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健飞

　　一

　　我一直想写写天津的杨柳青，却一直没有写。前些年是没有时间，目标也散漫，不知道是该写初恋呢，还是该写写那条冰冷的子牙河。结果，从20世纪80年代到二十多年后的2011年冬天，都没有写成。

　　2011年12月30日凌晨，手机铃声把我惊醒，来电显示：海峰。摁下接听键，却是海峰的妻子宝红的声音。宝红叫了一声哥，然后说：“海峰今天夜里走了……”足足有十秒钟，我都没反应过来。

　　海峰姓贾，是我的同乡战友。

　　天津到北京，只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然而，二十多年来，我却忙工作，忙家事，很少回到那个刻在心壁上的地方。

　　三天后，海峰的丧事办完了。当天深夜，我坐下来想，是该写写杨柳青的时候了，但刚写下杨柳青青四个字，却有一团东西忽然堵在胸口，我写不下去了。

　　二

　　写不下去的原因，一是因为心痛，二是自责，三是屈辱。今年元旦一大早，我再次收到海峰遗孀宝红的问候短信：“祝愿大哥新年快乐。”我回复：“弟妹吉祥如意。”我没有告诉宝红，两天前的2016年12月29日，我开始动笔写海峰与我的点滴往事，这一天，正是海峰去世五周年忌日。

　　海峰走后前两年，每逢重要节日，我都会接到宝红的问安电话。那短短的一两分钟，既是我的伤痛，也是我的安慰，可是我也知道，这也是宝红的伤痛和安慰。然而，几年里，我却很少主动联系他们母子，不是不想联系，而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近两年，宝红改用短信问安了，我的心也慢慢平复下来。

　　心痛就不说了，这是一言难尽的感受。

　　自责的是，在海峰去世前一个多月，他给我打了个电话。声音是正常的，却没有像往常那样笑嘻嘻地说话。

　　他说：“老哥，来天津待两天吧，很想你，真的，很想你，来待两天吧。如果来，要穿着军装来啊，新式军装很威武，但我一直看不明白那些符号，就想和你照张相，永远留着。”

　　我因为开着车，什么也没想就说：“哪有时间啊。等过几年退休了，再回杨柳青看你，好好待几天。”最后我问了一句，还在开饭店吗？生意怎么样？他说是，生意也可以。因为自己胃病犯了，前段时间做了个小手术，饭店主要是妻子在打理。我问手术没大事儿吧？他说没大事，一个小手术。

　　其实，海峰这个电话，主要是告诉我，他得了大病，而且做了手术，甚至离大限不远，他很想和我见一面。然而，我天生心性愚钝，头脑简单，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层意思。或者说，我平时太相信海峰，完全想不到，一个刚四十多岁的汉子，竟与死神握手了。

　　所谓屈辱，现在看来，事情绝不是多么严重和了不得。不过，当时的心境太糟糕了，消化这个不良反应，需要很长时间。但是，这件小事，却关乎一个军人对战友和战友情的理解和认知。我现在如实写出来，与大家共勉也好。

　　那天凌晨，宝红电话里告诉我，海峰临终前几天嘱咐她，他归天后，希望我这个战友能来看看他，并帮助料理一下丧事。宝红说，海峰只让通知我这一个战友。

　　这算是遗嘱吗？我想是的。遗嘱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有思想的生命，是一个人留给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遗产；我认为遗嘱的意义与这个生命的意义是等同的。

　　至于后事具体安排，宝红在电话里没说，只希望我尽早赶过来。她说海峰老家离得远，父母兄弟最快也得晚上才能到天津。

　　那天，虽然是正常工作日，但我所在的部门工作尚不算太忙。我一口答应，早晨上班请假后就赶过去。

　　放下电话，窗户刚刚泛白。那个冬天的北京，雾霾已经很严重，要是天空晴朗，太阳已经在楼缝之间了。

　　当我拿着《离京报告表》走进领导办公室时，领导还是惯常的领导表情。这个领导原本不是这个表情的，没成为领导之前，他素来以与群众打成一片示人，而且和蔼可亲。一年前他成为单位的主要领导，同事们私下说：是群众手摞手把他抬进这把交椅的。

　　领导看了请假理由后，一脸严肃地说：“一个战友去世，还需要你去奔丧吗？我们谁没有战友？又不是直系亲属，上班期间请假出京奔丧合适吗？”

　　我一时愣住了，大脑一片空白。

　　短暫的不知所措后，血一下子冲上了脑门，我似乎闻到了自己鼻腔里有一股血腥味儿。

　　“我只请两天事假。这个战友就像我的亲兄弟。”这是从我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却像来自遥远外空的另一个人的声音。这古怪的声音，像在冰雪中冷得发紧，有微微的颤音。

　　“要不，我下午下班后赶过去。”我的语气并不是坚定的。

　　“我看不合适，你还是再考虑一下吧。下班后干部出京，也要特殊情况才行。这样吧，你先去征求一下××的意见。” ××是单位另一位领导。

　　我伸手接过请假表，在转身向外走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个陈旧的木偶。

　　请示了另一位领导，换填了一张表。给宝红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只能晚上赶到了。

　　下午6点多，我在北京南站准时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城际列车。晚上7点多，已经转业在天津市工作的战友刘长海在站前接我。上了长海的车，谁都没有心思说话，直接驱车赶往天津西郊杨柳青。

　　三

　　我并不赞成作家把同事与自己和他人间的纠葛付诸笔端。因为，作家的笔保持不了中立立场；尤其不赞成利用文学作品对曾经的上司或长官进行挞伐，甚至恶意丑化。近期，我读到汪曾祺先生一篇创作谈，他说自己的小说和散文之间，也许并没有太明显的界限，所以难免对生活中的一些人和一些事加以主观描述，以表达自己的主张。汪先生说，只要是客观真实的、善意的，即使写到亲友、同事或上司的某种缺憾，如果对方还是个听得进别人观点的人，也是无妨的。我觉得汪先生不愧是智者，短短两句话，道出了文学的功能之一，那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你明明知道某个人的某件事情不好，或者做人出了问题，不论这个人是领导还是朋友，哪怕是有血缘的亲人，你不指出来，这是你自己的心出了问题。现在，我接受了这个观点，所以如实写出海峰去世时，我请假奔丧遇到的一件小事儿。现在想来，领导当时也没有错误，清朝为官有丁忧之规，那是旧朝，封建朝规。而当今军队条令条例中，并没有规定战友病逝可以奔丧。中国军队很大，人人都有亲密战友，如果奔丧之风盛行，部队肯定要出乱象。我服从了命令，这体现了军队和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官兵必须遵守“令行禁止”这条准则，有规矩才有方圆，这是一个军人要融入血脉的原则。

