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舞台叱咤风云的梁启超,身后站着一个为他付出了全部的女人。梁启超从不在公开场合叫她的名字,即便在给家人或亲朋的信中提及她,也只称她“王姑娘”或“三姨”。其实梁启超给她起过一个好听的名字——王桂荃。
6岁时,她作为陪嫁,跟随京兆公李朝威的掌上明珠李蕙仙嫁到梁家。风华正茂、才气纵横的梁启超嫌她的名字“王来喜”太俗,随口改成“王桂荃”。她虽不明白“桂荃”和“来喜”有什么不同,却满心欢喜,因为她早听说过她家姑爷是极有学问的人。她聪明勤快,识大体,深得主人欢心。17岁时,在女主人李蕙仙的主张下,她和梁启超圆了房。但当年梁启超和谭嗣同一起创办了“一夫一妻世界会”,他不能自食其言,因此,连小妾的名分,他都无法给她。但她心甘情愿,在为他生下9个孩子后,仍然不向他索取自己应有的名分。
野百合也有春天,花样年华的她怎么会没有爱情?梁启超才华横溢,风度翩翩,在她的心里,他无异于仰止的高山。她爱他,能陪伴他,为他生儿育女,就是莫大的幸福。没有所谓的“共同语言”,不能“夫唱婦随”,她就把心底的爱,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诠释。
在家中,她不辞辛劳地侍奉双亲,照顾他和他的妻子,养育他的儿女。梁启超偶尔心情好,会教她读书识字。她冰雪聪明,很快就能看书读报了,甚至学会了写信。戊戌政变失败后,朝廷大肆捉拿维新党人,梁启超只得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她也跟随他来到日本避难,并很快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凡家里对外联络方面的事,大都由她操办,这使她开阔了眼界。梁启超流亡海外13年,主要靠卖文维持生计,过得相当清苦。李蕙仙是千金小姐,又体弱多病,家中大小事务,便全都由她操持掌管。她把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安排得妥妥帖帖。有一年,李蕙仙生的孩子染上了白喉,她守护在医院里,衣不解带,日夜不离左右,孩子终于转危为安。而此时她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染上了白喉,正挣扎在死亡线上,她分身乏术,女儿终因护理不周而夭折。她很伤心,偷偷地躲在卫生间里边洗衣服边痛哭流涕。
她爱得那么卑微,直低到尘埃里;她的爱又那么纯粹,在万物的低处,抵达繁盛的高贵。
正是有她这样的爱,梁启超才能在晚清政坛大展拳脚。他毅然拒绝袁世凯20万银票的封笔费,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世凯称帝。他主张光大中华传统文化,用东方传承的文明来拯救世界,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1924年,李蕙仙因乳腺癌去世,梁启超悲痛万分。王桂荃百般劝慰,悉心照料,努力抚平他的心伤,同时也细心照顾他的孩子,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可是,五年后的冬天,他也撒手人寰。临终前,他拉住她的手说:“对不起,让你受苦了,孩子们就拜托给你了。”她的泪夺眶而出,却坚定地说:“先生放心,孩子们有我呢!”
梁启超没留下多少遗产,却留给她9个尚未成年的儿女,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只有4岁半。她成了梁家的顶梁柱。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不以为苦,抚养孩子们长大成人。
她豁达开朗,从不抱怨,称一大群孩子是她可爱的宝贝。她千方百计地让孩子们多读书,孩子们做了错事或不认真读书,她总是用温和而朴素的话教育他们。多年后,子女们回忆起她,都说一辈子也忘不了她的话:“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们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子女们不顾梁启超的忌讳,称呼李蕙仙为“妈”,却发自内心地称呼她为“娘”。李蕙仙的大儿子梁思成曾动情地说:“娘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于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她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磨难和考验,独自把孩子们抚养长大,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说,她的勤奋坚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也成就了这9个子女的人生。他们成年后皆为才俊,其中三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小儿子梁思礼高中毕业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已举步维艰,但是她仍竭尽所能地为他争取到赴美国留学的机会,变卖仅剩的一点家产,又不惜放下脸面向老友借贷,凑足400美元作为去美国的开销。新中国刚成立,梁思礼匆匆回国,白发苍苍的她亲自到天津码头迎接,因为没有确切的归来日期,她在寒风凛冽的码头整整守候了半个月。
“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保皇党梁启超”的小老婆,她的家被抄尽,与孩子们四散分离,风烛残年的她被遣送回乡下。1968年冬天,她在一间阴暗破旧的小屋里孤零零地走完了82年的人生。死后3天,好心的乡亲们才偷偷找了一张破席,草草地把她埋在山坡上。几年后,山坡因另作他用被夷为平地,她的埋骨之处也消失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的儿女们找来,只能顺着乡亲们所指,在平地上,于想象中,在她杂草丛生的坟前哀哭。
后来,在北京香山漫山的红叶林里,梁启超和妻子李蕙仙的合葬墓旁,儿女们为她立了一块卧碑,碑后植一株白皮松,碑上刻有她的名字——王桂荃。
人世间的爱姹紫嫣红,风情万种,一个“情”字可以让人上天堂,也可以让人下地狱。但有一种爱卑微而无私,像深谷里的野百合,纯净又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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