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秃子见月亮呀。我是秃子，她是月亮。
说我是秃子，确实是，那秃子是班长“亚非拉”给剃的。全班都剃秃子，那个叫“亚非拉”的班长是个二球货，一声令下把全班人的头都剃成秃子了。给我剃秃子时简直就像杀人，两个战士将我抱了，一个战士将我拨浪鼓似的头按住，班长就拿着刀子剃。
为啥非要剃秃子呢？“亚非拉”班长除了有点二球之外也有他的道理，因为我们是炊事班，炊事班就是做饭的，为全连做饭，当然也有喂猪的，为全连做饭要讲究卫生，讲究卫生最好的措施就是剃秃子。为啥？我们汽车连驻扎在甘肃省天水市西边的一条山沟里，挖的山洞，住在延安式的那种山洞里，没有洗澡的洗浴设备，要想洗洗的话只有到山沟里用流淌的水洗浴。当兵的大都是农村来的孩子，大都不讲究个人卫生，头发是最易脏的地方，连队里又没有理发员，有也是业余的，找连部那个号兵理个发还得欠人家好大的情。为了卫生，班长就想出了这个剃秃子的办法。
回来探亲时正是我剃了秃子没几天的时间，那秃子头还亮着呢。
说她是月亮，真的，我就觉着她就是那月亮，那样一颗悬挂在蓝天上的月亮。那脸是月亮形的脸，白皙得像月亮一样。头上戴着月亮一样白的帽子，白帽子的前檐处有些许的碎发，那碎发就像飘浮在月亮上的云丝，显得那月亮般的脸更有韵味。那如同月亮一样柔情似水的身段，标准的窈窕，显得瘦了些的窈窕，一走路好像在云中飘动的月亮。穿在窈窕身段上的衣服，上面是小碎花的浅红色束腰小褂，下面是洗得发了白的蓝裤子。肯定是没穿皮鞋，那时候绝大部分的人是穿不起皮鞋的。如果是穿着一双高跟皮鞋的话，她会显得更加窈窕。
时至今日，只要我一闭眼，她当年的模样就会浮现。深情厚谊呀，只有深情厚谊的人才有这样的福，一份能回忆起来的福。怎么能说是一种福呢？表达得不准确，准确地说那是一种天上降下来的仙灵，仙的一种灵魂，那种能附到你身上的灵魂，这种灵魂附到谁身上谁这一辈子就归属了她。不是吗？当我第一眼看到这月亮时就感觉到了这种魂灵的降临，那魂灵迅速地钻进我的骨髓，钻进我的神经，钻进我的心里。钻进去后就在那儿蠕动，那种毛毛虫样的蠕动，慢慢地，轻轻地，温柔地，让人觉着无比地舒服，无比地惬意，无比地幸福。我认为，这就是爱情。这就是那说不清道不明而人人都想表达明白的爱情。
那年我只有17岁，她只有16岁。
正是爱情萌芽的年代。
那是我探亲的时候，1971年的11月11日，已经当了两年兵的我，因为父母想念而发了一封“奶奶病危”的假电报，从而得到部队批准才得以回家探亲。
当兵走时家还在农村没有搬进城，探亲时家已搬进了城里，下了车，出了车站，按照父母给我去信的地址找家成了一件作难的事。
那个年代既没家庭电话更没有手机，通信工具基本为零，唯一的办法就是靠长在鼻子下的一张嘴。不会打车吗？那时候哪有呀？出租三轮呢？也没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凡是赚钱的事都不让人做。一做就会戴上“投机倒把”之类的大帽子，轻者挨回批斗，重者抓起来，每个地方都设有“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谁还敢蹬三轮拉客？
有福不用忙，没福跑断肠。出车站一打听红旗街在哪，一个老头往南一指说：“顺着路，向南走，别拐弯，到公园时再打听，打听时别说红旗街，红旗街是新起的名，原街名叫会通街，不然打听起来不好找。”
顺着那条叫作新华路的大街往南一直走到大众公园门前的那条古运河岸的小桥处，又问一学生样的小伙：“会通街在哪？”那小伙居然把眼一瞪说：“都破‘四旧立‘四新了，你怎么还打听旧街名？不看你是个解放军，看我不把你当阶级敌人抓了。顺着河走，到青年桥往西。”
巧不巧？就在这儿我碰上了我的二弟来林。
只有12岁的二弟因为那个年代学校停课的原因早早地就辍了学，辍学后的他就到大众公园里当了一个临时工，跟着大人喂猴、喂鸟、喂狗熊，那天不知怎么的狗熊从笼子里跑了出来，他跟着一群大人，持着一根棍子，正驱赶狗熊。可能是因为我穿着军装，在那个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年代特别引人注目的原因，二弟从河对岸就看见了我。于是，他喊着“哥哥”就从河的窄水处跳过来跑到我身边。
二弟把我领回了家。
二
我这个秃子见她那个月亮是二弟把我拉进屋里喊着“奶奶，我哥回来了”后不一会儿发生的。
猪肉蒜薹大包子是我最爱吃的食物了，这种包子也是我们家的专利。
我吃那猪肉蒜薹的大包子了，是的，我太馋嘴了，馋嘴是因为我太饿了，我乘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加汽车，基本上没怎么吃东西。为啥？一是因为火车汽车上几乎没有卖吃头的，那时候不让做生意，卖个烧饼都得揣到怀里偷偷地卖。二是第一次回家探亲激动得啥都不愿吃，不仅吃不下东西而且还睡不着觉。
就在我品尝着这香香的猪肉蒜薹大包子时，她来了，那颗月亮来了，是那样飘着来的。当这颗月亮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一下子就僵在那儿了。
文少走进屋里来，她不吭声，只是四面环顾，她在看啥呢？噢，原来是在看我，看我的秃头，我的秃头吸引了她的注意。40年后的今天每每提起第一次见面，她总是说忘不了你的秃头。她说，她当时并没有认真看，只是扫了一眼，扫了一眼后就觉着怪好玩的，那个时候时兴小平头，而我剃个秃头是很另类的。她说，没想那么多，也没仔细看，一个黄花大姑娘怎么好意思看一个年龄相当的小伙呢？她没有认真看，也没有好好看，只是瞟了一眼。我也是同样，并没有怎么认真地去看她，也没有很注意她的模样。
