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天舒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天，我爸爸在公园里看到一群老人在自发地扭大秧歌，就立刻成为这项群众活动的倡导者和编导者。爸是军队歌舞团的舞蹈编导，又常年做东北民间舞蹈的集成工作，掌握大量秧歌舞素材。他看到老人们这样喜爱秧歌，着实高兴。他们大都是离退休工人和一些生活来源不稳定的老人，还有一些身患恶疾无钱医治的人，素性将全身心投进秧歌，随着锣鼓蹦上他一阵子，几个月下来后，身子里的那股浊气竟然不知不觉地溜掉了，身子硬朗健康起来。于是秧歌成为那些贫病老人的一剂良药。而更多的穷困的又想欢乐地活一场的人亦加进秧歌阵营。那年，这座工业重镇正在改革开放中一路前行，一幢幢高楼耸立起来，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正在飞速崛起。每个晚上，夜总会门前停放许多高档轿车，本城叫得出名字的新兴资产阶级们从容地迈上大理石台阶……但仍有无数被高楼俯视的偏僻街巷，那里，人们抢购着副食店门口的泥水地上五角钱一堆的白菜叶，八角钱一篓的干瘪茄子。人们为在棚户区买到一小间住房，拼尽了半生的气力。

　　爸辅导秧歌人后，我才知道我的城市竟有这么多贫困的人。

　　我家开始陆续有这些人拜访。

　　高老太

　　她姓高吧？我们暂且叫她高老太，虽然她的年龄也许没那么大，可那张被人生的风风雨雨侵蚀的脸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上10岁。高老太第一次来我家时，我隐约听见她在客厅里同爸哭诉着她的困境，秧歌人都是些贫穷不幸的人，尤其是秧歌老人，他们有的没有房子住，自己的住房给儿子结婚用了；失去了退休金，因为工厂濒临倒闭；是儿女的累赘，几个儿女为了每月给老爹老娘的生活费分布不均争吵打骂。我的热心肠的爸虽不是大官，但总能给他们想很多办法，或多或少地帮帮他们。高老太第二次来时，是个寒风瑟瑟的初冬，我和妈上街去买东西，她未敲开门，就蹲在我们的楼前等。她和她的老头子，两人的衣着太寒酸了，破旧得早已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灰布棉袄，现在的人们是穿着色彩鲜艳的羽绒服、羊绒衣、呢大衣走进冬天。而他们那条大棉裤更显窝窝囊囊。两人把脖子缩在棉袄里，两手抄进衣袖，蹲在午后那正一点点回撤的阳光里。我们这个部队干休所好像军营一样严格，已经休息的老兵們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位老干部踱出楼门，一眼瞥见阳光中的高老太和她的老头子，在老干部威严的一瞥下，两人更紧地缩起了脖子，面露恐惧卑怯的神色。这不能不引起老干部的怀疑，他高大的身影逼近他们，以审问的口气问他们是什么人，蹲在这里做什么？高老太语无伦次地说着，老干部绷着脸听了半天才弄明白他们是我家的客人。老干部松了一口气自顾走去。我和妈回来了，我们路过他们时，高老太肯定觉得似曾相识，但她绝不敢贸然上前问询，我和妈穿得漂漂亮亮，拎着一兜从西式饼屋买回的面包点心，欢欢乐乐地朝家去。我们也看了他们一眼，却压根没以为这是等候我们的人。我和妈正在筹划今天的晚饭，我们准备做一个红菜汤，拌一盘蔬菜沙拉，煎一盘猪排，主食就是刚买的新鲜面包。我们勾画出这顿晚餐时，嘴边就已情不自禁地露出会心的微笑，我们似乎已经闻到了那阵香甜的气息。

