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1984年我读军艺文学系第一期的时候，我们班上当时有两个师职干部，一个是济南军区的李存葆，一个是解放军报社的钱钢。那时我正排职，同学中还有好几个正排职，正排职和副师职之间差了很多级。像我们今天在座的高研班学员中有好几位师职干部，师职干部到野战军里面得有多少人向你们敬礼？今天你们坐在这里向文学敬礼。由此可见，文学比军职干部还要高，比大区职干部也要高。托尔斯泰的军衔应该是和俄国总司令的军衔是一个级别的。在文学领域，文学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写作军事文学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级别限制的，托尔斯泰当年在写库图佐夫的时候，我想他站的高度比库图佐夫还高。我们当时在军艺的时候也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做“呼唤中国的托尔斯泰”，在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呼唤，但呼唤了多少年也没有把中国的托尔斯泰呼唤出来。我真的是认真地读过他的书，尤其是反复认真地读过他的《战争与和平》，后来我读到第三遍的时候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后来对照毛主席的关于革命战争的一系列的著作，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还有井冈山时期的一系列文章发现，实际上，在《战争与和平》这部文学作品里面已经非常生动地、形象地、全面地论述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当年面对拿破仑的雄师，俄国的军队在库图佐夫的率领下，实际上运用的就是游击战的战术——拖的战术、磨的战术、熬的战术，结果把强大的敌人拖垮了，熬瘦了，最后打败了敌人。
文学和军事向来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我们世界文学的经典里面，伟大的经典多数都跟军事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刚才讲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苏联的另外一部伟大的作品《静静的顿河》，也是一部跟军事密切联系的文学作品，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部战争文学作品。总之，我想战争是人类社会当中非常荒谬的现象，而又是不可避免的、必须要出现的、经常要出现的现象，确实是考验人性的巨大熔炉。人的本性当中和灵魂深处，所包含的最善良的、最丑陋的、最勇敢的和最懦弱的东西，都会在战争这个特殊的环境下暴露无遗。人的身上最高贵的品质和最卑劣的特性，也都会在战争这种特殊环境之中得到展示。我想我们军旅作家，写战争和战争时期的人，应该是一个强项，也应该是我们得天独厚、值得自豪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毕竟要经过长期或短期的训练，我们有的作家是直接从野战军战士成长起来的，有的人还上过战场，像我们的徐贵祥主任上过战场，在战场上打过枪没打过枪我不知道，但是他背着报话机，类似于《英雄儿女》里的王成“向我开炮”那个角色。
我们军队的作家有了军旅生活的体验，有的人甚至有了战争经历的体验，写起军事文学、写起有关战争的文学来肯定是得心应手，所以我觉得军事文学是我们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很多在描写和平年代生活的作品里面无法揭示的一些东西可以在描写战争的文学里得到揭示，它会揭示得更加深刻，它会直接触及人类灵魂深处最奥秘的地方。
我也很惭愧，在部队也当过23年兵，在军艺也受过军事文学方面的训练，也读了很多同学的、战友的军事文学作品，却一直也没写出一篇像样的军事文学作品来。当然，有很多小说里面描写了很多战争场面，但那些场面都是非经典场面，都不是正儿八经的、堂堂正正的大兵团作战场面，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作家实际上还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描写经典军事场面的愿望。像当时的年轻作家如朱苏进、乔良、周涛、江奇涛等，都有一种写出中国伟大的军事文学的一种雄心壮志。大家也经过了长期的努力，但是结果现在看起来还是不尽如人意，所以我想寄希望于在座的年轻的师弟师妹们，你们现在有对战争更全面的认识，也有更全面的素质训练，我想将来你们写起来可能比我们更加地深刻。
我想，军事的发展跟科技的发展密切相关，现在军队的装备和我当年在部队当兵时的装备已经有了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们当年所熟悉的军队训练模式、作战方式在今天已经是非常地小儿科了。我偶尔也会在中央七套军事和农业合办的频道上看到我们部队的大规模演习，发现现在真是一个高科技的时代，我们现在士兵的素质跟我们当年当兵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在座的师弟师妹们肯定都是经常下部队的，我通过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报也可以看到你们在全军深入到边防部队去实习、去体验生活的照片，感到你们和当下的军队是息息相关的，你们最全面地了解和掌握了当下军队里面我们的战士、我们的年轻干部的所思所想。
