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京生

　　根据方志记载，明朝万历、

　　天启年间，陕西、河南、广西、福建、云南各地已经普遍种植玉米和红薯。而生活在隆庆年间的徐渭更是咏过马铃薯“似芋而此差松甘”。明朝晚期，许多有识之士大力推广种植这两种高产作物，比如徐光启就为推广红薯種植而总结了“甘薯十三胜”进行宣传，也在其《农政全书》中最早称呼了“玉米”。

　　虽然玉米和红薯至迟在隆庆、万历年间便已进入中国，但它们也没能在崇祯大灾中拯救大明。主要原因是这两种作物的食用口感不如大米和面粉，特别是红薯食用之后有胀气、泛酸等不良反应，因此百姓的种植积极性不高。

　　在选种育种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粮食作物的“产量高”与“口感好”这两个特征就像跷跷板的两头，很难两者兼顾。而到崇祯年间，全球进入小冰期，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种植玉米和红薯，从时间上来说已经来不及了。

　　到崇祯十四年（1641），旱灾席卷明朝15省（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中的12个，仅广东、福建、云南没有旱灾的记录。从形势上来看，此时北方各省的旱灾已持续10年以上，陕西的极旱已经持续了近15年，这些地方的大量饥民已经变为流民或参加起义军，而且外有清军不断犯境。即使明朝中央政府有心，也已不具备在这些受灾省份推广种植红薯和玉米的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