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海

　　莫生非

　　好像是公元1999年5月7日早上8点10分的样子，我记得当时这个世界给我的感觉特别地寂静。那时，我正走在办公楼长长且幽暗的走廊里。我的脚步与地面摩擦发出有力的跫音，让我越发平添了这种感觉。这个时间不应该是这种感觉。这个时间是刚上班一会儿。以往，这个时间段里总伴有一点和谐的嘈杂声。可是这会儿，整个办公楼呈现出一派令人恐怖的森寂，我走在长长且幽暗的走廊里，恍若小偷走近作案现场。就在这时，一声凄厉的电话铃响，宛如寂静无比的午夜里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令我恐惧不已。响声是从副大队长马大安的办公室里发出的。我当时正途经他办公室门口……

　　应该是在这声哭喊到来之前，我就已经站到了马大安办公室的门口。我每天早上上班途经他办公室门口时惯性地停留一会儿，隔着雾里看花似的花纹玻璃，看他在办公桌前吸烟的姿势。不是他的姿势有多好看，而是他吸烟的神情能让我产生无边无际的遐想。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觉得他此刻内心一定蜜意盎然，他一定在想着半个月以前的那一幕。

　　我这样猜想是有根据的。半个月前，包括他在内的好几个人，像好几条饿狗一样冲着这个副大队长位置虎视眈眈。他不是最有力的竞争者，因为他和政委有矛盾。这矛盾不是他和政委直接闹下的，而是从跟政委有矛盾的人那里继承过来的。换句话说，那个跟现政委有矛盾的人曾经是我们大队的当权派，而他那时站错了队。应该说他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就在他快要成为边缘人物的时候，新来的大队长王奂生恰好是他的老乡。初来乍到的王奂生当然希望自己的副手和自己穿一条裤子，在官场打拼多年的王奂生，当然知道和政委有矛盾的人或者说政委反对的人肯定会站到自己的一边。于是他力推马大安作为自己的副手。好多事情就这么简单！所以，马大安就以一个胜利者成为这间办公室的主人。这会儿他坐在办公桌前吸烟，我听到他咝咝的吸烟声，犹如泉水叮咚一般美妙无比。

　　非常不幸，这个电话铃响不但搅扰了马大安的美好心情，也中止了我的遐想。电话是S省山河县公安局打来的。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隔着玻璃，我能猜想电话那头那个自称姓张的科长一定在反复问马大安，你们大队有没有一个叫路标的战士。全大队有那么多号人，马大安怎么可能事无巨细到知晓一个战士的姓名。但从马大安快速摁灭烟头的动作，我立马意识到事情的不妙。因为我们大队今年就是从S省招的兵。后来的答案印证了我的猜想。马大安问那位姓张的科长怎么了？张科长告诉他：路标被杀了！

　　马大安

　　如果说这天早上和往常有什么不一样，是这天早上我的右眼皮跳了一下。民间有“右跳祸事左跳财”之说。虽说我这人不迷信，但自从坐上这把交椅以后，右眼皮跳总不如左眼皮跳让我心安理得，遇事时也容易浮想联翩地瞎想。譬如这天早上，当右眼皮跳了一下以后，我的脑海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我上台前送给局首长皮大衣的事是不是被人捅了。皮大衣不是我花钱买的，也不是经我的手送的。钱是招待所所长老仇出的。皮大衣是大队长王奂生替我送的，他原在局机关当参谋，他去送，领导比较容易欣然笑纳。虽说这事就我们三个人知道且又都是老乡，但这年头只要有三个人知道的事情就没有保密的。这几天我的耳根子也听到了一些风声，一想到这事，我就忐忑不安……

　　这天早上，我就是在这种烦躁不安的心境中点了一支烟。烟确实是好东西呀！激动或者不安时，它都能以无与伦比的亲和力让你平静泰然。我就是从这根燃烧的烟中度过最初的不安，然后寻找到了以前的快乐心情的。我像以前那样坐在办公桌前从容不迫地吸着烟，目光透过门上的玻璃望着匆匆上班的人们……好像在这根烟快要燃尽的时候，有个人影在我的门前立了一会儿。他是谁？直到现在我仍然搞不清他是谁。如果不是担心他听到了那个后来令我恐惧的电话内容，我才不管他是谁嘞。那时，我脑海里冉冉升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家伙想和我套近乎。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

　　电话那头的那个人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S省山河县公安局刑侦科的张科长。”当时我脑壳里“轰”地一声巨响，心脏也骤然七上八下地上蹿下跳。我知道和公安局的人打交道不会有什么好事的？

　　果然，那位姓张的科长告诉我：“路标被杀了。”

　　这话犹如晴天劈雷，我手中的話筒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不是我少有历练，对于上任才半个月的我来说，自己职权范围内发生了这样一起恶性事故，就等于被别人放倒了强行割掉睾丸一样。那一刻，我无法表现处乱不惊的风度，我的嘴情不自禁地叨叨着“完啦完啦”，我发现恐惧一旦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自己就对自己幸灾乐祸了。我慌忙打开了花名册。在翻阅过程中，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多希望这本不厚的花名册上没有“路标”二字。妈的，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我刚打开第一页，也就是在一队的实力统计的一栏中，“路标”二字，犹如两把光可鉴人的匕首，冲我逼过来，好像对我说：“这下，你他娘的完了！”

　　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大队党委和上级机关局党委，响应A部一号首长关于“树典型”的伟大号召，正不遗余力地把一队往“全面过硬的先进基层”这个典型荣誉上推。A部政治部看到莫生非干事挑灯夜战编撰出来的先进事迹材料后，专门派笔杆子下来深挖细抠。酒喝了百瓶，烟熏了十条。最后不得不垂头丧气地承认：也只有一队了。他们的默许，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定论。几天以后，当我备上厚礼把他们一行送往火车站的途中，一位姓陈的干事满有把握地对我说：“等着吧，要不了多长时间，首长就会签署命令的。”

　　谁曾料想，在这漫漫的等待中，竟然出了这么一起恶性事故？死了一个人，还过硬个屁呀！几十天来，殚精竭虑，好不容易总结出这么一个令A部官兵学习的楷模，在A部一号首长即将签署命令之际，就这么胎死腹中，怎么向各级首长特别是一号首长交代呢？

　　这年头，但凡出事，都有一个替死鬼。那一刻，我思来想去，觉得这个替死鬼非自己莫属……都说，人死到临头，往往像鼻涕一样软下来，魂飞魄散，脑子里一锅糨糊。可是那一刻，我的脑子反而异常地清醒。“杀人不过头点地。”我记得我自言自语了这一句以后，脑子就清醒过来了。理智的我，理智地思考以后发现：“不对呀！这个兵是今年招的，新兵是不允许探家的。”这时候，我多么确凿地看到了我的脑子里若暗若明地现出一条阳光大道。之后，我就坚如磐石地认为，张科长说的那个“路标”与我手中花名册上的那个路标，可能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世界这么大，别说两个，就是十个也完全有可能。想到这儿，我悠然地点上一支烟。

　　可没过多一会儿，我心里又不由地嘀咕起来。隐隐觉得：这个路标千万别是请事假回去的，虽说新兵原则上是不允许探家，可是特殊情况，譬如父母病危或病故，部队只要接到这类电报，再经组织批准还是可以的。我手里夹着一根烟，像往常检查工作那样来到军务参谋办公室，煞有介事地这翻翻那看看。各种登记簿都散放在办公桌上。这簿那簿，我只是装装样子，一扫而过，重点详查了《休假情况登记簿》中有没有一个叫路标的休假登记。当我发现《休假情况登记簿》上没有“路标”二字时，我差点高兴得跳将起来。幸亏商明这小子在玩“空当接龙”，否则我的喜形于色准会让他生出别的想法。

　　然而，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那个姓张的科长又打来了电话，他问我搞清楚了没有？虽说这个电话有煞我的好心情，但对外交往我还没有忘形到不注意军人形象的地步。在回答张科长问题时，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幽默的。我说：“我们部队确实有一个叫路标的战士，不过，此人正在部队，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我马上叫他过来和你通通电话怎么样？”

　　张科长也很懂幽默。他对我说：“和他通电话是不可能了，不过，有个叫杨继明的战士还没有死，据他讲他和路标都是贵部的新兵。希望你查一查，千万别是偷着跑回来的……”

　　我打了一个寒战，就像有人拿刀子捅了我一下。我感到因痛苦而生的豆大汗珠，在我的脸上纵横驰骋。现在的兵，大都是独生子，想家时，偷着跑回去也不是没有可能……果真是这样，我也早该知道了！有啥说啥，自打我上任以来，各基层队的晚点名制度还是落实得不错的！

　　“莫非……是队领导偷偷放他们回去的？”