归根结底，文学还是要写人的，军事文学也不是一种战争场面的汇集，军事文学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人的灵魂的揭示和刻画上，落实到对人的性格的塑造上，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往往对于一部作品，人们对于其中很多细节可能会忘记，但是作品中塑造的比较成功的人物可以让大家久久不能忘记。现在我回忆起来80年代初期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很多细节可能是记不起来了，但是像这部小说里塑造的靳开来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形象，至今在我脑海里还是栩栩如生的。新的时期，军队和国家建设一样快速地发展，军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老兵退役了，新兵入伍了，一代一代的战士、一代一代的干部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说，要写出新时期军人的形象，必须要跟新时期的军队密切联系，非常准确地把握才有可能写好。
当然，我想，军事文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我们可以写当下军队的生活，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笔触延伸到过去，延伸到抗日战争，延伸到红军时期，甚至延伸到我们历史上的战争。但是无论写历史还是写当下，必须要站在当下的立场上，只有我们站在当代的军事文学的立场上，去重新观照30年前、50年前、100年前甚至1000年前战争的时候，才能把古老的题材写出新意来，希望能够读到在座各位的作品。endprint
军艺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年轻的、朝气蓬勃的、才华横溢的作家，我在报纸上偶尔可以看到他们作品的片段，这两年我没有坐下来认真地研究我们军艺学员的文学作品，感到很惭愧，将来有机会弥补一下，多看一看年轻的新一代作家们的视野、艺术感觉，以及他们对文学的理解。
谢谢大家 ！
韩亚辉：老师您好！我受孙犁故居负责人的委托，首先感谢您对孙犁故居的题词，孙犁故居自去年5月4日开放以来，已经成为当地一景，受到群众的欢迎。前几天河北省委书记带队到孙犁故居进行了参观指导，准备以此为轴心搞一个文化产业园，总占地不到两亩，已经规划了一个孙犁文化广场，在硬件上还在不断地完善。软件上，今年五月份搞了一个经典朗诵，朗诵了包括孙犁先生的、您的还有其他大家的一些作品，他们在积极培养后继新人。他们总体想表达的是孙犁家乡人民欢迎您到自己题字的乡土上走一走、看一看。我想提的问题是当下孙犁老人的作品很少被提及，有点受冷落的感觉，我百思不得其解，想问一下您是怎么看待的？谢谢老师 ！
莫言：我昨天晚上还看了最近一期我们军艺的学报，学报上有董夏青青采访徐怀中主任的一个长篇报道，里面有很大的篇幅，徐主任谈到了孙犁。他说孙犁的文学是军事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在我们战争文学题材里面，他那样一种轻柔的写法、唯美的写法，真是一个伟大创造，还形成了一个流派——荷花淀派。在20世纪50、60年代，他还有很多追随者，很多年轻作家模仿了他的写作，包括到了后来像贾平凹他们也都受到了孙犁文风的影响。我本人在初学写作的时候也应该是孙犁的一个大粉丝，他的很多学生当时都在河北保定的文联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們把我扶持起来的。我也曾经去白洋淀深入到一个渔民家里体验生活过几天。我早期的一些作品也是在有意识地模仿孙犁的风格。
我觉得军事文学，或者说整个的文学有很多写法，孙犁就是轻轻地说，他从来不用力，他的作品跟他的人真是高度地一致。有的作家的作品似乎在大声地喊，声嘶力竭，这样一种风格也有它的长处，但是我想还是有很多读者一直在喜欢孙犁的。要说孙犁作品的被冷落现象，我觉得也是无可奈何，因为时代在发展，读者也在变化，应该说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作家，每一个时代也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读者。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和读者实际上都是由每一个时代独特的生活和生活氛围以及整个的文化氛围所决定的，但是我相信像孙犁这样的一些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会经常地被重读的，即便现在我们好像感觉没人在读，但实际上还是有人在读，我们感觉现在没有人读，说不定过不了多久会重新有人读。起码在大学的课堂上，在学到文学史的时候，孙犁是永远绕不过去的一个巨大的存在。而且他创造的散文化的小说风格，或者有很多是小说化的散文风格，我想永远会有人把它当作自己学习的模板。我看孙犁到了晚年所写的一些回忆性的散文，实际上都很像小说，他的很多小说，也很像散文。
