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童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子女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题记

　　小时候，许多人都说，我长得更像父亲。每逢那个时候，我总会跳出来反驳说我更像母亲。不管事实如何，我唯一狡辩的理由就是，母亲长得好看。在孩子的眼里，母亲永远比父亲的光环多上几圈。长大后的今天，我从午睡中醒来，站在洗漱台前，迷离的双眼望向那块爬满水渍的梳妆镜，看着镜子里泛着油光、不施粉黛的脸，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十二年前的父亲。

　　是的，十二年前的父亲。那时父亲三十五岁，我九岁。年轻的父亲有着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朝六晚五的生活节奏，晚饭后例行的家庭会议给这个三口之家平添着几分温馨。我曾经在会议上多次抗议“长得更像爸爸”这一结论，然而每次都在爸妈的打笑中不了了之。直至第二天早晨，父亲站在洗脸池前，用老虎钳般的手指捏住我的鼻梁，那沾着冰冷水珠的宽大手掌扑向我的脸，一阵天旋地转后，把我从迷蒙中拉回现实，离开时总不忘洋洋得意地说上一句：“你就是我的女儿，长得像我就对了。”我拂去脸上的水珠，望着镜子里父亲远去的身影，穿过他健硕的后背便能想象出他的脸，与面前的自己相对照，尽管心里承认，嘴上还是倔强得很。那时的父亲，或者说在我九岁之前的父亲，他的举手投足和一颦一笑是印刻在我的脑海里的。然而不知从十岁那年的哪一个季节开始，父亲存在于我的生命里却缺失在我的生活里，我对父亲的印象开始变得模糊，甚至不能用确切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也正是在那一年，父亲下了海。

　　长久以来，我的生活开始和父亲的生活发生错位，我和父亲常常见面的地点变成了他刚组建不久的小公司，转过几道弯，在那个被隔板分割成无数个小空间的最里层，门上挂着“总经理”牌子的夹板房便是父亲的办公室。穿过一摞摞高低不平的档案盒，在它们的缝隙间我看到了父亲，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父亲。胡碴爬满他的下颌，西裤上零星散落的烟灰，时间久了，像长在上面一层。我面对眼前這个陌生的父亲竟生出一丝胆怯，甚至不敢打断他工作的状态。父亲许久才发现门口的我，捻灭手指缝隙间正吐着白气的香烟，招呼我拿刮胡刀给他。我正疑惑父亲如何在没有镜子的情况下将下巴上那片矮灌木清理掉，这时父亲抬起脸凑近桌子上的五牛图摆件。我恍然大悟，五牛图摆件是铝制的浮雕镜面，父亲的每一根胡碴，都能通过那闪着金光的镜面反射到我眼睛里。我一语不发，观察着镜子里那个换了身份的父亲，父亲一边剃胡须一边指着镜子里的我说：“你看，咱俩眼睛长得一样不？”我依然嘴硬说自己像妈妈，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才感觉父亲还是那个“朝六晚五”的父亲。我和父亲每天见面的时间变成了深夜，虽是在睡梦中，实则耳朵是长在防盗门锁眼上的。由于锁眼长期没有上油润滑，当钥匙插进锁眼的瞬间，总能听到上下锁齿相角逐的声音，这声音不会持续太久，半秒钟后只听防盗门受到力度恰当的一推，斜舌随着钥匙的向左转动弹开，随后是一声小而干脆的关门声，这是只有父亲才有的开门方式。在开灯前一秒的黑暗里，我仍会不由自主胡思乱想——“不会是小偷吧？”当客厅的光线透过门框上的窗户射到我的脸上，我习惯性地大喊一声“爸爸”，他便会立刻推开门告诉我一“回来了，快睡吧。”这是对我来说最有效的“六字摇篮曲”，由于近视，我看不清父亲的脸，灯灭，不知不觉便到了天亮。上学的早晨，我偷偷溜进他的房间，被子在床上横七竖八地堆成个人形，我以为父亲还在蒙头大睡，靠近再看，被子里已空空如也。父亲的生活轨迹对于我来说是昼伏夜出，对母亲也是如此，也许是尴尬的年龄阶段，父母的争吵也随着父亲生意的发展不断升级，母亲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变得异常敏感，我的神经也时刻拧紧发条，特别是晚上十点的钟声响起，我会准时拿起电话拨通父亲的手机。父女之间的默契在这一刻体现了，父亲没等我说话便抢先一句：“潇潇，一会儿就回去了，没喝多。”而我，不会去问他喝没喝醉，仅从电话里的声音便能分出几个等级，也是在那一刻，决定了我挂掉电话后的心情。无论父亲醉或没醉，他回家时，手里总提着一兜吃的，我可以确定里面是什么——我最爱吃的烤羊排。我和父亲有相同的爱好，拿母亲的话来说就是死脑筋，认定烤羊肉能吃上两个月。父亲知道我爱吃，无论多晚，他都会带回来。

　　2008年，经济危机，北京奥运，弟弟出生了。他的出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父亲事业的催化剂。在这场世界经济重新洗牌的游戏中，父亲一个猛子扎进商海，头也不回。他在那场无形的厮杀中翻滚、跳跃、咆哮。一场场血雨腥风之后，父亲早已不是几年前的模样，办公室换了地方，而五牛图却没变，只是镜子里的父亲再也不会拿几块钱的刮胡刀刮胡子，也不会继续指着镜子里的我逗笑说，哪里跟他长得像了。八年的时间，我离开了养育我十六年的鲁西南小城，求学他乡，从潍坊到北京，我和父亲唯一有机会聊天的地点成了送我上学的汽车里。四个多小时的长途行车，驾驶座上的父亲变得沉默寡言，唯一不间断的是汽车急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父亲左臂旁永远为香烟留着一道缝隙的车窗。白色的雾气一半回归大气，一半游离在父亲的前额，模糊了后视镜，也模糊了我的视线。