　　妈的！这帮家伙虽然没有批准战士探家的权力，可他们常常自作聪明地干着越俎代庖的事情。我重又打开了花名册，在一队实力统计一栏中，我发现了杨继明的名字。猜想被证实后的激动和权力被忽略后的愤怒，同时纠缠着我。我再也无法按捺住怒火。我拿起电话，劈头盖脸质问一队队长龙少军：“路标谁放回去的？”

　　“没有那回事。”龙少军说。这个家伙嘴硬是一贯的。当然，他还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他还以为别人跟他过不去告他的黑状嘞！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之所以有这个念头，是因为觉得自己不是废物。“谁跟废物过不去！”这个家伙被人打过无数次小报告后，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经常这样反其道来安慰自己。我一想到他那副自己永远聪明、别人永远笨蛋的嘴脸，就气不打一处来。妈的，这个时候他还敢跟我玩虚的。于是，我冲他大吼道：“龙少军，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你他妈知道吗？路标被杀了……”

　　我听到电话那头扑通一声。

　　龙少军

　　5月5日下午四点左右，新战士杨继明家里来了一封加急电报，称其父病危，要求其子速归。这类事情，每年在新兵下队后不久，犹如滔滔江水滚滚而来。长期的基层工作经验练就了我一副火眼金睛。不是吹牛，只要我和战士的眼睛对峙上几秒钟，我就能轻而易举识破哪些电报是他们和家人串通好后打来的。当基层干部没有这点尿水，趁早别占这个茅坑。那天下午，我把杨继明叫到了办公室。从他站在门口喊报告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注意他的一言一行。这是我的经验。在我目光的注视下，杨继明战战兢兢地走进来，毕恭毕敬地站在我跟前，低着头，目光无依无靠地盯着自己的脚尖……这个时候，我一声不吭，而是围着他不停地转圈。我深信只要这样转上十分钟，心理素质再过硬的新兵也会崩溃的。

　　“杨继明，你父亲病危了你知道吗？”

　　那时的杨继明早被我的来回走动折磨得魂飞魄散。面对我突如其来的大喝一声，呆若木鸡的杨继明像一个要哭得不撇嘴的孩子那样，突然被人无意识碰了一下以后，顺势“哇哇”大哭起来。他那种发自内心的悲痛，深深地打动着我。

　　“父亲以前身体怎么样？”我问。

　　“俺爹能摔倒一头牛。”抽噎不已的杨继明，没有忘记对父亲身体壮硕的自豪。正是这句自豪，让我感到他父亲可能真的病危了。以往，那些打假电报骗取事假的兵，当你问他父亲或者母亲身体平时怎么样时，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说身体如何的不好……云云。据此我觉得新兵杨继明家里打来的电报真实可信。为了让杨继明尽快赶回家，那天下午我拿着那份加急电报，往返于军务参谋商明和副大队长马大安的办公室，替杨继明请事假。

　　那天下午，大约5点钟左右，我拿着假条来到杨继明的班里。当时，他的老乡差不多都弥集在此，激动地围着不知所措的杨继明。我进来时，众人朝我拥来，可杨继明仍傻乎乎地跟枚钉子似的楔在那里……要不说这个兵傻呢！当然我是不会在乎这个的。作为领导，在战士遇到困难时，我理应代表组织给他们以温暖。于是我拿着假条满面笑容地走过去，让他赶紧收拾收拾，赶晚上的火车。可傻乎乎的杨继明却对我说：“队长，俺知不道回家的路呀。”室内訇然大笑。

　　我也笑了。我问：“到了县城你认得家吧？”

　　“队长……俺从没有出过门。”

　　现在想来，我当时犯了一个错误：我不该把路标叫到办公室来。我的本意是想让路标到火车站替杨继明买一张火车票，然后给家里打个电话，让家里的人到车站接一下杨继明，然后再把他送回去。路标家住县城，父亲是县法院院长。这个想法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我当时被路标的神情感动了。当在场的所有人被杨继明傻乎乎的问话弄得啼笑皆非的时候，只有路标一人没有前仰后合。我当时觉得他富有同情心，于是我想都没想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不曾料想，兴致勃勃来到办公室的路标，不等我吩咐，率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隊长，让我送他回去吧。”

　　我被路标突如其来的想法搞懵了。一向伶牙俐齿的我，在那个时候突然口拙舌笨。按照惯例，敢跟我提出这种想法的人，至少是三年以上的老兵，且还要在我心情不错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如同拿着一只盛满烟头的烟灰缸，不小心把一位不速而至的将军当作公务兵，让他把烟灰缸倒掉那样──窘得脑子一片空白。许久，我才醒过神来，斩钉截铁地说出了两个字：“不行！”

　　他一定错误理解了我当时的状态。这个见多识广的家伙以为部队领导和地方职能部门卡小商小贩那样，办事来个大喘气，藉此点拨小商小贩们识点相。从我办公室出去以后，他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火车站帮杨继明买一张当晚的火车票，而是自作主张地跑到长途汽车站买了两张第二天早上的公共汽车票，之后又自作聪明地买了两条烟。夜色渐浓时，路标鬼鬼祟祟地敲开了我的家门。我当时的感觉就像他掂着一把菜刀立在我门口一样。我这样说，不是说我不谙其道，也不是说我没有收受过战士的礼品。实话实说，自从我当上队长以后，战士们为了入党或者学技术，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敲我的家门……可那都是些老兵，在这所革命熔炉里千锤百炼后才有的心得才会，他一个入伍还不到半年的新兵，居然如运诸掌！

　　申明一句：我不是那种见利眼开，置党性和组织原则于不顾的人。我的妥协，一是，我觉得如今两条红塔山烟还叫送礼吗？二是，我被路标温暖人心的话感动了。具体细节是这样的：当时我接过两条烟，在手里玩味地掂了掂，尔后对他说：“两条破烟就想把共产党员拉下水？”

　　“队长，瞧你说的，我哪能那样不长眼……我怕杨继明迷糊，又没出过远门……火车又是路过我们县城，他这么迷糊还不坐过站？队长，还是让我送他回去吧，我保证把他安安全全送回去，安安全全带回来……队长，实话跟您说，我已买了两张车票……”

　　现在，路标出事了。如果说我仅仅是因为两条烟就放弃组織原则私自把路标放回家，确实有点冤枉我。当然我也承认，如果没有这两条烟作为敲门砖，很难说我会被路标的伶牙俐齿感动。公允地讲，我当时确实望着两条烟，悦耳地听着路标的喋喋不休。我觉得他言之有理，于是我就答应了他。私自放兵回家，对我来讲也不是第一次，谁知道这回却发生了这么一起恶心的事呢……

　　莫生非

　　我快速逃离了窥视现场。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少年第一次走在和他心仪已久的一个有夫之妇幽会的路上。回到办公室，为了平静我的心情，也为了不让同事看出我的心思，我拿过一张报纸，煞有介事地端坐在办公桌前，好像疏而不漏地在关心国内外大事似的，其实我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我的脑细胞此时全部活跃在适才马大安那副惊慌失措的脸上。说不清为什么？一想到马大安方才那副模样，我就像下岗女工看见款爷家起火或者像“骑车族”看见警察逮住“汽车族”正在开罚款单那样，心中莫名其妙地涌动着幸灾乐祸。申明一句，我不是那种因为生活没有乐趣所以才希望单位没事出点事热闹热闹的人。我只是觉得必要的时候，该出点事，还是出点事为好。这样可以帮助领导保持清醒的头脑，否则我们单位那帮头儿们都快要不知道自己姓啥了。他们一不知道自己姓啥，就敢把牛皮吹到天上。这下好了，出了这么一起恶性事故，看他们还怎么收场……要是上面知道此事，还不撸掉俩……

　　“把谁撸掉了？”坐在我对面的同事神经质地问我。我这才意识到我一不小心把心里话给吐露出来了。于是我赶忙打哈哈，说报纸上说一个单位接连出了好几起事故后，该单位的主官被撸了。

　　“妈的，我们单位怎么就不出点事呢？”他当然是在信口开河地过嘴瘾。

　　我笑笑说：“别，千万别，一出事，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其实，我这样说只是没话找话而已。可我的同事却一脸认真地对我说：“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如果话到此为止，说不定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高兴下去了。但说话有时就跟大手大脚花惯了钱的人一样，上瘾。不是你想刹住口就能刹住的。我当时就是这个状态。我说不清我为什么要脱口问我的同事一句：“你知道路标是几队的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我同事说。

　　“不干什么，我随便问一问。”

　　“查查花名册不就知道了。”