她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一颗月亮，这颗月亮照亮了我的心，照亮了我的路，照亮了我的情感。
她是来找妈妈一起去上班的，只是那么略微一站，也没听到她对妈妈说什么了，两个人就走了，妈妈提起包，换上那双出门穿的球鞋。她们走出了门，是在我没留神的情况下走出了门，等我转眼看她们时，她们已经到了外面的天井里。妈妈回过头来对我说：“妈妈去上班，早班，下午4点就下班了。”她随着妈妈的回头好像也回了一下头，看没看我一眼我记不清了。
妈妈走路的样子是探着身子向前的那种姿势，而她走路的姿势好像是挺直着的。
已近七十岁的奶奶看出了一个少年的失态或者是不寻常的表现，便故意问：“大小儿，那猪肉蒜薹大包子好吃吗？”我连连说“好吃好吃”。奶奶说：“好吃你就多吃一个。”
把我的注意力拉回来的奶奶告诉我刚才来的这个闺女跟我妈在一个车间上班，她家就住在不远的地方，她家和我们家的关系可好了，她爸爸是咱院里的一个爷爷的朋友，咱家院里的爷爷一解放时在法院，她爸爸在公安局，你爸爸多亏了她爸爸帮忙。唉，说起来就有话儿了，奶奶的诉说就如李铁梅的奶奶诉说革命家史一样，深深地印记到了我的心上。
妈妈4点钟下班，从国棉厂走回来要一个多小时。那时候我们穷得买不起自行车，城里也没有公交车，来回上下班只有靠脚走，走这么远的路，妈妈回到家里并不休息，而是立马就投入她的糊火柴盒的工作中。我总想让妈妈给我说点什么，说点什么呢？当然是有关她的了，她叫什么呀？她多大了呀？她性格好吗？她爱吃什么？她爱穿什么？等等，只要是关于她的情况，不管是大是小，不管是好是坏，甚至说一点关于她的头发的事我都会非常非常地感兴趣。她老是在我的心里挂拉着，放不下。想问问妈妈吧，又不好意思，一个小伙子问人家一个大姑娘的情况岂不是明摆着的不规矩？我不好意思问，妈妈也不说。妈妈只是忙乎着糊火柴盒，一个接着一个，那糨糊在手指上来回地抹，那花纸儿再往那盒上粘。妈妈呀，妈妈，你给我说说嘛，说说那个来咱们家的姑娘。我不由自主地老往妈妈身边靠，靠过去和她一起糊火柴盒，去帮她从大瓶子里往外倒糨糊，帮她拿花纸，并且不住地喊妈。
我盼着妈妈说说她的情况，一直盼到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我躺在临窗的那张木板床上，透过那破了窗户纸的一个小洞看着外面的夜空，那个被窗户纸限定为一个锅盖大的夜空，正好就有一颗月亮。就在这时候我听到妈妈在跟奶奶说话儿，我耳朵竖起来，听到奶奶在问：“老呆娘，今天那个闺女叫么来？”
老呆娘就是我妈妈，我的小名叫老呆，因为生下来不好笑，别人怎么逗都不笑，所以邻居二大娘就给我起个小名叫老呆，呆头呆脑的呆。
妈说：“平时不大喊她的名字，只是喊她大妮，叫什么大名我真说不好，好像叫文洁。我那竖起来的耳朵及时准确地接收到了这个信息，“文洁”两个字音立马就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文洁”，哪两个字呢？妈妈用方言而说，那方言的发音“文”是一声，“洁”是二声，根据方言判断我想到了无数个“伟”字，为？维？我判断肯定是韦，因为韦是个姓儿。“洁”呢？节、杰，我判断肯定是洁。可是你说我傻帽不傻帽，我居然没有按我的判断去行事，而是按照听来的方言的“文洁”给她写了信。
三
真是不要脸，我真是有点不要脸，回到部队我就总忘不了她，她的形象老是在我眼前浮动，搅得我六神无主，我在炊事班做饭愣是把勺子掉在锅里，把铲子忘在菜篓里，把馒头揉成了长条的，把米饭盛到了菜盆里，六神无主的我被那“亚非拉”二球班长好一个熊。他熊我，你小子回了一趟家咋就没魂了呢？魂让哪个女人勾走了？没出息。去，还是跟着李扣川喂猪去吧。喂人的事你干不了就去喂猪，喂猪不像喂人那么讲究。于是，好不容易才从跟着李扣川喂猪调到炊事班当炊事员的我就又跟着李扣川喂猪去了。
李扣川是个江苏兵，是1968年入伍的老兵，他说话大舌头，听不大懂。可他特能干活，一会儿也不闲着。我又回来跟他喂猪，干的第一个活就是打扫猪圈。冬天呀，打扫猪圈要脱了鞋光着脚下到结了冰的猪圈里，用铁锨铲结了冰的猪屎猪尿，用扫帚扫结了冰的泥浆，铲完了，扫净了，再用水冲，冲得猪圈跟厨房里一样干净。我就骂李扣川，你不是个东西，老兵欺负新兵。他就说，你个新兵蛋子，就得好好锻炼，锻炼好了好入党。打扫完猪圈，两只脚冻得像猪肝那么红，李扣川就把我的脚抱在怀里暖，边暖边说，我还得找连长给批一双胶鞋，连里再穷也穷不到买不起一双胶鞋吧？李扣川抱着我的脚就问我，伙计，回家探亲是不是有对象了？班长说你老是魂不守舍，说十有八九是你有对象了。我就告诉他，没对象，只是见了一个月亮样的姑娘。他就说，那还不赶快给她写封信？
写信把我难住了。
难在哪了？
不是难在不会写字了，我虽然只读过四年书可写个信还是能写的，当然写的时候少不了错别字，少不了病语病句，可还是能胜任的，难就难在我怎么向她说我是喂猪的。
我怎么告诉她呢？
我虽然当兵，可是当的不是扛枪的兵，而是抡饭勺的喂猪的兵，是炊事班的炊事员，是炊事员里边的饲养员。征兵时来带兵的左排长，看着我长得精神，长得机灵，本想要带我去师警卫连给师首长当警卫员，可带到新兵连里一训练，我这个长得漂亮、精神机灵的小兵却不会干活，打水呀、打扫卫生呀、叠被子呀、系背包呀等等都不怎么会干。左排长就改变了主意，为了照顾我年龄小，便找了个他认为最好的连队——师后勤部汽车连。送我离开新兵连时左排长握着我的手说：“小徐，你不适合干那首长的警卫员，我给你安排一个我认为最好的连队，你这小小的年龄下正规连队是受不了的，去汽车连吧。”
