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翼是昭通作家群中较为年轻的一位，过去以中短篇小说创作见长，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灵魂游荡的村庄》《割不断的苦藤》《风过杨树村》《是否爱》等，吕翼的小说都围绕着杨树村来进行系列写作，如夏玲所说“吕翼在观察、洞察的基础上，把杨树村伤痛的历史，作为文学之光闪耀的素材，同时调动了自己的昭通知识与乡村经验，内生出一种新的创造力，以文学语言解码乡村迷途，对杨树村进行了富有想象的表现，赋予了杨树村系列过去没有的时间上的延展性、空间上的广阔性，杨树村的现实有了历史的根基，杨树村的故事有了心灵世界的投影。”①正如黄玲所说：“吕翼的小说既有沉重的苦难和黑暗，也有令人感动的光明和温暖。出生自乡村和长期在基层工作的阅历，让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有比较清醒的理解，对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问题也能有理性的把握，这是他的创作优势。”②“吕翼近年来一直保持创作的旺盛精力，从风格到内容都在不断的自我突破。他对创作的希望和追求是：贴近土地、贴近百姓，近点，再近点。”③近年，他转向了长篇小说创作，已经出版了《土脉》、《村庄的喊叫》以及《疼痛的龙头山》三部长篇小说。对于《土脉》，艾自由认为，这是一部“通过塑造N种农民典型形象，从而形象化地指明了农民的N种出路。”的小说；对于《村庄的喊叫》，夏吟说它是“被政治、经济、文化碾压下的传奇昭通乡村故事。”；而《疼痛的龙头山》，陈约红认为是“有着对自然、对社会、对生命、对人类的生存倾注着极大热情与关注的共性和忧患意识。”的作品。
长篇小说《寒门》是吕翼最新的一部力作，相比于之前的三部长篇来说，这部小说虽然仍旧以农村故事为主要内容，但其创作切入点却显得更有针对性，作品讲述了上个世纪后期以来，盛产稻米的碓房村两代人在读书考学的生活梦想追求下，犹如石碓中的稻谷一般，饱受各种磨难的冲击，坚定地祈求跳出“农门”，摆脱贫困，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悲欢离合故事，表达了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对于农村教育的深层思考。
一、一曲当下乡村教育的挽歌
在作品中，吕翼秉持自己一贯的现实主义书写特色，刻画了在沉重的教育负担之下，碓房村人的生活磨难以及他们被挤压的精神世界，谱写了一曲当下乡村教育的挽歌，描绘了一幅乡村学子在争跳“龙门”过程中的众生百相，发人深思。
“寒门”一词原本指的是人的姓氏高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是以“血统论”为主要依据的，但由于“寒”又有“穷苦”的意思，因此在词义的演变中，“寒门”的主要意指又逐渐地从“血统”转移到“经济”基础之上，“寒门”随之也成为贫困家庭的代称。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走过来，无数的寒门子弟通过考试，飞黄腾达获得了人生的成功，给中国社会留下的“遗产”就是读书受教是个人乃至家庭摆脱经济穷苦的“终南捷径”。在吕翼笔下，酒州城的碓房村就是这份历史“遗产”的忠实继承人。
村里的大姓许、赵、万等，“几姓都出过举人、进士，秀才更是多一些。清朝前期，还出过榜眼”，“村头碓房旁边的庙里，一百多年前就塑了孔圣人，朝朝维护，代代供养，四方八里都赶来拜，香火好得很”。而每到孔圣人生日这天，村里人更是兴师动众，把祭孔典礼搞得隆重有加，求的就是保佑子女将来读书顺利，考个好大学，脱离“寒门”，成为“国家人”。对于碓房村的人来说，“如果一家人，子女全都读出书，都吃国家粮，穿国家衣，那就说明，这家人祖坟埋在了龙脉上，后人发达了”，通过读书考试，成为“国家人”，才是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进而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他们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是如此的一致，不存在任何分歧。
冯敬谷一次进城交粮，因为不识字而误入女厕所，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冲击，因此，他把自己不能实现的理想，着落在了自己的儿女身上。而原来的生产队长万礼智，虽然识字不多，也就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可就因为识字，他才成了生产队长，成了碓房村的人中龙凤，在乡信用社扩大规模之时，进入了信贷社工作，“糠箩跳米箩”，随后，他又通过各种途径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城里的学校去读书，要他接受更好的教育。冯敬谷是因为不识字造成误会，感受到了作“睁眼瞎”所带来的羞辱；万礼智是因为认得些字，才从普通农民成为信贷员。不同的经历却给这两个掌家人带来了共同的感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要砸锅卖铁，都要供应孩子读书。
