平：《文化记忆与文化想象》，《光明日报》，2012年4月21日。

　　④韦建国，吴孝成等著：《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西北多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⑤黄小娟：《民族文化记忆的女性书写——论藏族女作家梅卓的小说》，《民族文学研究》，2012第6期。

　　⑥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草原火母》，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⑦任一鸣：《新疆哈萨克女作家创作审美意蕴之二：独特的女性文化——从哈萨克女作家哈依霞、叶尔克西的创作谈起》，《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第1期。

　　⑧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草原火母》，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6页。

　　⑨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草原火母》，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0-98页。

　　⑩王志萍：《诗意眷想.直面人生.荒诞感受----评叶尔克西小说创作的浪漫、写实、现代之旅》，《昌吉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