　　“咳，算了。”我说。

　　如果我真的“算了”，至少在马大安通知我晚上开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不会跟猴坐电梯似的稳不下来。可是这个时候，我却莫名其妙地被一种无法言说的东西激越着。接着，完全是一种望梅止渴的感觉。我找出花名册，好像不查一查路标是哪个队的，就等于有一件急火攻心的事没办一样。之后，恐惧便在我的心头雾一样弥漫开来……

　　当然了，我不是立马就感到恐惧的。我记得，当我看到路标是一队的战士时，我心里蜜滋滋地偷着乐了一会儿。心想，这下龙少军完了，死了一个兵，看他还牛气啥？其实，这小子本质上并不是有多坏，但和他接触，总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嗝应感。譬如年初：为了推举一队为A部“全面过硬的先进基层”，我挑灯夜战甚至在发烧咳血的情况下，如期将事迹材料拿出来，当我得意洋洋地捧着我呕心沥血编撰出来的事迹材料来到他跟前想买他一句好时，没想到这小子却一脸认真地对我说：“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当时，差点没把我鼻子气歪……

　　就在这时，我记得好像这个细节在我的脑际中快要滑过的时候，恐惧像交响乐一样，突然在寂静中响起。进而，越来越激越，激越得令我心惊肉跳。我浑身觳觫地感到，那个被我吹嘘得天花乱坠的材料，可能因为这起恶性事故，穿帮了。死了一个兵还过硬个屁呀！要是上级追究下来，白纸黑字写着……到时候，当初那些鼓励我大胆去写的人，一缩头，他们大不了落个“把关不严”，而我却成了弄虚作假的始作俑者……

　　“唉，要是没有这档子事该多好啊！”

　　我这样恐惧了一个上午，又恐惧了一个下午，终于从这种恐惧的泥淖中走了出来。俗话说得好：赚钱倒算，亏本顺算。当时我想，若上面知道这起事故后，倒霉的绝不止我一个。有那么多人陪着，我怕什么？况且，在众多的倒霉蛋中，我的性质又是最接近忽略不计的那种。这样一想，我的心情坦然多了。当然了，最好是啥也没有。我相信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和我想的一样，希望啥也没有，就像过去出现很多事故然后都啥也没有一样。若能这样，我就跟着他们啥也没有了。不过，那都是一些想捂就能捂住的事儿。可眼下……毕竟死了一个人！

　　马大安

　　放下电话后，我的心情出现过短暂的平静。当时，我感到我找到了一个替死鬼，我隐约觉得自己的罪责，不像一开始想的那么大了。即使是死，已有了一个垫背的。话又说回来，也没到死那个份上。上面若真的追究，我承担的罪责也不至于将我从这间办公室里扫地出门。因为路标不是我放走的，而是龙少军。

　　按照惯例，我这样想是没有错的。可现在是特例。龙少军他们队马上就要成为A部官兵学习的楷模，而这个被人景仰的先进集体却发生了这么一起重大事故案件，怎么向组织上交待？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这件事汇报上去，A部一号首长一发怒，那个命令不签就坏菜了。如果是这个结局，一号首长首先责怪的，当然是A部政治部──你们是怎么考察的。只要有这句话，A部政治部就得责问局政治部──你们是怎么上报的。局政治部当然要拿出处理意见。最能令上级满意的处理办法就是严惩责任人。这个责任人是谁，当然是龙少军。可是，你马大安能逃其咎吗？你负责全大队的行政管理安全工作，你手下的兵走了你副大队长居然不知道，说明什么？说明你在行政管理方面还存在着漏洞。有漏洞不可怕，问题是这个漏洞被一号首长知道了，它的严重性如同长江大堤上出现了管涌一样。当然，A部这么大，一年死个把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问题是这件事发生在即将被A部官兵学习的楷模身上，它的性质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管涌了。要知道，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受了三十多年英雄主义教育，他们的血液乃至骨骼里都浸透了对英雄主义的无限向往。我这边刚轰轰烈烈树起来，你那边就给我捅娄子，你叫一号首长的脸往那儿搁……方方面面综合起来一想，我刚才的坦然，立马跑得无影无踪。我忧心忡忡地觉得，一号首长若知晓此事后，我这个还没焐热的“副大队长”位置，肯定保不住。

　　看来，这事得想办法不让一号首长知道，起码不能让他在签署命令之前知道。等他老人家大笔一挥，如同棒打的鸳鸯，未婚先孕把生米做成了熟饭，不同意也无可奈何。说不定到时候一号首长顾及自己的脸面，把火给忍了也不是没有可能。就像我为了顾及自己的前程，此刻动摇坚决处理龙少军的决心一样。再大的官终归都是人嘛！谁还没有一个瞻前顾后的时候。想到这儿，我感到世上确实无难事，只要肯动脑筋，没有摆不平的难事。譬如当初我和政委有矛盾，人们都以为我马大安当不上副大队长，这不也当上了吗。大伙都以为是大队长王奂生在中间起的作用，错了！那时他刚从局机关分流下来，说话能有多大的分量？我洞悉了这中间的玄机，看到了自己的劣势，才毅然决然地做出了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的决定──让招待所所长老仇拿两万块钱给三位局首长一人买了一件皮大衣，胜利的天平就向我马大安倾斜了……

　　我这人有一个优点：凡事左想想之后，还要右想想。这类人在众人眼里通常是那种举棋不定或算不过来账的主儿，我觉得我不是这种人。我认定我是举轻若重的人。记不得是哪位伟人说过──举轻若重的人大都善于在堡垒中战斗，因为他们在关键时刻往往能够谋事在先。我就是这种人！此刻，我没有光顾着左想想，一高兴，忘乎所以，停止了右想想，而是把各种可能都想了一遍。很快，我就发现不让一号首长知道这件事，要比上天揽月还要难上十倍。这是我大队的队情决定的。想瞒上？是万万办不到的！首先政委这一关就不好过，他能包庇我职权范围内的责任吗？除非我不跟他说……但这不同丢了一件东西，而是死了一个人呀！不及时汇报，上面追究下来罪加一等。跟他说了他会怎么样？难道这事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他作為党委书记就没有一点责任？怕没那么容易吧！他已经当了五年的政委了，他做梦都想升一官半职，眼看着有希望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能不权衡利弊吗？倘若他看到了这层利害，以大队党委的名义把这事暂且给摁住了，即便是一号首长在签署命令之前知道此事，就打他老人家不高兴，究问下来，也是集体负责！果真那样，真就应了那句话：一个幸福两个人分享，就成了两个幸福；一个不幸两个人承担，每人只有半个不幸。何况大队常委有七个人，每人承担一点，就成了七分之一，七分之一等于忽略不计。如果政委深谙这个数学道理，就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再往好里想：如果这事以一级组织名义给摁住了，一号首长大笔一挥之后知道此事，说不定也就不了了之……看来，政委这一关或许好过。

　　可话又说回来，政委知道了，差不多所有人都知道了。不是说政委有意或者无意之间给说漏了嘴，而是我们大队的队情决定的。就说站在我办公室门前的那个黑影吧，他要是听到了，能替我保密？唉，没办法！生活在这个集体里的人，似乎人人不是千里眼就是顺风耳，你觉得风都刮不进来的事情，他们不知道怎么就知道了。譬如说给局领导送皮大衣的事吧，我以为办得神不知鬼不觉，可他们还是知道了。但这事不同于送几件皮大衣！人真的死了，谁要是手勤，向上级机关捅一封告状信，那就坏菜了……如果政委也看到这层利害，他就不可能以一级组织的名义把这事暂且给摁下来，说不定我前脚跟他说了，他后脚就把这事跟上级汇报了。

　　唉！我现在算是体会了一把热锅上蚂蚁的滋味。左想想、右想想之后，我除了像一只咬着尾巴的狗，来回在转圈外，我没有想出金蝉脱壳之计来化险为夷。反而越发觉得这个好不容易捞来的“副大队长”位置，还没来得及收获就已岌岌可危了。如果这样，我苦心积虑投资出去的两万块钱如同打了一个水漂。这样的结果，老仇肯定不干。我无疾而终了，他不找我要回这两万块钱才怪呢？

　　龙少军

　　我为我的贪图小利付出了沉重代价。当我听到马大安告知我这一消息时，我像挨了一闷棍似的，从椅子上跌落下来。我爬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吸了一半的烟──像销毁罪证那样──扔掉了。此刻我心急如焚，觉得自己的锦绣前程十有八九要完蛋。锦绣前程完蛋事小，如果上级机关知道我因为收受两条烟就目无组织原则，说不定据此让我体验体验铁窗生活。妈的，为两条破烟而不是为了两百万人民币坐牢，我不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料才怪嘞！这绝非耸人听闻。因为莫生非把我们队的牛皮吹大了，我现在好比背着气球走在一条充满希望的大道上，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犯事，你想想我能有好果子吃吗？别忘了，我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单单是我个人的事了，我现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我这个萝卜把泥带出来了，那些泥能饶过我吗？