我到汽车连的当天晚上就出了个大洋相，成了全连人的一个笑柄。部队训练搞紧急集合，晚上正睡得香呢，一阵军号或者一阵哨子，班长喊“紧急集合”，就得马上穿衣起床，叠被子、打背包、挎书包、扎子弹袋、背枪等一系列的紧急行动，以最快的速度集合起来。我这样的新兵蛋子不懂得啥子紧急集合，打背包打不了，把被子团了团用背包绳捆了捆，衣服是穿上了裤子可没扎腰，穿上了棉袄却没系扣，穿上了鞋子却没系带，当当啷啷地就跑出来了。就听着连长站在队伍前面说：“苏修偷袭西安了，我们要马上赶到战场参加战斗，出发。”部队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心里还老是害怕，总认为连长说的是真的，苏修真的打过来了。部队跑了一圈回来，我跟了一圈，可回来再看，鞋跑掉了一只，被子散了抱在怀里，书包里的毛主席语录本、牙具也都丢了。一副狼狈样儿站在队伍前，引得全连人哈哈大笑。班长领着我又回过头去将一路丢掉的东西找回来，找东西的途中他一个劲地埋怨：“就你这么个小兵蛋子咋整呢？干脆，跟李扣川喂猪去吧。”问我：“好不好？”然后又解释：“这是我对你最大的照顾了，你这么小就来当兵，你爸妈就舍得了？往后听话着点，在炊事班喂猪是最好的活了，一不用凌晨4点起床揉馒头做饭，二不用出操，三不用整内务。”
我跟着李扣川喂猪做的第一件事是捡菜叶。
李扣川把一辆地拉车推到我面前，不容分说地指挥我：“把车子拉上，咱们去小寨菜市场。”我乖乖地拉起地拉车。李扣川坐上地拉车让我拉着他，虽然我心里不那个，可嘴上却不敢说啥。我拉着地拉车围着西北体育场的办公楼转了半个圈，然后顺着那条斜着的坡路走出西北体育场的大门。上了一条南北大街，一路慢上坡，不一会儿就全身出汗了。
我是1969年12月26日到炊事班的，虽说西安的天气不像东北那么冷，可零下10摄氏度总是有的。拉着李扣川上了一个慢坡后，全身出汗的同时开始发喘，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喘，然后是一大口一大口地喘。这时坐在车上的李扣川发话了：“热了吧？拉不动了吧？来，该我了。”他从车上跳下来接过地拉车说：“你坐上去，该我拉你了。我热了，你冷了，你再拉我。”
李扣川拉地拉车挺省劲的，他身体向前探着，两只手握着车把，两胳膊弯起，屁股撅着，大步叉着，一步是一步，身子一探一探，屁股一拱一拱，看来他是深得拉车的诀窍，一样远的路，一样大的坡，他肯定要比我省好多力气。
拉着车李扣川问我：“你咋这么小就来当兵呢？”
我说：“我不小了呀，户口都有18岁了。”
他又问：“咋就来当这喂猪的兵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呀。”
他说：“也好，喂猪是个自由兵，入团、入党快，进步快。”
他问我：“你老家是哪里的？”
我说：“是山东聊城临清的。”
他又问我：“在家喂过猪吗？”
我回答：“喂过。我们家在农村，每年喂一头猪。”
他说：“那么你会喂猪喽？”
我说：“喂猪有啥难的？”
他说：“那就好，那就好。喂猪没啥难的，只要让猪吃饱就行，让猪吃饱就得有喂猪的食。我们去捡菜叶，捡得越多越好，冬天就靠捡菜叶给猪吃了，夏天靠捡西瓜皮。”
捡菜叶，我们各执一根用粗铁丝做成的铁钎子，一头磨尖了，一头握个圈儿，用铁钎子去插，插好一个菜叶，再插一个，一根铁钎子插满了放到麻袋里，一麻袋装满了，再装第二麻袋，两个麻袋装满了，各自堵在地拉车车厢的前后两头，使车内形成一个箱体，我们再用钎子插更多的菜叶把车厢装满。捡菜叶的地方是小寨，小寨是个农贸市场，离西北体育场有5站地的路，小寨的东边不远就是著名的大雁塔，从小寨看到大雁塔时我问李扣川：“那是什么塔？”
他告诉我：“那就是孙悟空西天取经上的大雁塔。”
解放军战士捡菜叶子在小寨农贸市场里是一道风景。那时候卖菜的都是国营蔬菜公司，蔬菜售货员大都是漂亮的大姑娘，因为我长得好看而受姑娘们喜欢。从她们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个动作、一句话都能体现出来。因为她们喜欢我，她们就不让我捡菜叶子了。
这件事发生在李扣川把捡菜叶的任务交给我之后。那些姑娘们见我一个人来捡菜叶，就跟我有说有笑的逗着玩，我的嘴甜，该叫姐姐的叫姐，该叫阿姨的叫姨，一来二去她们就帮起我的忙了。她们把散落的菜叶堆起来，等我去了就往车上装，省了我用铁钎插的事。省下来的时间我就在那儿帮她们卖菜，卖菜的时候她们让我脱了军装，穿上她们的蓝色背带工作服，戴上白帽子。
李扣川后来发现了这个秘密，便把我的表现告诉了班长“亚非拉”。班长“亚非拉”在班务会上表扬说：“这就叫军民团结，为我们养猪找到了一个长期的饲料源地。”
跟着李扣川喂猪做的第二件事是捡西瓜皮。
捡西瓜皮就不只是在小寨了，而是拉着地拉车在西安大街上转，哪儿有瓜摊就上哪儿去捡。捡西瓜皮也不只在白天，晚上也得去。开始也是李扣川领着我，后来这任务也由我自己承担。
捡西瓜皮我也想了不少省事的办法。比如在重要瓜摊设筐，我用柳条自己编制了一些筐，跟卖瓜的摊主说好了，放在那儿，吃瓜的人把西瓜皮丢到筐里。早上将筐放置到位，晚上再一筐一筐地去收，这样就省了我用铁钎去一块一块地插。再比如我利用和小寨那些大姐、阿姨的关系，在小寨里设了两个瓜皮收购站，对上瓜皮收购站倒瓜皮的人进行奖励，奖品不是一根黄瓜就是一棵白菜。这两个办法很奏效的。