　　说到军队的特殊，当然也要讲到战友情谊，这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以我所见所闻，全人类的友情当中，战友情是最令人刻骨铭心的情谊。如果和战友在战火中劫后余生，这种生死交情会世代相传。心平气静地讲，之所以当时有一种屈辱感，也并非完全是因为我和海峰私交笃厚，情同手足，而是觉得，锥心泣血的战友情受到了某种侵害。领导也是军人，从职务、军龄和思想层次上，领导难道真不理解战友情深吗？非也。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插曲？我必须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了，平时的工作表现、为人处世、尊敬领导、团结同志等等方面，我做到位了吗？

　　就拿和海峰的交往说，北京和天津如此之近，我却和亲密的战友海峰十多年没有见过一面。

　　我离开天津杨柳青是1986年年底。五六年后，海峰写来一封信，说他退伍了，在杨柳青的青光镇找了对象，结了婚，就不再回故乡回鹿山了。

　　又过了两三年，海峰夫妇带着一岁大的儿子回乡探望父母，路过北京时，到我家住了一个晚上。那时我的现状不好，儿子也就三四岁，爱人没有工作，自己工资又低，暂借的一间平房四面漏风。那几年，坏情绪昼夜占据着我，也没有多大心情坐下来好好叙叙旧——事实上，从我和海峰第一次见面，不知为什么，就有了主次之分。海峰在我跟前，很腼腆很被动，总像低我半头，说话办事总要顺着我。起初，我以为海峰就这种性格，后来发现，他对其他战友却不这样。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黑脸勇士，代理排长五年下来，他所带的排成为全团军事训练尖刀排。看来，友情和爱情很像，喜欢一个人，服从一个人，是说不清理由的。

　　有了儿子的海峰不像过去那样爱笑了，人也发闷。我把这种变化归结于海峰的心结未解。海峰当兵七年，五年代理排长，最终没能提干，连吃商品粮的志愿兵也没有转成。一家三口从我家走时，我努力凑了几百块钱。海峰没有推辞，默默地接过钱，抱着儿子上了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

　　又过了几年，天津老乡武叔家给孩子办喜事，我回杨柳青住过一晚。那天晚上是别人请客，在坐的除了老乡一家，还有退伍或转业后留在天津的几位战友。

　　海峰很快就喝高了，临散时，非闹着要结账，把几个战友惹得不大高兴。他为什么要闹着结账呢？按他语无伦次的说法是，他当时在天津开了一家饭店。意思很清楚，这个在战友们眼里一直比较穷困的人，如今开了饭店，挣到了钱，他要好好请我和其他战友喝回酒。

　　喝酒前，大家在饭店门前等我。我下车，一一与战友握手寒暄。海峰最后一个上来，握住我的手，半天也没有撒开。就在大家往饭店里走的时候，海峰突然一把抱住我，呜呜地哭出声来。我略有难堪，只能和海峰相拥着拐到门边一角。我感到海峰很瘦，浑身都在颤抖，他的泪水是冰凉的，一大片泪水濡湿了我的脖子。其他人都站在门里望着我们，他们像我一样认为，海峰见到久别的战友，太激动了。

　　海峰去世后，当年在场的阿姨说：“怎么也想不到，海峰是个短命人。当时大伙儿也奇怪，一个大男人，刚一见面，还没喝酒呢，就抱头哭起来了，是不是他自己有预感？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吉利。”

　　现在我想，没有人知道海峰那天为什么泪如泉涌，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事过之后，我想海峰会回想此事，他认为，虽然他连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如此失态，但他认为我这个战友能懂他。其实，当时我也不懂。如果我真的懂他了，当时就不会有那种尴尬感。回到现在，我才懂了——海峰在生活和精神上都承受着巨大压力——严重胃炎是当兵第二年就确诊的，但什么时候恶化成胃癌的呢？还有，海峰一个人背井离乡，虽然在杨柳青留下来，成了家，有了儿子，还开了一家饭店，但他遇到了什么困难，内心有何痛苦？我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下？这一切，海峰生前一字也没有向我提起过。

　　四

　　20世纪80年代初期，南方战事未决。隆隆的炮声似乎就在我们心里响着。尽管应征体检时没有人提到还在进行的边防战事，但我们知道，那几年，很多家境好、吃商品粮的青年不那样热衷当兵了。

　　天津的老百姓，都知道西郊杨柳青有个代号52914的部队，这就是隶属原北京军区的舟桥团。之所以驻军杨柳青，因为此地有一条著名的河，叫子牙河，江河是舟桥兵的阵地和战场。

　　杨柳青之名，因为太过诗意，还因为年画，那是我最早记住的外乡地名。大约在我小学毕业那年春节，父亲从镇上揭回一张杨柳青年画，是两个粉嫩粉嫩的胖娃娃合抱一条大鲤鱼。那年春节，多少个夜晚我侧躺在炕上，借着微弱的灯光，一心一意地欣赏这张年画，我甚至记下了鲤鱼有多少鳞片。有天晚上，竟发现鱼嘴动起来，一张一合的；哪怕父亲灭了灯，我仍不愿意闭上眼睛，幻想着有一天，能去看一看这个印年画的地方。谁能料到，十年后，梦想实现了，绿色运兵火车就在画一般的杨柳青停住了。

　　子牙河，一条传奇的内陆河。北源滹沱河，源自五台山；南源滏阳河，源自太行山。两河交汇于河北省献县，东流直下进天津市区，最后入海河，长约七百多公里，流域面积七万多平方公里。子牙河流经的天津市静海县，有个子牙村。子牙村边有个土方台，传说就是姜太公的钓鱼台，子牙村又叫钓台村。无疑，子牙河的确是因与姜子牙存在某种历史渊源而得名。

　　1985年11月中旬某天，一列绿色的火车把五百多个新兵拉到天津杨柳青火车站。火车站很小，也很破烂，列车停下时正值傍晚。那时大家谁也不认识谁，我们这些从北方南下的新兵穿着并不合体的的卡棉军装，一个个歪歪扭扭，千姿百态。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兵，都没有见过世面，人人都很紧张，整个小车站乱哄哄的，只有接兵的军官可以大声喊话，不停地发出各种指令。

　　我们下车列队，歪七扭八，不成队形。按军官点名顺序登上罩着篷布的卡车。半个多小时后，新兵被送到舟橋团北营房。不巧的是，那天晚上赶上停电，整个营区黢黑一片。当我把背包放到指定的区域铁架床上，一转身，发现一口雪白的牙正对着我笑。

