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紫英

　　一部军事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改革史，是改革者不懈奋斗的历史。

　　回溯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历史的天幕，上演过一次次波澜壮阔的军事改革：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汉武帝提倡尊崇武职，李世民改革军事领导体制，左宗棠创办船政学堂，等等，进步与保守厮杀，革命与改良竞跑，理想与现实碰撞，成功与失败交织，尽管他们动机不一、结局各异，但他们的改革实践推动了中国古近代军事在一次接一次的变革中，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由落后向先进不断发展，绘成了一幅军事改革历史的壮丽画卷。

　　“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鉴。”改革者及其改革事业彪炳史册，业绩永存。他们的胜利、挫折和失败都具有历史意义。诚然，中国历代改革家军事改革实践有其阶级、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有其胸襟气度、个人品性留下的难以弥补的缺憾，但其揭示的一些规律却是永恒的。他们卓然独立的崇高人格，深沉痛彻的忧患意识，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愈挫愈奋”的执著追求，“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大无畏气概，愈经岁月风雨、人间沧桑，愈显其历史价值。李大钊说：“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越高，越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越清。无限的未来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的清楚。”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在深化国防和军队变革的时代大背景下，站在军事改革历史的“崇楼”上，循着改革家们不懈探索的足迹，了解其改革动因、成败得失，汲取其经验教训，弘扬其改革精神，必将获得积极投身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现实启迪和精神动力！

　　穿越千年的共识：强军必改革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我们要赶上时代。

　　军事改革是社会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中华民族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阶段的重要发展时期，甚至每一个王朝，无论是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还是国家危难的紧急关头，无论是矫治社会积弊，还是抵抗外侮，都会有一批有胆识、有雄心的改革家，在崭新的阶级意识和强烈的时代精神的迫促下，洞察军事发展的大势，肩负起改革的重任，打出改革旗帜，提出引领改革的重大理论观点，推行规模不等、程度各异的各种改革活动。这些改革活动，很多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西汉曾长期受匈奴的威胁，强大的匈奴铁骑不仅袭掠北部边境地区，有时竟直逼长安。和亲、岁贡是当时解除边患的主要政策。经过“文景之治”70余年的休养生息，天下殷富，国力雄厚。汉武帝宏图大略，以远见卓识紧紧抓住这一历史良机，实施军事改革：大力提倡尊崇武职，制定完善军功制度，充实中央军的力量，建设强大的骑兵，提拔重用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高级将领等，汉军士马强盛，面貌为之一新，最终大败匈奴，解除了边患。

　　杨坚代北周称帝，建立隋朝。此时，南边的陈国，北边的突厥、吐谷浑，东边高句丽，对隋朝形成包围圈，严重威胁着隋政权。隋文帝杨坚大刀阔斧，设计分割相权、集体宰相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推行均田制、府兵制，“凡是军人，可悉数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将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军民共籍，实行“军民融合式发展”。隋文帝还北抗突厥、南平陈国，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多年南北长期分裂，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任务，并将曾在北方推行的改革推行到南方，使南北一致。改革促进了统一又巩固了统一，成就了隋帝国的宏大格局和不朽功业。隋文帝在位20年，开创了“开皇之治”，被誉为“励精之主”。

　　唐太宗李世民常常以隋朝的灭亡为鉴戒。他深有感慨地说：“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他自觉纳谏，诚意求谏，让更多人参与到改革中来，“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比如，在“唐承隋制”的基础上，确立了兵权三分（调兵权、统兵权、指挥权）、中央监督地方、统一控制军队的高度集中的军事领导体制，确保了军令畅通，指挥有效。经过一系列改革的唐朝，成为一个意气风发、光彩夺目的时代。

　　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一次次粉碎了“天朝大国”的尊严。那些远见卓识的改革派，为迎接西方挑战，要“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苦苦探索、孜孜寻求，提出一个又一个救亡图存方略。康有为用一昼两夜时间，以笔为武器挥毫泼墨，草拟了洋洋万言的《上皇帝书》，提出裁汰绿营兵、精练陆海军、一律习洋枪等变法主张。曾国藩、李鸿章开办“洋务运动”，孙中山由改良转向改革，“变法”“变革”成为“安天下于覆盂”的唯一良方。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场改天换地的大变革，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军事改革的历史因他们而辉煌无比，改革的传统因他们而代代相传！据统计，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史中，数以百计的改革贯穿历史的章章节节，灿若星辰的改革家的名字闪耀在历史的浩瀚星空。

