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兵

　　一

　　海洋季风卷走了这座城市的溽热，骤雨初歇后街市一片清新。绿色植物托着晶莹的露珠在欢笑，蝉重新登上高枝引吭歌唱，人们收起如花的伞，缤纷的夏季时装把长街装点得如同花市。

　　1989年夏，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挺不错的日子，到军区某部组织处报到的。那时的我从基层部队抽调到军区某部帮助工作不久，满怀着能早点正式调入的希望。到组织处去，无疑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

　　我兴冲冲地奔走、上楼、敲门、入室，恨不得马上把有利于自己转正的话语从处长口中掏出来。然而，处长交待过任务之后，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不是干组织工作？去编史。编什么？党组织史。我浑身打了个冷颤，顿时感到一阵透心凉。

　　编党组织史的工作我是知道的，这工作说起来重要，但干起来就变得次要了。做此事不仅意味着转正的愿望无法迅速实现，还意味着将有一段漫长的日子，令我远离军营热闹的舞台，独自消受那种年轻人很难适应的寂寞与凄清。但我咬了咬牙，欣然领受了任务。转过身去，步出处长室，我就把向名利权位竞争的那扇心门关闭了。

　　群蝉在枝头上不停地鼓噪着，而我的思绪，已钻入了并不太古深的历史隧道。

　　二

　　1945年，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发生了两个大事件。其一是经历八年艰苦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大背景下，曾武装到牙齿而不可一世的小日本宣布投降了；其二是国共两党就日本投降后中国将向何处去和由谁来主宰的问题进行和谈，而在谈判桌之外，内战危机一触即发，东北的黑土地上率先重燃战火，被历史书上称为“解放战争”的大事件急急地拉开了序幕。

　　长城关外，国民党军的坦克车隆隆作响，沉重的履带先把大豆高粱碾碎，后又摧残皑皑白雪。狼烟四起，炮声呼啸，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军民刚刚击败关东军的战场，随即成了国共两党两军对垒的前沿。为挫败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的企图，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成立了。这支部队后又陆续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不久，为适应战争需要，东北人民解放军分成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两部，东北军区于辽沈战役胜利后镇守关外，后沿革为沈阳军区，而东北野战军则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后又跨越长江，横扫华中华南，解放海南岛，陆续沿革为第四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中南军区，最后又演化为广州军区。从东北人民自治军至广州军区这一段战史和建军史，早有史笔予以记载，史册书籍也多如牛毛。但这一段的军队党组织史，却几乎无人问津，形成空白。于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广州军区下达了编写党组织史的任务，从过去有过的建制部队到现有的建制部队 ，从军区机关到基层部队，都必须系统全面地把党组织史编写出来。

　　任务是艰巨的，时间是紧迫的。我所在的军区某部承担了军区各兵种和部分机关部门的党组织史编写任务，而这项任务最终就落在了组织处下辖的临时机构编史办身上。作为编史办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和执笔人，我拿起处长递过来的文件材料和任务单，像被一座大山沉沉地压住了。事情有时就是这样奇怪，那么浅薄的资历偏偏会与那么深沉的历史挂起钩来，那么寂寞无闻的工作偏偏会有那么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不再感到心冷了，相反，很为自己这么年轻就有机会参加这么有历史感的工作高兴。我听到有只蝉歌唱得非常好听，就像跃跃欲试怦怦作响的我的心声，中气十足，音韵悠远。

　　三

　　一进编史办那个简陋的办公室，真的有一股与世隔绝的味道。战友们喧闹的拼搏号子虽然就响在窗外，但仿佛离我非常遥远，我像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一头钻进故纸堆里，在档案馆雪白的灯光下和办公室古旧的书桌前，度着我的青春岁月。

　　困难迎面扑来。编史需要史料，史料全靠查找，攻克史料素材关，成为我做梦都在思考的问题。但我到编史办没几天，那场“六四”风波就打乱了我们的整个查档计划。北京暂时去不成了，那就到山沟沟里的军区档案馆去埋头阅档吧。一个提包、一身便衣、一张介绍信和一列火车，就把我和同事送到了远离营房的寂静之中。