　　这就是我和海峰的第一次照面。记得当时只分了班排，床铺并不指定，完全是自由组合。那时的铁床是上下铺，等我转身时，海峰把自己的背包毫不犹豫地放在了我的上铺。

　　第二天号声响起，天也亮了。这时才正经看清一个排战友的模样。当年这批新兵共有三个连，我所在连是二连，我和海峰分在一排一班。

　　海峰身高与我相仿，说话声音不高，嗓子有点儿粗。最令人过目不忘的是，他的皮肤黑得吓人。应该说，海峰是几百名新兵中最黑的一个。按说，从北方来的农村兵，没有几个白净的，除了县城和林场吃公粮的几位战友是正常肤色，剩下的全是麻皮土豆一样的手脸。

　　我长海峰一岁，他十八岁，我十九岁。虽然出生在同一个地方，但因为故乡地广人稀，如果不是一起当了兵，直到老死，我们也未必见上面，更別说友情了。

　　新奇而紧张的新兵集训开始了。开训日，我们这批新兵第一次看到最高长官团长，他高高地坐在主席台上。团长在训话中说：

　　“也许，你们这批兵，三个月集训没完，就得开赴前线。为什么？轮战。当兵就是为了打仗，我们舟桥团是军区里的特种兵，一个军区只有一个舟桥团，其他兄弟军区舟桥团都上过前线了，只有我们一直是后备。这对于一个有着光荣战史的英雄团是一种耻辱。”

　　应该说，备战的气氛是特别的。不论新兵还是老兵，人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我因为有父亲的参战经历，虽然只是一知半解，但心却是定的。那个冬训最令人难忘的，也是我到今天都弄不明白的，就是天津杨柳青的冬天，为什么比一千公里外的家乡还要寒冷。

　　春节前后，整个北营房，除了伙房不时冒出的热气让人温暖，到处是冰天雪地。那时的老旧营房之寒酸，以及艰苦的集训生活，真是不堪回首。走队列半天下来，汗水浸透棉衣，队列一解散，十多分钟后棉衣就要结冰。来不及喝一口热水，开饭的号声就会响起。战士们立即列队，唱歌，然后依班次进入食堂大厅。

　　各班在饭桌旁立定，人人后背像驮着一块冰。肚子的咕咕声响成一片，只等新兵班长一声令下：“打饭。”大家个个像百米冲刺奔向饭桶。霸气和手快的，会抢到两个馒头，其他的，只好吞咽半生不熟的大米饭，或者二米饭。

　　北方人喜欢面食，因为从小习惯了。虽然后来知道，比家乡更北方的东北三省也生产大米，而且，有的地方还产一流的优质大米，但我的家乡回鹿山地区，地处内蒙古、河北和辽宁三省交界，这个地方不产稻米。由于几个世纪都贫穷落后，穷人吃大米，那都是过大年的时候，也只是偶尔吃一两顿而已。

　　我和海峰都是穷人，虽然吃不惯米饭，但毕竟是大米，不能说不喜欢。但那种掺了高粱米的二米饭，因为常常蒸不熟，简直难以下咽。还不到两个月，我的胃痛就难以支撑了，常常在夜里疼得睡不着，可我谁也没有说。

　　某天深夜，海峰从上床悄悄下来，小声在我耳边说：“肯定是胃坏了，天天喝凉水，米饭半生不熟，你又不去抢馒头，胃不坏才怪。明天你不能再训练了，向排长请个假，去254医院看看吧。”

　　我没有同意。第二天，海峰背着我找过排长，我知道后很生气，为什么生气？我自己当然知道，主要是怕影响进步。其实海峰也明白了。从此，海峰再不提看病的事儿。每当开饭，他就不顾一切地去抢两三个馒头。我还没有盛上饭，他已经把馒头硬摁到我碗里了。因为我同意海峰对病因的判断，虽然有点儿不过意，也就接受了。为了不让其他战友说什么，海峰自己再也没有吃过馒头。

　　大约也是从那天开始，我泡在床下的衣服，总是还没动手，就被海峰抢先端走了。他说，胃病最怕冷，一冷就疼得厉害。我当时并没有想一想，这个病痛的体会，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冬天啊！一碗温水泼出去，还没有落地，已经冻成冰粒儿。泡在脸盆里的的卡军装，十分钟后就结了冰碴儿，用手一提，硬得像一块浸在冰水里的塑料布。

　　现在我敢断定，海峰的胃病，是和我同一时期落下的，而且比我严重得多。

　　五

　　曾几何时，我对军队魔鬼化训练是有微词的。然而，兵当久了，年岁大了，中外战争的实例和影片看得也多了，终于领会，新兵集训乃至平时训练，教官如果对部下不够残忍，那就是对家国和部属的不负责任。

　　按惯例，新兵集训教官由全团选调，一般是骨干老兵或正副班长担任。

　　一班长是一位舟桥连的副班长，姓程，来自南方某省。行伍出身的人都有体会，新兵要过新兵班长这一关是非常难的。第一难是语言关。过去部队有一句著名的话：大家从五湖四海，为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既然来自五湖四海，乡音乡情就在所难免。特别是乡音，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农家子弟，哪有机会接触外乡人外乡语！结果，一个叫徐俊的同乡战友，因听不懂南方话，第一个当了活靶子。

　　徐俊说他上过初中，实际也就是一个小学文化。文化水平低，理解能力就差。走队列是新兵集训中最基础部分，几天下来，徐俊同志除了听懂了立定、稍息、解散和齐步走、跑步走之外，程班长的其他话，他好像都听不懂。在走队列这个基础课目上，徐俊出尽了洋相。大家向左转，他向右转，大家向前一步走，他莫名其妙向后一步走。

　　几天下来，虽然战友们意识到，这个程班长相当狂躁了，但谁也没有料到以后的日子会是这样。

　　徐俊挨打，是在大家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时候发生的。

　　某天上午，天空飘着雪花儿。在新课目“向后转走”这个环节上，“啪”的一声，程班长的手掌掴在徐俊的左脸上。声音很响，挽起耳朵的棉帽一下子甩在我的肩膀上。全班十个人，按身高列队，我排在徐俊右侧。徐俊下意识地哼了一声。帽子从我肩膀掉到地上，大家谁也没敢动。

　　“捡起来！”程班长吼了一声。我不知道其他人听懂没有，反正我没有听懂。徐俊肯定听错了，他晃了一下，竟向前跨了一步，出了队列。啪的一声，这回抽的是徐俊的右脸。徐俊又下意识地哼了一声。

　　“我让你捡起来！”徐俊还是没有听懂，他向后退了一步，站回队列。这回，排在徐俊左侧的海峰听懂了，他回身捡起徐俊的军帽。就在海峰刚直起身子时，程班长跟上来一脚，正踹在海峰胯骨上。