　　他们从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目的出发，以匡正天下、富国强军为己任，以如炬的目光，超凡的智慧，不懈的探索和追寻，在历史的时空中达成千年共识：

　　强国必强军，强军必改革！这是一条普遍的历史规律，也是亘古不变之理！

　　改革承接着历史的血脉，延伸着先辈的光荣与梦想。

　　当前，我国进入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站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新的历史起点上，高瞻远瞩，放眼世界，审时度势，力行改革。习主席亲自领导、亲自调研、亲自决策、亲自推动，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绘制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全军官兵高度认同，坚决服从，正信心百倍、豪情满怀地走在深化改革的大道上！

　　思想决定未来

　　踮起思想的脚尖，看多远才能打多远。思想僵化保守的军队，子弹也飞不远。

　　任何一场军事改革，都不能缺少改革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代表着改革运动的灵魂，有什么样的改革思想，才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改革行动。而中国是一个受旧思想旧传统影响很深的国家，传统观念、守旧惰性、因循的思维方式，对于改革来说，这无疑是一副副无形的沉重枷锁。像鲁迅先生所说，“改革一两，反动十斤”“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一代代改革家以宽阔的视野、敏锐的思想、高远的识见，在同各种保守思想和传统观念“生死对决”中“砸碎思想的枷锁”，脱颖而出，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代一位眼光远大、勇于革新的国君。战国时期的赵国，常常受到胡人的侵扰掠夺。胡人作战时身着短衣，举动灵便，战斗力很强。而赵军宽袍长袖、盔甲笨重，行动不便，难以抵挡骑兵的突袭。赵武灵王以既违于古制又不拘于中原现状的宏大气魄，抛弃狭隘的民族意识束缚，决定胡服骑射。一些官僚贵族认为中原是礼仪之邦、天下最文明的地方，学习蛮夷，“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极力反对变革。赵武灵王力排众议，他客观分析了赵国所处的周边形势，并算了一笔账，就是因循守旧，与军事改革成功后，富国强兵，打败胡人，扩大赵国疆域相比，究竟哪个重哪个轻？经过艰苦的说服工作，大臣们纷纷转变了观念。赵武灵王毅然将胡服骑射的改革在全国推开，建立了中原第一支骑兵，先后服林胡、灭中山。改革使赵国走向强大。

　　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历来是保守势力反对改革的“思想武器”。商鞅变法前，为统一思想，秦孝公亲自主持了一次辩论会。商鞅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角度，以有力的论据、犀利的思想，驳斥了保守派提出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论调，针锋相对地指出，因循不能治理好秦国，施政要有“不法古”的精神，并举出商汤、周武王不循古礼而兴国，夏桀、殷纣不变古法而亡国的实例，证明了反对古法的人未必可非难，因循守旧的人并不值得称赞。孝公称“善”。这场辩论从思想上和舆论上为变法扫清了道路。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变法思想及其推行的耕战政策、奖励军功制度，被孝公以后的几世君主所继承，秦国成为“兵革强大，诸侯畏惧”的头等强国。

