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中外文学经验告诉我们，杰出的作家幾乎无一例外都是多面手，他们不仅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诸体皆擅，而且有的还热衷于从事批评、编剧、导演、记者、编辑、出版人等职业。至于在文史哲、美学、文化艺术等人文范围内的造诣、修养或综合素质，亦相当深厚富足，有的取得了累累硕果。“杂食”才能“多产”“优生”，这个道理不言自明。相对来说，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境遇等特殊原因，新中国及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几代大陆作家大都营养不良，存在先天的缺陷，比如所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文学资源贫瘠，精神上带有不可涤除的“遗毒”、无法弥合的创伤等等。凡是想继续走下去有所作为的作家，不得不依靠后天的勤奋，学习和创作同步，知识上采取恶补的方式得以快速积累和自我提高，而思想、精神、文化上的修葺则主要通过借鉴、自省、追索和批判继承得以自我完善。山东作家张炜（1978年考入烟台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省档案馆工作，在当代作家中第一学历较高）就是其中较为自觉一个，也是难能可贵的一个，因而才得以从为数众多的当代作家群中脱颖而出，引人瞩目。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中，张炜一般以小说家或散文家的身份被载入史册，显示了人们对其文学身份的普遍认同。事实上，除了广为人知的小说家和散文家的指称，他至少还是一位诗人、“学者型作家”“准文论家”或“准批评家”，也是一个较为严肃的思想者。
一、作为小说家的张炜
众所公认，张炜首先是一个小说家。尽管早年尝试过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体裁写作，但最终立身扬名的还是小说。如果从1973年写下第一个短篇小说《木头车》算起，已经风风雨雨走过了四十多年的文学创作历程。若以1980年在《山东文学》上正式公开发表作品（《达达媳妇》）作为登上文坛的起点，或者以两年后加入中国作协山东分会作为标志，至今也有三十多年的时间。据他自述，在出道之前，曾经写下了几百万字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几乎一个字也没能发表。我折过笔、摔过墨水瓶”①。1982年是张炜的发迹之年，凭借《声音》获得了国内短篇小说的最高奖项——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与梁晓声、蒋子龙、铁凝等同台领奖，开始拥有全国知名度，文学之路从此通达。张炜对长、中、短篇小说皆得心应手。除了198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古船》，九十年代初以前主要以短篇和中篇为主，代表作品有《声音》《一潭清水》《黑鲨洋》《海边的雪》《冬景》以及《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童眸》《葡萄园》《蘑菇七种》等。进入九十年代，国内“长篇小说热”持续升温，像其他雄心勃勃的作家一样，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长篇小说写作上，到今天陆续发表了《我的田园》《怀念与追记》《九月寓言》《柏慧》《家族》《远河远山》《外省书》《西郊》《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你在高原》系列、《半岛哈里哈气》《少年与海》《独药师》等长篇大作。据不完全统计，张炜正式发表（选摘作品不重复计入）的作品大约有：短篇130多篇，中篇20余篇、长篇21部。
对于张炜小说的创作成就，国内几部重要的文学史做出了高度评价，并且将他作为一个较为特异的作家来对待。但他的独特性使得人们对其文学定位和归属问题处理起来颇为棘手。通过检阅可以发现，他大多时候徘徊在各种思潮和流派之外，虽偶有被拉进论及，但从来没有成为中坚代表人物，几皆被另立名目以“其他作家”来归类。新时期以来，小说方面重要的文学现象或思潮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小说、寻根文学、意识流小说、先锋文学、新写实、新历史主义、私人写作、新生代等，与张炜切近的似乎只有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和新历史主义。他虽自称是“知青”代，但其创作不属于知青文学。早期作品被许多论者列为“农村改革文学”，孔范今、洪子诚等编著的文学史予以采纳。同时，《古船》与《浮躁》（贾平凹著）等也被看作是“改革文学”，但“它们的容量加大了，主题深化了，尤其是在题材的超越上更有所进展。”②《古船》作为后发作品，刚刚搭上“改革文学”的末班车。由于人们对于“改革文学”评价不高，以《古船》为代表的一些作品以其历史厚度、丰富内蕴、上乘质量冲决出了这一类型范畴。到了“寻根”时期，李庆西、季红真、南帆等多论及张炜，为的是弥补以地域划分的缺憾，称之为齐鲁或山东“寻根派”作家代表。其实，此时期张炜的“寻根”意识并不太强，只有《黑鲨洋》《海边的雪》《海边的风》等几篇，且带有较为明显的模仿海明威的痕迹。有人还把《一潭清水》划为“寻根”文学，显然它更应属于（农村）“改革文学”范畴。也有人把张炜列入“新历史主义小说”，以《古船》《家族》为代表，严格来说也是一种误读。恰恰相反，“新历史主义小说”是相对于新时期以前“革命历史小说”以及像《古船》这样注重“史诗性”、对历史有着宏阔表现的小说而言。对于张炜的定位和评价，常见的是将其划入地域作家群（如王润滋、矫健）、乡土写作（如陈忠实）、民间表达（如李锐、韩少功）、人文精神立场（如张承志、史铁生）、纯文学（如王安忆）等范围，与其他作家相提并论。文学史研究对张炜定位的尴尬恰恰表明了作家的独异性，他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归类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创作应该得到更多重视和研究。