　　海有潮涨潮落，商海亦如此。父亲的事业兴起于一层涟漪，在那双无形的手的推动下，他随着层层涟漪卷起巨浪，到达风口浪尖后，又不得不携带着滚滚泥沙回归到本初状态。一排排厂房的拔地而起，父亲的压力也如同这平地而起的钢筋水泥般倾轧在他的身上。不知从我离家的第几年开始，每年冬夏，父亲回家已经不是回家，而是回到他的卧室。从卧室门那边传来不间断的电话声和周期性的打火机声，举着电话的父亲在那里滔滔不绝，然而出了那扇门，父亲的嘴巴又好像被什么东西黏住，想说却张不开口，我想问，却似乎又不必问。

　　近两年，父亲总是没有预兆地出现在北京。12月20号中午，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说，他在学校对面的老地方等我。父亲的突然到来促使我拨通母亲的电话，母亲说父亲本来是去青岛姑姑家商量资金流动的事情。那天零下12摄氏度，是北京今年最冷的一天。三年前的今日也是如此寒冷，但也足以让人汗毛乍起，那天父亲站在相同的地点，我推开茶馆的门径直走向二楼，离二楼还有几节楼梯的转弯处，远远便看到了窗前的角落里站着打电话的父亲，窗玻璃上投射出父亲的身影，像个老头，仍穿着三年前那件早已起球的羊毛风衣，只是如今看起来，风衣变肥变大了许多。父亲一只手举着手机，一只手揣进口袋，他佝偻着脊背，两个肩头微微耸起，整个身体缩成一团，没有一点缝隙，像极了过度拉扯的弹簧，一头被外力拽着，一头被责任扯着。他越想摆脱外力的拉扯，变形得便越厉害。他可以只求自保，拼尽全力摆脱两边的束缚，但他没有，宁可弯曲变形也不愿独留残局。父亲挂掉电话，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风湿的原因，他操作手机的手指在按下屏幕的瞬间开始颤抖，生怕一不小心会按错，那曾经大而有力的手，筋络毕露，指节一段段的就像被撅断的冬天的枯枝。在那一刻，我想上去搂住父亲的背，就像小时候父亲搂住我一样。父亲爱面子，我最终还是没有鼓起勇气搂住他。

　　我深吸一口气，迈过最后一节台阶，父亲在沉默片刻后转身，看到了故意傻乐的我。他坐在我的对面，将手伸进绿色手提袋内摸索了许久，才从里面摸出一块东西，椭圆形，被父亲的手掌遮住了三分之二。父亲的手掌不大，在它露出来的部分结构里，我认出了那椭圆的东西，是一只煮熟的螃蟹，被保鲜膜包裹着，外面又套着一层塑料袋。父亲弯曲着手臂，肘关节处像坠了几斤石头总是伸不直，他匀速将螃蟹递给我，一边移动一边说这是昨天吃饭时剩下的一个，就只剩一个了。言语间生怕我嫌少。那一幕让我想起小时候被他发现偷拿水果糖的我，被要求交出糖果时战战兢兢的情景。我接过螃蟹，从蟹爪的第一个关节开始，不放过一丝蟹肉和汤汁，这只有着坚硬外殼的螃蟹被我无情地剥开，挖去蟹黄，扯掉蟹脚，最后只留下一堆嚼碎的残渣和一只曾挣扎于沸水中而变得赤红的空壳。我专注地吃着，不敢看父亲苍老疲惫的脸，而眼前这只被我啃食过的螃蟹又何尝不是面前的父亲？

　　父亲就为见我一面，下午六点的火车，我送他到了南站，他依然没有提发生的事情。十四号检票口的屏幕上滚动着开始检票的车次，我站在父亲身边，随着人流一步一步向前移动，父亲将身份证和车票掏出交给检票员，我被自动挤向边缘处。父亲没有立刻跟我挥手告别，他提着那只泛着海腥味的手提袋找到我，终于开了口：“潇潇，以后不管怎么样，你要撑起来，得把弟弟照顾好。”父亲的语气像是在完成一场重大使命的交接仪式，这种仪式感的告别让我浑身血液滞流，以为第二天就是末日。面对父亲的这般话，我不知道该以何种情绪回复父亲，也许是本能的不想接受现实，我装出一副头脑简单的样子，敷衍着父亲的嘱托。父亲张开双臂要求拥抱告别，他咧嘴笑了，脸上的肌肉一直在颤抖，表情被冻结在脸上。我靠近父亲，想要留住他却终究留不住，我环抱着父亲的背，单薄而坚硬，想永远这样抱着却不知为何又分开得如此之快。我嘱咐他注意身体，不敢多说，只是提醒，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父亲转身离开，背对着我等待升降电梯。他以为我看不到他的脸，殊不知电梯的那扇门也是铝制的，同五牛图的镜面一样，父亲的一举一动清晰地反射到我的眼睛里。他低着头，电梯门开的一瞬间，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擦了下眼角，我在他转身的那一刻匆忙逃走。

　　如今，我对着屏幕与父亲隔空对话，尽管岁月和经历蚕蚀了他的面容，但突然发现十二年前的父亲似乎又回来了。他会继续问我：“潇潇，你长得像谁。”我这次说长得像他，而他却笑着摇头：“女儿长大了，漂亮，像你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