我们部队从西安移防到甘肃天水进了山沟，我仍然跟着李扣川喂猪，并创造了一项训练猪的纪录。让猪听着哨子集体大小便，让猪听着哨子一起吃食，一起进猪圈，让猪听着哨子排成队，一二一地走队列，师里的首长来视察，把我们的喂猪经验在全师推广。
四
为告诉不告诉她我在部队喂猪的事，我和李扣川发生了争论。李扣川的理由是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干啥都是干革命。告诉她是为了考验她，如果她嫌弃，就没必要跟她好。李扣川的熊大牙龇龇着，刀把子脸拉得好长。啥意思？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皇帝能和农民一样？造原子弹的能和煮茶蛋的一样？喂猪的能跟人家开汽车的一样？我才不呢，我才不对她讲我在部队喂猪呢！
我说不告诉，李扣川就说告诉，他说服不了我，我也说不服他。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应该给她写封信。李扣川提出来让我给她写信这一点是对的，他让我给她去信的主意就像一根针拨亮了一盏灯。我到连队文书那儿要了三张稿纸，虽然一字没提喂猪的事，却一口气就把三张稿纸写满了。
给她写信有说不完的话，用不完的词，当然更多的是假话、套话、八股话。现在我说不出来当时说了哪些假话、套话和八股话了，但我仍记着一首诗，一首打油诗，那首诗是这样写的：人间最美的是花朵，天上最美的是月亮，你就像月亮那样美，照得我心亮堂堂。再是记着我称呼她为姐姐。
信发出去以后就天天盼着她的回信，每天那送信的三轮摩托车一来就赶快向那儿跑，一次次的失望，时间一长就把这茬放下了。接不到她的回信心里不是滋味，觉着六神无主，没抓没挠，两只手动动这儿动动那儿，最明显的感觉是饿得慌，吃了饭还是觉着饿。就想，这是哪一出呀，好不好的就跟人家去信，对一个见了一面而没有任何交往的姑娘来说理得着咱吗？咱算哪棵葱？于是，我努力去忘掉她，忘掉我给她写信的事。给人家写信了人家不回，证明咱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证明咱是自作多情，证明咱配不上人家，证明咱一个喂猪的想吃天鹅肉。
突然一天连部的文书把信送到了猪圈，正在喂猪的我急忙打开来看，真是她来的。她在信中说我把她的名字写错了，她不叫文洁而叫文少，所以我的信到了她们车间没人收，就在那个办公室的桌子上丢着。她凭着“这车间里姓文的就我自己，难道是给我的”的感觉，觉着好玩才打开来看的，一看才知道是我写给她的。
我说这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就是有缘千里一线牵，这就是该这么着，命里就该如此。不是吗？一封不是她名字的信她干嘛要去拆？一封丢在桌子上好几天没有关照的信干嘛她要关照？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妙，这个世界就是上帝作好的局。不是吗？我和文少的爱情就是这样的偶然，就是这样的碰巧，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一句话就是上帝给我们作好了这个局，这个让人一生都幸福的局。
她给我的回信除了客套话外就是对解放军的尊敬，信中像我称她姐姐一样称我为弟弟，希望我立功，希望我入党。后来见面时她说：“当时给你回信完全是出于一种礼貌，一种客气，没往深处想，只觉着人家跟咱来信了，咱就应该给人家回一封。”瞧她说得这个轻巧，我才不信呢。我就不信一个妙龄大姑娘对一个妙龄小伙一点感觉都没有？
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荒唐。哪儿跟哪儿挨着呢？我只见了人家一面，只听见娘说了一句人家叫啥而且听得还不准确，愣把人家的名字都搞错了还给人家写信。她呢，愣是把不是她的名字的一封信拆开了，而且又回信了。
我收到她的回信特别兴奋，兴奋地得睡不着，睡不着就借着窗户外面斜射进来的月光一遍一遍地看那信，那信上的字在朦胧的月光下虽说看不清楚，可还是一遍一遍地看，看到那朦胧的月光在那信纸上淌，看到那朦胧的月光在信纸上一圈一圈地演变成浪漫的故事。兴奋地在猪圈里跳着舞喂，拿着大舀勺子提着装满了猪食的铁桶嘴里唱着歌双脚跳着舞，蹦跶着到猪圈栏前，唱着歌把猪食舀到勺里，把勺高高举起再低低放下，将猪食倒进猪食槽里。
因为，只能说因为我高兴得过头了才出了那事故。如果走路不蹦跶着走，如果不跳着舞喂猪，如果不撒了欢地去撵那跑到山上去的那头大白母猪，就不可能出事故了。我跳着舞去喂猪，在靠近猪圈栏时不小心就把那圈栏上的插销碰下来了，于是，猪一窝蜂地就跑了出来，跑出来的猪撒了欢地到处乱跑，我放下大舀勺和铁桶去撵猪，撵进一头关住栏门再去撵另一头，不能不说那猪训练有素呀，一撵就撵回来了，可那头大白母猪就不那么训练有素了，它正在发情期，表现得像我一样异常兴奋，它从圈栏里跑出来直奔着山上跑。熊舅子李扣川命令我去撵那头大白母猪，甘肃的山，光秃秃，大都是土山，大母猪在前面撒欢地跑，我在后面拼了命地撵，它攀上了一处悬崖，我也赶到了那个悬崖，它没有停住已冲跑起来的脚步，纵身从悬崖上跳下去。同样，我也没有停住那已冲跑起来的脚步跟着它就从那悬崖上跳下去了。大母猪打了两个滚继续它的跑动，我呢，当跳下悬崖时两条胳膊往身后撑，屁股蹾在山坡上，一滑，就听着“咔嚓”一声，我右胳膊手腕处鼓起一个大包，剧烈的疼痛顿时袭击了我，我抱住胳膊蜷成一团从山坡上滚落下来。
我的胳膊骨折了。
李扣川大声地骂我：“你个狗日的，叫你高兴，这回不高兴了吧？跟没见过女人似的，一个小妮来封信看把你乐的，活该，摔死都活该。”