二、作为散文家的张炜
在张炜的文学版图中，另一个庞大的组成部分是散文。如果从字数来看，他的小说创作量最大，达七八百万字之巨；而从篇目来看，写的最多的是散文、随笔、文论等篇什，包括访谈文字在内，不下五六百篇，累计字数在两百万字以上。除了“长篇小说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另一大文学景观是“散文热”。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文化散文或学者散文的兴盛，余秋雨、汪曾祺、张中行、张承志、史铁生、周涛等是当时备受追捧的散文家。张炜或可纳入其中，但他的散文更多的是发挥“文化批判”功能，刻意而为的历史容量及文学审美性稍弱。其散文家身份为人们所知，主要来自于《融入野地》一文的影响。《融入野地》不仅仅是一篇散文，在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被人们当作宣言来看待，是“一代知识分子精神的写照”，③因而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其影响以至于遮蔽了也被认为是配合高蹈的人文精神立场写成的长篇小说《我的田园》和《柏慧》。自此，人们对张炜散文的判断基本以精神姿态、思想含量和诗性表达来予以认同，基本确立了散文写作的文风基调。张炜的散文始终持有城乡对比的眼光，迷恋于农村自然地理和生活方式，对现代化进程带有深深的怀疑甚至是抵抗，同时弥漫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对人性和人本身及与世界关系的形而上思考，与他的小说创作在思想上形成鲜明的互文同构关系。张炜执着于多文体写作，后期的散文创作更能体现他的文化关怀或文化情结，比如2009年出版的文集《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就是在钩沉消失的“齐国文明”时所作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反思，意在试图通过重绘齐莱故国的文化地图，为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寻找新的栖息源地和传承关系，重新塑锻传统文化精神。另外，随着所谓的“生态文学”研究的兴起，张炜的散文被视为一个典型个案，作品包含那些抵抗现代化、表达大地立场、自然书写以及一些怀旧性文字，体现了他既“保守”又“激进”的姿态。
九十年代的“散文热”同时引起了對散文这种文体的探讨，针对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散文现象，争论也很多。张炜的观点是其中较受重视的一种，但是以批判态度为主。在他看来，写一手好的散文是一个作家必备的才能，是一个具有良好文化素养的人的基本能力，不主张刻意为文，反对“作文”式的散文写法，反对“匠心谋划”，反对流行的“报刊散文”，对所谓的“艺术散文”也表示不满。他推崇中国古代散文传统，强调散文的“使用性”“实用性”，认为它是“目的性”很强的一种综合性文体，“可以是言论、书信、日记、回忆，也可以是一个人在特定时刻里的自吟自语”。④基于这样的理念，张炜的散文具有质朴率真的特点，不注重形式技巧，内容上务求言之有物，具有现实针对性，大都充满极强的表达欲望和特别的写作意图。张炜的批评和忧虑并非没有道理，后来散文的衰落证明了他的清醒。
三、作为诗人的张炜
笔者曾发表过两篇总题为《作为小说互文性的存在或其他》的文章，以张炜为个案尝试探讨“小说家的诗”，以期引起人们对“小说家诗歌创作现象”的注意。为文的出发点和旨归是对于作家的文学身份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而不能抓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影响对作家总体的判断以及对个别细部的理解。我们熟知的是一个小说家或者是散文家，并不太了解作为诗人的张炜。张炜多次声言，他首先是一个诗人，作家必须拥有一颗诗心。文学的本质是诗。而且，张炜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诗化品格。遗憾的是，我们对于他的诗歌创作知之甚少，发掘和认识不够。
