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厚厚的书封面很美，书页纸张质量上乘。我记得那个夏季，我把这本书看了四五遍。天气很热时，午饭后我就去自己的房间休息；我摊开身子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看着同样的故事。我们的公寓和日内瓦湖隔一条街。当微风从敞开的窗户里轻轻吹入，当乞丐的手风琴拉出的旋律从我们屋后的空地飘荡而起，我就会不知不觉地对阿拉丁神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所在的国度想入非非。
我游历过的国家叫什么名字？我最初的探查结果告诉我说那国家陌生而遥远，比我们的世界要原始，却是很有魔力的地方。你在伊斯坦布尔沿着任何一条街道走下去，路上能碰到许多人与故事里的人物名字都差不多，这可能让我觉得和他们比较亲近，但是在他们的故事里，我根本看不到我自己的世界；也许故事里的生活可以在非常遥远的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乡村里找到，但在现代城市伊斯坦布尔却绝不可能。因此，我第一次读《一千零一夜》时，就和普通的西方小孩没什么两样，非常惊讶于东方世界的精彩。我当时还不知道那些故事很久以前就从印度、阿拉伯和伊朗渗入了我们的文化；或者说伊斯坦布尔，我出生于此的城市，在很多方面都见证了这些神奇的故事所依据的传统；或者说他们的传统——谎言、诡计和欺骗，有情人和负心人，掩饰、扭曲和惊愕——都深深织进了我们自己的城市那复杂而神秘的灵魂之中。只是到后来我才发现——通过其他书本发现——我最初读的那些《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并不是从古代的手稿挑选出来的，而安托万·加朗①，法国翻译家以及该故事集的第一位编选者，却声称他是在叙利亚弄到的这份手稿。加朗并不是从哪本书里选出《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或者《阿拉丁神灯》的故事，他是从一个叫哈纳·迪亚布的阿拉伯基督徒那里听说的。很久以后，他在编选故事集的时候，才把这些故事写下来。
这把我们引向一个重要的话题：《一千零一夜》是东方文学的奇迹。但是，因为我们赖以存身的文化斩断了与其自身文化传统的关系，我们因此忘记了印度、伊朗的影响，完全听任西方文学的冲击，结果是我们的文化绕经欧洲再回来。《一千零一夜》虽说以多种西方语言出版了——有时译者是当时最具智慧的人，有时译者却是最古怪、最疯狂、最迂腐的学究——但最有名的还是安托万·加朗的译本。加朗1704年出版的故事选集也是最具影响力、阅读最广、流传最久的选本。人们对该选本不吝溢美之词，认为它第一次让这个层出不穷的故事链成为内容确定的实体，而这些故事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声誉也离不开该版本的功劳。这个故事选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欧洲写作产生了丰富有力的影响。《一千零一夜》之风从司汤达、柯勒律治、德·昆西和坡等人的书页上窸窸窣窣地吹过。但是，如果我们从头到尾看完这个选本，就会明白它的影响有怎样的局限性。它总是以所谓“神秘的东方”给我们一种先入之见——那些故事里总是充斥着奇迹，离奇、超自然的事情，恐怖的场景——《一千零一夜》的意义应该不仅于此。
我在二十多岁重读《一千零一夜》时，对于这点看得更清楚了。我读的版本是由拉伊夫·卡拉达戈②翻译的，他在20世纪50年代重新把这本书介绍给土耳其大众。当然——像大多数读者一样——我没有从头至尾看完，而是随兴所至，这个故事读读，那个故事看看。这第二次阅读，使我疑惑丛生，很受刺激。虽然我被悬念所吸引，一页一页读得飞快，但我厌烦甚至有时真的憎恶我所读的内容。话虽如此，我从来不觉得我读书是出于责任感，就像我们有时读经典作品那样；我读书总是带着浓厚的兴趣，同时又厌恨自己为兴趣所制。
三十年后，我现在觉得自己明白了当初是什么讓我如此困惑：在大多数的故事里，男人、女人都卷入了永恒的欺骗战争。他们之间永无休止的花招、诡计、背叛以及挑衅都让我不知所措。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里，没有一个女人值得信赖。女人说的话你都不能信；除了耍弄一些小花招和诡计叫男人上当之外她们一无是处。这种情况在书中第一页就出现了：山鲁佐德为了免于被一个残酷的男子杀害就讲故事迷惑他。如果这种模式在书中再三重复的话，只能说它反映了在产生这种模式的文化中，男人对女人怀有深深的、无法消除的恐惧。这种观点能恰如其分地说明女人用得最好的武器就是性诱惑。