　　“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出现在雷鸣之前一样。”历史反复证明：踮起思想的脚尖，看多远才能打多远。而由于军事理念落后、思维的禁锢、视野的偏狭，以及时代的局限，“雾霾”重重，遮蔽了思想的闪电；前路漫漫，裹步不前，品尝到的只能是失败的苦果。比如，晚清出现过四批军事改革者，曾先后发生过两次大的军事变革浪潮，却因为当权者政治上的腐败和短视、思想观念上的麻木和滞后，与军事变革的机遇失之交臂，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民族创伤。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近代改革者魏源在列强入侵、民族灾难空前危急之际，开拓了一种崭新的改革思路，将眼光转向西方文化，追赶世界进步潮流，他编撰出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科技的详实专著《海国图志》。一本书在历史的天平上也许无足轻重，但其闪耀的思想光辉却足以影响历史、改写历史，甚至使历史的天平严重倾斜。《海国图志》在国内无人问津，表示支持者不超过10人。咸丰皇帝对魏源在书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战略思想，置若罔闻，大清帝国在迷迷糊糊中丧失了一次绝好的变革机遇。而该书传入日本后，短短三年就被翻刻22种版本。日本有识之士竞相阅读，称其为“海防宝鉴”“天下武士必读之书”，并因此“思想起了革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很快在军事上后来居上，并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军。这是中国近代改革家魏源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日本人盐谷世弘发出这样的感慨：“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魏源字默深）悲，抑且为清帝非也夫！”

　　思想僵化的军队，子弹也飞不远。英国军事家富勒说过：“必须牢记，战争手段确实在变，因此，人类的智力必须跟上这种变化的步伐。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敏锐、活跃，不为传统所束缚。”当新技术革命引起的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之时，曾经在冷兵器时代横扫对手的清军，面对西方的轮船火炮等现代兵器，依然固守“弓马平天下”“骑射乃满洲之根本”的传统观念和祖上传下来的作战成法，视新的军事技术和制度为“蛮夷小技”，只能像“鸡蛋打石头”一样，代价惨重，徒唤奈何；即便甲午战争，清军虽然装备了现代化的海军装备，但海洋理论和海洋意识明显落后于时代，军队充其量是拿着一些洋武器的旧式军队，军人越看越像“农民”。清王朝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忍受丧权辱国之痛！

　　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必定是思想领先的军队。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而机械化战争留给军人的观念、习惯和思维定式却又相当牢固。这次改革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理念、新举措，既是对军队组织形态的深刻调整，也是对官兵思想观念的触动和变革，迫切需要思想与时俱进、观念“腾笼换鸟”。

　　“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习主席强调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思想解放的深度决定了军队改革的力度，思想保守是迟滞改革的最大羁绊。我们要积极适应改革要求和形势发展变化，历经“凤凰涅槃”的“思想阵痛”，自觉换脑筋、破误区，来一场灵魂革命；积极转变观念，把视野边界拓宽到世界和未来，赶上时代潮流，主动来一场思想解放的头脑风暴，努力用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标准奏响改革强军的时代节拍。

　　跨越利益的门槛

　　改革之难在于涉及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不跨越利益的“门槛”，最终只能失败。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利”字。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遍览历史，封建时期的改革者明显是从维护一家一姓利益出发来设计改革；每当君王在看到变法改革对自己一家一姓的“社稷”有益，便支持改革，为改革家撑腰；而当权衡对自己、对“社稷”的利弊，认为收益不大，甚至不利于自己之时，则会动摇、退却，不支持改革。

　　“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的君王，囿于私利，推行改革，则难免作出遗弊后世的决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惩唐末五代以来骄兵悍将更帝王的弊病，采取了“废藩镇，释兵权，罢功臣，典禁兵”的改革，通过削夺将领兵权、分解兵权，把兵马大权全部收归朝廷。在确保皇帝绝对控制军权的同时，实行以文制武，防范臣下、将士，做得“十分周全”。他用“更戍法”，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帅无权，指挥不灵，军队战斗力严重削弱。改革的结果，军队虽难以造反犯上，但也无力抵御外患。北宋在与辽、夏的战争中，常处劣势。

　　清末统治者对于利益的计算就更短视了。戊戌变法提出来的“自以修明武备为第一要义”“开风气而广登进”等改革方略，对于风雨飘摇中的晚清王朝无疑是一剂良药。清廷却把家族利益之争置于改革之上，把国事和家事搅到一起。国家发展大纲和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母子关系、母子争端搅在一起，以自己狭隘的“小我”利益为出发点，忘记了国家、民族安全与发展的最大利益。结果是利益集团之争耽误了发展大局，国家失去了改革时机。