张炜从事文学创作之初，涉足的第一种文体就是诗。据自述，在七十年代中期他曾经发表过一首诗，收在一个集子中，惜乎已经遗失；他还多次提到《诗刊》复刊（1976年）时的一次投稿经历，当时该杂志拟采用他的一首组诗，但因为“形势发展很快”而未能发表，倍受打击；（见《午夜来獾：张炜2010海外演讲录》，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大学期间，张炜参与主编了校园油印刊物《贝壳》杂志，刊载了短篇小说《春生妈妈》，同时还有一首与他人合作的诗歌，使用的是笔名。跟其他作家一样，眼见诗歌之路难通，转而把主要精力投在了小说创作上，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诗歌。成名之后，发表的机会自然增多，他在《诗刊》《作家》《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一些重要诗作发表于1996年、1997年。目前，他已经正式出版了三本诗集：《皈依之路》（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家住万松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夜宿湾园》（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通过民间渠道自印过一本诗集——《张炜的诗》（水云社，2008年）。我们能够看到的张炜的诗歌数量不是太多，大约一百余首，但以动辄数百行、上千行的长诗以及组诗为主，也最具特色，最能反映他的创作水平和艺术个性，比如《皈依之路》《午夜半岛》《折笔之哀》《童砚》《马眼少女》《东去的居所》《无花果的花》《家住万松浦》《半岛札记》《饥饿散记》《松林》《1999年的春天》等。这些长诗和组诗以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地——胶东半岛为地理背景，叙述内容多以作者的童年经历、家族历史以及望乡情感为线索，融进了悠久、浑厚、庞杂复令人惊异的地方历史和以海滨文明为特点的东夷文化，充溢着丰沛新奇的故事、传说、神话等民间文学元素，抒发的是对高天厚土大海森林万物生灵的无限热爱之情，思绪万千，感情炽热，用诗的形式和节奏一次次完成了对这片土地的朝觐和祭献。
作为所谓“跨文体写作”的一个代表人物，张炜在诗歌界有一定知名度，跟国内的诗人和诗评家多有接触和交流。一些诗作被译介到国外，他也曾经在国内外一些诗歌聚会中朗诵作品。他曾有过成为一个诗人的念想，但觉得诗歌的难度太大，对自己的作品也并不满意。张炜没有“玩”诗歌的心态，而是真正地喜爱诗、写诗，还志于在发展繁荣当代诗歌事业方面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比如，完全是出于一个诗人才能有的想法，2006年在由他主持的“万松浦书院”内成立了国内第一家非营利性的“诗歌图书馆”，馆藏以现当代诗歌为主，包括国内外、中国古代的诗歌作品集和相关的学术论著，也收藏手稿、影像和录音等资料，还不定期举办诗歌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诗人前来做客，进行诗歌交流。
四、学者型作家
八十年代初，针对作家队伍普遍存在的知识欠缺、作品格调不高、缺少大作家等问题，王蒙率先发出了“作家学者化”的呼吁⑤，引起了极大反响，得到了作家们的广泛呼应。“作家学者化”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传统，而且也是世界文学范围内的共有现象。它的提出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新中国成立甚至是延安文艺时期以来，由于长期受到主导性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频繁的政治文化运动的影响，对包括“十七年”作家在内及新时期登上文坛的作家来说，普遍存在着文化水平低下、现代文学传统断裂、知识背景贫乏等缺陷，作家作品的状况可想而知。“作家学者化”首先让作家对自己的文学素质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直接推动了作家学习的热潮；反映在作品上，则是深度、广度和高度有所超越，表现出较明显的感性思维和智性思维相交织的特点；同时催生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反方向运动——“学者作家化”，上面提及的“学者散文”即是受此促动的结果。
包括张炜在内的许多作家对“作家学者化”表示赞同。“我认为没有一个真正的作家不是学者型的。所有非学者型的作家都不太可靠，不够格。”“不是学者型的就不是作家，但是学者不一定就是作家”⑥。张炜认为，学者化是“作家”作为一个指标所包含的必备条件，是题中应有之意，否则就成不了优秀的作家，只能被淘汰出局。正是恐惧于此，他才发奋学习和研修，古代文学、地质学、植物学、外语、自然地理、美术、地方文化……都是他关心的内容。于是，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许多泛文学及非文学专业的内容就毫不奇怪了。比如，长篇《我的田园》又题为“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手记”；在《你在高原》系列十部书中，主人公宁伽就是一个大学专业为地质学、从事过科研工作的人；张炜用地质学家的眼光打量大地，推敲山河，充满较多专业术语和学者视角的描述；他笔下的人物以知识分子为主，大都具有学者身份；作品中突出的奔走流浪主题也与此息息相关。如同米兰·昆德拉推崇赫尔曼·布洛赫，张炜欣赏南非作家库切，原因都在于后者小说中呈现的结构上的“复调”特征，作者往往将以往视为毫不相干的非小说元素（如散文、诗歌、学术论文等）与其他部分以等同的地位并置或杂糅其中。在《你在高原》一书中，张炜就做了许多尝试，收到了非同一般的效果，这是当代学者型作家走得较远的实例。
