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达帕里镇。
从日喀则出来,到帕里跑了270公里。一点儿不觉得累。也许是一路好风光,还有一路的歌声,还有一路的回忆。
我们在帕里拐弯儿,上山。
ZM山口。4700米。老天忽地又阴了。阳光来过又走了,好像急着把天空让给雪花。雪花细细的,却冷到极致。气温大约在零下5摄氏度左右。对我来说,已经是冻了。
下车,看见山上早已站了很多兵,在警戒。这是按规定布置的,我们不能发杂音。可是站岗的兵都穿着夏常服,脸和手都冻得通红。而他们的大衣,放在一排排的凳子上,大概是为我们预备的。我就想说点儿什么。
我问两个站在地图边上的兵,冷吧?他俩一起说,不冷。
那怎么可能?我正想“干涉”一下,让他们把大衣穿上,忽听c大校一声吼:把大衣都给我穿上!
兵们得了长官的命令,纷纷跑来,把大衣穿上,再跑回到哨位上。站得更直了。我看凳子上还有几件,赶紧也拿一件穿上。实在太冷了,充不得英雄。我穿了一件毛衣,一套迷彩服,一件羽绒背心,又在外面套上军大衣,臃肿得完全不能动胳膊。
Y裹了裹衣服,跳下车去拍摄。
我在车上写笔记。这些日子来,的确有太多的事情值得记录。
这里距边界仅仅5公里,5公里之外,对方部署了不少兵力。故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c大校率工作组开始工作,Y跟拍,我就找战士聊天。两个扶着地图的战士,一个是重庆长寿人,一个是贵州人。都19岁。仅比我儿子大一岁。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在他们的脚下,我看见几朵蓝紫色的小花和黄色的小花,从薄薄的雪里探出头来。我在查果拉的山坡上也见过这样的小花,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只知道属于蕨类,生命力很顽强。那么高的山,那么冷的山,那么干涸的山,它们依然能存活,并且开花。它们就像这些兵。兵就像这些花。
在我们聊天的当儿,有个不丹商人背着背囊从我们身边走过。他看我们一眼,没有笑容,有一小点儿谨慎。战士告诉我,这里常有对方的人进入或出去。不丹商人到帕里镇做生意,只要在镇上公安部门办理简单的手续即可。每年春、夏、秋季,大约有1500多人次的不丹商人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炒米、手表、草药等货物,来交换热水瓶、胶鞋等日常用品。只要他们守规矩,我们都不会干涉的。我们的边境政策历来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
两个兵始终有些拘谨,话不多。我就找话说,我说,这地图不是有支架吗?你们干嘛还扶着啊?他们回答说,风一来就会吹倒的,山口的风很大。
哦,我把风忘了。别看它没影儿,却是威力无穷。风雪高原,风排在前面呢。若没有风,仅仅雪,高原不会那么冷的。一旦有了风,风搅动雪,雪渗进风,顿时天寒地冻,肃杀一片。有多少人就在这样的风雪中献出了生命。
在帕里前面,有个叫堆那的村庄,有一年,有6个年轻军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遭遇雪灾的。
当时他们探亲返回连队,车到堆那时,忽然下起了大雪,大得不得了,完全看不清路了,不是我们这些在内地人能想象的。其实当时才10月,内地还是金秋。他们坐的车不能再走了。他们就下车来步行。他们不想超假,而且他们觉得不过是二十多里路,花个半天时间就能走到。他们低估了高原的风雪,当然若没有风雪,肯定是没问题的。更长的路也没问题。
或者他们也估计到了风雪,但想以青春和热血与之抗衡。他们就开始走,或者叫跋涉,越走越艰难,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全身的力气。在茫茫雪原上,他们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脆弱,体内的热量渐渐耗尽,寒冷更猖獗地向他们进攻,更猖獗地包围他们,吞噬他们,最后,他们终于倒下了……
c大校的讲述,让我忽然想起,几年前我在八医院采访时,外科护士高静也给我讲过。她说,有年秋天,10月底。下了一场大雪,特别大。我们医院送来6个被冻伤的军人。6个伤员里,有4个军官,2个士兵。他们是在探家回来的路上,遭遇这场大雪的。上路时一点下雪的迹象都没有,走到一半突然下起来。他们坐的车先是迷了路,然后又陷住了。他们就下来步行,路是走对了的,但还是全部冻伤了。我问,不走不行吗,不能就在车里等吗?高静说不行,那样会冻死。我又问,伤得厉害吗?高静说,厉害。两位牺牲,另外4个人,分别被截了肢,有的是脚指头,有的是脚后跟,最厉害的一个截了小腿。我说,必须截肢吗?高静说,是的。那些冻坏了手、脚以及腿的,不截掉的话,坏死的肌肉会一直蔓延上去,影响全身。高静又说,那个截了小腿的,是个军医。我认识。当年我们一起到内地医院进修过。他进修医生,我进修高护。他人特别好,当时如果没有他,那几个人可能会伤得更厉害。所幸,他们后来恢复得都不错。军医结婚后,还带着他的妻子孩子上医院来看过我们。住了两三个月的院,和我们医院所有的人都有感情了。那个兵后来也结婚了,他是写信告诉我们的。
以前我们说哪里冷,会形容说,冷得耳朵都要冻掉了。但我们不知道,在西藏,这不是形容,是经常发生的现实。
冻伤的,毕竟还留下了性命。还有多少人,就在一瞬间被风雪高原所吞没!我们军区记者站的记者胥晓东告诉我,他有一回从亚东出来到帕里,雪很大,跟在他们后面的一辆空军的车就翻了,车上一家三口,加上司机,全部遇难。
男的是亚东某空军部队军官,他的妻子和孩子进来探亲。也许是太冷了,孩子幼小的肺经受不了高寒带来的极度缺氧,想出去;也许是妻子假期到了,回单位超假了要挨领导的批评,想出去;也许是家里有老人,老人害怕儿女不在身边时的孤独,等着他们回去过年。总之,他们急于走,却因为大雪,一直不敢走。那天看见胥晓东他们出发了,他们就跟了上来。想有个伴儿,一起走。在雪地上开车,有经验的司机都知道,前面好走,因为雪是松的,不滑。所以胥晓东就让他的车走前面,但那位空军军官谦让,让他们走前面。两家彼此推让了好一阵,最后还是胥晓东他们走在了前头。谁承想,走在后面的他们,真的发生了不幸!就在山路上翻了车,坠入悬崖……
胥晓东说,我当记者,出过无数车祸,不下十次吧,但这一次是最难过的。我老是感到内疚。到现在一想起来还是内疚。如果那天我不急着走,他们也许就不会走。唉!
我不知道那家人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孩子多大,孩子的母親是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急着走,一切都只能揣度。我只知道,那是个军人的家庭,那个家庭就那样葬在了高原。
还有那位司机,那个年轻的士兵,他也留在了高原。从此,在仰望高原的目光中,又多了几双含泪的眼睛。
我想起那首美国歌曲,鲍勃·迪伦写的:一个人要走完多少路,方才能称作人?白鸽要飞越多少大海,才能在沙冢里安眠?炮弹还要呼啸多少回,才能永远销毁?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
在此行的途中,我经常想,一个人要在高原站多久,才能算真正站稳?一个人要在风雪中坚持多久,才能算抵御住了严寒?一个人要在西藏行走多少路,才能懂得高原?
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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