冯万两家人对于读书受教殊途同归的认识，其根源仍然在于顽固地扎根在广大农村中的“官本位”意识。读书、考上好大学、作国家人，是农村生活的父辈早已为子女设计好的人生路线。为贯彻这一个人和家庭的发展方向，父母及其子女在精神上都带着“病态”：冯家自己刻制了缩微版的孔圣人塑像，摆在家里供奉，万家也关起门来，定期对孔圣人进行礼赞；冯家想到要迁坟改变风水，万家也有此念头，两家人又因为共同选了一块坟地，结下了深仇大恨。最终冯家的大儿子冯维聪不堪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在考场上发了疯，万家的独苗儿子万勇则谎称自己考上了复旦大学，一直蒙混父亲，压榨着父亲最后的血汗。
从文本故事的表层来看，吕翼似乎在表达着他对于高考制度的批判，但经过深层的解读，可以发现，在这个整体上精神世界有病的村庄，一切悲剧的根源，正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官本位”思想。
二、寒门学子跳农门的现实悖论
在《寒门》这一作品中，通过读书来跳出“农门”，摆脱贫寒的生存现状，是每一个农民子弟的愿望。他们实现这一愿望的渴求是如此的强烈，乃至于面对求学读书所造成的客观结果———“因学致贫”，所能采取的方式，只能是默默忍受，进而麻木不仁。
碓房村怀抱着上千亩的良田沃土，是个“捡块石头也能榨出四两油”的好地方，家家户户都有舂米的石碓，村庄也因此得名。在土地承包到户之后，虽然特殊时期遗留下来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同时也有新的问题产生，单门独户的生产方式，经受不了自然灾害和重大家庭变故的侵袭，“一年遭灾害，三年难抻展”。然而，书又不能不读，不能作“睁眼瞎”，“家家户户没少看到读书的好处，读书比种田好，读书比收谷好”，“一户人家，只要供出一个人参加工作，就糠箩跳米箩”。
对于碓房村的人们来说，时刻都面临着双重的压力，维持生活，进行农业的再生产要钱，孩子读书也要钱，“自己的皮在一层一层脱掉，血慢慢被抽干，肉慢慢收紧，腰在一寸一寸地佝下去”，这不仅仅是村民冯敬谷一个人的感觉，同时也是整个碓房村的现实。农业生产的沉重负担，对这个天生的农民来说，还不算什么，可是要供4个孩子读书，对他来说，简直比登天还要艰难，生活的巨大压力，让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喘不过气，就连说话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嘣，借高利贷、贷款，还了再借，都只为了让孩子读书。
冯天香自愿放弃读书离家出走，冯维聪企图自杀来减轻家里的负担，冯天俊的大学通知书被不识字的冯敬谷当成了卷烟纸，只好再回去复读，都是压垮这个贫寒家庭的一根根沉重的“稻草”。而万礼智则把自己以前积蓄的家当，都拿来疏通关系，送孩子进城读书，在打伤冯敬谷之后，宁愿去坐牢，也不愿意赔钱，而万勇则拿着父亲的钱在外挥霍，看电影、喝酒，追求他的时尚和艺术。
万礼智在儿子的蒙蔽之下，原来在村子里整治人的“聪明”荡然无存，一直沉浸在万勇考上了复旦大学的美梦之中，他自己打工的血汗钱远远不能支持儿子的开销，他一次次地去信用社贷款，一次次地汇给儿子，当信用社催缴还款的最后通牒到来之时，他整个人垮塌了，对于将来跟着儿子到大上海，离开这个土渣渣的乡村去享福的想法，再也不报任何的希望，这个碓房村的“人中龙凤”，在供应儿子“读书”的过程中，逐渐地榨干了自己的血肉，也榨干了原本“丰满”的生活理想。
在这场关于读书、考试、改变命运的马拉松赛场上，碓房村两代人都参与了进来，但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有的人还未到达终点，就已经身心俱疲；有的人看似跑完了全程，却完全偏离了方向。“因学致贫”不仅仅是单纯地表现在家庭经济方面，更多的是在这漫长的赛程中，对人的精神的折磨和考验。
作为昭通作家群的中坚力量，吕翼在自己的创作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昭通作家群“苦难”书写的主观意识色彩，但与他以往的作品相比，《寒门》的切入是如此之小，从读书高考这一问题来揭示贫困山村农民的精神发展历程，将其中的病态价值取向，进行了集中的刻画，浓缩在自己的文字中，形成一种穿透性的力量，带领读者去体察和审视。在今天大力开展教育扶贫的背景之下，重现往昔的悲痛，也不能不让人警醒。
三、新一代选择人生模式的主动突围
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作为励志童话，这个故事往往结束在鲤鱼跳过龙门，化身成龙的那一刻，跳不过龙门的鲤鱼，其结果与命运如何，不是童话所要讲述的重点内容。吕翼的《寒门》以成人童话的方式，告诉我们，跳不过龙门的鲤鱼，也有着很大的生存空间。
碓房村的民办教师赵成贵的儿子赵得位是一个推崇自我发展的年轻人，作品中虽然没有用更多的笔墨去对其进行人物塑造，但是他的性格和人生追求却已经跃然纸上。作为父亲的赵成贵，小时候原本在生产队放牛，出于自身的善良，帮助下放到村子的右派，跟随他认了些字，读了些书，右派离开之后，偶然的机会被乡上指派为村民办小学的老师，他同冯敬谷和万礼智一样，都渴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上大学，因此才给孩子取名叫“得位”，但这个被父亲给予“得位”厚望的年轻人，相比于村子里的其他学生来说，显然有着自己的想法。