闻讯赶来的战友们团团把我围住，他们听了李扣川的话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损我的话：“把老母猪当成那小妮了！”“二猫蛋子不知道蛋疼！”“把撵猪当成追姑娘了吧！”
副指导员王理甲把我抱起来，在安慰我的同时说了一句：“这下坏了，今年咱们汽车连的‘四好连队评不上了。”
听了这话我哭了，放声地哭了。
五
在师医院我被一个女兵爱上了，这女兵为啥会爱上我呢？我认为是女孩爱男孩的自然现象。我长得漂亮，一米八的个头，方圆形的脸，尤其那双大眼睛，跟会说话似的，哪个女孩子见了不爱才怪呢。
我被“呜呜”叫着的救护车拉进师医院。师医院的军医给我打石膏时，那个女兵在旁边做辅助工作，她和另一名女兵从背后抱住我的腰，男兵大夫抓着我的手，一个往后拉，一个往前拉，把那个骨折的手腕处拉直了放到拍片镜下拍片。拍过片就当场打石膏，那石膏是绷带式的，一圈一圈往上绕，一边绕一边用水湿湿，等一圈一圈缠绕好了，那石膏也就凝固了，梆梆的硬，我的手在硬壳中只露出5个指头。
打完了石膏那手和胳膊肿得像发面馍似的，疼倒不算怎么疼，能忍受得了，所以我不大在意，让我在意的问题是怎么给文少写信？打了石膏的右手显然无法再承担此项工作。那个女兵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时，我就说有需要但你帮助不了。我躺在病床上侧着身，她坐在床边上一低头正好和我抵上头，开玩笑地说：“小鬼，你是好可爱的小鬼哟，你说，需要啥帮助？”
我就说：“我想写信。”
她问：“给谁写信呀？”
我就说：“这也需要告诉你吗？”
她说：“当然了，我是你的护士，懂吗？我是你的护士，人就归我管，你的吃喝拉撒睡我都管。”
原来如此，她是我的护士就管我。在连里连长管，在班里班长管，喂猪李扣川管，来到医院就得护士管。
她抵着我的头，完全一副管我的样子，大姐姐式的样子，给我的印象很深，她对我讲，她叫来晓明，是1968年入伍的战士，是这里的护士长，认识你很高兴，你很可能现在是最想家、最想亲人的时候，我给你做思想工作，帮助你战胜疼痛，帮助你战胜痛苦。骨折是很疼的，你很坚强，是个好战士，是个值得表扬的好战士，来到医院了就等于到家了，我们都是你的亲人，咱们都是战友，有啥事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办的一定会帮你办。
她的普通话非常好听，声音细而脆，我近距离地看着她的模样，她的脸圆圆的，跟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上的那个卖花姑娘样的，皮肤又白又嫩，戴着一个只有镜片没有镜框的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有点鼓，好像双眼皮有点包不住似的，最好看的是那张嘴，绝对的樱桃小口，那嘴唇自然的红，那口洁白的牙张口闭口间在灯光下闪烁。
她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告诉她今年17了。她说你瞎说呢，18岁才能当兵，你咋当了两年兵了才17呢？我就告诉她我的户口是假的，是民政助理随便填的，多填了3岁，不然就当不上兵。她噢了一声说，跟我一样，我也是当的小兵，我爸是兰州军区的政委，好大的官呢，他为了让我当兵就给我做了假户口，也是多填了3岁，不过我还是比你大两岁的，你得喊我姐姐。然后，她就逼着我喊姐姐，我当然不喊，她就从手腕上摘下手表来递给我说，你喊姐姐我就把手表给你。我看到手表心就动了，那时候手表跟现在珠宝差不多，稀罕呀。于是，我从牙缝挤出来“姐姐”两个字。看把她高兴的，抱住我的头就要亲我的嘴，我左右躲闪，最后还是让她逮住了，狠狠地亲了一口。从此，我就有了那块西安牌手表，我问她你给我了你戴什么？她说手表她有好几块呢，都是爸爸的朋友送的。有了手表的我老是举起左手腕来冲着病友们显摆，于是，我和护士长之间的小故事便在病房里流传。
来晓明并不在意，她时不时地给我买来水果、糖、小吃，放到我病床的床头柜里，她对其他病友们解释说我是她的弟弟，假话说得比真话都像。所以我常常受到特殊待遇，连医院的医生们都高看我一眼，别忘记了来晓明后面是她那当政委的爸爸，她在师医院里那可是大姐大，院长都得高看她三分。
有一天来晓明跑到我跟前对我讲，她提干了，正排级，她说，看看我穿上4个口袋的军装了吧。她穿上了4个口袋的军装，这军装穿在她身上显得特别好看。为啥？因为别人不敢改瘦的军裤她敢改，改瘦了的军裤就少了大裤裆，别人不敢收紧的军褂腰她敢收，那军褂收紧了腰就显得人窈窕。她那窈窕的身段确实比别的女兵要好看得多，她走路的样子也不是齐步走的那种，而是扭腰摆臀的那种。她扭拉扭地走到我跟前说，我知道你要做啥了，你想写信是吧？我说，你咋知道？她说，我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给你买了一支钢笔和信纸。你的右手没法握笔，得学着用左手写，来，我教你。
那是一封写得最艰难的信，那是一封写得最假的一封信，也是让我最受折磨的一封信。在那封信里我告诉文少，我怎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怎么苦练杀敌本领，怎么团结同志，就是没告诉她我喂猪的事，更没告诉她我因为撵猪从山上掉下来摔断了胳膊的事。当然这封信是背着来晓明写的，虽然她不止一次问我给谁写的，我只是说给家里写的。不知道文少看出来没有，还是她看出来而不问缘由，那是用左手写的信，左手写的字是不整齐的，是不流利的。