　　唉，被害人要是杨继明就棒了。如果是他，我就一点干系也没了。战士在探家途中出的事，谁能保得住？可是转而一想，我还是庆幸死者是路标而不是杨继明。因为两条烟从此死无对证了。只要这一点不暴露，他俩谁死，我龙少军都不至于过铁窗生活。保证了这一点，再想别的办法。譬如给路标补办一个合法的探假手续？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只须摆平两个人──商明和马大安。摆平商明并不难，但这个时候要想摆平马大安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虽说我和马大安的私人关系不错，且他又是我的前任，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能觉悟到把过错往自己身上揽吗？不可能。我了解他的为人。这个比鬼还要精几分的家伙，此时一定牢牢揪住我私自放人的过错，为自己开脱罪责嘞。

　　凡事不能坐以待毙。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摸了一包烟揣在兜里，起身往办公楼走去。此刻，驱动我的，只是模糊甚至是下意识地觉得──办公楼是唯一能够拯救我的地方……

　　马大安

　　张科长告诉我，路标是在公共汽车与歹徒遭遇并被杀害的。从张科长嘴里听到了“歹徒”二字以后，我的心里像被电击了一下兴奋起来。张科长还说了一些其他的细节，我没有记住。我觉得有这两个字就够了，因为这两个字才是整个事件的关键词。只要在这两个字上下够工夫、做足文章，刚才的一通胡思乱想，都将被抛到九霄云外。放下电话，我的脑海里却突然莫名其妙地闪现出被歹徒捅了十四刀的硬骨头战士徐洪刚的身影……

　　想象的闸门一旦打开，犹如脱缰的野马，势不可当。此刻，我坐在办公桌前，轻轻地吸着烟卷。任凭脑海里的徐洪刚倒下又爬起，站起又倒下。这样约摸有一会儿，徐洪刚的形象就被路标替代了。我仿佛看到了路标像英雄徐洪刚那样在公共汽车上与歹徒搏斗的场面。徐洪刚在探家途中与歹徒遭遇的，路标也是在探家途中与歹徒遭遇的。这一巧合，让我兴奋不已。所不同的是，徐洪刚属正常探家，而路标是龙少军偷偷放回去的。不过，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给他补办一个假条，他们就一样了。恰在这时，有人敲门。

　　“请进！”我说。

　　进来的人居然是龙少军，这让我颇感意外。不是“说曹操曹操到”的那种让我感到意外，而是说平时进我办公室从没有敲过门的他，此时却像个新兵蛋子似的敲门让我感到意外。望着怯怯走进的龙少军，我突然扑哧一笑。我太知道此刻龙少军来我办公室的目的。我用一种令人发怵的微笑眼神，镇定自若地打量着龙少军，一言不发地等待着这个家伙怎样启齿？人在有求于人的时候，表情往往容易尴尬。我有过这方面的体验。盖因如此，当有人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一般都要给他递根烟。手里有东西了，紧张的情绪也就找到了着落。可是今天我没有这样做。我要看看眼前这张总是自以为是的脸上此刻一览无余地浮着的尴尬，到底会持续多久？

　　龙少军

　　看来，不遇事，不知道人情世故呀！狗日的马大安当上副大队长没几天就跟我玩起了深沉来。瞧他那副故作高深的样子，好像比我的官大多少一样。没提副大队长之前我们是平级，提了副大队长之后比我高半级，可我从来没认为我们是上下级关系。但是他现在以这种审视我的眼神，分明在暗示我，要我摆正自己的位置。既然他马大安不把我当作哥儿们看，我也没有必要和他套近乎，当然更没有必要和他计较这些。眼下最急的事情是把路标的探家手续合法化，只要这一点办到了，事后上面追究下来，他马大安签的字，责任当然由他担着。和责任相比，眼下的低三下四和人格屈尊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我从兜里摸出那盒事先准备好了的烟，排出两支，递一支给他，当然另一支我自己点上了。

　　吸了一口烟以后，为了让马大安体会到高我一等的感觉，我装出一副谦恭的口气对他说：“马副大队长，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说明一点：这是我第一次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称马大安为马副大队长。以往我管马大安叫老马，我觉得这样称呼亲切。马大安也许注意到了我对他称呼上的变化，尽管我猜想这一变化让他感到有点诧异，但我觉得这一称谓还是很顺他的耳的，因为从他露出的满意笑容我便洞察其心。

　　“你说吧！”他对我说。

　　“我想给路标补办一张假条。”

　　马大安吸了一口烟，望着我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起甲A足球来。我俩都是球迷，足球是我们永远的快乐。搁在以往，我们肯定唇枪舌剑一番，但今天我实在没有这个兴致，敷衍了几句以后，瞧着话语的罅隙，我起身告辞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

　　商 明

　　听到马副大队长办公室的门“吱”地响了一声以后，我知道龙少军接下来肯定要来我办公室。于是，我佯装着坐在办公桌前，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我必须要这样做，我必须十分投入地装出对他的走入不知不觉。他走进来以后，很夸张地在我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很随便地坐了下来，那架势好像要告诉我，他不是来找我办事的，而是顺便过来喷喷。喷喷当然要有烟作为媒介，于是龙少军屁股一着凳，手就伸进兜里，摸出一盒红塔山。

　　“哟，高级烟！”我必须这样故作惊讶，才显得龙少军确是顺便来喷喷的。我不但这样说了，还必须把手伸过去，才显得这烟背后没有内容。换句话说，下面该办什么和不该办什么，与这根烟无关。我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无论从军衔和职务而言，龙少军在我之上。活在机关，就必须处处有给领导留台阶下的本领。

　　龙少军递烟的时候我当然要说点什么。于是我问：“忙什么呢？”

　　“唉，瞎忙。”他也随便一答。

　　这一问一答，看似无聊，实则非常有必要，它是接触问题的开始。我心里跟明镜似的，龙少军之所以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架势，是要我明白，他不是来求我的，而是要我帮这个忙。所以他没话找话，净说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在跟我耗钟点。耗着耗着钟点就过去了。这正是龙少军希望的结果。听着下班铃响，他看了一下表，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中午吃啥呢？”他说这话时，一脸的腻歪生活的表情。

　　我当然要接过话茬：“嫂子中午不回来？”

　　“不回来，你爱人回来不？”

　　“也不回来。”

　　“那你中午吃啥？”

　　“随便吃点。”

　　“别随便啦！走，咱出去吃点。”

　　处心积虑，兜了一大圈，总算踏上正点。我猜想：这一切自龙少军进我办公室始，早就盘算好了。在他看来：一来这事不能让我白办，二来酒桌上说事好说，如果酒稍稍喝高点办起事来就没有清醒时的曲里拐弯了……不是吹牛，他这点花花肠子，其实自打踏进我办公室门开始我就洞察其图了。原因是我是此次事件第一个知情人。在马副大队长还没有知晓这起恶性事件之前，那位姓张的科长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室。他对我说：“我们有个被歹徒杀害的军人，名字叫路标，请问你们部队有没有一个叫路标的战士。”那天早上，我不知为什么事正在翻花名册，恰巧路标的名字就在眼皮底下，但我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必要惊慌失措。不就死了一个人吗？但出于本能，我堵住那位张科长的嘴。我告诉张科长，自己是一名办事员，不掌握兵的情况，有啥急事儿，你给我们头儿打电话。之后，我就把马副大队长的办公室电话告诉了他。

　　我这样做是经验的使然：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在没有掌握领导的真实意图之前，最好不要知道事情的内容。因为领导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主张，他当然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何况不好的事儿，领导就更不希望我也知道。但我知道了怎么办？知道了也不能亲口对领导讲，让当事人跟领导说。告诉完那位张科长马大安的电话后，为了不露蛛丝马迹，为了让领导进来后不露出心迹，我把其它无关的这簿那簿一并摆放在办公桌上。我知道马副大队长准会过来查查的。一切布置好以后，我打开电脑开始办公。

　　这会儿龙少军跟我兜圈子，我觉得真他媽的好笑。但我不能笑，我必须装作这一切我不知道。在这个比蓝精灵还要精的官场上，装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精明人装傻更是难于上青天。因为一不小心，眼睛这个心灵的窗口就把心的秘密给吐露了。为麻痹他人，我煞费苦心，没事的时候就坐在电脑前，玩玩游戏什么的。一来游戏这玩意能消磨巨大的令人恐惧的时间，二来游戏玩长了，眼睛发涩，失去光泽，给人一种没睡醒的感觉。这样，别人就觉得你迷迷糊糊的。这年头，有了这种形象领导就会赏识你，就会重用你；同事就会接近你，就会不戒备你；你就会有人缘。这不，龙少军上套了，请我吃饭。