　　进家门不久，我们听到了胆怯的敲门声，高老太和她的老头子被妈让进来了。他们在书房一落座，高老太就热烈地赞颂起爸的功德，原来她此次是为感激而来，她和老头既无工作也无住房，是爸将她介绍到一个房地产公司去，那个公司的总经理也爱扭秧歌，并且在本公司成立了一个秧歌队，高老太扭得相当不错，总经理很满意，不仅给老头子找了一份看车的工作，还慷慨地让他们住一套三居室的平房，高老太月工资是300块，加奖金就更多（上世纪90年代初的300元工资挺高了）。高老太说住进新房的那些天，她整日抹眼泪，欢喜的泪呵！老太抽抽搭搭地对我和妈说，她哭得可是痛快啦，摸着雪白的墙也哭，摸暖气、自来水管也哭，这屋走进那屋哭，那屋看着这屋哭，独自哭，到儿女面前老姊妹那里去哭，更深人静，就和老头对哭。说到这，老头表情庄重地点着头，证实老太的话。今天，老头老太都领下了第一个月的工资，第一件事就是来谢庞老师，老太说着弯腰从脚边拽过一只旧筐，开始往外掏东西，各种罐头、听装果汁、雀巢咖啡，老太解释，不知这些东西啥个味道，据说都是文雅人爱吃的。老太在我们的推却中坚决地站起身，扯着老头的袄袖就向门口走，我们跟着他们，我和妈口里不知喃喃地嘟囔着什么。

　　送走他们，我和妈再没有兴致做那顿西式晚餐，我们将中午的剩饭胡乱对付了一口，我们心下很不是滋味，看着这些花花绿绿的瓶瓶罐罐，高老太和她的老头一辈子都没有尝过，今天，在这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喜庆日子里，老两口真该把没吃过的买几样来吃一吃，没喝过的买几瓶喝一喝，但他们拎着空筐走了。他们走的时候，夕阳已经落去，天黑了，他们要换乘三次公共汽车才能回到家……

　　我父母属于那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永葆革命军人本色的离休老干部，看着高老太放下的东西，两人心下特别不安，赶忙从家中收罗了一大包礼物，第二天，由爸上门送去。

　　以后，爸是不是和高老太联系，我不清楚，当高老太第三次来我家时，我完全认不出了。首先是敲门声就透出那么一股子敞亮来。

　　当当当！

　　好像门外站着个洒脱的小伙，但出现的是位利落的中年妇女，头发梳挽得亮亮光光，挺拔的身材穿着不太入时却剪裁合体干净漂亮的衣服，唇上淡淡涂了层口红，眉毛也轻描了描，这些都还说明不了什么，重要的是该妇女眉宇间闪射出一种主人翁的自信和自豪。当她微笑着报出姓名，我简直惊讶得目瞪口呆，这太不可思议了！

　　高老太，哦，现在，叫老太无论怎样都不合适了，叫高姨吧。高姨从容坐下，开始叙述，竟然又是爸的帮助！

　　河南省开封市某个工厂的工会主席找到爸，请他帮着推荐个老师去他们厂教秧歌，那个厂的工人们渴望学秧歌的热情相当高。

　　爸就推荐了高姨。

　　高姨把这个消息当成天大的喜讯来迎接，当下换上一身干净衣裳往女儿家去，告诉她：妈要出差了！

　　出了女儿家，又奔儿子家：妈要出差去！

　　再往两个老姊妹家走：我要出差了！

　　接着，又去儿女的亲家。

　　人逢喜事精神爽，高姨那天一口气走了很多路，她恨不能对路上的每个行人说她的喜讯，让他们分享她的快乐。

　　高姨精精神神地上路了，上路那天，老头依旧像平日一样默默无语，但看得出，老头很激动，很为自己的妻子骄傲，该收拾的行装已收拾妥了，没什么可要老头做的了，老头四下寻视着，一眼看见老伴脚上新买的皮鞋，便叫她脱下，老头找了块皮子，剪下两块，为她钉起鞋掌。老头说，教秧歌，整天蹦跳，鞋跟几天就蹦坏了。钉罢鞋，老头又摸出从书店买的中国地图，咣咣地朝墙上钉。这下好了，老头知道老伴去的地方了，他可以天天看着那地方，那地方叫开封。

　　高姨在开封站下了火车，工会主席亲自来接站。

　　“高老师！”工会主席叫得分外热情。

　　高姨只觉着这世界完全变了模样，活了大半辈子，谁叫过她高老师呢？接下来，众工人更是把老师喊得无比亲热，教秧歌的这三个月，每顿饭吃小灶，住着招待所的单间，有人给打洗脸水，休息日有人陪着逛商店、去公园，逢着工厂有什么重大的活动，高老师被请上主席台，与厂长书记坐在一处，面对数干工人。

　　廠长书记讲完了话，就问高老师还有什么指示？

　　大伙那么一起眼巴巴地望着她。

　　高姨哭着对我和妈说，她，不久前还是一个走路溜边的穷老太婆，肚子填不饱，没有房子住，和老头子借人家的地窖过夜，住过车棚，蹲过火车站候车室，躺过医院的长板凳……挖野菜去早市卖，给街道糊过火柴盒，给人做过保姆，到医院护理过重病患者……如今，她竟获得人们这样的尊敬！