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千零一夜》有力地表达了当时男人无法摆脱的最大恐惧：女人可能抛弃他们，给他们戴绿帽子，迫使他们忍受孤独。有一个故事激起了最强烈的恐惧感——也展示了受虐狂最极端的快乐——在这个故事里苏丹王的所有妻妾都和黑奴有染。这等于证实了男性对女性最大的恐惧和偏见。因此现代土耳其的通俗小说家们，甚至包括热心政治的“社会现实主义者”凯马尔·塔希尔③之流，都要尽其所能从这个故事里挤出点东西来。但是，我二十多岁时，耳闻目睹的都是决不可相信女人之类的典型的男性恐惧，因此觉得这些故事令人窒息，过于“东方化”，甚至有些粗俗。在那些日子，《一千零一夜》似乎特别迎合偏僻街道的趣味和爱好。粗鄙的、两面三刀的、邪恶的（如果不能一直保持丑陋，他们就会变得丑陋以产生道德堕落的戏剧化效果）简直让人深恶痛绝，他们一再地展示出最恶劣的品质，仅仅就是为了让故事持续下去。
第二次读《一千零一夜》让我产生反感的原因可能源自于宗教气质，这种宗教气质时不时会折磨着处于西化过程中的国家。那时，像我这样自以为现代的土耳其青年，看待东方文学经典，就好像面对着深邃的无法穿越的森林。现在，我认为，当时我们缺乏的是一把钥匙——一种进入文学的方法，既可以保持现代的世界观，又可以使我们能够欣赏到阿拉伯式的花饰、幽默轻松的打趣和散漫随意的美妙。
直到第三次读《一千零一夜》，我才爱上了这本书。不过，这次我想弄清楚，这么多年来是什么东西如此吸引着西方作者——什么东西使这本书成为经典。现在，我把这本书看成是一个伟大的故事海洋——一个没有尽头的海洋——它的雄心以及秘密的内部几何构造让我惊讶。还是像以前一样，我从一个故事跳到另一个故事。如果一个故事让我觉得乏味，我会中途把它撇下，转而去看别的故事。尽管我已断定，故事的形式、均衡和激情比故事的内容更吸引我的注意，但归根结底，最能投我所好的却依然是穷街僻巷的趣味——就是那些我曾经深恶痛绝的、龌龊的细节。也许，随着岁月流逝，漫长的生活经验会使我逐渐认识到背叛和邪恶本来就是生活的组成部分。所以，第三次阅读才使我终于能够将《一千零一夜》当作艺术作品来欣赏。我欣赏其亘古永存的逻辑、伪装、捉迷藏的游戏，还有如此之多耍人的故事。在我的小说《黑书》里，我吸收了哈伦·拉希德④的精彩故事。他在夜晚乔装出行监视另一个冒牌顶替的假哈伦·拉希德。我对故事进行了改动，我想营造伊斯坦布尔20世纪40年代黑白电影的感觉。在相关评论以及英文注释本的帮助下，我在三十四五岁读《一千零一夜》时，已经能够欣赏到该书特有的秘密逻辑、内幕笑话、意味深长、平淡或离奇的美、卑俗的打诨插科、厚颜无耻、庸俗无聊——这，简而言之，就是一个藏宝箱。我早些时候与这本书的爱恨关系已经不重要了：当时那个看不出书中世界与自己的世界无异的少年没有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接受生活；那些将该书当作粗俗读物而弃之不顾的愤怒的青少年们可以说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我已经渐渐明白，如果我们不能按照《一千零一夜》本来的面目来接受它，它就仍然会是——正如生活一样，如果我们不以其本来面目来接受它——我们巨大不幸的来源。读者应该不怀希望、不存偏见来读这本书，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读，随着自己的异想天开而走，听从自己的逻辑。而我现在可能已经说得太多——因为让读者带着任何先入之见去读这本书都是错误的。
但我还是愿意利用这本书就读書和死亡的问题谈点东西。人们谈论《一千零一夜》时总会说到两件事：一是没有人能从头至尾看完这本书；二是任何人如果从头到尾把这本书看完他肯定会死。一个警觉的读者如果明白这两个警告合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当然会小心翼翼地前进。但是实在没有理由去害怕。因为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去，无论我们是否读过《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
①安托万·加朗（1646—1715），法国东方学家、翻译家和考古学家，第一位把《一千零一夜》翻译成法语的人。
②拉伊夫·卡拉达戈，土耳其学者，生平不详。
③凯马尔·塔希尔（1910—1973），土耳其乡村文学作家，代表作为小说《国家母亲》。
④《真假哈里发的故事》中的国王。
奥尔罕·帕慕克 （1952— ），土耳其作家。《别样的颜色》是他的一本散文集，这里选取的是关于“书和读书”的话题。
原载《世界文学》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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