　　我没有忘乎所以。这时候我当然不能跟龙少军客套，而是表现出了一种傻乎乎的兴奋状态来。为了使这种状态更加逼真，我还对龙少军说：“宰你哟。”龙少军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瞧把你给吓的。”我们就这样有说有笑地来到了不远的一家名叫“楚云”的餐馆，点了几个菜，要了一瓶酒，就干开了。龙少军的心思显然不在酒上，我的心思虽然也不在酒上，但我要强迫自己在酒上。这样，我的酒自然而然地喝高了。喝到兴致处，我不需要伪装，自然而然就襟怀坦白了。

　　这时候龙少军半假半真地对我说：“商参谋，这酒你不能白喝啊。”

　　“干嘛，宰我？我可没带钱。”我故意嘿嘿地傻笑。

　　“瞧把你吓的，不让你买单，你得帮兄弟一个忙。”龙少军拿出两支烟，我俩一人一支。我摸出火机，给龙少军先点上，然后给自己也点上。就在我聚精会神地给自己点烟的时候，龙少军对我说：“妈的，我放走了一个战士，不知谁捅到上面去了……你帮帮忙，给我补办一个探家手续，我私下找马副大队长签个字。”

　　“这事还不小菜一碟么？”

　　龙少军要的这句话，我早就为他准备好了。这是必然结果。在这件事上我必须担当这个角色。换句话说，这事对我没什么坏处。如果马副大队长不签字，这张纸等于是废纸；如果马副大队长签了，上面追究下来有马副大队长顶着。我只不过是中间环节必须走的过程。我要是拿他一把，万一龙少军和马副大队长串通好了怎么办？我的秉公办事就成了不会来事。不会来事我还能在机关待？当然，这事也不是一点风险都没有。有，除非马大安和龙少军都招了，但这事很难抓住把柄的，也不值得上级机关认真去查处。即使有人写匿名信，上级机关下来履行职责的时候，大不了问问而已，只要我一口咬定没有那回事，谁也奈何不了我。况且，事件的当事人路标已经死了。上级真要是动真格的，处理完马大安和龙少军以后，大不了说我在个环节上把关不严。这能算什么呢？它属于今后改进工作作风的范畴。说得通俗一点，是好上加好的事情。谁还能对好上加好的事情格杀勿论呢？正是力透了这层纸背，我才敢把龙少军绕了一大圈子的事情，称之为小菜一碟。

　　5月7日下午一上班，龙少军拿着拟好的假条，找马大安签字。马大安佯装着很忙的样子，拿过假条，三下五除二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完毕，对龙少军说：“你他娘的还有心思喝酒。”龙少军拿过假条，冲他笑笑就走了。

　　剩下的事情都是马大安的了。事情既已至此，犹如拉开的弓就没有回头的箭，他只能铤而走险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政委有句口头禅：关键时刻要豁得出去。什么是关键时刻？马大安的理解，这就是关键时刻。关键时刻，一个好汉还得有三个帮嘞。想到这儿，他觉得这事应该首先得到大队长王奂生的支持。

　　马大安来到大队长办公室对王奂生说：“跟你汇报一个事情。”

　　“什么事，你说吧。”王奂生总给人一副忙碌的感觉。

　　“一队新战士路标在探家途中被歹徒杀害了。”

　　马大安在说这话时，特意在“歹徒”二字加重了语气，但王奂生还是表现出惊愕的神情。“到底怎么回事？”他问。显然，他还没有意识到马大安匠心独具地着重语气的用意。这也难怪！他来到这个大队坐在这个位置上还不到两个月，但这两个月着实让他心力交瘁。上级党委派他来是对他寄予了厚望，可自打老大队长卸任他上任以后，這个大队就接二连三地出了许多令上级机关大为光火的事故，尽管这些事故都是他的前任积攒下来的问题，与他关系不大，但毕竟是在他手上出的。上级机关再能客观对待，也得有个底线呀。这下，捅了这么个娄子，叫他如何不惊愕！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马大安说。

　　“跟政委汇报了没有？”

　　“这事……我当然要先跟你汇报。”

　　王奂生没吭声，看得出来，他明白马大安的话中话──把他排在政委前头。马大安的用意太明白不过了，他是想让王奂生先有个主张，然后再跟政委通通气，做到有的放矢。但王奂生问马大安跟政委汇报了没有，分明是想让马大安先跟政委通气，然后看政委是什么意思他再作决定。很显然，他既不想得罪马大安，也不想引火烧身。他之所以有此策略，是因为他和政委的关系也闹得挺僵，尽管他上任才两个多月。也难怪，一山难容二虎嘛，两个主官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加之刚来时，他老想充当正义的化身，有意无意之间跟政委闹了不少的矛盾。马大安觉得有矛盾该通气的还得通气，况且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当然不能把政委撇下。现在不是有一句很时髦的话吗──有责任大家担！于是他说：“听山河县公安局刑侦科的张科长说，路标是在公共汽车上与歹徒搏斗致死的……这事你也别太着急，说不定……路标就是第二个徐洪刚。”

　　王奂生若有所思地看了马大安一眼说：“走，一块跟政委研究研究。”

　　马大安要的就是他这句话，其实结果他早就料定了。他在左思右想的时候，他已经把政委肚子里的蛔虫给猜出来了。只不过人心隔肚皮，或者说马大安是当局者，或者说他在思虑这个问题时过多地掺入了他们之间有矛盾的成份，才不敢肯定政委态度其实是他早已料定的必然。听完马大安的陈述后，政委想都没想就对马大安说：“这事，你赶紧带几个人到山河县公安局了解一下情况。”政委这句话，在这种情况下，无可争辩地成了权威决策。政委为什么这么快就做出权威决策，是因为他输不起。他在这个位置上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安定团结在攸关他的前途命运的节骨眼上压倒一切。尽管他做梦都想找个茬儿把马大安这小子给废了，但利用眼下这事收拾他，不但不利己，弄不好还伤着自己。因此，当他听到马大安特意在“歹徒”二字上加重了语气后，敏锐地觉得这两个字是金子，就看如何往自己的脸上贴了。

　　当然，政委也留了一手。他让马大安带人去调查。事情果真那样，金子自然不会贴到他马大安的脸上；若不是那样，自己大不了缓提一年，也损失不了什么，可对他马大安来说就意味着死路一条！马大安是个聪明人，他不会把自己导向这个局面。他既然看到了“歹徒”二字的重要性，就会要想方设法在这两个字上下功夫。成了，我坐收渔利；若不成，或者说有人把这事给戳穿了，导演这场骗局的是他马大安。

　　马大安不是傻瓜，他洞穿了这中间的利害，可他现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大队长王奂生在政委作出权威决定以后，立马附和地说：“按政委说的办，你马上带几个人去调查一下。”

　　马大安做梦也没想到球又踢到自己的脚下。回到办公室，愤愤之余的马大安不禁喟叹起这个世界精明人实在太多了。

　　马大安

　　调查组成员由哪些人组成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个人选当然是龙少军，得把他拉上，不能让他脱了干系。实在不行，他就是垫背的。当然，我不希望是这种令人失望的结局，但在往好里做事的同时，也必须做好最坏结局的打算。第二个人选应该是商明，因为商明是抓这项工作的职能部门的人员。第三个人选的确定，我费了不少脑细胞，我觉得政治处应该去一个人。不过我不知道带谁好，因为政治处干事基本上是政委的人。我现在不能确切知道政委到底是怎么想的，若跟自己想法不一致，随便抓一个带上不等于前门防狼后门进虎吗？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带上莫生非。

　　我为什么要带上他？想了半天，我找出三点理由：一是，在政治处众多的干事中，他是最不属于政委的人。二是，他的笔杆子比其他人要硬。他曾经虚构过一篇报告文学，不但在某个杂志上发表了，而且还获了奖。把一个不存在的事件写获奖了，没点才华是办不到的。三是，这事摆不平，他也逃不了干系，只要稍加暗示，他肯定会为我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的……我就是看中了他这三点。否则，这个平时我连理睬都懒得理睬的家伙，安能把他列入调查组成员？

　　人选的敲定，只能说是朝着我预先设定的结局迈出了第一步。现在，我必须把困难想得充分、再充分些，才能不打无准备之仗。毕竟我走马上任才半个月时间，毕竟是我第一次处理这样棘手的问题。对我来讲，把眼前这几个人的思想统一到自己的周围我有把握。可是要实现自己设定的结局，不是这几个人就能暗箱操作得了的，这中间有许多环节。且不说死者家属跟你没完没了，单就山河县公安局也不可能和你默契。当然路标确是见义勇为死在歹徒刀下，也就不需要他们的默契。问题是这种比下五洋捉鳖还要难的事不是人人都能遇到的。倘若路标就是一般性质的殴斗致死，再得不到山河县公安局的配合，自己这十几个小时的殚精竭虑，岂不白费？果真那样，自己给龙少军出据的请假条，不等于自己给自己上套吗？我当然不期望事情是这个结局。我期望山河县公安局出据对我有利的证明──路标是见义勇为牺牲的。