　　她抬头看看天，天的确比以往更明亮，伸脚踩踩地，地也格外踏实。一切都不是梦。

　　离开开封时，高姨拿着三个月挣下的一笔丰厚的钱进行一次痛快的采购，给家中的每个亲人和要好的老姊妹均买了礼物……

　　我仔细地看高姨，其实她是个长相不错的女人，大眼睛，双眼皮，小巧的鼻子，嘴唇富有曲线，只是她的美从未盛开过。在她那个阶层里，很多女人从未享受过自己的青春和美丽，她们刚一懂事，背上就背了个小弟弟，跟着疲倦烦躁的母亲绕着锅台转。女孩子们在贫寒和忙碌中长大，甚至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就剪去油黑的辫子，做了一个贫穷老实的男人的妻，接下来是一年生一个孩子，越来越多的活计。她们认为，女人来到世上就是活受罪。至于报纸电台说的女人创造的神话，和她们压根沾不上边，那些女人生活在与她们不同的世界里。

　　可她，高姨——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没吃过罐头，没喝过饮料的劳动妇女，今天实现了女人的神话。高姨第一次觉着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人活着是多么好！

　　写了这么多年的书，编了这么多年的故事，我也第一次被来自生活的真实的故事打动了。

　　麻溜大姐

　　她的工友们都叫她麻利大姐，东北人把麻利常常叫成麻溜，人们喊起她来就是“麻溜大姐”。她长得瘦瘦小小，手脚却出奇地麻利，走路快，干活快，办事快，就像一阵风。以前在厂子里，姊妹们都愿意她来自己的班组，麻溜大姐一到，就把大家的精神气儿全都煽呼起来，她瘦小的身子里蕴藏着火一般的热情，她一边用铁锹和着水泥，或者一边漆着油漆，一边唱着工人们喜爱唱的歌，大家就和着她的节拍用热烈的喉咙齐声响应着，并把双手的律动也融入到节奏中去。众人觉着和麻溜大姐在一起，劳动就变为一种享受。

　　麻溜大姐的身上笼罩着一层领袖般的光环，可惜她只是不景气的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她没念过几年书，假如命运给她某些机遇，谁说她不会成为政坛上那种叱咤风云的女人？

　　从工厂退休后，她走进了爸辅导的老年秧歌队，不久就成了队中核心人物。那些来自社会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的秧歌队员在台下也像敲开锣鼓场，谁讲谁的坏话了，谁穿错了谁的服装了，谁怀疑谁偷了自己的胸花了，动不动就骂将起来，撕扯到一起，然后是撒泼打滚，号丧似的直着嗓门哭叫。麻溜大姐麻溜地穿梭于这一堆一伙中，将所有的矛盾，所有纠缠不清的绳结统统摆在自己的手心上，不慌不忙地逐一梳理开，无形中扮演了党支部书记的角色。尽管她可能根本不是党员。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我们乘同一辆车去海城看国际民间舞艺术节，这辆面包车，爸、妈和我以及歌舞团两名作曲家被松松快快地安排在前面的座位上，而她和一伙老年秧歌队员密密实实地挤在后面。我坐在那儿心里很不是味，全车数我年轻，怎好如此大模大样占着好位置？但麻溜大姐坚决地阻止住我的谦让，她说姑娘啊，你是尊贵人儿，在爹妈的手心里长大的，你这些大娘大姨都是摔打惯了的，好孩子安心坐你的座吧。她的话里没有一丝嘲讽的味道，满脸的真诚叫人感动。一路上，车很颠簸，常常是车猛然一跳就把后面的人碰撞得歪歪倒倒，因为一条两人的座位上挤了四人，最边上的那个人往往被颠到了地上。很狼狈的场面，却叫麻溜大姐的欢声渲染成一个幽默小品。后来，竟有人故意朝椅子下滑坠，制造出喜剧效果。后来，麻溜大姐率老姊妹们唱起了歌，尽管她们坐得是那样不舒服，尽管她们不停地东倒西歪着，可难道她们就得愁眉苦脸地苦熬着挨着这趟旅行的结束？被动地把自己交给这痛苦的三小时？不，这从来不是麻溜大姐的风格，麻溜大姐就是要在愁苦中制造欢乐，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