　　在山沟里，我才发现生活是多么艰苦和枯燥。虽然这边风景独好，但好风景与形单影只一对照，便更加显得孤寂难耐。没有电，没有灯，缺乏水，少人烟，一到晚上，漆黑一团，让人感到与世隔绝，这下，我才想起城里人声鼎沸万家灯火的好处，并后悔没带上一台收音机，来保持与外界的接触。好在这里档案如山，我们需要的史料源源而来，在那些不被世人看重的故纸堆里，我们看见财宝在金光闪耀。采撷和挖掘的乐趣，早把艰苦和寂寞赶得无影无踪了。

　　最难查找的是防空军资料。不要讲别人，就是我受领编史任务时，也不知道过去在解放军的军种里，还有一个与陆、海、空军和公安军相并列的防空军。中南军区防空军是在第四野战军高射炮第一师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充实和多次变迁发展起来的。它的前身广州军区防空司令部成立于1951年3月，而在1957年5月它就撤銷番号，与广州军区空军合并了。防空军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内部组成却相当复杂，它由高射炮、对空情报、探照灯、雷达以及通信等专业部队合成，遂行防空御敌、保卫防区重要军事和民用目标的任务。由于它创建与撤销恰好都在档案馆建国后资料中最薄弱的20世纪50年代，所以别说弄清它的党组织关系了，就是弄清它的一般性组织沿革都困难重重。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我和同事成天在跑啊跑，军区档案馆、军区机要和军务部门、广州空军档案馆、以及北京的各大档案馆，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跑路是辛苦的，生活是清苦的，但什么样的苦，也抵不上找到一份珍贵史料的那分甜蜜。有一次，我为了能早点拿到一份很关键的史料，硬是说通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让我在一栋正在翻修而又远离馆内宿舍区的孤楼中独宿一夜。第二天工作人员问我怕不怕，我告诉他，我最怕的是查不到资料，而不是那夜色里的孤孤单单。连中央档案馆和解放军档案馆中的蝉都知道，1990年夏天，有一个从南方来的军官查档案已经是走火入魔了。现在一闭眼，我就能看见“青龙桥”的野地上蜻蜓群舞，“厢红旗”的山丘上千鹤闹夏。因为隔着查档室那扇透明的窗口，我和这些蝉、蜻蜓和鹤已经成为了熟悉的朋友。

　　四

　　又到沈阳、北京、湖南和广州市内采访了数十名老领导之后，我终于可以铺纸执笔了。如果说刚开始时我是把编史被动地作为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来对待的话，那么在查阅了千档万卷和倾听了万语千言后，这种被动已化作了一种自觉。我常常写着写着，脑际就浮现出一组惨烈的画面：如雨的马蹄敲打着泥泞黑土，像白色闪电般的军刀一柄柄旋舞在凝重的空中，伴着震天雷吼，呈现血色黄昏。而在敌人机枪的连发尖叫声中，有勇士落马，有骑手归天，但那面血染的战旗，却始终没有倒下，仍在硝烟烈火中猎猎迎风。还有时，我会写着写着情不自禁地停下笔来，让那本沉重的名册幻现眼前。这本名册是我在北京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档案部门看到的，上面记载了全国解放战争中我军在战场上牺牲的团以上干部的名单。而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朱瑞的大名，就书写在名册的最前头，辽沈战役义县战斗结束后，敌人埋在城边的那颗地雷，夺走了这位虎将的生命，但他指挥的炮群、装甲坦克群和工兵部队，却在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为以后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的建立奠定了机构雏形和干部基础。

　　四年很快过去了，1993年夏季，我作为军区某部的少校军官，佩戴着一枚因编史而获得的三等军功章转业到地方。我的身后，没有显赫一时的权力光环或动地惊天的种种政绩，只有那沉甸甸存在军区档案馆里也深深印在我心里的，我与同事共同编写的十五本共五十万字的部队党组织史。这些资料填补了军队史中的某一处空白，再次证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长壮大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一届又一届党组织和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与模范带头。“八一”军旗红，最重要的是军旗跟党走。

　　写到这里，心潮如浪，编史的日子仿佛昨天。窗外又刮季风，夏雨又临羊城，我的思绪已与风雨交融在一起，在这座城市的街巷穿行。身后有一段为党旗描金绘彩的日子，至今仍感到非常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