　　期望归期望，要把期望运作成现实是智商问题。现在我还不清晰往哪个方向用智。不过没关系，临到山河县还有二十多个小时呢，到时候，我深信自己会灵光闪现的。现在我要利用开会前的短暂时光，想一想怎么对付死者家属可能出现的胡搅蛮缠。这事我必须用心思考。

　　和死者家属斗智斗法，我没有经验。但这事又不能摸着石头过河，万一河水深了，摸不过去怎么办？一想到和死者家属打交道，我就感到了恐惧。恐惧的原因是几年前有一个江苏兵，枪走火，打掉一只蛋子，等到老兵复退的时候，战士父母来到部队，得寸进尺地先要给他评残，然后狮口大开要钱，目的达到以后，又要求给他找工作。若不行，他们干脆给你来个胡司令在沙家浜住下了。没办法，部队只好又拿出几万块钱了事。但这次不是打掉一只蛋子，而是人死了。虽然死者是在探家途中死的，但死者身上没有假条，如果他们懂行，说部队管理不严出的事，据此跟你胡搅蛮缠怎么办？若是那样，可不是几万块钱就能摆平的。若花巨资摆平这件事，且不说钱从哪儿出，若上面知道了干脆还不如不摆平，爱咋着咋着……

　　但现在是骑虎难下，我已经在那张假条上签了字了。这就好比箭在弦上，一个既定的目标已无法更改了。这个既定目标是什么？它的终极──是想方设法把路标定位到与歹徒英勇搏斗壮烈牺牲这个点上。如果这一点成立，死者家属就是烈士家属，烈士家属当然无上光荣。到时候大红花一佩戴，他们的狮口不想合也得合。果真达到这个效果，再苦再难又算得了什么呢？看来，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还应该在山河县公安局身上。怎么个突破法？我灵机一动地想到了万能的金钱。我觉得同样用钱办事，封住死者家属的嘴，不如用在突破山河县公安局身上来得既光荣经济又实惠奏效。“对，让商明从财务上借几万块钱带上。”想到这儿，我摁灭了烟头。

　　路 标

　　马副大队长怎么这么看不起人，他怎能将我的父亲和那个被打掉蛋子的苏北兵的父母混为一谈呢？我父亲是国家干部，又是法院院長，哪能跟一般群众一样，跟部队首长胡搅蛮缠呢？事实上，就在马副大队长知晓我被杀害的那天下午，当张科长一行来到我家把这一噩耗告诉我父亲时，我父亲甚至连一滴泪都没流。我母亲倒是哭得死去活来，她那悲痛欲绝的哭声，感染了前来看热闹的邻居和大街上不谙世事的孩童。他们在我母亲呼天哭地般的哭喊声中，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可是我的父亲，依然保持着领导干部的风范。他拉着我母亲的双手说：“感谢你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军队生了一个好儿子！”

　　父亲说完这句话以后，母亲就停止了哭泣。从悲伤中走出来的母亲，又恢复往日家里来客人时的模样──开始忙前忙后地给客人烧水沏茶。此番情景，让围在门口看热闹的人再也没有理由继续聚在门口看热闹了。面对突然而至的寂静，张科长显得手足无措，他驴唇不对马嘴地对我父亲说：“路院长，要哭您就哭出来吧，千万别憋在心里……”

　　我父亲被张科长这句话弄得莫名其妙。他对张科长说：“张科长瞧你说的，我儿子是见义勇为牺牲的，我光荣还来不及嘞！”

　　张科长说：“路院长，路标部队明天就要派人来了……路标现在安放在殡仪馆的冷冻室里，您是不是和您老伴过去看一眼。”

　　我父亲说：“不用看了，看了，孩子母亲会受不了的……张科长，我儿子是见义勇为牺牲的……我知道，人死不能复活……我是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我对组织上没有什么其他要求。一是，希望公安局的同志尽快抓捕凶手。二是，希望以我们山河县公安局党委的名义，给我儿子所在的部队写一份事迹材料，推荐我儿子为革命烈士。”

　　张科长说：“路院长，公安局党委当然希望路标能评为革命烈士。他能评上烈士我们也好向上汇报，年终总结时就不算我们治安上有问题了……不过，能不能评上烈士主动权在部队方面。当然……”

　　我父亲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过了半晌，他独自一人站了起来，缓缓地朝卧室走去。母亲见状，也跟了过来。又过了一会儿，母亲走出来让张科长进去。张科长进屋的时候，父亲正拿着两沓人民币站在那儿等他。不等张科长诧异，父亲就走上前，拉过张科长的手，将两沓人民币放在他手里，那动作，就像刘皇叔在白帝城病榻前拉着诸葛孔明的手一样，让张科长感到肩上的担子一下沉重了许多。父亲对张科长说：“这两万块钱，是我们打算给路标结婚用的，但现在用不上了……”不等张科长诧异，父亲又说：“路标能够在关键时刻见义勇为，与部队首长的教育分不开……请你代表我们接待好，把我们这点心意，转达给部队首长。”

　　张科长

　　不是吹牛，自打我当上山河县公安局刑侦科的科长以来，山河县的治安状况还是不错的。几年来，虽然小的刑事案件层出不穷，但是大的尤其是重大的刑事案件没出现几起，恶性到死人的地步更是没有。这是考评一个县的治安管理状况优劣的硬道理和硬指标。因此，我多次受到S省公安厅的通报表彰，还立过功嘞！折磨得我心气挺盛的，想法也比过去多了。分管我们刑侦科的副局长马上就要到站了，消息称，我已成为副局长的有力竞争者。

　　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这么一起恶性刑事案件？最糟糕的是凶犯到现在还没有缉拿归案！这意味什么？意味着我这几年的心血白费了！不光我白费了，整个山河县公安局也跟着我白费了！这几天，局长正为这事脸色阴沉，弄得全局上下都大气不敢出。当然，也有背地里幸灾乐祸的。

　　这些家伙太他妈幼稚了！为这事把我摁到泥里对局长有什么好处？我倒霉了局长能脱了干系？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拔出萝卜带出泥。果然，几天以后局长笑眯眯地把我叫到办公室面授机宜。局长的高瞻远瞩和后来路院长的想法不谋而合，那就是想方设法让部队批准路标为烈士！

　　说实话，我也是花好几个钟头才吃透了局长的指示精神。我用一句老电影台词形容我吃透精神后的心情：高，实在是高！你想，路标若被评上烈士，他就成了徐洪刚第二，他若成了徐洪刚第二，人们还会把发生在山河县境内的这起重大惡性案件当作凶杀案对待吗？这时候，人们学英模事迹都嫌时间不够，哪有心思琢磨这原来是一起重大的恶性凶杀案件呢！果真这样，S省公安厅的治安管理问题小册子里也就不会把这件事当作山河县治安管理的问题下发全省当作反面教材的。果真这样，我管辖的属地就继续保持无重大刑事案件纪录。果真这样，说不定我还作为英模报告团成员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嘞！要是这样，我竞争山河县公安局副局长岂不成了板上钉钉了？

　　莫生非

　　一下火车，我们被张科长安排进了一辆锃亮的“奥迪”车上，而张科长和警察们则拥挤在一辆警车中。警灯闪烁，警笛呼啸。在山河县城破败的街道上，我坐在车内还是感受到了一种鹤立鸡群的尊贵。汽车在我的感觉中向东驶去。由于路况不好，它俩像中国足球运动员带球过人那样，磕磕绊绊地穿过一条条犹如烤焦了的羊肉串似的街道，然后把我们带入广袤的旷野中……没过多长时间，我看到了一片青山；没过多长时间，我看到了青山脚下有一泓碧波。碧波像特写镜头似的在我的眼前越显越大……这美景，我在现实世界中第一次经见。它让我想起了文人们的诗词歌赋中咏叹的场景。青山如琴，碧波如弦。那一刻，我不知道是我真的听到了悠扬的琴声，还是我贫乏的想象力在此刻焕发出勃勃的生机：青山似幕，徐徐拉开，一泓碧波幻成了一个巨大的湖。在湖面上，我看到了一片感动得让人哭泣的蓝天和几爿洁白的云朵。在白云间，我看到了一个红色的亮点。车轮滚滚，亮点幻变成一条红飘带。车轮滚滚，红飘带幻变成碧玉宫殿……我使劲地揉搓着眼睛，不是我的眼睛出了毛病，我像在梦境中似的，看到一座宫殿式的建筑物正徐徐地朝我推来，宫殿上方，有六只火把在跳动；车轮滚滚，那不是火把，是六个火红的大字──大世界娱乐城……