　　麻溜大姐她们一路高歌着欢笑着，相反，我们前面拥有舒适座位的文化人倒被旅程的漫长折磨得身心俱疲。

　　我们谁比谁活得更舒坦？谁比谁更开心呢？

　　听说我家要搬新房子，麻溜大姐就跟爸说，装修新房子的泥瓦油匠活儿，她带人全包了，你们都是挣工资的，攒两个钱也不容易，能省就省些。

　　新房子分到手，麻溜大姐率她的工友浩浩荡荡地开来了，进门就各自奔赴岗位，麻溜大姐站在高高的跳板上，挥舞一把滚刷气派地粉刷着墙壁，麻溜大姐把这单调的动作注入了一种气势，让你觉得这项劳动同在大张宣纸上挥毫泼墨，同指挥庞大交响乐队，同开山破石一样具有一种崇高和神圣的意味。我也上了跳板，拿起滚刷。我这个学徒学得很快，这面墙壁，麻溜大姐给打了90分。我高兴自己学到了一样本事，假如今后江郎才尽，我的这项本事能叫我找到一碗饭吃。

　　劳动真是美丽的。

　　午饭的时间到了，我和妈出去买了几十张馅饼，麻溜大姐看着这一锅油滋滋香喷喷的食物，沉下脸，花这些钱干什么，我们已经自备了午饭。麻溜大姐转身拉开她那只旧提包，捧出几个饭盒，里面装着她自己腌的各式各样的咸菜，我每样尝了一点，对其鲜美的味道赞不绝口。麻溜大姐说：过苦日子的人吃不起大鱼大肉，以前哪，每月供应的那点油多金贵，谁舍得用来煎炒烹炸，可我不信除了煎炒烹炸，用别的办法就做不出好东西吃？

　　我偏要用大粒盐把野菜弄出滋味来。嘿，麻溜大姐得意地笑着，问题是你不能认了这个穷命。春天，我就叫上大儿子和我蹬上自行车，跑到几十里外的山上，挖他几袋子山野菜，回来腌上他几坛子。买秋菜的时候，我又去蔬菜点捡两麻袋菜叶下到坛子里，土豆最便宜时，我就买他二百斤，萝卜便宜时，我也扛回两袋子，还有辣椒、茄子、黄瓜、豆角，在论堆卖的时候我就一气包几堆。我家像开酱菜厂，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咸菜坛子。全家吃上整整一冬又满满一春，孩子们吃得可欢实了，我的几个儿子从小就吃我腌的咸菜，他们全都长成了虎背熊腰的爷们，儿子们又有了儿子，这些小狼小虎们如今又在吃奶奶的咸菜哩。我的咸菜在工厂里都腌出了名，每天午饭时，我一打开饭盒，就有十几双筷子探过来。

　　麻溜大姐眉开眼笑，我就是这样既把全家吃得甜嘴巴舌，又省了不少钱。几十年下来，硬是给自己和老头子攒了一笔钱，这不，马上就派上了用场。小儿子的对象处了三年了，一直没房子结婚。三十郎当岁的人了，成天唉声叹气，要不就摔摔打打，我就跟他说，妈这辈子从来没给愁事压倒，大不了，妈搬出去，你在妈的房子里结婚。去年，我真就和老头子搬出了，让小儿子和他新媳妇住进去。我们现在虽说在打游击，但我们存折上的钱已够买一套小平房。我最近物色好了一处，正准备把它买下。

　　这是麻溜大姐腌咸菜腌出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很了不起的，想想吧，麻溜大姐完全靠自己的手在贫苦和艰难中开创出一个生存环境，打出一片通红的天来。

　　后来，我听爸说，麻溜大姐喜迁新居。再后来，爸沉痛地告诉我，麻溜大姐患了胃癌。老天怎么存心同她过不去呢？她腌的山蔬野菜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养壮了她的儿孙们，怎就单单憔悴了她？她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呵。

　　爸去看她的时候，她动了手术，胃被切除三分之二，她躺在病床上，瘦小可怜的模样，医生对她活在人世的日子做了悲观的估计：半年吧。

　　一年以后，麻溜大姐身着扭秧歌的鲜艳彩装出现在我家门前，声音宏亮地同我打着招呼，她刚结束秧歌队的演出顺路来看看爸，听说我爸患了糖尿病，就在昨天和大儿子骑了几十里路的自行车，到远郊挖了一袋苦苦菜，据说这东西生吃治糖尿病。

