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云飞

　　

　　避难“小皋埠”

　　光绪十九年（1893）十月，鲁迅的弟弟，9岁的周作人正坐在厅房里与凤升叔一起读“四书五经”，塾师是义房广蕃公公的儿子伯文叔，一个没考上秀才的先生。伯文叔对学生并不严厉，早晚到厅房来一次，其余的时间都任由孩子们在厅堂里读书或玩耍。

　　突然有一天，绍兴府城的周家老台门外，传来一阵异乎寻常的喧闹声。少年周作人与伯文叔闻声赶出去，只见两个衙门差役高嚷着：“捉拿犯官周福清……”边嚷嚷边径直闯了进来。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周家上下震惊不已。年幼的周作人，睁着惊恐的眼睛，怎么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只是从大人的惊慌的脸色中，隐约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不等他弄清缘由，当天晚上，就和大哥鲁迅一起被送到皇甫庄外婆家。

　　后来，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避难》一文中，回忆写道：“鲁迅被寄在大舅父处，我寄在小舅父那边……我因为年纪小，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激刺，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这个刺激的影响很不轻。”

　　在周作人的记忆里，皇甫庄的外婆家只有半所房屋，房屋主是有名的《越谚》的作者范啸风，即范寅。外婆和大舅一家以及小舅一家住在一起，因为没有地方歇宿，只好让周作人与小舅父的老仆妇“唐妈妈”挤在一处。这是在一间阁楼，放着一张大眠床，此外有一个朱红漆的皮制方枕头，最特别的是上边镂空有一个窟窿，可以安放一只耳朵进去，当时周作人觉得很有趣味，这事始终记得。其他的一切，“浑浑噩噩的”，什么都记不清了。

　　这年年底，鲁迅兄弟俩又随大舅父鲁怡堂一家，迁居小皋埠的“当”台门。直到很久以后，周作人才弄明白，祖父犯的是科场代人行贿罪，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但一经败露，必严究。而把他们兄弟俩送到舅舅家，也就是为了“避难”。

　　这是周氏家族由鼎盛走向沒落的转折点。对于已经13岁，并且是周家长子长孙的鲁迅来说，祖父的被捕，以及随后的避难生活，是他睁开了眼，清醒认识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的开端。从此，由于祖父的下狱，加上父亲的病患，颇受社会的奚落和冷遇，让年幼的鲁迅体会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越中名园“娱园”

　　鲁迅避难的“当”台门，门前曾挂过“文魁”和“孝友文章”的匾额，为沈、秦两家共有，这两家都是绍兴当地的大族，出过三个“举人”。鲁怡堂的亡妻，即鲁迅的舅妈秦氏，就是清朝“举人”秦秋渔的女儿。

　　秦秋渔，名树銛，前清举人。爱好吟诗作画，擅长画梅花，在绍兴颇有名声。清同治初年，曾与清文史学家李慈铭等人组织了一个诗社，取名“皋社”。社员有陶在铭、陶方琦、马赓良等，“娱园”为其重要活动场所，创办《娱园》诗刊，如今仍留存有《娱园诗存》四卷。

　　那“娱园”是怎样来的呢？它是因秦秋渔的母亲酷爱花草，堂前、屋后，甚至灶间都种着奇花异草。为了迎合母亲的欢心，秦秋渔于咸丰七年（1857），在屋后置地数亩，造了一座园林，取名“娱萱小圃”，简称“娱园”。

　　娱园建筑于咸丰丁巳年，在历史上是一个越中名园。根据王眉叔的《娱园记》记载，是“在水石庄，枕碧湖，带平林，广约顷许。曲构云缭，疏筑花幕。竹高出墙，树古当户，离离蔚蔚，号为胜区”。鲁迅与周作人避难于此时，娱园已经荒芜，遍地都长了荒草，不能见当年“秋夜连吟”的景象了。曾名极一时的“微云楼”，看去只是普通的楼房罢了。

　　另外，院子里挖有一个一丈左右见方的水池，池边一间单面开着门窗的房子，匾额题曰：“潭水山房”，很是阴郁。但在年幼的周作人的印象里，“我们所见只是废墟，但也觉得非常有趣，儿童的感觉原自要比大人新鲜，而且在故乡少有这样游乐之地”。周作人在《雨天的书·娱园》一文这样描述。

　　初涉“文学人生”

　　鲁迅兄弟俩到小皋埠“娱园”时，那个前清举人秦秋渔早已过世。“当”台门由其儿子秦少渔当家。秦少渔，小名“友”，孩子们都叫他“友舅舅”。然而，这个“友舅舅”，因抽鸦片烟上瘾，将偌大的家业挥霍殆尽。有时，鲁迅看见帐子内烟灯一闪一闪地发出火光，才知道他醒着，就隔着帐子叫他一声“友舅舅”。

　　不过，这个秦少渔，秉承了其父诗文爱好，也擅长画梅。爱看小说，书多是一些木刻或石印本，看完后就随便地堆放在楼上的一间小房里，蒙着厚厚一层灰尘。鲁迅兄弟俩常到他的阁楼翻检爱看的小说。秦家的藏书，让幼年鲁迅和周作人大受其益。

　　在避难中，上不了学。鲁迅先是把这时间用来影写小说书上的“绣像”。“绣像”就是工笔白描的小说人物画像。他用一种半透明的薄纸蒙在书上，一个一个描下来。所描下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绣像，后来各装订成了一大本。受此兴趣影响，鲁迅日后对版画情有独钟。收集了上千幅中外版画，并与年轻的版画作家来往交好。

　　后来，鲁迅把描好的画像订成两大本，带回绍兴，以两百文钱卖给了三味书屋的同窗章翔耀。“为要钱用，卖给了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有记述。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鲁迅家的生活窘境。

　　直到1894年春夏之交，兄弟俩结束了这段将近一年的乡间避难。但这段“避难”生活，对鲁迅今后的“文学人生”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感受到世态炎凉外，乡村大自然的景色、与闰土等“野孩子”的生活，以及水乡社戏等民间文艺和绘画，都影响着他以后的生活与性格，日后从事文学，表现农村的贫困，深刻揭发社会矛盾，以及研究汉画、造像，提倡木刻，都与此有关。至于批判的眼光，也在少年开始萌芽。而从家族变故得来的那种公正、刚强、持之以恒的精神，在他后来与逆境时的战斗，成为“硬骨头”不无关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