　　“谁要你管！”这句带有浓重南方方言的话，我不知道有几个人听明白了，但我这次听明白了。海峰趔趄了一下，恭恭敬敬地向程班长举起徐俊的帽子。气急败坏的班长突然喊了一声“立定！”就走到一边生气去了。

　　雪下大了，全连只有我们一个班在风雪中被罚立定站姿，海峰就那样一直平举着徐俊的棉帽，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久，嗵的一声，一个姓刘的战友直挺挺地向后摔倒在雪地上，他晕过去了……

　　好像就从那天开始，海峰在训练中的差错也多起来。于是，程班长的注意力，时常从徐俊身上转移到海峰身上。实在说，吼叫和打人也是需要力气的，常常怒不可遏的程班长把打笨徐俊的力量，一半用在海峰身上。因为，在程班长看来，有些错海峰根本不应该犯，但海峰却常常犯得恰到好处，犯得正是程班长很狂躁的时候。很快，整个新兵连都知道，一排一班有一個大迷糊，还有一个二迷糊。这两个迷糊像一对难兄难弟，常常结伴罚站，在冰天雪地里面壁思过；在训练场上踢正步；在熄灯号吹响之后，一前一后慢跑在空无一人的训练场上。

　　某天下午，队形散开训练，徐俊更是五迷三道。这次，他的双颊被程班长用手套连抽了十来下。每抽一下，徐俊都下意识地哼一声。可能这哼的一声被班长视为挑衅，所以班长每抽一下都要喝令一声：“别吭！”

　　就在这时，海峰突然大声报告：“报告班长，我要撒尿……”

　　“啪”的一声，这是海峰那张黑脸上发出的脆响。

　　就在那一天，一股仇恨悄悄涌上我的心头。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对南方某省的人永远是敬而远之。几年后，家父去世了，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不要仇恨”，被我作为散文《回鹿山》的最后结语。但是，在我当新兵那一两年里，即使之前我听到过类似的教诲，也根本理解不了。那个时期，我心里常常涌动着仇恨的暗流。特别是在新兵集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常常是既后悔当兵，又仇恨这可恶的教官。

　　快过年了，思亲想家的情绪像传染病一样在新兵中蔓延。一天下午，分列式训练。忘了因为哪个地方不对，程班长的大棉手套又狠狠地甩在徐俊左脸上。徐俊这回没有哼，但一股口水却从他冻僵的嘴唇里甩出来，甩在我的左脸上。我没敢擦脸，却分明看到徐俊昨天被打肿的脸和嘴唇，像气吹一样鼓起来。也许，那是我瞬间的幻觉，但在那一刻，泪水突然像决堤的江河，从我双眼滚滚而下。在那短暂的一两秒内，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而号啕大哭。

　　这次班长却没有吼我。他在队列前愣了一下，突然换了一种口气说：“你！你哭什么？”

　　是啊，又没有打我，我哭什么呢？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为那次哭泣羞愧。其实，整个新兵集训期间，班长没有打过我一下，可我并非是十全十美的新兵。做错动作，动作不规范、不认真、偷懒时常有，但我为什么没有挨过打？有时候，我真想让班长抽我几下，以减轻我内心的疼痛。或许，程班长是爱才的班长，我不过是文化程度高一点儿，平时会写几句短诗，会画鲤鱼、荷花和月季，新兵连的黑板报由我和另一个战友来主办而已。

　　后来我明白，打人是极其容易上瘾的一种行为。就像一个人突然犯了罪，他会想，反正是罪犯了，犯一次也是犯，犯两次也是犯，所谓的破罐子破摔就是这个道理。而被打者好像也上瘾，越打越蒙，越蒙越气人，这时候的打人者和被打者成了同谋。

　　客观地说，过去部队练兵，老兵打新兵，也算个不好不坏的传统吧。在越来越难练的集训课目里，徐俊每天都会挨打。现在我常想，带兵之道，并不是父子之道；即使父与子，过去棒打出孝子之说，也早就被当作文化糟粕摒弃了。那么，像徐俊这样比较迟钝的战士，用什么办法取代体罚和打骂呢？令人欣慰的是，听说如今的部队大大改变了作风，依法治军将彻底根除旧时的打人陋习。

　　大年二十九，全团新兵用相当漂亮的分列式结束了三个多月集训。我记得海峰是二号标兵。大家知道，分列式一号至五号标兵可不简单，是在全团新兵汇操中，直接由作训股长和参谋长选拔出来，不是全能高手，绝对是当不上标兵的。由此，可见海峰在训练中故意出错的良苦用心。

　　不出所料，徐俊没能参加新兵集训结束的分列式汇演。作为军旅人生的第一步，这真是个天大的遗憾。但我永远记得，全班十名战友，只有徐俊和海峰两个人，踢碎了三双黑布棉鞋。分列式结束时，海峰的第二套的卡军服已经千疮百孔。

　　第二年，我从天津借调到北京军区机关工作。后来知道，徐俊像绝大多数战友一样，三年义务兵期满，退伍回了家乡。程班长也早两年退伍了。从此，我再没有这两个战友的消息。我不知道，其他战友会不会时常想起那段新兵生活，他们怎么看徐俊这个大迷糊和海峰这个二迷糊。但是今天，当海峰已在天国的今天，一想到那个冷暖相交的冬季，海峰陪着徐俊挨打受罚，像一对相依为命的落难兄弟，我的双眼就会蓄满灼热的泪水。

　　六

　　南方轮战仍然没有消息，新兵连生活快结束了。很多新兵都开始活动，想方设法分到汽车训练大队、修理连，或者技术连。那时的基层部队，除了特别优秀的代理排长，士兵已经不能直接提干。当兵的出路一是考军校，二是改转志愿兵，三是学一门将来退伍回乡能用得上的技术。我们这批农村兵，不论学历高低，学一门技术是第一愿望。在舟桥团，最大的热门技术是开车，或者汽车修理，而且，能学这两种技术的概率很大。即使是舟桥分队，也有一半是开车的，扛桥板的兵大约只占兵员的百分之五十。

　　这时候，就要过新兵班长的第二个难关。因为，除了极少数出类拔萃的优等兵被团部内定，绝大多数新兵的分配，主要靠班排长的大力推荐。

　　程班长先是暗示我，两天后把我叫到背人处，明确告诉我，我可以分到汽训队，但是，需要花点儿钱，给各方面送送礼。我家太穷，当兵走之前两年，在七里八乡给人家玻璃窗和箱箱柜柜上画过油漆画，挣的钱到临走时也花光了。那时，新兵每月只给六块钱津贴费，我烟抽得厉害，一分钱也没有攒下。没办法，只得给姐夫雨生拍了加急电报，请求他无论如何寄一百块钱给我。可是，直到新兵分配头三天，我也没有收到雨生的钱。