　　麻溜大姐活着，麻溜大姐根本不会死。虽然老天处处和她找别扭，想叫她垮掉，最终，还是老天败下阵来，老天还得每日依旧用太阳和月亮为她照着挖山菜的路。

　　老王婆子

　　她有一个挺好听的名字：王桂珍。但她那条街上的人们都叫她捡破烂的老王婆子，进了秧歌队，就被喊作老王婆子，或老王太太。

　　老王婆子的家位于沈城最乱的北市场，那里解放前是摆摊卖艺耍把式的地方，也是流氓小偷打架斗殴的地方。解放后，那里已被严格地整治了几番，许多政府部门的招牌在那儿竖立起来，威严地开张了。可仍旧抹不去街市的那分破败，那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撑着艰辛的日子，贫苦人愿意扎堆住，形成了一个广大的阵势，这里的菜价就不会上涨，烟酒糖茶和肥皂手纸也是上不了大商场柜台的等外品，但平民们买着便宜，用著也就心里舒服。再者，大家都是穷日子，谁也就不嘲笑谁，管你是捡破烂还是收破烂呢。

　　老王婆子没儿没女也没有丈夫，是曾经有过还是压根就是孤独一人，谁都说不清，没谁对一个捡破烂的老婆子的身世感兴趣。王婆子很穷，常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说某村某人外出捡了十几年破烂，居然回村盖了栋小楼。可从老王婆子处却看不到此类迹象，她捡破烂已经捡到七十岁了，就是再捡上十年，也捡不来一栋洋楼。她每日卖的钱刚够填饱自己的肚子。秧歌队属于民间组织，政府不给一分钱，从企业也很难拉到赞助。有些厂长经理走近一瞧这些唱跳的都是老眉老眼的老家伙们，就失去了兴致，而宁愿去歌舞厅用大把大把的票子给小姐送花篮。秧歌队员的服装得自己掏钱做。老王婆子没钱，就每日从嘴里省，一天一个饼子，或是煮一锅没有一星油水的茄子炖土豆连吃他三天。那些日子，老王婆子更勤奋地捡破烂了，白目的时间被秧歌队排练占用，这时间对王婆子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绝不迟到早退。因此拾捡的活儿就放到早晨和傍晚。现在，所有的商品都在涨价，唯独回收废品在跌价，罐头瓶、牙膏皮、旧报纸卖不上几个钱。王婆就走远路花上两角钱进公园去捡易拉罐。捡破烂的人们也是有地界的，你侵犯了别人的领地就要遭到棍棒。有两次，老王婆子被她凶恶的同行推倒在公园深秋干硬的草地上，腰上狠狠挨了两脚，一晚上的辛苦所得被抢得一干二净。王婆子挣扎着爬起来又一路捡去。

　　就这样，王婆子捡出了她的服装，她的漂亮的粉绸衣，漂亮的绿绸裤，以及她的长长的红绸腰带和用来装饰头发的缤纷的头饰。

　　老王婆子通身上下舞扎起来了，她披上新装的那几天，在秧歌队的老姊妹们的夸耀声中，美美地走来走去。此刻，老王婆子头一回觉到她是舒心地做人，为了这一刻，她认为她遭受的所有劳累所有饥饿所有凌辱都是值得的。在欢腾的锣鼓场上，她扭得酣畅淋漓，秧歌把老王婆子一生的苦难都化解了。

　　一天，秧歌队传出一个惊人的好消息：进京去参加民间舞大赛。

　　这怎么可能呢？老头老太们似信非信，我们这群老东西，凑到一起不过是活动活动老胳膊老腿，娱乐娱乐晚年，谁还敢奢望去北京参加大赛呢？

　　很快，这消息得到证实。因为爸去给他们做了动员，又给他们设计出一台大型秧歌剧《八仙过海》。

　　紧张的排练开始了。

　　在排练过程中，经费的问题也提到日程上，很快，方案定下了：区政府给一部分钱，个人也需要负担一些，每个队员只拿200块钱食宿费。一般的家庭是能承受起的，有些没有退休金的老头老太，儿女们一听自己的老爹老娘要进京去比赛，这等荣光的事何惜区区200块，便大包大揽了。但老王婆子没有儿女替她包揽，没有人与她分享荣誉，也实在无法在短期内捡到200块。于是，秧歌队队长客客气气地对她说，王婶呵，这几天都是排练进京的节目，你就不要来了。