赵得位也非常清楚，他必须要读书，上学读书开阔了他的眼界，充实了他的人生，但是他不像冯维聪和冯天俊那样死读书，整天把读书上大学挂在嘴边。因此，在他因为别人将其写的讽刺学校教育的打油诗抄在黑板报上，并署上他的名字而得罪学校领导，被开除之后，转学不成的他主动地联系了一所自费的中专学校，学习装潢设计，就因为他在求学过程中明了不能“读死书、死读书”的道理。与万礼智的儿子万勇相比，赵得位更显得成熟。万勇就像是一只吸血的牛虻，紧紧地钉在父亲的身上，他不断地编织着美丽的谎言，为父亲描画着并不存在的未来。赵得位也向父亲撒谎，但同时他又把握机会，利用自己的所学，办起了一家广告公司，通过自己的劳动，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开始减轻家庭的负担，最终使得一心寄希望于他上大学的父亲，也开始发生了观念上的转变。
对于碓房村因学致贫所造成的现状，赵得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冯天香的离家出走，冯维聪的发疯，冯天俊连续十几年的参加高考，万勇对万礼智那没有尽头的压榨，赵得位都看在眼里，感同身受，也正因如此，他才会理解冯维聪的“疯”，冯天俊的“痴”，乃至于同情万礼智的“苦”，他才会有在村子里建起更好的学校帮助村民们的想法。在这个意义上说，赵得位才是作者心中的农村“新人”，才是村庄未来发展的希望。
其实早在近十年前，吕翼就在自己的一部中篇小说《方向盘》中对农村青年学生的发展进行了思考。《方向盘》中的主人公尉涪，同样也是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但是他大学毕业之后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回到老家在农村当了三年的无业游民，如果不是恋人许玫的羁绊，他都要逃离令他伤心的村庄，后在几经斗争的情况下，才决定去学习汽车驾驶，投入到乡村的建设之中，开始为生养自己的村庄尽自己的力量。两部作品相比较之下，似乎对于《方向盘》中的尉涪来说，他的人生选择还带有一定的被动色彩，而《寒门》中的赵得位的主动色彩更为明显。赵得位更为成熟稳重，更有自己对于生活的见解和看法，整个碓房村对于读书考学这唯一“真理”的追求，他是及不认同的，“因学致贫”乃至家庭亲情伦理的崩溃，他也历历在目，因此在求学过程中，赵得位成长起来的也更早更快，他的主动性也更强。在这个人物身上，也就更彰显了一种年轻人的自我奋斗精神和感染力。
当然，吕翼的这部作品也并不是全无瑕疵。冯天香作为家中的长女，为了让弟弟妹妹上学，她牺牲自己，南下深圳靠出卖自己来挣钱；冯春雨外嫁法国，其丈夫来到山村考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原本贫寒的村庄开始和国际接轨：这种情节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反映农村发展的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套路化设计。
但是，不能忘记吕翼只是一个作家，他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作家的任务是在生活中去体验，去积累，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反映生活的本真面目，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善与美的判断。至于在社会现实层面，所突显出来的问题，如何解决，应该交给社会学家去处理。吕翼已经用自己的笔，将中国大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问题和农村对读书受教的精神渴望进行了展现，在一定程度上说，他完成了自己文学创作的任务。吕翼说，“借《寒门》这样一本不算太厚的作品，不劝善，也没抑恶，以彰扬自己的文学理想和生活之帜，算是我一个小小的梦想”，话虽如此，但相信每一个读者都能感觉到“寒门”是如此的沉重，要让每一个农家子弟推开这扇门，要做的还有很多。
注释：
①夏玲.历史车轮碾压下的民间传奇[J]，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5，（4）：85-89页。
②李骞主编.文学昭通[M]，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289页。
③冉隆中主编.昭通文学30年[M]，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91页。
（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昭通文学的地域性”〈2014Y5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昭通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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