今天，关于“作家学者化”的讨论仍然不断，其极端后果是作家转身成为学者，代表人物如王蒙、刘心武、梁晓声等，他们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研究成果至少在大众市场上受到了一定欢迎。与王蒙、刘心武等人一样，张炜在文化研究方面也有参与和收获，主要体现在徐芾（或徐福、徐巿）研究、齐文化研究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等方面，结成了一批“类”学术成果。作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徐芾研究”已经成为国内的一个学术文化新亮点。八十年代末，张炜在龙口挂职锻炼期间，担任了“山东省徐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后又任“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多次参加关于徐福文化的国际交流活动，到日韩考察，撰写相关文章。1996年推出了由张炜主编的《徐福文化集成》（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汇集了徐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其中一册收录了他以徐福作为主要人物及相关思考的六篇文学作品。2015年，由张炜主持的徐福研究工具书《徐福辞典》编撰完成，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徐福文化属于齐文化范畴，另外还出版了《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对齐鲁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性的审视。对屈原《楚辞》的翻译和阐释，也已经被列为《楚辞》研究的成果之一。⑦2014年，他推出了《也说李白与杜甫》，采用了讲谈形式，但是他对于李白和杜甫的研究考察是全面性的，与学界有着许多对话，更重要的是对于当代文化的关照。由于缺少专业的学术训练，欠缺严谨的考证考据，这些文字未必以学术文章形式出现，但大多以学术基底为依据，是随感、假设、生发、敷衍而成的心得和随笔，长处是通俗易懂。其实张炜也无心去做一个专业学者，他的目的是为了传播传统文化，反思当下，同时也是出于写作上的需要。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清晰可见徐福文化、齐文化以及以《楚辞》为代表的屈楚文化对他的至深影响。他的后期创作越来越走向文化叙事、走向传统、走向古典主义，与他浓郁的学者气质是分不开的。
五、准文论家、准批评家
法国批评家蒂博代曾经提出了三种批评：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分别指向述而不作的读者批评、类似“猪舌检疫员”的专家批评以及作家批评⑧。如果把三种批评的优点综合起来就是最理想的批评。相对来说，蒂博代更欣赏“大师的批评”，认为那种“寻美”的和“同情”的批评方式更有悟性，更能理解作家作品。不过他所指的第三种批评的操作者是“大师”，是作家中的佼佼者。其实也不见得如此。朱光潜认为，“随着人类文化的进展，文艺日益成为自觉的活动，最好的文艺批评家往往是文艺创作者本人。”⑨如前所述，张炜的散文不拘形式，皆出于现实需要，内容更多的是表达他对于文学的看法，是一些文论性、批评性文字。从他的创作轨迹来看，文论出现于1982年张炜声名鹊起的时候，此时他的文论基本上属于被迫的发言回应。1984年之后，他开始有意识地写一些文论文章，并在报刊上得到发表。在80年代末、90年代之后，张炜的短篇小说创作基本停止，开始了更长的东西的表达，写作罅隙也更多，因而散文、随笔、杂文就多了起来，加上发言、访谈、书评等文字，每年出版的非小说集超过了小说。这种文体的便利之处在于，不仅可以快速地表达自己的文学观点，而且还可以夹杂对人生和社会的批评，这是张炜最青睐的地方。在文学阅读过程中，他写下了许多对外国作家作品的点评文章，比如《心仪——域外作家：肖像与简评》一书，皆是短小精悍的批评文字。在视觉艺术方面，比如结集的《凝望——47幅图片的故事》、《远逝的风景——读域外画家》等，对经典画家画作、精美图片进行“看图作文”式的品评。像国内作家纷纷发表自己的创作经验谈一样（目前已成风气，比如王蒙、余华、残雪、阎连科、陈忠实、莫言等），张炜也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写作经验以及对文学的看法。尽管没有像王安忆、马原、格非等人一样以教授身份进入大学正式授课，但他也会不失时机地给别人讲述或传授自己的“小说作法”（鲁迅语）。《小说坊八讲：香港浸会大学授课录》就是这样的产物。说张炜是一个文论家、批评家大概是没有错的。一定意义上说，张炜的准文论家、批评家的身份体现了作家对文学本体的理论自觉，也是上面所说“作家学者化”的一种表现。
T·S·艾略特是一个典型的诗人兼批评家的例子，他有意推动“作家评论化”和“评论家作者化”。他批评马修·阿诺德“忽视了创作本身所包含的批评的首位重要性”，认为“一个作家在创作他的作品时他的劳动的绝大部分或许是批评性质的劳动”“既是创造性的，也是批评性的”“一个有修养的和熟练的作家运用在他自己作品上的批评是最有活力的、最高一类的批评”，有些作家之所以高于其他作家，就在于“他们的批评才能更为高超”⑩。虽说文论和批评、文论家和批评家不是一样的概念，但他们面对的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使用的方法有时有着诸多重叠、共通之处。张炜在进行文学创作和批评活动的时候，是有一定的理论思想作为指导的。他在美学、诗学等问题上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但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作家，虽然他有意为之，但出于各种原因，没有系统的、逻辑严密的理论阐述，其思想只是散存于他的创作和散文、随笔、文论、访谈等文字中，没有形成专著，也没有学术性较强的文章。