　　这是明确告诉老王婆子进京没她的份儿。

　　她，老王婆，被同行踢打的时候没有哭，忍饥挨饿时没有掉泪，现在，却止不住放声痛哭。老王婆倚坐在自家窗前拍手打掌地哭着念叨着，都走了，都上北京了，就剩我个孤老婆子了！王婆第一次哀叹起自己的命运。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呦那个咳呦！王婆唱了起来，我那个命呦，苦了70年哟往后还得苦哟，没人疼那个嗨哟，没人理那个嗨哟……

　　那条小街上的人们被惊动了，他们围来，打听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小街上的人纷纷说话了，嘿，咱小街上最有出息的学生也才考到省里的大学，咱谁也没有被北京招呼去呀，捡破烂的老王婆子能有这等光荣的事，这是光荣了咱整个小街呀，200块钱，咱们说啥也得给她凑齐了。

　　小街的人们日子都过得挺紧巴，很多也是靠拾拾捡捡为生的人。他们就你出5块，我出3块的，凑足了这200元钱。

　　那天，老王婆子身穿她那套漂亮行头，被小街的人们簇拥来，爸和秧歌队的队员们感动了，爸与几位区领导和队里的头儿们一商量，当即免了她的费用，并在已排好的戏里重新为她加了个角色。

　　老王婆子汇入到进京的秧歌潮里，不知又洒了多少喜泪。

　　见到老王婆子是在他们进京的火车上，我恰好去北京出差便与之同行。就听老王婆子以筷击碗作歌日：

　　天地那个宽哟

　　人心那个爽哟

　　大路朝天那个向北京哟

　　众人齐响应：

　　向北京那个向北京

　　后来，沈阳老年秧歌队在北京龙坛湖民间舞大赛中夺得头奖。再后来，他们又被亚运会邀请去做表演，风光地二进京城。老王婆子跟随表演团把北京那些有名的地方都看了个遍，也留了影。回到她的小街上后，每到夏夜，人们被屋内的热浪驱到屋外纳凉时，老王婆子就搬个小凳子坐到外面给大家一五一十地讲北京。

　　北京在这条小街上成了传说。

　　崔老头和杨老太

　　崔老头和杨老太一个是鳏夫，一个是寡妇。崔老头是个掌鞋的，杨老太是干什么的就不得而知，也可能是个退休女工，每月领取百八十元的退休金，也许厂子效益不好，分文领不到，靠儿女们来养活。他俩在秧歌队实在不起眼，矮矮的个子，满脸的褶皱，年龄都在六十五岁以上，谁也不去注意他们，两人也老实巴交的没什么更多的言语。锣鼓场上，秧歌队员们起劲儿地扭着自己的大秧歌，锣鼓场下，老太太们难免要家长里短地扯些闲事，老头子们就凑在一堆打牌、下棋，崔老头和杨老太各自在以性别组成的群落旁坐着。晚年丧偶的老人心中肯定有着一番难以形容的凄凉，两人倚靠在自己的记忆里，暮色苍茫着。

　　有那么一天，他们搭上了话，也许两人都注意到彼此的孤独，孤独中他们互望了一眼，就这么说开了话。

　　老头说：这天闷热闷热的，好几日不下雨了。

　　老太道：可不是嘛，这大夏天，先是旱，然后是涝，菜价又要上涨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呢？