总之，我想至今还是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替代孙犁的。他对细节的关注，尤其他对年轻女孩的那种微妙心理的把握，我觉得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望尘莫及的。
张乡林：莫言老师您好！您在一篇散文中提到您最早的几篇作品发表在《莲池》上。我的驻地在泉城济南，泉城四面荷花三面柳，也是个莲池。我们常常自诩我们编辑出版的《前卫文学》是军中的莲池。我想问的是，对我们这些区域性的军队文学刊物，您有什么寄语吗？
莫言：文学的区域性肯定是存在的。至于说军事文学有没有区域性，我得认真想一想。我认为也应该是有的，首先军旅文学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首先还是要调动最熟悉的家乡资源、童年记忆。你想，李存葆是一名军旅文学作家，他的《高山下的花环》写的是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离他的故乡山东几千里路，但是《高山下的花环》这部小说里，李存葆真正的立足点还是他的故乡，还是沂蒙山老区。小说里的人物所张扬、所秉持的基本精神还是老区人民为了支援革命无私奉献的精神。当然，小说也有关于麻栗坡、关于南方景物的一些描写，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浮在水面上的东西，真正骨子里面还是他的老家。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军事文学也是应该有区域特色的。当然作为整体性的中国军旅文学，首先要有中国的特色，它的区域性又是由我们每个作家自己所熟悉的区域性所集合起来的，所以在军事文学里没有必要去回避。包括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他就是写顿河、写草原、写哥萨克，他把战争、把军队跟牧民、跟草原、跟当地的风土人情、当地的哥萨克文化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军事文学要突破区域性的、地方性的文化特色，然后才能使它有更鲜明的特色风格。
丁旸明：老师您好！我前一段时间看根据您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电视剧的，从小说到影视的改编您是否满意？还有，相比原来的《红高粱》电影，您觉得哪一个更符合您的小说原著精神呢？
莫言：电影呢，是做的减法，因为电影的时间也就90分钟，而一部长篇小说几十万字，有众多的人物、众多的场景、众多的情节，在一部时间有限的电影里面肯定是用不了的，所以它肯定做减法，当然我想张艺谋还是比较成功地做了减法。电视剧在做加法，在座的我们很多同志接触过，如果电视剧只有20集、30集，制片人肯定是赔本的，现在演员的价码又很高，导演的价钱也高，所有的制作成本费大幅上升，只有把集数拉长，制片人才有可能赚钱。要是编剧写了40集的剧本，最后也可能会被编成60集，因此它是在做加法。这样的话就要抻，就要加人物、加故事。《红高粱》小说里没有秦海璐演的嫂子那个角色，电视剧中加了这么一个人物，一下子让九儿酒坊里的戏丰富起来了，等于说这两个女人钩心斗角的戏差不多占了整个电视剧情节的三分之一。对这样一种做法也无可厚非了，我作为原作者还是比较宽容的，既然同意制作方改编电视剧，就要考虑到制作方各种各样的利益，另外要考虑到观众，现在大家看10集、20集似乎不过瘾，只有集数越长才越能让大家有种牵肠挂肚的感觉。
《红高粱》电视剧我也没看完，只看了20集，后来去美国访问了，回来后一直忙着也没看完，所以整体上很难评价。总而言之，我想巩俐作为电影版的角儿、周迅作为电视剧版的角儿，都还是可圈可点的。前天晚上我还在国家大剧院看了一个评剧版的九儿，现在还有一个晋剧版的九儿，青岛那边还有一个舞剧版的九儿，我们老家还有一个猫腔版的九儿，大家改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当然，我对他们的改动也有些无可奈何，跟他们谈，他们又很难领会我的意思，我自己又没有时间动手修改，也就随他们去吧。总之，现在看电影版的《红高粱》确实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如果有人再想把《红高粱》重拍一遍的话，我觉得张艺谋这一版本是一个很难逾越的标杆。endprint
赵宏杰：我是来自XX集团军的一名普通军人，我想问的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这几十年，相对于我们历史上很多时期，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时代 ：国家和平、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强大、人民生活相对安居乐业，但不可否认地是在经济、文化发展转型过程中，也有不少衍生而出的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事发生，很多是负面的、消极的，甚至是有害的。大家都说您的作品是魔幻现实主义，而现实生活可能并不魔幻。请问文学如何在当下现实生活中担负起引领主流价值的责任，而不会被生活的洪流所淹没，或随波逐流 ？