语言表达上也必然使用较少概念化、模式化的感悟性语言，并不是嚴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同时，他有自己的逻辑层次，观点明晰，但对于重要的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学理性论述，一些术语未经界定，对一些概念并不深究，而且往往自出机杼，与专事批评的批评家不一路。这些不足也给他带来很大的自由度，可以不必以批评家自居，而招致吹毛求疵的批评——其内容观点就足以引起争议了。张炜与批评界有着一定的对话互动关系，比如文论文章《精神的背景》发表之后，以陈思和、王晓明为代表的“海派”学者组织讨论（《文学创作与当下精神背景——关于张炜〈精神的背景〉的讨论》，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引起较大反响。世纪初发生的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张炜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纯文学的当代遭遇》，载《长江文艺》2005年第10期）。这并不是说他的文论思想就没有体系性，张炜文论的核心是“诗”，统一在“纯文学”观念之下，而且在传统现实主义文论与现代主义诗学的碰撞融汇中最终走向了中国古典传统文论。
六、结语
另外，张炜还是一个严肃的思想者，他对于人类命运的思考，对于当代文化的批判，有些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他对鲁迅极为推崇，被视为鲁迅精神的当代继承者，写下了大量的阅读鲁迅的杂感文章，以及类似《野草》的独语文字，比如《独语》《夜思》《荒漠之爱——夜读鲁迅》《爱：永恒的渴望》等。它们反映了张炜当时的思想状况，作为一个思想者内心世界的展示，内容以对人类、文学、社会的思考等重大命题为主。这类文字针对某个问题虽然相对集中，但仍然不成其系统。或许，作为一个作家，他最有价值的思想应该蕴藏在作品当中。
环顾当前的作家队伍，我们发现，作家具有多重文学身份实在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他们不仅一人两栖，而且多栖，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论等方面悠游，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张炜在其中应该是最多才多艺、最复杂的一个，我们不能用简单的研究方法或视域来审视他。
总而言之，作家具有复杂的文学身份，它们是一体的，并不是分裂的。仍以张炜为例，在他看来，不论是小说、散文还是文学批评，它们必然是诗的。诗的本质仍然是诗。散文是作家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一个优秀的作家一定是一个学者。一个作家应当注重文学创作的自我感悟，加强文学理论的修养，不仅无害，而且有益。这些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足以成为一个大作家、杰出的作家。对张炜来说，只会操弄一种文体是不可思议的。这几个方面是环环相扣，互为表里，浑然一体。对于张炜身上的复杂性不应该指责，而且还应该稍嫌其不够。我们对作家的综合能力、对社会的观察力、思想，应有更高的要求。从学术角度来说，对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小说家层面也会鞭长莫及，盲角和偏见必然会影响到对其小说艺术的解读、文学品质的判断。随着像张炜这样的文学身份多样的作家文学之路的延伸致远、研究的不断深入拓展，他们的诗学观念、社会见解、人文思想等，将会受到人们的日益重视并得到认真的研究探讨。
注释：
①张炜：《答〈青年作家〉》，《周末对话》，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42-243页。
②何镇邦：《改革题材文学的深化》，《文艺评论》1988年第4期，第62页。
③亦云：《喧哗声中的沉思：读张炜〈融入野地〉》，《小说评论》1993年第2期，第77页。
④张炜：《后记》，《张炜散文》，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⑤王蒙：《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读书》，1982年第11期，第17-24页。
⑥张炜：《我的忧虑和感奋》，《期待回答的声音——93张炜文学周》，济南：明天出版社，1979年，第75页。
⑦周建忠：《二十世紀中国楚辞研究著作总目》，《云梦学刊》2001年第6期，第18页。
⑧[法]阿尔贝·蒂博代：《六种文学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页。
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5页。
⑩[英]托斯·艾略特著，李赋宁译注：《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7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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