　　当天晚上，海峰在食堂帮炊事班杀猪，看我单独上厕所，就半道截住我，迅速塞给我一卷钱。他说：“去给班长买两条好烟，要不你分不到汽训队。”我说：“那你呢？”海峰说：“我没多少文化，分到哪儿都没用。我身体比你好，要是你分到舟桥连，扛桥板你吃不消。”

　　在厕所我数了一下那卷钱，零零碎碎的，却有三十块。第二天中午，我请假到营房附近小卖部，给程班长买了两条好烟和一副单皮手套——到今天我都不明白，当年为什么要给班长买一副手套。

　　新兵分配那天，一辆辆卡车庄严地开进北营房，依次停在操场上。我们三个新兵连几百名新兵，背着像模像样的背包，昂头挺胸，队列齐整。那时我们已经戴上了领章帽徽，经过三个多月的严酷训练，成了标准的军人，与在杨柳青火车站上的我们判若两人。

　　临近中午，突然狂风大作。为了让大家听清点名，军务股长找来一个手持扩音器。那个场面绝对令人难忘，不论风多大天多冷，每个人都屏住呼吸，生怕听漏了自己的名字。之前已经听说过，按往年惯例，越后叫到的越是好连队，汽训队是最后才能叫到的。

　　终于要开叫了，军务股长先对着扩音器吹了两下，试试声响，然后喊道：“点到名字的，跑步出列，上一号车。”

　　随后，操场上空回响起三个字：“特务连。”股长又重复了一遍。连队名称确定后，开始点第一个分到特务连的新兵。因为怕有重名重姓的，所以点名时，要报出新兵所在连、排、班。

　　即使再过一个世纪，我都不相信，那个冬天，全团第一个被点名分配的新兵竟然是我。

　　“新兵二连一排一班……”军务股长喊出我的名字。接着又重复一次。第二遍真听清了。真是我呀！要不是旁边的海峰架了一下我胳膊，我几乎要栽倒了。

　　客观地说，分我到特务连是非常合适的。我是同批兵为数不多的高中学历。特务连三个排，分别是警卫排、侦察排和通信排。应该说，特务连就是团首长的眼睛和耳朵。能写能画，正是特务连需要的特长兵。

　　海峰退伍后，有一回在电话里说到这次分兵，笑着说：“这是命啊，就像御前点状元，要不是第一个点了你的名儿，哪有你今天。”想想也是，五百多同乡战友，我是唯一一个考上军校的，要是当年开了车，一定会走另一条路了。

　　然而，我当时却很难接受分到特务连这个现实。痛苦程度不堪描述。一周后，海峰来特务连找我，我才知道他果然被分到舟桥五连。五连和特务连都在南营房，相距只有几百米。

　　那天他安慰我说：“特务连多好，住楼房，有暖气，是全团第一连，是最有前途的连。”海峰又说：“这多好，咱俩可以天天见着面，要是你分到汽训队，在北营房，指不定多少天才能见回面呢。”

　　那天，我特别注意看了一眼海峰的双手，手背还肿着，冻疮裂着一条条血口子。那是新兵连生活的烙印。

　　又过了几天，终于收到了姐夫雨生寄来的八十块钱。后来知道，那是父亲在家卖了一对羊母子。羊卖得贱，就卖得快，但姐夫雨生办事磨叽拖拉，八十块钱拖了好多天才寄出来。后来雨生说，那些天家乡下大雪，道路不能走，没有办法去镇上寄钱。

　　七

　　到特务连才一个多月，我的精神已经极度萎靡，胃痛再也坚持不住。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开始疼，吃上点儿东西会好一点，一两个小时后又疼；再吃点儿什么，又减轻一下……

　　我被批准到天津市区的254医院检查。胃镜诊断结果：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球溃疡。是两个溃疡而不是一个，其中胃溃疡十分严重，医生担心胃穿孔后大出血。

　　254是军队设在天津最大的医院。那时的军医院，没有对外创收这种事情，对军人是很负责任的。门诊医生没有让我回部队，要求立即入院。

　　入院后第三天，赶上周末，海峰一大早来看我。医生说，上午还要再次做个胃镜检查，最终确定是否马上做胃切除手术。

　　听到可能切除胃，我绝望得不行。海峰劝我往好处想，不能悲观。他说，新兵连米饭生，凉水凉，训练又累，住上大医院，养些天就会好。他说他的胃也不好，情绪不好时，胃疼得就更厉害。这是海峰第一次向我说起他的胃病。

　　海峰陪我到胃镜室。嗓子先后被喷了两次麻药。几分钟后我躺到诊断床上，年轻的男军医却怎么也插不进镜管。小灯泡似的胃镜刚入喉咙，我就呕吐不止，浑身抖个不停。

　　医生说我太紧张了，紧张得整个食道在痉挛。一个毛毛眼女护士过来，俯下身用半个身体压住我。医生再试，这回伸进一截，但我干呕，呕得撑起下半截身子。医生有点儿生气，命令我下来平静一下。几分钟后，又喷了一次麻药，再躺上去，还是不行。医生一手举着像条蛇一样的胃镜管，一手捋下口罩，有些恶狠狠地对我说：“最后再试一次，还不行，直接下胃切除医嘱。”

　　我整个脖子都被麻药麻木了，里里外外麻木，但耳朵却出奇地靈敏。听了这话，泪水忍不住在眼里打转。这时，医生喊门外的海峰进来说，你压住他上半身。对毛毛眼说，你压住他双腿。这次我尽全力张大嘴配合，但小灯泡还是停在喉咙下的两三厘米处。医生转了几个角度，停下了。

　　这时我感到海峰像一个磨盘一样，死死压住我的前胸，一只大手摁住我的额头。我听海峰对医生说：“下吧，没关系，他没事的，他能挺住。”

　　这次胃镜检查，终于以医生失败告终。我被送回病房。海峰临走时却悄悄嘱咐我：“千万别同意胃切除，就是不同意，医院就不能切。”

　　他说他打听了，254医院自己生产了一种溃疡散，治胃病疗效很好，就是住院周期长一些。最后他说：“大不了穿孔了，穿孔后胃出血，反正在医院住着，那时再手术也不迟，就算赌一回命。要是切除了，在部队的一切前途都切了，将来退伍回家，连农活都干不了。”