莫言：我觉得第一个，在当下比较复杂的社会环境里，我们作为一个作家，首先要对社会现象有一个正确的、相对清醒的判断。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在农村里住着，去池塘里捞鱼，看到水面上不断地翻起波浪，以为池塘里有很多的鱼，实际上未必。有时候在水的表面翻起浪花的都是很小的鱼，真正的大鱼在水下是静静的、无声的。也就是说一条小溪可能发出嘹亮的声音，而一条宽阔的大江反而是深水静流。所以对当下这么一个喧嚣的社会，我觉得喧嚣始终是一个表面现象，就像长江、黄河的表面一样，可能有很多的泡沫，裹挟着很多树枝、野草、甚至死猫烂狗之类的，看起来很热闹，但是水下是相对安静的。
我想我们这个社会能够保持一个基本稳定，几十年来一直保持一种上升状态，说明绝大多数人在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工作着，农民在种地，工人在做工，老师在教书，学生在学习，解放军当然在训练、在站岗。那么这种表面的喧哗，实际上只是少数人，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判断。当然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所看到的很多负面的，有的甚至是惊心动魄的、令人发指的丑陋的现象，想一下我们国家是一个有着14亿人的大国，发生一些事件也是不足为奇的，这样一种现象中国有，外国也有，现在有，过去也有，将来也应该还会有，我们对社会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冷静的判断。
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很多的坏，我们在新闻媒体上可以看到很多坏的不可理喻的人，但是我始终坚信大多数人是善良的。一个社会能够保持基本的稳定，除了法制的力量之外，那就是依靠千百万人的善念所凝聚成的道德力量，即便是一些坏人，他在要求公道的时候，也会坚持传统的道德。你刚才提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说到了1949年，我们建立了新中国以后才自己创造的，它实际上是从中华民族的数千年文化中提炼出来的，是对我们几千年优秀文化的一种继承，当然里面也有发展。所以这样一个影响了民族几千年的巨大的文化道德的力量，是不会轻易地被中断的。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我是越来越坚信这一点的。落到我们写作上，只要我们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基本的认识，那么我们还是应该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坚持正确的东西，不要被一些表面的现象动摇我们对国家的、人类的基本认识。我想目前这样一种状况不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事情，公道自在人心，大多数人還是好人，每个人当然都不是完人，都有弱点，但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人的善念还会迸发出来，变成一种主流。例如，很多人说农民很软弱，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能贪生怕死，但是回忆一下几十年前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成千上万善良的百姓揭竿而起，毁家抗日，这也是一个民族当时最基本的倾向，当然也有当汉奸的，但毕竟是少数。
周鸣：很荣幸能够向您请教，我是来自XX舰队航空兵的一名业余作家。现在军队处于大变革、大发展时期，尤其是我们海军部队，现实文学的创作是我们部队作家创作的一个主要方向，我们长期在部队生活有些经历，有些积累，也在写作上作过一些尝试，但是写出来的东西总是四平八稳，没有特色。我个人非常喜欢您的《生死疲劳》，您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特色非常鲜明的叙述方式非常棒。描写现实的军事文学创作是否可以从中借鉴一下，请您给一点好的建议，谢谢 ！
莫言：军事文学真的很难写，尤其是涉及专业性比较强的，如写空军、写海军，军兵种技术和文学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怎么把海军的特色写出来，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因为我没有当过海军，写到海军必然要联系写到大海，写到军舰。我记得海军一个创作员李亚去年写过一篇关于亚丁湾护航的散文吧。我早年也读过和海军有点沾边的《踏平东海万顷浪》《红旗插上大门岛》之类的书，这样的小说写的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海军，写的是他们怎么用帆船攻下敌人占领的岛屿，这类小说之所以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它确实写到了大海、写到了船、写到了渔民、写到了海岛上的一些风物，这些东西还是要努力在作品里进行呈现。但是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写什么题材和内容，最重要的还是把人物写好，写出特点。具体如在写作海军题材的作品时，就是要思考怎么样让人性和海军独特的东西结合起来。