　　大世界娱乐城富丽堂皇地婷立在这片青山碧水之间。当车子稳稳地停在它前面那片阔大的草坪前时，我的脑海里奇怪地映现出美国白宫前的草坪广场。她太美丽了，美丽得令我恐惧，不光我一个人恐惧，我们一行四人都感到了恐惧。当我打开车门准备踏入这片草坪时，我听到商明小声地对马大安嘟囔了一句：“坏了，我带的那几个子儿够吗？”这时候，我看到了马大安的头发不自然地竖了起来。

　　马大安

　　生活的锦囊中真是玄妙多多。山河县之行，我本来做好了拿热脸蹭他们冷屁股的思想准备，不曾料想，我们却受到了贵宾级的接待。

　　来到山河县的第一天晚上，在大世界娱乐城的一间豪华包间里，张科长就让我大开了眼界！我们没有像通常参加筵席那样坐在一张桌子上，而是像大学生辩论会那样，分坐在两张长条形的酒桌上，成两军对垒之势。在部队混了几十年，参加大小酒宴不下百场，但像山河县人民这种喝法，我确实是第一次经见。他们不仅人人是海量，而且个个深怀绝技。譬如：一只手能同时夹起四只斟满酒的酒杯，送至嘴边，稳如泰山，一口扪干，一滴不洒。张科长说：“酒是粮食做的，粮食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洒了就是浪费，浪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不仅如此，张科长还有一套令人拍案叫绝的行酒令，其奥妙就在于自己不喝让你不得不喝。这天晚上，我就是被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行酒令灌了一杯又一杯。当然，从主观上讲我是心甘情愿一杯又一杯的，因为连日来的心惊胆战和忧心如焚的心情能在酒的作用下得到彻底的释怀。酒是好东西！酒过几巡，我们彼此陌生的心灵就没了设访，变得肝胆相照。

　　张科长说：“马副大队长，看得出你也是一个侠肝义胆的人，咱军警一家，有啥话咱就明里说。”

　　酒喝到这个份上，我当然知道他要对我说什么，因为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坐到了一起来的。于是我对他说：“我们这次来，主要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一听这话，张科长朗朗的笑声犹如洪钟。他端着酒杯站起来，大声地对我们（但给我的感觉他更像是自言自语）说：“光荣啊！虽然我们山河县是全省最贫困的县，但在我们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诞生了一位了不起的大英雄！来，我提议，为勇斗歹徒的英雄路标，共同干了这一杯！”

　　众人像举着火把一样，纷纷把锃亮的酒杯举过头顶。放下酒杯，张科长对我说：“马副大队长，我作为英雄的故乡人，我衷心地希望贵部好好地挖一挖英雄路标的事迹。我觉得，英雄之所以能在关键时刻成为英雄，绝不是偶然……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英雄啊！”

　　“张科长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就是要挖路标这个典型……”说着，我拉过莫生非，“你们可能还不知道，莫生非莫干事，作家，写过很多小说和报告文学，他这次来就是要写路标这个典型的。”

　　“哎呀，我说怎么这么耳熟！我这人就喜欢看小说。”张科长不但这样肉麻地说，而且还肉麻地端起酒杯率部下朝我们走来，不，准确地说是朝莫生非走来……“莫作家，我代表一百六十万山河县父老乡亲，跟你干了这一杯。”接着，一片云山雾罩。干！希望你能发挥聪明才智；好说好说；干！干干！在山河县采访，我们鼎力配合；好说好说，材料写不好，我们上对不起组织，下对不起山河县人民；干！干干！干干干！我代表烈士家属谢谢诸位；干！干干！干干干！……

　　路 标

　　经过几天深入细致的采访，我的事迹密密麻麻地填满了莫干事的笔记本。回去以后，莫干事花了两个白天外加一个晚上，一气呵成了一万多字的事迹材料。可想而知，从莫干事那颗智慧的脑袋里加工出来的我的形象，将是何等熠熠生辉！真有莫干事的，就连我死的场景，他也给艺术化处理了：“……车行至一个叫马岗的小站，上来了两个面目可憎的男人，約摸过了一刻钟的样子，两名歹徒看车已驶入一段无人地带，从腰间刷地拔出两把雪亮的匕首，开始了他们罪恶的勾当。面对歹徒的穷凶极恶，车上没有一个群众敢于站出来。望着群众财产被两名无情的歹徒一点一点地掳去，入伍还不到半年的新战士路标（为了突出我的形象，莫干事干脆把我的战友杨继明舍去），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想，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人民最需要我的时候不能勇敢地站出来，我算一名合格的军人吗……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面对歹徒，路标挺身而出。歹徒一看，只有一个解放军战士，便对他说：当兵的，少管闲事。路标大声喝道：今天我管定了。两名歹徒被路标响如洪钟的喊声震慑了，见势不妙，两人一边举着匕首，一边退到车门口，企图想逃……岂能让歹徒逃走。路标一个箭步冲上前，将身体闸在门口。两名歹徒丧心病狂了，向路标刺去罪恶的匕首……”在莫干事的想象里，我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顽强地爬起。最后终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

　　如果按照莫干事设想的那样死法，那将是一次多么艰难的死亡啊！谢天谢地，事实没有吻合他的想象，而是非常普通地发生了：5月6日上午11点左右，当我们乘坐的那辆公共汽车驶到一个叫马岗的小站时，上来了两个流里流气的家伙。如果杨继明不迷糊，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件发生，问题是后来的事件不可能按照“如果”的方向发展。这两个家伙我一看就知道是农村盛产的那种地痞，蛮横上车不买票。售票员让他俩买票，其中的一个地痞撒脾气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两条。一听这话，司机不干了，当下把车停下来非要他俩买票不可，不买就让他俩下车。司机这一招两个无赖可能见多了。他俩不屑一顾地朝里走，非常不幸地坐在我和杨继明的身边，冲着司机跷着二郎腿晃悠，搞得司机很没面子。司机大概也是个犟种，这时跟两个无赖赌起气来──不买票他就不开车。这一招没吓倒两个无赖，倒是把杨继明给吓着了。他当时心里一定是这样嘀咕着：俺爹正病危着，司机不开车俺怎么回家见俺爹呢，要是就耽误这几分钟见不到俺爹的面怎么办？我估摸着司机当时就是想这样利用乘客着急的心理，达到群情激愤然后对那俩无赖群起攻之的效果。可是，这年头谁那么傻？他们见状，一个个闭目养神显出一副不着急的样子。我当时也是装出这副样子，可是我没想到杨继明沉不住气了，他自做主张地从兜里掏出钱来替两个无赖买了票。

　　要不说杨继明傻呢？两个无赖就坐在身边，他还不长心眼把借来的钱放好，反而心无设防地掏出来显摆做好事……当然那两个无赖的扒窃技术如果炉火纯青点，如果杨继明在那个时候和我一样睡着，也就不会发生这场血案。偏偏这两点都那么凑巧让我赶上了。当他们中的一个将手伸进杨继明的兜里时，车子恰在这时巅簸了一下，他的那只手顺着惯性与杨继明的身体发生了短暂接触。杨继明从睡梦中激灵醒来。如果杨继明继续睡而不是朝脚下扫一眼，这事很可能就避免了。可是，醒来的杨继明偏偏在这个时候鬼使神差地朝地上扫了一眼。他看到了一沓人民币掉在他的脚下。傻乎乎的杨继明浑然不觉自己丢了钱，他冲着车厢里的乘客喊：“这是谁的钱？”

　　我被他的喊声惊醒了。四周的乘客也都懒洋洋地耷拉了一下眼皮又继续睡去，只有那俩无赖好像跟个死猪似的睡姿，反倒让我疑窦顿生。我问杨继明是不是你的钱丢了。杨继明摸摸口袋后惊叫：“是俺的钱……”我问他钱怎么掉下来的。他说不知道，他说好像有人碰了他口袋一下。这时我看到杨继明的上衣口袋的扣子被解开了，我分明记得他的上衣口袋是扣着的。莫非是这两个装死的死猪干的？这样一想，一股怒火熊熊地往外冒，怎么克制也克制不住。我不知道当时我哪来了那么大的火气，抑或是离县城越来越近的缘故。妈的，两个地痞胆敢在法院院长的儿子头上动土，非办他们不可！于是，我推了一把那个紧挨杨继明身边坐着装睡的死狗。那家伙睁开眼睛扬着脸满不在乎地看着我，好像在说：你想干什么？