　　“咱赌一回命。”海峰又重复一句。

　　第二天，医生果然决定手术。

　　“只切除三分之二，不会影响以后生活，胃是能再生的。”医生说。

　　但我坚定地摇头……我再三请求医生开恩，让我先住两个星期院，保守治疗后，再做胃镜看看。看着我的泪水，医生心软了。一周后，胃镜检查成功。医生反复看了片子说：“还真有明显好转，先保守治疗吧。”之后的每周一次胃镜检查，其痛苦让我终生难忘，但每次结果都有喜讯：好转，更好转。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住院，竟住了三个多月。胃保住了，我体重竟增加了八公斤，身高也增长了四公分。

　　海峰和另一个战友来接我出院，欢欢喜喜的，回到杨柳青已经是夏天之末。

　　八

　　海峰在连队显然干得不错，还和炊事班建立了非常好的友谊。他第一次用挎包提着一大碗面条跑来找我时，是我出院的第三天晚饭前。那是一碗放了肉丝和芫荽的手擀面。我以为他调炊事班了，他说不是。舟桥连夏训苦，病号多，每天都要做病号饭。

　　“没事儿，放心吃，我没事就帮厨，和炊事班好得很，他们少浪费点儿都有了。你这胃是保住了，但得养，少吃米饭，多吃馒头和面条，养胃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海峰安慰道。

　　以后，海峰常常送面条过来，次数已记不清了。

　　1986年中秋节，连队会餐，各班可以自行组织。那时我在侦察排防化班。大家刚坐下来，海峰敲门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用盘子盖着的大碗。他对大家笑嘻嘻地解释，说我胃不好，特意下碗面送来。战友们当然觉得我这个老乡好笑，平时就算了，今天不同。大过节的，满桌子鸡鸭鱼肉，谁要吃碗面？我也觉得有些难为情。那碗面一筷子也没动……会餐结束后，一个战友顺手把面条倒进垃圾桶。这时我看到有两个剥皮的鸡蛋，圆圆的，像一双明亮的眼睛，在垃圾桶里望着我。

　　第二天，我和海峰说，我的胃病完全好了，不用再这样麻烦。其实我是有点烦了。海峰却笑着问我：“你没吃出来？那可是精粉挂面，是偷副连长的，两个蛋也是他的，他老婆来探亲了，有人孝敬精粉挂面和鸡蛋，咱也尝尝……”

　　谁都知道，在连队，骗吃病号饭是违规的，偷拿长官鸡蛋，事情也可大可小。但我知道，说什么也没用，就只好骗他；精粉挂面真不一样，好吃，那俩鸡蛋肯定是柴鸡蛋，更好吃。

　　过了中秋节没几天，全团突然暗流涌动。原来，到广西边防轮战的动员令终于下达了。随即，舟桥团正式得到一级备战的命令，所有休假探亲的官兵，三日内必须归队。团政治处开始有组织地安排特殊士兵给家里写信。那几天，子牙河两岸昼夜戒严，夜训也开始了。我是侦察排防化兵，由于住院三个多月，要加紧补上训练课目。

　　在这样紧张沉闷的气氛里，任何一次老乡聚会和私下谈话都被视为重要风向。某个深夜，我穿着闷死人的防化服，正在野地进行管剂侦毒训练，全副武装的海峰突然出现在侦毒现场。

　　我脱下防化服，与他并肩靠在一棵大树上。皎洁的月光下，海峰的白牙亮得耀眼。周围是半人高的杂草，树上的蝉叫成一团。海峰问我，是否给女友和父亲写了家信？我说写了。他说他也写了，可惜没有女朋友，只给父亲写了信，昨天挂号寄走了。因为我要训练，不便多聊，告别时他说：

　　“还记得新兵时，团长说，当兵总是要准备打仗，真要打了，好像连空气也不一样了。但是不用怕，我们是舟桥部队，万不得已，不会冲锋陷阵。你耳功好，打起来时，判断好炮弹落点就行。要是真打成地面战了，你就跟着我，紧紧地跟着，记住了吗？”

　　海峰这回没有笑，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认真地看着我。这时我才发现，皮肤黑得吓人的海峰，有一双极其明亮的大眼睛。

　　但是，直到11月底，全团还在一级战备，轮战的正式命令一直没有下来。在我当兵一年零十六天的那天，我提着简单的行李，上了一台去往北京军区某部的车，不久，我在北京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九

　　离开杨柳青三年后，我考上了军校。毕业后走上以笔墨为业的文字道路。我不知道，海峰生前是否知道，我在以后的两个中篇小说中，都以他为原型塑造了舟桥兵形象。其中《迷糊》的主人公是徐俊和海峰的混合体，而《兵屋》则是讲海峰本人的故事。

　　去年，一家出版社编一套鲁迅文学院学员文丛，选了我一个小说集，我特意拿掉了《迷糊》一篇。不论海峰生前是否读过这篇东西，我都认为，当年发表这篇作品，是我一生的罪过——为了博读者眼球，我有一种嘲笑的意味在小说里，被嘲笑的主要是海峰和徐俊的混合体，尽管也嘲笑了程班长，嘲笑了新兵连，嘲笑了我自己。

　　还有，《兵屋》的内容来自多种信息渠道，道听途说的故事并没有生命力，海峰的军旅人生应该是另一番样子。

　　海峰在舟桥五连很快成为骨干，第二年当班长，第三年代理排长。在某次破冰架桥训练中，他第一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因为冬训，子牙河北岸，长期设立了看管舟桥器材的小屋，这个没有营区的营房，是条件最艰苦的地方。海峰和一个战士坚守了三个冬天。当然，谁也想不到，就在这个毗邻青光镇的小屋里，海峰意外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超期服役第四年，代理排长第五年初秋，一年一度的退伍工作又开始了。海峰是走是留，既是海峰的苦恼，也是连党支部的苦恼，延宕了几天，仍然没有结果。

　　最后一次退伍动员会当晚，海峰把一份退伍报告送到了连部。连长安慰说，支部最后还没有确定退伍名单，只是不知道团里今年能不能给五连一个志愿兵名额，如果给，怎么着也该是海峰的。

　　指导员说：“要不，再拖两天，摸摸团部的底。”

　　海峰却平静地对连长和指导员说：“我想好了，还是让我走吧。我再不走，挡着别人的路，压了好几个技术骨干，连队的工作不好做。”

　　连长和指导员沉默了一会儿。指导员说：“你评残的事情，也还没有准信儿，好在评残不受走留影响。咱们舟桥兵，腰腿坏了的，每年都不少，今年也是超额申报评残人选，能不能评上，你心里要有个准备……”

　　退伍走的头一天早晨，海峰独自来到子牙河兵屋。11月的天空，正飄着星星点点的雪花儿。海峰穿着摘掉了领章帽徽的旧军装，单腿跪在地上，最后一次给兵屋的小门涂抹绿色的油漆。这是保证器材小屋来年不受风雨侵蚀的必要措施，每年都要重新刷一次……