我记得《红旗插上大门岛》里判断一个女人是不是真正的渔民，就看她的脚丫子，渔民常年赤脚站在甲板上，小船不断颠簸，渔民要站在船上不停地撒网收网，脚就需要紧紧地扒住船的甲板，所以她的脚趾是张开的，像扇子一样。如果是一个在客厅里长大的小姐，她的脚肯定不是这样的。还记得我入伍时一件事，当时班长问大家有什么特长，有一个江苏籍战友说自己会开船，然后就伸出两只大手来给我们看，他两只手特别大，手臂特别粗，一看就是把过方向盘的。这两个细节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身体特征是和他们的渔民生活、开船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在现代化的海军、空军和各兵种里面，有没有他所从事的职业跟他的性格、习惯有关联的细节，需要我们深入挖掘、着重塑造。
刘丽群：莫言老师您好！刚才您提到军旅文学创作，我们很期待您的高粱不仅种在山东，也种在我们军营，希望能有一天全体官兵能够拜读您的军旅新作。我的问题是有很多的专家、评论家在解读您的作品，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解读，有没有解读过度的现象？
莫言：我想一部作品肯定会有很多的读者，实际上每一个读者都是一个批评家。因为每一个人看完一本书都要做出一个判断，是好看还是不好看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有了判断实际上就开始批评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作家的书写出来之后就变成一个社会公共读物，谁来读谁来批评都是应该的。只要能够顺理成章地提出一个论点并自圆其说，就是完全允许的。我想传统的批评家首先是一个读者，他试图充当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一个桥梁，如现在我们熟悉毛宗岗评点《三国》、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等等。很多的批评家首先是一个称职的、非常认真的读者，他在自己充分的阅读理解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希望读者也能够沿着他的思考方向来阅读。这是一种传统的批评。endprint
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前卫的批评家，实际上不是从解读作品入手，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写评论，是在准备材料，这样的一些批评家写出的文章难免有时会比较牵强。出现这样一种理论式的批评，当然也无可厚非了，理论本身也需要建设，批评家如果能够建立起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马政：莫言老师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在您的创作之余，对“80后”“90后”的作家关注的多不多？有没有一些作品推荐给我们呢？您作为前辈，觉得新锐作家有没有继承一些中国传统的文化，或者说他们身上有没有中国传统文人身上的特质？
莫言：“80后”“90后”在我心目中原来都是小孩，现在一想也都不小了，跟我们当年在军艺时的年龄差不多。我觉得年轻自然想法就多了，革命精神强，反权威，跟权威挑战、跟传统挑战，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作为一个过来作者，我非常欣赏年轻作者这种离经叛道的精神，但是这种离经叛道只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对自我的挑战，给自己立了一个标杆，要超越别人写的东西，要写出自己的风格来。但最终经是离不掉的，道也是叛不掉的。像你刚才讲的，肯定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的影响。所谓传统文化继承，就是一种文化基因，即便是一个在农村长大，从来没进过学堂，不读书、不认字的人，他的身上也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这来源于家里人的教育、村里人的言行，都是有价值和道德标准的。这样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一种文化基因的传承。因此，不管“80后”还是“90后”，尽管可以说自己没有完整读过“二十四史”“四书五经”，但是“二十四史”很多精华的东西已经通过日常生活传送给我们了。当下，国学也非常热，大家都在读经，当然读经并不是要我们把经典当作宗教的教条来膜拜，孔夫子的理论也要批判地继承，儒家的文化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老庄的学说里也有些消极的、不应该全盘接受的东西。总之，我想文化就是在传承中、在批判中不断注入新的元素，然后才能得以丰富和发展。对于“80后”“90后”文学作品我确实读得比较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也知道一些军队的“80后”“90后”作家已经写出了跟我们当年军艺上学时完全不一样的作品，我接下来找时间读一下再和大家就具体作品谈谈。