　　我指着杨继明问他：“他的钱是不是你偷的？”

　　“是俺怎么样，不是俺又怎么样？”

　　这两个无赖太猖狂了。我当时只是想问问而已，他要是一口否认我也就算了。问题是面对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名战士，他不但敢从我们身上下手，而且事情败露后还胆敢露出满脸不屑一顾的神态，分明是对钢铁长城的蔑视和挑衅。于是，我怒火高万丈，对准他那张不屑一顾的丑恶嘴脸猛地一拳……不知是被我突如其来的一拳打蒙了，还是这帮家伙本来就是欺善怕恶的主？挨了一拳的那家伙并没有像莫干事想象的那样图穷匕首见（那俩家伙压根儿就没有匕首），他居然连个屁都没敢放。还是另一个家伙赔着笑脸，站在我俩中间帮他圆场：“解放军同志，有话好说。”

　　“行，跟我到派出所去一趟。”我说。

　　这两个家伙没吭声。车到一个叫罗里桥的地方，两个歹徒想溜。这一情景与莫干事的想象吻合了。我一看他俩想逃，一个箭步堵在了车门口。大概受到我的鼓舞，杨继明也过来了。歹徒见势不妙，猛地推开我，夺路而逃……接下来的一幕：两名歹徒在前面跑，我和杨继明在后面追。跑步是我的强项，小时候在业余体校练过。不一会儿我就抓住了那个挨过一拳的家伙。跑在前面的同伙一看我抓住了他的同党，也就放弃了奔跑。这家伙一看就是个老油子，他走过来对我说：“解放军同志，俺俩也是没法子呀！俺老娘躺在床上一年多了，俺都没钱给她抓药……”见我没上当，他又接着说，“解放军同志，现在已经12点多了，你要抓俺俩没关系，俺们是不是先把饭吃了……刚才那位解放军替俺俩买了票，俺想了想，俺俩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这样吧，俺请你俩到附近饭店里吃顿便饭，您就行行好给俺俩一个认错的机会，行么？”

　　我这人吃软不吃硬，一看他俩都软成这样我心也就软了。这时我想起了雷锋式的好干部──朱伯儒。朱伯儒曾经在公共汽车上捉住了一个偷自己钱包的小偷，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朱伯儒没有把小偷送进公安局，而是把小偷领回家用教育感化的形式，把他从失足的边缘拉了回来。朱伯儒的事迹深深地感染过我。当时我想，何不学一把朱伯儒，挽救挽救他们？于是我答应了他们。

　　按说，不应该出现后来的悲剧。可是谁让我遇上一个傻瓜战友呢？当我们坐在一个路边小店里准备吃饭时，杨继明突然離桌，样子显得神神秘秘的。现在我才知道他当时是被一泡尿憋的。可是，那个挨过我一拳的家伙是个负案在逃的案犯，他草木皆兵地以为杨继明的突然离去肯定是打电话报警。于是，他溜进饭店的操作间掂出一把锃亮的菜刀，趁我不备，对准我的后脑勺就是一刀……

　　就这么简单。不曾料想，他们把我的死弄得那么复杂，非要我的死重于泰山。

　　莫生非

　　谢天谢地，我的努力没有白费。一星期以后，局组织处马处长打来电话，对我采写的英雄路标勇斗歹徒的事迹材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然他也站在更高的高度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材料的高度还不够。他在电话里高瞻远瞩地对我说：英雄的诞生绝非偶然，应该多从英雄路标成长的环境着力渲染，从他的灵魂深处深挖细抠，这样英雄就活起来了，这样材料高度就有了，这样英雄路标的英雄壮举也就成了必然……尽管他说的不一定都对，但我还是在电话里频频地说对。没办法！谁让他是上级机关的领导呢，这个度我还是有的。最后，马处长对我说：局政治部林主任对这个材料十分重视；A部政治部陈干事也非常重视，要求我们下个星期一把成型稿报上去……希望你按我刚才说的那几点认真思考思考，明天上午无论如何赶到局里，我们一块再碰一碰。

　　顺便说一句，这天是星期二，也就是说离陈干事要求的交稿期限还有六天，扣除两天公休日，再抛去这天，实际上只有三天时间。按说，三天时间拔高一份材料的高度没有一点问题。可是到局里以后，我还是感到时间十分紧迫。原因是A部陈干事和局马处长都改主意了，他俩根据自己长达二十多年的经验，给我重新拟定了题目和小标题。这样，我一稿写的被他俩称为不错的那个材料，等于被推倒了重来。

　　幸亏马处长指派局政治部一位姓汪的干事和我一起执笔，否则我这个被他们视为笔杆子的家伙肯定要出丑。因为在别人为我设置好的框架里，我无法找到从容不迫的叙述感觉。有汪干事坐镇，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不必为怎么写而忧心忡忡。事实上在整个书写过程中，我差不多成了一个儡傀，我做的仅是一个打字员的工作：汪干事说一句我记一句。如果说重砌炉灶另开张的这个材料里也有我的智慧，那就是汪干事根据需要把我第一稿里的东西打乱了往现在这个框架里填。即便是这样，我们第一天从早上九点钟干到午夜十二点多，也只写了五百字。因为原材料中的例子，与马处长拟给我们的小标题有点水土不服。如果照这个速度进展，两个公休日搭进去也完成不了。若是那样，且不说A部政治部陈干事不答应，马处长也不会答应的。因为我们完不成稿子，意味着他就回不了家。虽然他家离营区仅有二十公里的路程，但一个星期他只能回去一次。上个星期因为有事加班没能回去，如果这个星期再因为这个稿子回不去，就是两个星期了。所以，当他看到我们第一天只推进了五百字时，马处长像一头发情的公牛似的对我们说：“你俩一定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抛开原材料中的条条框框，大胆地写……尤其是莫生非。你他娘的不是写过不少小说吗……星期五一定要把初稿拿出来！上午拿出来，我中午请客；下午拿出来，我晚上请客。咱也要来点精神激励……”

　　我俩没有让马处长受煎熬之苦。解放思想以后，我一下子就进入写小说时有的那种挥洒自如的状态。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四午夜十二点前，我们按处长的要求，一气将那个材料呵成了。之后，又余兴未了地花了近一个小时将稿子从头到尾捋了一遍，这才放心地睡去。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早上九点钟，处长准时来了。当时我俩正呼呼大睡。由于我俩昨晚特意将打印好的材料放在显眼的地方，处长进来后没有像昨天那样迫不及待地唤醒我俩，而是静静地坐在一旁认真地看起材料来。大概是看到了兴致处，处长哈哈大笑起来。我俩被他的朗朗笑声惊醒了。于是处长就对我俩说：“小子们，都起来！不错不错……咱们再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捋一遍。”

　　处长虽是这么说，但我们还是干了整整一个上午。当我们最后完成定稿下印时，恰好正午12点。不知不觉中我俩忘了早上那顿饭，此时早已饥肠辘辘了，可是处长像产妇面对初生婴儿般不厌其烦地又看了一遍。看完之后，处长自鸣得意地对我俩说：“不错！不错！有高度，有深度，有厚度。”说完之后，处长像想起什么事似的问我们：“几点了。”

　　我们俩齐声说：“12点了。”

　　这时，处长显得很急迫的样子说了声，走！之后从包里拿出两瓶酒交给了汪干事。处长没有食言，他要了一辆“巡洋舰”，拉着我们直奔他居住的城市，在这个城市唯一一家星级饭店里，在那充满怀旧的氛围里，那一天，我们都喝醉了。

　　附一：

　　A部第二十一号《通报》摘要

　　最近，我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违纪问题。5月6日，××局××大队××队队长龙少军同志，目无组织纪律，私自放一名新战士探家，致使该同志在回家途中被一不明身份的歹徒杀害。问题出来以后，该单位的某些领导不是从中吸取教训，而是想方设法弄虚作假掩盖问题。为了严肃军纪，教育部队，经A部首长批准决定：给 ××局××大队××队队长龙少军同志撤销职务（由正营职降为正连职）处分，给××局××大队副大队长马大安同志行政记大过处分，给××局××大队政治处干事莫生非同志行政记过处分，给××局××大队军务参谋商明严重警告处分。

　　附二：

　　A部一号首长批示原文

　　现在都在喊反对形式主义，但形式主义却像一块“臭豆腐”，在一些单位依然吃香。何也？我看责任追究制度形同虚设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些单位和个人搞形式主义搞到了甜头，单位出现严重问题以后，说是要严肃追究，但往往一纸检讨、两句解释、三通说情，便不了了之。我们不搞惩办主义，但纪律不是“浆子”，“令肃方可以振军威，命严始足以明军纪”，从严治军不能只当口号喊，不能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得动真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