我喂猪和摔断胳膊的事也没有告诉爸爸、妈妈，怕他们挂念，更怕他们知道我因喂猪撵猪而摔断胳膊无脸对人。
六
师医院设在天水人宗庙里。
庙里没有香火，没被严重破坏，因部队在里面住，本身有意或无意地起到了保护作用，庙门是紧闭着的，趴在门缝往里看，看到里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那神像还坐在那儿，很高很大的，浑身都是尘土。庙的院分上下两层两段，坐北朝南的大门，古式的，高高的石头台阶，大红柱子，两只蹲在那儿的石狮，好厚的大红门，门上有铜钉，半米多高的门槛，抬好高的腿才能进来。
进得大门前院，东西两面是厢房，厢房的棂窗已经换成了玻璃窗，改成了医院的病房，我们这些病号就住在里面。上九个台阶又进一道牌坊式的门，就进了第二个院，也就是庙前面的那个院，这个院里有两大特点，一是有参天大树，好高好高的大树，都是松柏，我叫不上树的名字，就像曲阜孔庙院里的那样，一棵挨着一棵，树上落了好多乌鸦，黑色的乌鸦，一到太阳说落还没落的黄昏时就黑黑一片盘旋在庙的上空，晚上就全宿落在树上。“嘎嘎”的叫声响成一片，我跟来晓明要了两根听诊器的带儿。她啥都舍得给我，就是一时不愿意，只要我冲她一噘嘴便一切问题得到解决。制作了一个弹弓，又给来晓明要了手电筒，晚上我就邀了来晓明去打那树上的乌鸦。来晓明用手电筒往上一照就照住了乌鸦，它宿在那儿一动不动，我就拉开弹弓打。当然，因为我的技术不好，不知打多少次才打中一个，打中了并不一定能把乌鸦打下来，大多都是尖叫着飞了。
就在用弹弓打乌鸦带来的欢乐中我突生一种淘气，用弹弓打来晓明的屁股，你知道她的屁股多好看吗？你知道她的屁股对一个少年来讲是多么的具有吸引力吗？那天晚上我偷偷地用弹弓打了她的屁股，她疼得“唉哟唉哟”地叫，有人便来问是咋回事，她说她也不清楚是啥打在了她屁股上。其实这事来晓明知道，等人们散去了，她便揪住我的耳朵说：“你这个捣蛋鬼，把弹弓给我。”我把弹弓交给了她，可她拿了一会儿又还给了我，说：“拿着玩吧，可千万别打人了。你这是打我，要是打别人可不行，打瞎了眼咋办？”
院的第二个特点是有不少石碑，有几个石碑立在石龟背上，我就看着那石碑和石龟出神，弄不明白为啥要这样呢？整体来说那个庙给人的感觉是阴森森的。我记得好清楚的一件事是那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在那个阴森森的院里听广播，那广播里发出“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时听着是那样的低沉。那“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至今还记着，那时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一遍一遍高呼着“毛主席万岁”。
我们在来晓明的带领下打着小红旗到天水大街上参加庆祝卫星上天的游行。
天水，当时的天水，一趟大街一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没有猴，一个饭店面糊糊。都是我们当兵的编的顺口溜，还有什么陕西十大怪，甘肃不例外，面条赛腰带，锅盔赛锅盖，房子一面盖，辣椒当咸菜，十七八的姑娘不对外，对外还得800块，手帕不用顶起来，凳子不坐蹲起来，干土打墙墙不倒，麻绳拴猪猪不跑，吃得洋芋蛋，烧得驴粪蛋，大姑娘的红脸蛋等等。不过天水的气候挺好，一年四季如春，有塞上小青岛之说。天水的姑娘特别美，红红的脸蛋，笑眯眯的眼，说话的声音脆甜脆甜。那地方方言特别的好听。看不说看，说“绕希下”，我不说我，说“饿”。好不说好，说“好得很”。转一圈说是“浪一圈呢”。你到哪儿去呢，便说成“你到无达达，饿到哇达达”。
当我们游行到天水的一个照相馆门前时，来晓明把队伍解散了，说：“下面自由活动了，各自饭前回部队。”然后，她就对我说：“走，我们去照个相片吧。”
我照了一张一寸的照片，军帽是洗得有些发白的绿军帽，帽遮檐用手窝了再窝，形成弧形戴在头上，鲜艳的红五星显得更加鲜红。军装也是洗得有些发白的纯棉绿军装，领口上的领章也有些洗得发白的红。为啥穿了这么一身旧军装？因为喂猪舍不得穿新的。不过那照片照得很漂亮，弧形的帽檐下略显发白的红领章上一张圆鼓鼓的黑黝黝的脸，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迷得个来晓明呀简直不行了。等我照完了个人照，她就请我和她照个合影照，当然不是那种结婚照而是生活照，选了一个蓝天、白云、绿草原的布景作为背景，她脱去军衣外罩，露出粉红色的衬衣，摘掉军帽把束起来的黑发放开成披肩发，让我和她并肩而站，并将我的胳膊搭在她的肩头，让我把头往她的头前靠紧些，让我微笑但不要露牙齿。
过了一周，星期天，她休班，跑到病房来，头抵着头对我说：“咱们去取照片吧。”等我点了头，她就对当班的护士说：“照顾下吧，让他和我上一趟街。”护士当然听护士长的，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们去取照片，走到照相馆的橱窗前我们惊了一跳，我个人的照片、我和她合影的照片全放大到一尺多大的样子相挂在橱窗里，那一会儿是又惊又喜又茫然，我看看她，她看看我，不知说啥好。她指着橱窗里的样子相只是“啊啊”，我看着橱窗里的样子相只是发呆。原来我是这么的帅气，那照片放大了而且上了颜色，人显得特精神，我们的合影也是彩色的，真是天仙之配。