蔡星阅：莫言老师，我非常喜欢您的《生死疲劳》和《蛙》这两部作品，我发现这两本书写的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大的历史变革中的人性并能带给个人影响的作品。我第一想问的是现在我们也正处于变革时代，是不是当下的人性也会出现某种迸发？第二个问题是 ： 您以前写作的社会环境、文学的发行环境等跟现在都不一样，当时您选择作品的题材时是怎么考虑的？
莫言：历史当中是充满悖论的，历史的发展经常会以牺牲个性作为代价。刚才讲到的《生死疲劳》中的土地改革以及《蛙》里讲到的计划生育，这两个行为实际上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具体到每一个个体身上看它又是不合理的。剥夺地主的土地、平均地权是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基本的心理诉求，每次农民起义打的旗号都是均田，每个封建时代开明的皇帝也往往都是通过均田地来改革维护统治。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更加彻底，它不是一场和平的改革，是一场暴力的改革，伴随着血和火，伴随着某些人的生命被剥夺。这样一种大的历史变革具体到有的个体身上显然是悲剧。地主作为阶级敌人在整体上是剥削的，他们占有的财富和付出的劳动是不成比例的，从历史正义和历史理性来讲，剥夺他们的财产是合理的，但是有的地主的财富积累可能是通过他自身的勤劳智慧得到的，有的地主的存在对稳定一个乡村的生活也许是有正面意义的，他和农民之间并没有私仇，没有多少人说要杀他，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变革潮流中，就可能给他一种特殊的政策。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历史的理性跟个人的情感，历史的必然性的悖论就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作家应该关注在历史悖论当中人性的被扭曲，也应该关注在历史的悖论当中人性善与恶的较量。
《蛙》里面谈到的计划生育也是出于类似這样一个大变革中。一方面在那个时候，人们纷纷认识到人口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可能就没饭吃了，如果不控制人口增长的话，社会可能要倒退，我想政府做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决定，肯定也是经过了反复论证后出台的。从国家的利益上来讲，从历史发展的维度上来看，这种政策的出台是合理的 ；但具体到每一个人，每一个生育者，这样一种一刀切的强行的政策，显然违背了人性，这也是一个悖论。这两部书都是建立在悖论的基础之上。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切入点？我想就是因为这样一种悖论当中就存在着能够洞见、发现人类灵魂深处奥秘的一种可能性，也为塑造一种典型的丰富的人物性格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像《蛙》里面的姑姑本身也是一种悖论，一方面她是一个妇科医生，经过她的手接了很多的孩子，她也深深体会到了作为一名妇科医生的职业光荣，当她把一个新生婴儿接下来之后，她看到了产妇脸上欣慰的笑容，她听到了产妇的家人对她的千恩万谢，她作为一个女人也感受到了母性的巨大欣慰。但是要让她去做和她职业相悖的事情，我想她内心深处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但她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个“红二代”，感到党的政策是应该无条件执行的。她的职业、她的人性跟她的党性，跟社会的理性之间一直在对抗。我想在矛盾和对抗之间，就把一个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写出来了。我们都知道人物最忌平面化、表面化、类型化，好的人物典型都是多面的、丰富的，他的很多行为有时候都是难以理解的，但是认真思考又是符合人物当时情况下的一种心境的。以上是我的看法，仅供参考。
吴刚思汗：您获得了“诺奖”这样一个巨大的荣誉，是否对您的写作带来更大的压力？您是如何克服的？
莫言：获“诺奖”一转眼三年了，我确实一直很焦急地想坐到书桌前写作，而且也确实并不是没有写，但是很多的社会活动瓜分了我不少时间，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另外一方面，写作的过程中完全没有压力、完全没有顾虑也是不现实的，也在考虑这样写一部作品出来之后读者会是怎样一种评价，因为读者毫无疑问是充满了一种期待，所以希望能写出比自己过去更好的作品来。我想对于一个 60岁的作家来讲，再次超越自己，难度也确实非常之大，诸多的原因导致了我还没写出新作。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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