　　老头：你家师傅在哪个厂子挣钱？

　　老太：唉，已经做了好几年死鬼了。

　　老头陪着叹息了一声，无话。

　　半晌，老太觉着是自己将气氛变得沉重了，就挑起话茬：你家大婶为啥不来扭秧歌？

　　老头摇头苦笑：也是早几年前就去了。

　　于是两人重新落在悲哀里，寂寥着。但他们心中有什么东西正在彼此走近着。

　　第二天，秧歌队活动时，他们碰着面都热情地打着招呼。

　　老头说：他婶来了？

　　老太道：崔师傅来得早啊。

　　排练中间休息时，老头以职业敏感注意上老太的鞋。

　　他婶呵，你那鞋底都快磨穿了，扭秧歌最费鞋底呢。

　　老太道：谁说不是呢？我净捡姑娘和儿媳穿旧了的鞋子，你看，皮子是不错的皮子，只是才跳了四五天就快破了，鞋跟也松动了。

　　没有事，这鞋还能修，一会儿排练完，就把它交给我吧。

　　崔师傅，这怎么好意思！

　　这有啥不好意思，做掌鞋营生的，给谁不是掌？

　　第二天，老头交给老太一个报纸包。老太抖开，天哪！这就是自己那双磨穿了底松动了跟的旧鞋吗？跟儿已被重新换了，底儿也粘上了厚厚的胶皮，并且还给鞋面打上了鞋油，那绝对是一双专业的手打的，亮光光的简直能照出人影！让这双鞋站在那里，就好像刚从鞋店买回的一样。老太激动得语无伦次，说崔师傅，这可怎么感谢你呢？这得费多少工夫，这不行呵，我……我……老太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个蓝布缝的钱包，拿出几张两块钱的票子，崔师傅你收着。

　　老头推开了，说他婶你这就见外了，都是一个秧歌队的，客气啥呀，互相帮个_亡，谁的鞋坏了，我老崔头有这个手艺，就给补上，还能挣大伙的钱？

　　老太收起钱，说崔师傅真是好心人呐，这鞋像新的似的，倒叫我舍不得穿了。

　　穿吧，保你跳上三个月不坏。

　　过了两天，中午，秧歌队员们打开自己的午饭，有的带了一饭盒饺子，有人是米饭红烧肉，有的是可口的炒菜。崔老头从衣袋里摸出一块凉发面饼子，一块成萝卜头。杨老太坐过来了，递上一只饭盒，里面是热气腾腾的包子。趁热吃吧，崔师傅，我自己包的，萝卜虾皮馅的。

　　崔老头推让着，说他婶你留着吃吧，我有饼子就足够了。

　　别啃那凉饼子了，包子我特意多带了几个，够咱们吃了。

　　崔老头伸手捏了一个热包子，咬了一口，软软的面，香噴喷的馅，勾起了他很多记忆，他想起老伴在世的日子，老伴在一只瓦盆里揉着面，在一口大锅里拌着馅，一个掌鞋的人家哪能顿顿吃得起肉馅包子，老伴也爱用萝卜虾皮做馅，多放些葱花，多淋些香油，一家人吃得热火朝天。可如今，老伴去了，孩子们成家出去单过了，这两间小平房里冰冰凉凉，瓦盆是空的，几口锅闲置着，厨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热气了，墙壁已经有些发霉。崔老头也已很久没吃过热饭热菜了。

　　崔老头一口口嚼着包子，心里就很有些滋味。

　　以后，杨老太见崔老头的衣服破了个洞，便要来补上了。

　　崔老头又给杨老太掌过一双鞋。秧歌队员做演出服的时候，崔老头那套是杨老太帮着他做上的。

　　转眼到了深秋，大批的秋菜下来了，秧歌队也停止了几天活动，好让大伙回去采买秋菜。

　　在那个清冷的早晨，杨老太在去蔬菜点的路上与崔老头不期而遇。

　　崔师傅也去买白菜呵？杨老太招呼着，两人就搭伴走着。到了地点，崔老头帮着杨老太挑拣着个大心实的白菜，过了秤，付了钱，又帮她装上小推车。

　　崔师傅，别管我了，你自己也买吧。

　　走吧，我帮你推回家吧。崔老头说，我不买秋菜，老伴去世后，就我一个人，怎么不是对付一口饭。

　　杨老太明白了，今天，崔老头就是有意在路上等她，纯粹是为了帮助她。老太胸中泛起一阵甜蜜的感觉。

　　冬天到来时，崔老头成了杨老太家的常客。杨老太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崔老头就把杨老太女儿女婿的皮鞋都收拾了一番，还给杨老太的外孙女做了—双小巧漂亮的红皮鞋。

　　小姑娘穿着小红鞋，打着红蝴蝶结，崔爷爷长崔爷爷短的叫得分外亲热。杨老太女儿女婿对他也很热情，每次都留崔伯吃饭。数九寒天，窗外飘着大雪，街上的行人都在匆忙朝家里赶，天渐渐黑下来，但杨老太一家灯火通明，笑声阵阵，方桌上架着一口铜火锅，沸水咕嘟咕嘟地滚动着，人们从盘中夹着羊肉、酸菜、粉丝、豆腐扔进锅里涮着，一口口越吃越热乎。