　　为保住和强化既得利益囿于私利的改革没有出路，不敢向自己的利益开刀，不敢触及深层次利益的改革更像是一幕历史的闹剧。

　　晚清发起的“洋务运动”，以不触动封建阶层核心利益集团为前提条件，最终只能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30年不过是在体制内修修补补，停留在器物层面的变革，由于不改革旧的专制制度，寄身在旧制度躯壳中的满汉权贵，被眼前狭小利益迷住了双眼。特别是以洋务、整军备为名的官僚趁机“发改革财”，受命购买军舰者“中饱私囊”，筹措海军经费者“回扣屡抽”，负责军需供应者则“偷盗抵换”，工程项目、弹药制造等“以次充好”。笔者查阅《清日战争》一书所列表格，发现清朝陆军装备枪支型号多达16种，口径从7.9毫米到17.5毫米不等。晚清一位安徽籍的禀生，名叫朱照，他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上书，谈了自己对清朝军火装备的看法。朱照说经常发生“枪与弹不合之弊”，而清朝陆军很多“粗卤之夫”，面对五花八门的弹药枪械根本“不能一一辨认”。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等待他们的也只能是惨遭屠戮的命运！

　　一场关乎帝国命运的大变革，最后竟演变为官员贪污、官场腐败、“上下交征利”和外部大哄抢的闹剧，令人不禁扼腕！

　　回眸历史不难发现，利益问题是阻碍改革的一道最大门槛。改革的范围越广、深度越深，围绕利益展开的博弈就越激烈。历史上每一次变法，都伴随着围绕利益的不断纷争。改革家和改革事业在利益的“门槛”上往往磕磕绊绊，甚至跌得头破血流。

　　吴起在楚国推行军事改革，在体制上实行精兵简政，削去无用又占据爵位的旧贵族特权，并采取措施淘汰、裁减无关紧要的官员，削减其俸禄，将削减的钱粮用来抚养战斗之士，依据军功的大小，分别给予相应的奖励，充分调动军士战斗的积极性，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改革7年，就使楚国军力大增。“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拓土却敌，强邻不敢侮。但吴起的变法极大侵犯了旧贵族利益，楚悼王死后，楚国贵族趁机发动兵变，杀害了吴起，导致改革夭折。楚国从此久衰不振。

　　但也有一些有志于富国强兵，以国家、民族事业为重的有远见的改革家，他们不汲汲于自己的既得利益，不辞辛劳地为国家利益忠诚服务，力促改革。

　　张居正生于明中叶国势颓败之时，目睹内忧外患，遂立志改革。尽管有些改革损害到他个人和家庭的私利，但是只要于国有利，他便毅然决然地“肩劳任怨，举废饬弛”，着力整饬武备，重用名将，训练士卒，安抚边区。而当改革有所成就时，他考虑的是如何将改革进一步推向纵深，取得更大的成效，而不是以此谋利求爵。万历年间，张居正多次辞却神宗的封赏。在一封奏折中谈到自己的心境：“唯国家事，不论大小，不择闲剧，凡所能为，分所当为者，咸愿毕智力以图之！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唯务程功集事，而不敢有一毫觊恩谋利之心。”从中可以看出他“计利当为天下利”的追求和志向。

　　徐光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担任军职后，竭力倡议推广戚继光的练兵方法，提出“选士厚饷、坚甲利器、政教服习”的教兵三原则。但由于朝廷腐败，各部门互相掣肘，要兵，兵部不给；要饷，户部不发；要军械工具，工部不理。徐光启便经常自掏腰包。通州练兵时他曾向好友募集钱粮，自己也垫发饷银400两。