正在自我欣赏时，照相馆的老板过来了，他抱拳向我们问好后说：“难得你们如此好的形象呀，工农兵，你们作为解放军的代表，形象太好了。我们照相馆真是有福气，能有你们的光临是我们的荣幸呀。”
按说照相馆只给3张照片，照多大尺寸就给多大的。因为我们上了橱窗成了照相馆的样子相，除了给3张正常的照片之外，又赠送给我们3张相等尺寸的样子相。
来晓明回到医院逢人就显摆，病号和医务人员争先恐后地抢着相片看。
热闹过后，来晓明被叫到了院长办公室，院长告诉她：“要注意影响。”她说：“啥影响？我和我弟弟照个相注意哪家子影响？”
院长不知是碍于来晓明是高干子女，还是碍于来晓明说的有理，微笑着点了点头，这事就算过去了。
七
想象得出文少接到我照片后的激动。
她来信说，自从和我有了通信之后就患了一个毛病，一天不去收发室就觉得有个啥事没做似的，总是惦记着。那天，她是和那个比她矮了半个头的秋波一起去的，一看有我的信就立马扑过去抢，秋波人小灵活就率先把信抢到了手，她把信抢到了手就跑出收发室，文少在后面追，前面的刹住了车而后面的没来及刹，两人便撞到了一起，撞倒在纺纱车的车挡里，抱在一起打滚儿，然后，就趴在车挡里撕开了信封，当我的照片一出现，两人就乐得放不下手了。“看把个秋波馋的，她是左也看，右也看，眼瞪得那跟铃铛似的，恨不得把照片吸到眼里去。”文少来信时这样说：“我更是馋得慌，像没见过什么似的，从秋波手里把照片抢过来，一下子就捂到脸上，捂到鼻梁上，捂到眼跟前，那个看呀，那个没够地看呀。”她还告诉我：“从地上爬起来的秋波喊了一声‘快来看呀，文少对象的相片。于是，就有好多姐妹拥过来，从我手里抢走了相片，那相片就在她们中间传看起来。人们边看边夸你漂亮，说你太漂亮了，说你漂亮得像《侦察兵》里的王心刚，我们这里刚放了《侦察兵》的电影，那电影就在国棉厂的篮球场上放的，看得那些人呀，那王心刚真是太漂亮了，你就跟他一样的漂亮。不好的是，这样一来全车间都知道我有对象了，这么小的年龄就搞对象了，让人家笑话。羞得我无地自容，走在厂里老觉着有人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我不是在跟你搞对象，是吧？咱们没搞对象，只是姐弟关系，因为咱们两家老辈里就好，所以咱们通信是很正常的，你可不能往搞对象上想呀。”
我心里像倒了醋瓶子一样不是滋味。她没跟我搞对象？只是通信玩呢？只是老辈里都好才通信？只是姐弟关系？臭小子，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我和人家文少有啥呢？不就是见了一面吗？那么小小的一面。我只是感觉人家是月亮了，还有什么呢？人家只不过也是看了看你的那个秃头，不就是那么回事吗？连句话都没说。可我这个不要脸的情种，咋就一见人家就胡思乱想呢？来晓明不是来得更具体吗？来晓明跟我亲嘴了，来晓明给我手表了，来晓明领我照相并合影了，算不算搞对象呢？来晓明如此这个那个，为啥我就不往搞对象上想呢？为什么就不像倒了一个醋瓶子那样呢？
当搞对象的概念跑到我脑子来之后，就老是拿文少和来晓明两个人相比。一比她们的模样，她们的模样谁好看，谁漂亮？是那个月亮漂亮，还是这个向日葵漂亮？突然间我就把来晓明比作向日葵了，她像那向日葵，向日葵是圆的，她的脸也是圆的，向日葵的花是黄的，她的那个肤色好像也发黄，那种皮肤的黄而不像文少的那种白。二比她们的工作，来晓明是当兵的，是军官，是护士长，是高干子女；文少是纺纱女工，是工人。哪个好呢？革命工作虽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还是有差别的，是当兵的好？纺纱工好？三比家庭，来晓明的家庭，她爸爸是高干，是兰州军区一个政委；文少家庭，她爸爸是区长，官也不算小。那都是下意识的，即使不是下意识的，比一比总是人的正常现象。人嘛，都是市侩的。哪一出挨着哪一出呢？人家谁给你搞对象了？不就是些小孩子闹着玩吗？可那个时候我可不是这样认为的，人小，心眼也小，男孩子女孩子好像就那事儿，不然干嘛呢？
如果说是搞对象的话，我应该跟谁搞呢？就现在来讲，当然是要跟那个来晓明搞，来晓明是高、富、帅，她是高干家庭，家里很富，帅呢，穿着绿色的军装而且是4个口袋的军装，女人穿上军装那个帅劲可就帅呆了。如果那个时候我跟来晓明搞了对象并且成功了，那么我的命运绝不会是现在这样，可能在部队提干了。来晓明当时说过这样的话，她说，你好好表现，就是喂猪也把猪喂好，入个党，让我爸给你提个干，跟我一起在部队。就是转业到地方工作，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机关，当个什么什么长，什么书记。也可能发财了，有来晓明这样的家庭背景我下海经商，搞房地产，钱会多得没法数，什么可能都会有。可当时的我不这么想，一味地凭着感觉走，就是爱不起来晓明来，当然不是不喜欢，更不是讨厌，只是没那种感觉，像现在青年人搞对象时说的那种感觉。
我给文少寄照片去不久就接到了她的回信，在那个牛皮纸信封里居然夹带来一张她的照片，一寸的，黑白的，那月亮脸儿白皙白皙的，那弯的眉细弯细弯的，那通天鼻挺挺的，那樱桃小嘴，鲜红的嘴唇，薄薄的，最让人难忘的是那两根小辫，两根半尺长的小辫扎在后脑勺上，吊在脖颈上，那脖颈特别的白，像瓷一样的白。
这叫礼尚往来，我给了她一张照片，她回给我一张照片。不是那么简单吧？能是那么简单吗？
八