　　我从来没有过问海峰退伍前后的细节。只知道，海峰当兵七年，退出现役时，三次被评为优秀士兵，六次受团嘉奖，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连续四年被评为舟桥团优秀共产党员。他同时带走的，还有一个破损严重的胃，和他七年寒暑落下的腰椎间盘突出，以及严重的膝关节炎。

　　十

　　2011年12月30日晚上7时许，战友刘长海的车拐上了天津西郊的西青大道。开车的长海侧脸看了我一眼，突然说：“咋还穿着军装来了？多不方便。”

　　我没有告诉他，一个多月前海峰那个电话，也没有告诉他，电话里海峰想让我穿着新式军装合个影的要求，更没有告诉他，“合个影永远留着”，竟是海峰一生对我的唯一一次要求。

　　二十五六年后的杨柳青镇，早已今非昔比，高楼林立，霓虹闪烁。找到杨柳青北郊的青光镇，长海多绕了不少路。在海峰妻子宝红的手机引导下，我们终于来到村口。

　　宝红和儿子建军在村口等着我。我以为海峰会在某个医院和某个殡仪馆，但宝红却说，没有，一直在家里等着。

　　车开不进去，步行过一条小胡同。在前面一大间平房门口，高挂着几盏灯泡，隐隐有歌声从平房里传出来。

　　这齐声合唱的歌声，缓慢、悠扬，既似曾相识，又很陌生。我愣了一下，终于意识到，这是一首赞美诗《圣歌》。

　　宝红这时拉住我的手：轻声说：“哥，千万别难过，海峰信了耶稣基督，他没了痛苦，主接他高高兴兴地去了天堂。”

　　……我一下子不知所措，笔直地立在门口。我不知道，一身戎装的我，此刻该以怎样的方式面对即将会面的战友。我对基督和天主知之甚少，我甚至不知道，该从一个教友怀里，拿几支带梗的菊花。当宝红拿起一支白色的菊花递给我时，我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难道，这就是我要献给海峰的礼物吗？一支小小的菊花，难道真是生者与亡灵相见的信使？曾经的金戈铁马，曾经的铁骨铮铮，曾经想血洒疆场的战士，怎么会信奉了耶稣？

　　只有宝红一个人陪我和长海走进灵堂。

　　只见一群统一着装的教友，在为亡灵祈祷。祈祷的《圣歌》正接近尾声。不一会儿，歌声停了，教友们安静地一一退出。

　　我慢慢揭开盖在海峰身上的归主单。他的面孔，在昏暗的灯光下完全暴露出来——这是令我意想不到的面孔，一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面孔。即使再过多少年，我也不愿意用文字描绘这副面孔。还有，海峰瘦小得令我震惊，像才几个月大的婴儿。但是，正如后来宝红一再重复的那样，我相信海峰最后是安祥地离去，没有痛苦，没有挣扎，他平静地接受了主的引领。

　　在那一刻，我知道，那个尘世中的海峰真的走了，他像个干干净净的孩子一样去了天国。

　　我重新盖上海峰的脸，希望一个人陪陪他，宝红和长海很理解。他们刚一走出灵堂，我的眼泪再次流下来。

　　宝红在门外告诉我，按基督教习俗，吊唁亲友是不能掉眼泪的，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控制不住！怎么努力也控制不住！

　　就这样，我和海单独相处了有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真如基督教义所说，是做尘世的朝圣旅程，且怀着希望，聆听了亡人的永生之言。

　　按丧事计划，海峰31号要火化入土。为了能让我第二天早晨9点赶回北京上班，最后的送别仪式提前到早晨5点钟。

　　海峰的遗体被移到门外的灵棚里。他仍然盖着信徒子民的归主单，但整个面容露了出来。

　　海峰安卧在玻璃棺中。在众教友一遍遍赞美声中，看上去，他比昨天夜里魁梧了许多。

　　告别仪式要费点儿时间。我和长海被教友们非常友好礼貌地安排在离海峰最近的地方。年老的人可以坐下祈禱，他们在我身后放了一把凳子，但我不想坐，尽管几乎一夜没睡，我的大脑却异常清醒。

　　信徒的告别礼，是教会最后一次把亡者交托于天主。借着这最后的致敬，那些教友们，为海峰的去世和分离、也因与他的共融和重聚而再次一起咏唱《圣歌》。

　　一曲诵毕，另一首赞美曲响起，我已经与这里的情境融为一体。事实上，不论是俗人还是教友，此时都坚信，死亡决不能把亲人彼此分离， 因为我们众人都要走完同一条道路，将在同一个地方重逢。

　　……

　　教会司仪开始用他平缓的声音致主祷词：

　　“全能永生的主，海峰兄弟活着的时候善待生命，努力劳作，要离开的时候从容不迫，又满怀喜乐。永生的主，海峰曾受你的照顾和安慰，如今送他上路，死亡只是一个变化的门槛，跨过那道黑暗的门，将进入另一个光明的世界。所以，我们恳求你，收纳他到你天上圣徒的居所，并求你垂顾哀恸的亲友，恩赐大家永生重逢的希望。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全套仪规完成后，全体教友起立，大家面对逝者，一排排站好，集体诵读一首长长的赞美诗。

　　最后一首告别曲奏响，司仪宣读结束语：

　　“全能的主，你是圣善的，是生命之主。求你接纳我们为你仆人所作的祈祷。你善察人心，亦知道海峰兄弟愿意承行你的旨意，求你满足他的心愿，以你的仁慈，恩赐他加入天上圣者的行列。正如他在世时，曾加入你子民的行列一样。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这是一场多么独特的葬礼！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场面！那是多么祥和平静的场面，没有我曾经历过无数次的生离死别，没有哀伤的风，没有领导歌功颂德的悼词，没有抱头痛哭。逝者安卧于此，亲人们手持一支白色的菊花，安静地注视着他。那些教友们，以兄弟之情，合唱一曲曲舒缓、悠扬的送亡曲。大家环绕着逝者，一圈圈缓慢地走。他们的表情如此平和，他们的目光如此真诚，他们的歌声如此直达心灵。

　　十一

　　在海峰遗体运往火化场时，我如期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我必须兑现我对领导的承诺，由此看来，我这一生，真是俗人一个，注定是要戴着紧箍咒苟且地活着。列车开启那一刻，泪水又涌出来，原来，俗人的眼泪是流不干的。