　　他们在改革中凸显出的高尚的人格魅力，为世世代代所敬仰。

　　习主席指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大考。”面对大考我们合不合格，考察的是党性、检验的是境界、拷问的是灵魂。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搞皆大欢喜，必然牵扯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无论是编制的调整、结构的优化，还是资源的配置，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此一时或彼一时是既得利益者，也总得有人发扬风格，总得有人做出牺牲。如果只想动别人碗里的肉，不想动自己盘里的菜；如果于己有利的就支持，于己不利的就打折扣；如果只想个人后路，不想部队出路，改革必然寸步难行。如何处理好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是一个绕不过、避不开的“坎”。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最高宗旨的人民解放军“一切听从党安排”，先国后家、先大后小、先公后私，成就了军队的全面转型，立起了军人好样子。一件件耳熟能详、感人肺腑的军事改革故事铭记在军史上、铭刻在一代代军人的心中。1954年10月，新疆和平解放，10万余官兵征尘未洗就地集体转业，组建新疆建设兵团，创造了边疆开发史上的奇迹；1981年，引滦入津工程第一线的铁道兵第8师官兵集体转业，创造了轰动全国的“引滦精神”；1998年，济南军区某师万余官兵撤编在即，接到长江抗洪命令后，立即开赴抗洪一线，凯旋后即加入到“裁减员额50万”的行列。

　　2016年，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进行时……在深化改革的重大关头，我们要像先辈们一样，“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主动为党分忧、为组织解难，少打个人“小算盘”，多谋军队“大棋局”，始终把个人理想抱负融入军队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将个人的利益融入改革强军的大局之中，在改革大考中向党和人民、向历史和时代，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勇敢的改革精神

　　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担当，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上，必须要有勇气、有胆识、有担当。

　　毛泽东说过：“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中国古代也好，近代也好，每一次改革无不受到守旧势力、顽固势力和敌对势力的种种阻挠，在极其艰难的状态中推进。军事改革更是用血与火写成，浸透着改革家的血与泪。商鞅因变法车裂而亡；张居正“身后一败涂地”，终被满门查抄；吴起和赵武灵王都因改革送了命……他们有的惨遭杀身之祸，有的在死后蒙受巨大耻辱。改革的严酷性由此可见。

　　改革家投身改革实践，大多数不计一身一家的安危，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顶住“变法乱常”“诬罔先帝”等种种罪名的压力，坚韧不拔，顽强奋斗，向一切旧势力、顽固派挑战。

　　王安石进行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变法。尽管每一项新法的颁布和实行，都要同一大批守旧的官僚激烈斗争，“与战无异”，王安石以异乎寻常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胆识，发出了“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呐喊，发动了一场前无古人的变法图强运动。通过改革，社会矛盾得到了缓和，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仓所积钱米，不减二十万”；军事实力也有增强，曾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取得“熙河之役”的胜利。王安石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维新变法运动失败，谭嗣同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国家安危。梁启超等人曾劝他一道去日本，他执意不肯，慷慨陈词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表示了以死来殉维新大业的决心。他的无所畏惧、英勇献身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变法图强的后来者。

　　孙中山先生采用革命手段推进社会变革。中日战争期间，他曾上书李鸿章，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改革，结果石沉大海。这使他意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同年，他在华侨中成立了兴中会，以武装夺取政权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在全国各地连续策划发动多起武装起义。从光绪二十一年广州起义，到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黄花岗之役，孙中山历经“十次之失败”，却“至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武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其“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强国强军之梦从未泯灭。终于在1911年，经过辛亥革命，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

　　改革家们不畏艰难险阻，顽强地坚持改革，用自己的鲜血和无畏勇气，写下了光照千秋的改革篇章。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一些改革家在旧势力的猖狂反扑下献出了生命，但他们的革新精神和革新事业却永垂史册，为世代人们崇敬！就是改革家个人的结局也绝非都是不幸的，功成名就者大有人在：不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靠“番家无产业，弓矢是生涯”崛起的魏孝文帝、元世祖、清世祖，居住在“天上神仙府，地上宰相家”的管仲、子产、李悝、左宗棠，还有无数仁人志士，数风流人物，历史的册页上永远镌刻着他们开拓创新、变法图强的身影！

　　历史上也有许多军事改革胎死腹中，或者半途夭折，究其原因，都与改革家在与旧势力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面前，屈服了，妥协了，败下阵来，致使改革事业功败垂成。