　　夜晚，崔老头回到自己那两间冰冷的小屋里，他睡不着觉，就坐起来吧嗒吧嗒地抽着烟，他觉得干枯的心中有某种东西已在通通地蹿跳了，咸涩的眼中已在闪烁着一种光亮，可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那边，杨老太也睡不着，就爬起来做针线活，可两手变得笨拙了，常常缝错。

　　下次两人再见面时，都挺不自在，都觉着应该说点啥，可又不知说啥好。倒是崔老头打破沉默，说他婶，我总是来你家，怕不大好吧，你寡妇门前的，别人不会有闲话吧？

　　杨老太爽快，说嘴长在人家脸上，爱说啥就说啥，咱也不能封了人家的口。

　　那你姑娘姑爷呢？

　　你不是瞧见了，对你多热乎。

　　崔老头眼睛潮乎乎的，当下鼓起勇气，说：他婶，要是……要是咱俩……咱俩真那个啥，他们还能对我这么热乎吗？

　　杨老太尽管有所准备，尽管渴望着他这样表达，还是脸热心跳。

　　要是……要是咱俩那个啥，他们都会愿意。姑娘和妈最贴心哩。

　　崔老头感觉自己那一双老眼有一股热流淌下来。

　　开春的时候，他们打算结婚了，崔老头把杨老太叫到他家，掀开床铺，在草垫子下面摸到个存折，说他婶，这些年，我也攒了两个钱，全都在这里了。

　　但杨老太没有去接，说你的儿女们都不富裕，小儿子的厂子开不出工资，你姑娘又有病，还是给孩子们留着吧，咱们两个身体都挺硬实，往后，你出去掌鞋，我呢，街道张大妈的儿子开了家做服装的小店，张大妈早就喊我去帮忙了，说每月给我300大票。咱俩还愁过不上舒坦日子？

　　秧歌队终于知道了这桩婚事，那几曰，平时不起眼儿的崔老头和杨老太一下子成了人们瞩目的中心，人们不停地围着他俩开心、打趣，逼他们招供恋爱经过，老头们围攻崔老头，老太们追问杨老太，两人嘿嘿地憨笑过，就一五一十地招来。

　　于是秧歌队员们就把这事拿到我家说给爸听。爸听过后产生了个想法：将这对普通老人的婚事拿到北京龙坛湖秧歌大赛中操办岂不是更有寓意？

　　老人们一致同意，并且欢呼起来。

　　于是，1991年，在北京龙坛湖公园沈阳代表队的场子上出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在火爆的老年秧歌《八仙过海》即将结束时，唢呐突然柔缓下来，喇叭里有个女声在对观众说：今天是个欢乐的日子，但对我们秧歌队中的两位老人来说也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他们都是晚年失去老伴的孤独的老人，因为秧歌相识、相知到最终结为伴侣。他们愿将自己的婚礼与秧歌大赛同时进行，愿以欢腾的锣鼓声当做祝福的鞭炮，愿热情的观众朋友成为庆贺的嘉宾！

　　说罢，场上的众队员一抖彩袖，一把把五颜六色的糖果像一阵阵彩雨落在观众席间。

　　观众沸腾了，纷纷去接糖果，并高喊：我们要见新郎新娘！

　　崔老头拉着杨老太，两个矮小、粗糙，甚至很丑的老头老太出现在场子中央，向观众频频行礼。

　　人们哈哈大笑但马上收住了笑，人们突然觉得滑稽可笑的其实是自己，观众席上大多数人都衣冠楚楚相貌堂堂，他们有着很好的职业，很丰厚的收入，他们整日出入大厦大饭店，无论从各方面来讲都无数倍地优越于那两个没模没样的老人，但他们活得并不很痛快，有许多不如意，许多烦恼，许多纠缠不清的爱恨情缘……他们羡慕起两位老人来，他俩手拉着手，矮小的老头拉着矮小的老太，人们能夠想象出在今后艰辛的日子里，在人世的风雨中，两人一定会筑起一个温暖结实的巢，一个幸福快乐的家。

　　人们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人们擦去眼角感动的泪花。他们使劲地拍着巴掌，直到锣鼓声停息，直到队员们散去，直到他们该踏上回家的路，他们还许久没法儿平静，他们所有的人都会记住今天看到的这两个普通的老人，这个平凡的故事。

　　几年过去了，崔老头和杨老太幸福宁静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