　　后来我知道，海峰去世前七个月做了胃癌手术，胃整个切除了，但已经晚了。海峰知道自己得了癌，虽然看似平静，但心有不甘。他告诉妻子，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如我一样的亲友，他怕麻烦别人，也怕给别人增加负担。手术不久，癌细胞转移到胰腺，这一转移妻子瞒住了海峰。眼见海峰昼夜疼得厉害。早已经信了耶稣的妻子，再劝他皈依基督，但海峰还是坚决地拒绝了。

　　当此文基本完成后，2017年元月5日下午，我打通了宝红的电话。我虽然对各种宗教充满敬意，但毕竟是陌生的。因要写到海峰的最终信仰，所以我很想知道，海峰何时接受了洗礼。

　　宝红说：“哥，你知道海峰这个人，那么刚直强硬的人，他什么都不信。我也一直想，等你有空了，能来天津待两天，我好好给你说说海峰活着时候的事儿。他过得苦，我也苦。结婚时，连张床也买不起，四个板凳支块木板。孩子上小学了，还没有一件家具。海峰太要强。一个外地人，举目无亲，一张口说话就让人瞧不起。他当兵当的，一开始和社会融不进去。他看不惯一些社会现象，也不接受人家的思想和好意。他一直没有工作，啥烂活都干过，连去捡破烂的想法也有过。后来借钱租个门脸，说是开个饭店，其实就是一个小门脸儿，几张桌子。海峰好客，不心黑，小饭店几年下来没赚着钱，还借了外债。他老家穷，七姑八姐听说他开了饭店，啥事都找他借钱。娶媳妇盖房子，没有一样他不管。他这个胃病，当兵时就落下了，我和他结婚时就疼得很厉害了。一直说上醫院检查检查，他就是不去，怕花钱。临去世前一年多吧，实在挺不住了，去医院一查，都晚期了……哥，你想，这样的日子我们咋过来的？我是从那时信了耶稣的。自从我信了基督耶稣，觉得日子好过多了，精神也好了，穷富不都是个活？为这事，我们老打架，还差点儿离婚。可直到他手术后卧床不起，我喂了他五六个月饭。癌细胞还是转到胰腺了。他疼得厉害，我看他疼就掉泪，平时我都不会掉泪了。临死前一周吧，我说，求你信了耶稣吧，信了就不疼了。要不你试试看，信了准不疼了。即使你不怕疼，就是为了我和孩子不难受，你也试试……可能为了我再不难受吧，那天他说信了，受了洗礼。果然就说不疼了，也能咽下饭了。一周后，他平平静静地走了，是主接走了他……”

　　我插不上话，听着宝红自顾自地诉说，我一阵阵心如刀绞。是啊，这是一对多么恩爱的夫妻啊，这是多么真实的一个普通退伍军人的生活啊。我想起来了，在海峰刚结婚不久，他电话里笑嘻嘻地说：“老哥，说了你都不信，咱这种人，从来没有撒过谎，更不会骗人。这回为了能娶这个媳妇，我说我属鸡，只比她大一岁。你以后见了面儿，可别说漏嘴啊。”我说，那你到底大人家几岁？他嘻嘻嘻地笑，像怕被别人听见似的，降低声音说：“五岁呢！”

　　电话那头的宝红，听说我要写一篇关于海峰的文章，就说：“其实，我也一直希望你写写海峰。他活着时，经常提到你，就总想见着你。海峰的生活过得虽然不大好，但他人是多好啊。他要知道你写了他，他在天堂准会特别高兴。”

　　我听不下去了……放下电话。就在正伤心的时候，宝红发来短信：“哥，来时提前告诉我，我好安排时间陪着你。”

　　我知道，关于海峰的故事，我其实还没有写，可是，我能写好海峰吗？

　　我说了，不论生前还是死后，海峰一家从来没有得到我实际的帮助。海峰死后，我为他独子读书和工作的事情，也主动询问过，也求过几位天津的朋友，但都因为孩子学历低，或者是孩子自己不愿意，没有找到一份特别满意的工作。一年前，天津的战友对我说：“你该劝劝宝红，她还年轻，有合适的再成个家吧。”听了战友的话，我好像打个愣儿。但我想，海峰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宝红也是。如果宝红后半生有个着落，海峰一定是高兴的。今天和宝红通电话，我仍然没有勇气，说出劝她改嫁的事儿，于是又问到孩子。宝红说二十五岁了，有份工作，是在一家医院当保安，是他自己愿意干的。我想起来了，1993年八一建军节，海峰打电话向我报喜：“老哥，儿子生了，挺白净的，不像我这么黑。咱就叫他建军怎么样？长大了也让他当兵。”我说：“八一是咱当兵人的节日，这天得子，可谓双喜临门，小名建军，最有意义。”

　　最后，我问到海峰老家的母亲，宝红说还健在，跟大姑姐一起过。

　　十二

　　杨柳青是美的，依然是美的，美得天下闻名，不论是在年画里，还是在生活中。我与这个地方的感情是特别的。我常常梦到这个美好的地方，梦到那条子牙河，以及子牙河河面上，一群群飞舞的红蜻蜓。听说近年来，天津环境治理得好，子牙河的水涨了，河道也宽了，水也清了。我听了特别高兴。因为大家知道，以滹沱河和滏阳河为代表的子牙河水系，也是海河流域的标志性水系。在人们普遍感到华北地区水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它们的现状将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典型意义。应该说，子牙河是华北人民的母亲河，有子牙河在，我的老部队就在。过去叫52914，现在叫66319。据说舟桥团完全是机械化作业了，部队伙食也大大改善了。我想这回好了，再也不会有那么多战友落下腰腿病，再也不会有那么多年轻官兵伤了胃，每年，也不用为了评残而你争我斗了。我准备今年开春就去一次。那时，天津西郊野花盛开，杨柳青青。我要到青光镇的海峰墓，去给他唱一首家乡小调。

　　我要告诉他：“海峰，杨柳青真好，它从来没有嫌你黑，嫌你穷，也不嫌你太过耿直，它以杨柳之美完全接纳了你，还把当地最美丽贤惠的女儿宝红嫁给了你。宝红为你生了个儿子，为你送终。这是你的福分。”

　　另外我要告诉海峰：“我的胃保住了，当年254医院自制的溃疡散真好，要是我早点儿像你关心我那样，关心一下你的胃，说不定也能治好，也不至于癌变。”

　　最后我想对海峰说：“海峰，看来我上不了战场了，太老了，又面临军改后，可能脱下军装。你不用再担心我单薄的身体扛不住子弹，其实呢，我和你一样，也舍不得这身军装。如果有一天，祖国还需要，以我这样老旧的身体，还在乎几颗子弹吗？海峰，请你在那边好好的，等着我们战友重逢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