　　“事之当革，若畏惧而不为，则失时为害。”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主要包括整顿吏制、选拔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四个方面，是一个较为全面和具体的改革方案，在宋代的改革史和中国的改革史上，都是值得重视的。在实行过程中，范仲淹的态度开始是非常坚决的。整顿吏治时，范仲淹把不学无术、不办实事的官僚名字一笔勾掉。对此，富弼担心地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当改革全面展开之后，许多冗官失去权势，于是“谤毁浸盛”，制造种种罪名，要搞垮新政。作为改革主将的范仲淹不是对污蔑不实之词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和揭露，而是忧谗畏讥，且“恐祸患及身”，一再“乞罢政事”，逃避斗争，结果，使刚刚有些起色的改革只推行一年多时间就夭折了。他虽然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而在自己推行的改革实践中，只能空怀“进亦忧，退亦忧”的深深忧思。

　　历史昭示我们，改革尽管是有益于国计民生、顺乎民意的进步事业，但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避免要遇到守旧势力的抵制和传统习惯的干扰，这是无法回避，无法妥协，也不能退缩的，如果改革家没有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和冲破重重障碍的精神准备，就会在种种阻力面前败下阵来。所以改革者不仅需要有远见卓识的才华，更需要有超乎常人的斗争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斗争毅力。只有有胆识的改革家才能享受到成功的欢乐！

　　今天的改革，再也不是个人的孤立冒险，而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战略。正如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前驻华大使康拉德·赛茨所说，中国总是一次又一次驳斥那些悲观主义者，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层，迎战问题的力量总是要比所面临的问题强大。

　　习主席以强烈使命担当、宏大战略运筹和坚强决心意志推动和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强调指出：“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这次军事改革，被外电称之为“至少30年来针对中国军队的最彻底的改革”。其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前所未有，任务之重、压力之大前所未有。面对种种挑战、重重困难，如果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如果遇挫而返、浅尝辄止，就不可能发动一场真正伟大的军事运动，更不可能深入进行下去。

　　“天下之事，因循则无一事可为；奋然为之，亦未必难。”当前改革到了攻坚阶段，越向前推进，触及的矛盾就越深，碰到的难题就越大。正所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离目标越近，阻力就越大，也越艰辛。

　　我们要勇敢承担起我们这一代军人的历史责任，始终保持那么一股干劲，一种锐气，“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以无畏的胆识和干劲，迎难而上，勇于攻坚；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众人齐心划桨，勇闯激流险滩；一切困难终将被克服，伟大事业终究会成功。

　　胜利，唯一的渴求

　　衡量一次军事改革是否成功，标准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一条是这种改革的军队能否经受住战争的考验。如果说军队改革有一个核心的话，那么这个核心就是从根本上提高战斗力。

　　习主席在赴新疆考察调研时，对民警们说：“看到你们的长警棍，我不由想起明代时戚继光训练怎么打倭寇，他就地取材，把毛竹削尖，很长，5人或7人一组，先用毛竹挡住倭寇，使他们近不了身，盾牌兵再上去杀，非常有效。我们也要有好的兵法和有效的武器。”

　　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年仅29岁的戚继光备战倭寇时发现，明军将骄兵惰、纪律松弛、兵不习战，跟熟练使用倭刀、重箭的倭寇相比战斗力实在太弱。为了荡平倭寇，他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军事改革。在东南沿海抗倭寇时，他将步兵编制依次设为队、旗、局、司、部、营，创立了鸳鸯阵，组建了一支车兵、骑兵、步兵三者皆备的精锐部队，并提出了联合作战的设想。他大力改革武器装备，研制新型装备数十种，像习主席提到的易于取材、轻便实用，用毛竹做成的“狼筅”。他还发明研制了便于射击，威力巨大的虎蹲炮、佛郎机炮等当时东亚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在战法上，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人防御重点，迅速瓦解歼灭之等兵法。几百年后被毛泽东所借鉴。

　　戚继光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取得了一系列平叛倭寇的胜利。“戚家军”威名远扬，戚继光被时人誉为“足称振古之名将，无愧万里之长城”。

　　改革出战斗力。纵观古今，成功的军队改革无不是因为牢牢树立并始终坚持战斗力标准。秦始皇为巩固国家的统一，销兵器、迁豪强、筑直道；南征百越、北伐匈奴和修筑万里长城，凭借着强大的军队，完成了千古一帝的伟业。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出土于骊山之麓的兵马俑，那栩栩如生、威武雄壮的队伍，是秦王朝强大军事改革成就的佐证。

