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泽乡的人们看来,李二麻子头上的“保长”这个称号是要跟着他入土了。
然而二麻子至今都说不清保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家从祖上数八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从来没有跟“长”字打过交道。
故事还要从1941年冬天说起。那年苏北的天气格外地冷,再加上日伪军疯狂地聚敛物资,缺衣少食的大泽乡已经死了几十口人。这天午后,太阳从多日的阴霾后面探出脸来,冷冷地施舍给早已冻僵的人们一点惨白的日光。二麻子忙趁着难得的阳光把床铺上的稻草搬出来晒晒,去去积攒已久的湿气。二麻子的脚有些跛,正是这一点身体上的残疾,使得他在日伪军数次的征兵中得以幸免,苟活到了现在。脚虽然跛了,但是简单的农活还是能做的,每到收获的季节,二麻子总是乐于给家里缺劳力的乡亲帮帮忙,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淳朴到有点傻的后生。
这时,村口王家的黄狗突然狂吠起来,紧接着,犬吠声像瘟疫一样,一家一家地传开了。很快全村陷入了此起彼伏的咆哮中,狗们嘶哑的声音如同一个垂死的病人在做最后的喘息。二麻子仿佛没听见一样的,继续着手中的活。“二黄又来觅食了。”他嘴里轻轻嘟囔了一句。二麻子所说的“二黄”指的是汪伪政府底下的治安军,他们跟在日本主子后面狐假虎威,尽充当坑害乡亲们的急先锋。这群“二黄”每个月都会打着“绥靖防共”的幌子到各个乡村要吃要喝,胡作非为。大泽乡的人们对这群汉奸恨得牙痒痒却又无可奈何。
当二麻子听到汽车呼哧呼哧的轰鸣时,他突然意识到事情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二黄”是用不起汽车的,顶大的头头也只能骑个洋马抖抖威风。能坐汽车来的只会是那些日本人,看来这次大泽乡要出事。二麻子不由得想起上个月日本人在大泽乡公开处决共党的场景。那些在地上被拖着走的衣衫破烂的人使他无法相信,神出鬼没的新四军游击队竟会如此颓唐。不久他就听到一个传言,这些被处决的人都是从城里找来的饿殍。
不及二麻子多想,先遣的“二黄”们已经进了村。一个个仗着手中的烧火棍大抖威风,用枪托和刺刀驱赶着全体村民来到村头空地上。二麻子放下手中的稻草,跟着拥挤的人群往外走。空地上一片混乱,“二黄”们大喊大叫着让所有人保持肃静。然而小孩子不管这些,自顾自地啼哭着。
一个腰带上挂着手枪的小头目跳上土堆,先讲了一大段东亚共荣、中日亲善的话,紧接着便宣布:“皇军今天要来我们大泽乡慰问,各位乡亲务必要拿出点态度,好好欢迎皇军和皇军的客人。还是跟往常一样,有共匪的情报要及时上报,举报者有赏,知情隐瞒者与共匪同罪!”说完后,他便指挥着把乡亲分成两组,夹道迎接日本人的车队进村。
从黑色铁盒子里走下两个日本人,二麻子看着他们有点眼熟。在城里的有时候看到他们带着一帮伪军挨家挨户地封街搜查。年轻一点的日本人清了清嗓子,用低沉沙哑的嗓音讲了两句话,叽里咕噜的像鸟语。有个“二黄”忙不迭地翻译:“皇军说了,为了加强大泽乡的治安,从今天起从村里选一个代表做保长。村里的几位老人家,你们商量看看谁比较合适?”
几位老人冷冷地看了一眼,没有人说话。“二黄”见气氛尴尬,忙打圆场说:“各位都是大泽乡德高望重的前辈,这个职务事关大泽乡全体乡亲的安全,还是不要推辞为好。”话讲到这里,已经隐隐露出了一丝威胁之意。
老人们无奈地相互看了一眼,依旧无言。
这时,日本人不耐烦了,都已经把手放到指挥刀上了,年轻一些的军官吼了句鸟语。两边的日军和伪军都把枪从肩上取下,把枪口对准了乡亲们。老人们的身体微微颤抖,怒目而视。带着孩子的妇女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忙着往人群后面躲。二麻子看看四周的人都面有惧色,便下意识地大喊一声:“我来当这个保长!”
这一声把他自己吓了一大跳。“二黄”见有人应声,忙对日本人说:“太君,这是大泽乡的禾丰先生,很支持皇军的政策,村里人都服他。”日本人这才把手放了下来,低声跟“二黄”头头交代了几句,便重新钻入铁盒子里面带着日军扬长而去。
从此,“保长”这个称呼取代了二麻子的真名。乡亲们都十分佩服他的勇气。大泽乡靠近日军重兵把守的徐州,新四军的游击队受到日寇的残酷打击。在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后,大部分都退到微山湖一带休整。于是大泽乡的“治安”表面上看比其他地方要好。日寇在之后的日子里便沒有经常“光顾”这里,大泽乡这才有了短暂的安宁。二麻子当保长跟没当一样,整天仍然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庄稼汉。
几年后,日本人终于败了。又过了几年,国民党也逃了。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正式接管了大泽乡,在乡里设立了政权。此时,二麻子已经结婚了。
又过了好多年,全国建起了人民公社。二麻子成了大泽乡仓库的保管员,每天负责根据上头的指令收发物资。这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
这天,县里的领导来检查工作,问到谁负责看守仓库时,书记随口说了一句:“今天是‘保长值班。”领导当时就变了脸色,二话没说带着民兵来到仓库,把正在做账的二麻子绑了起来,回过脸来对书记大声斥责道:“你们怎么可以让一个保长来看管革命果实,你们的党性都到哪里去了?”书记费了好半天才终于跟领导解释清楚这个“保长”的来历。二麻子在一旁已经被绑得七荤八素了。
一九六六年,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革命的狂潮离大泽乡似乎还很远。县里给了大泽乡一个“斗争”的指标,书记找二麻子谈话,希望让他来担任这个斗争对象。
“凭啥斗争我啊!”二麻子觉得委屈。
“我们乡就数你做过保长见过世面,这是上面的指标。你就多担当一点吧。这也是为革命做贡献啊。”书记安慰他说。
“我这辈子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为啥还要斗我呢?”
“都是自己人斗自己人,还能让你吃亏了?这样吧,你们家每年多领一口子工分。这也算党对你的关怀嘛。”
“这……”
就这样,二麻子成了斗争对象。但他一直没把这当回事,权当为革命做贡献了。直到隔壁村的后生们戴着红袖章和铁锤冲到他家门口时,他才意识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革命小将们抓住二麻子不放,说要提他去游街。闻讯赶来的书记忙跟这些年轻人们解释:“他不是坏人,当时是为了完成指标才让他上去的。诸位不要冲动,二麻子是我们大泽乡的好人。”革命小将们一听便炸了窝:“这还了得!这次我们小老虎团不仅揪出了一个老资格右派,还挖出了大泽乡一条反革命黑线!”
一个个挥舞着家伙便要捆人。书记忙上前阻拦,被一锤子砸中脑门,顿时鲜血直流。周围的乡亲看不过去了,一齐拥上来要捉这些革命小将们见官。年轻人们见势不妙,一声口哨,瞬间作鸟兽散了。
从此以后,二麻子做过保长又成了反派的事在各个村里传开了。总会有年轻人时不时来二麻子这里骚扰,搞得他不厌其烦却也无可奈何。直到一九七八年,一纸平反通知书送到二麻子手上。二麻子把它悄悄收到箱底,一边埋怨老书记坑了他这么多年。但此时,老书记早已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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