　　军事改革的历史告诉我们，有的改革者过于关注军事改革的所谓社会效益，只停留在表面上的“改过了”，甚至把心思用在了与打仗无关的事上，使改革虚有其表，走了过场、流于形式，而忽视了改革的根本宗旨，必然会严重影响军队战斗力提升。

　　宋神宗致力于富国强兵推行改革，但由于对军事改革的许多举措并未认真付诸实施，结果，改革成效大打折扣。元丰三年、四年朝廷派人到各路检查军队训练的落实情况，结果是“河北等十二将军马，多不应格”，有的将官“全不晓钟教阅次第”，有的押队使臣甚至连弓马都不熟练。江南东路、淮南西路的将兵更是“武艺生疏”。甚至“逐队呼名不照应”。这样的军队自然视改革举措为儿戏，不会令行禁止，更谈不上什么战斗力，打起仗来也只能是一败涂地。这在对辽的妥协和对西夏战争的惨败中得到了证明。

　　战争是血与火的较量，任何时候都是硬碰硬、实打实，来不得半点漂浮和虚假。平时花拳绣腿，战时必然会折臂断腿；平时弄虚作假，战时必然丢盔弃甲。北洋水师曾经是一支“龙旗飘飘，威风八面”的舰队，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位。尤其那犹如“庞然大物”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堪称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日本海军战前对其谈“远”色变。然而这支庞大的舰队“中看不中用”，在黄海大海战近5个小时的激战中，北洋舰队竟没有击沉一艘日舰。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福龙”号鱼雷艇在400米到40米的距离上，向日舰“西京丸”连发3枚鱼雷，竟然无一命中目标。难怪李鸿章捶胸顿足：“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的确，洋务派创建近代海军，非常注重武器装备更新，但舰队炮术训练往往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就是“大阅之年，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也不过是多排练几遍，使场面更好看一些”。如此训练，平时可以日复一日地敷衍过去，战时必然要原形毕露，误国误军，最终走上覆亡之路。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而“前车”的“辙印”经过岁月的沉淀愈加清晰： 军事改革的终极平台是战争，而战争相信的是实力。只有把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检验各项改革成效的唯一尺度和标准，才能赢得战争和历史的检验。

　　仗怎么打，军队就怎么建，改革就往哪里改。军队改革中一切物质的、精神的东西，都应由战斗力标准作出裁决。回顾我军改革历程，从战略重点转移到战略方针调整，从编制体制“瘦身”到军事训练转变，无一不是着眼战斗力的提高。

　　“军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军队建设各项工作，如果离开战斗力标准，就失去其根本意义和根本价值。”“要坚持用战斗力标准衡量和检验改革成效。”习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强调最多的，就是要求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为转型而转型，关键在于聚焦强军目标，实现军事能力的提升。我们必须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力。如同盖一座宏伟的大厦，改革的整体布局设计好了，把四梁八柱搭起来了，但夯实战斗力基础的本领素质、作风纪律等等一砖一瓦，都需要用战斗力标准这把“标尺”来取舍、规范和校正，时刻与打仗“对光”“对表”，对虚的、偏的、假的、空的，要果断叫停，坚决舍弃。

　　发展中的问题要靠不断发展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必须随时清醒地把握住实施改革的效应，并据此进行适时的、适度的调试整顿，来消除已经显示出与改革目的相违背的那些失误因素，使改革向原定的正确方向进展。否则，改革的效果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出现与改革的初衷完全相悖的恶果。

　　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易经》所谓的“生生不息”，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变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军事改革创新永远没有止境，如同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永远在路上，永远跟着国家的需求走，永远跟着新的战斗力标准走。唯有不停顿、常态化改革，生生不息，永不停息，不断地从改革走向改革，军队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历史在改革中前进，改革在历史中永生。

　　我们这一代军人有幸见证并亲历了这场伟大军事变革，既是历史的书写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适应新体制、履行新职能、担当新使命，按照“四铁”要求，坚定信心，拼搏进取，埋头实干，朝着努力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砥砺前行，谱写出人民军队崭新的时代篇章！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直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