是来晓明为我拆的石膏，她用一把小钢锯轻轻地锯，先把手上的锯掉，然后分了三截把胳膊上的锯掉。解脱出来的胳膊细得像根长刺儿的黄瓜，上面长了长长的汗毛。刚解脱出来的手连碗水都端不起来，大拇指和食指钢笔都捏不住。来晓明安慰我，像哄小孩子似的说：“好乖乖，没事的，锻炼锻炼就好了。”她教给我怎么锻炼端碗，怎么捏笔，怎么拿筷子，为了锻炼手腕儿她跟我掰手腕儿，她轻轻地使劲，她的手握住我的手，喊着“加油，加油”，让我用劲去掰。在她的帮助下我的胳膊和手很快得到了恢复。看着我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为了鼓励我加强锻炼，又是给我买水果，又是给我买香肠，每有一个方面的进步都会用亲我的脸蛋来表示她的祝贺。那段日子真的太美好了，让我留恋得都不想离开了，甚至还想再摔断一次胳膊换取那种日子。来晓明也是如此，她既希望我尽快恢复，又担心我恢复好之后就要离开她，于是就利用她护士长的权力想着法儿地留我多住几天。大夫第一次下通知让我出院时，来晓明就找到大夫说：“林青的封闭针还没打完呢，一天一针还有三针，打完再出院吧。”大夫只好点头答应。三天以后，来晓明又想了个让我感冒的办法，她趁着午休的时间以锻炼的名义让我跟着她跑步，等跑出汗来了又以帮她去拿东西的名义把我带到医院的一间冷藏室里。这么一热一冷我就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发高烧，她就找大夫说：“你看看，林青感冒了，咋出院呢？”大夫就给我开感冒药，打感冒针，一拖就拖了十天。为了把我多留在医院里些时间，来晓明居然想出来个举办“医患人员联欢会”的主意。她给我安排了一个和她一起演的节目，节目的名字叫“老两口学毛选”，我装扮成老头，她装扮成老婆子，一排练就是半个月的时间。排练节目时她常常会把我领到没人的地方，一到没人的地方她就高声喊我“老头子”我就回喊她“老婆子”。节目的台词里有“老头子，哎，老婆子，咱们一起学毛选”这样的词儿，所以我和她互相喊起来还是顺理成章的。当然，在排练的空里我们常常会发生些男孩女孩之间的游戏故事，可我向天发誓那事绝对没有。
来晓明再也没有办法可使了，我也就出院回连队了。
汽车连的新营房修在一个山脚下，那座山叫凤凰山，光秃秃的山，一棵草都没长。在那山坡上劈出来一个直面，直面处挖了一孔一孔窑洞，像延安窑洞那样的窑洞，窑洞前面是一个三米宽的平台，从平台上沿着土台阶儿下来就是新劈出来的操场，操场的南面停车，叫作停车场，北面是早上跑操的地方，在操场的东南角盖了一处砖房，这里就是厨房，是我上班的地方，是我所在的炊事班。炊事班的房对面打了一口砖井，井口好大，蹲在井口上往井下看能在井里的水面上看到自己的影，跟镜子样的映照着。
我是跟着汽车连的先遣队率先来到这里的，这叫作打前站。当时过来一个汽车排，一个排的人要吃饭，我就是那做饭的炊事员，跟我一起来的炊事班里的人还有班长“亚非拉”和江苏的兵张西林。人家汽车班过来把车往停车场上一停就把背包什么的搬进窑洞了，可我们炊事班呢，得现盘炉灶。当时我胳膊上左边一个疮右边一个疮，那疮流着脓，很疼，可班长“亚非拉”还照样让我干活。为啥让我跟他来，因为我会盘炉灶，别看我小，也别看我以喂猪为主，可炊事班里的好多技术活离不了我，我可以说是个小能人儿。盘炉灶那是要技术的，我会盘那种双马蹄抽风灶，既火旺又省煤，盘了双蹄抽风灶当场就得用。做饭做什么，也同样离不了我。第一顿饭因时间问题只能做简单的，那就是菜肉焖米饭，这又是我的发明，把肉和菜炒好了添上水，水开了直接把米下进去，盖上盖焖起来。这是非常要技术的，早了夹生，晚了煳锅。“亚非拉”班长所以就非得带着我来打前站不可。“亚非拉”班长不叫“亚非拉”，这是我给他起的外号，因为他长得像非洲人似的，当然不是黑种人，可那种黑法和大嘴厚唇还有那脸型特像特像的。
回到汽车连没几天我就接到了来晓明的一封信。这封信给我带来欢喜的同时也带来了麻烦。这麻烦不怨别人都怨我好显摆。拿着来晓明和我的合影照让这个看让那个看，还居然把来晓明的来信让“亚非拉”看，那时候的小脑子想问题很简单，显摆的意思是看见了吧？兰州军区政委的女儿来晓明跟我谈对象呢，谁敢把我怎么着？
能把你怎么着？那个说“这下毁了，‘四好连队评不上了”的副指导员王理甲来找我谈心了。
谈心是在流淌着水的山沟中的小溪旁，王理甲是河南人，说一口“中中”的河南话，好耍心眼儿。山东兵看不惯河南兵，河南兵太滑，山东兵太实，一个不对付就打架。河南兵是嘴皮子，光吵光骂而不敢动手，山东兵却吵不了三声手就上去了。挨了打的河南兵便告状，山东兵就受处分。
这个王理甲娘娘们们的，说话也是娘们腔，走路也有点娘们样，长得细皮嫩肉的，也有着娘们的那种柔软。他跟我谈心，满嘴都是革命的词，说一个革命战士不能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说革命军人遵守纪律是第一要务，说干革命不能有私心杂念，他跟我说：“你谈对象是违犯革命纪律的，不允许的，是要受处分的。尤其你又是跟部队领导的女儿谈对象，那还了得，一旦被上级追究下来，轻了开除军籍处理回家，重者要给处分，让你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我被吓得大气不敢出了，就认为是违犯纪律，犯了错误。咋办呢？副指导员说：“不能回信了，她来的信要交给组织，交给我。不然就处理你。”
从那，凡是来晓明的来信我都交给副指导员王理甲，信也不敢回了。
王理甲这个不要脸的读来晓明给我的信，竟然读上瘾了，后来我才知道王理甲以我的名义给来晓明回信，再后来就听说王理甲跟来晓明谈上对象了。起初来晓明认为是我给她的回信，后来王理甲找到来晓明说我已经复员了。其实我没复员而是王理甲耍心眼以连队组织的名义把我派到宁夏出差了。王理甲那心眼真会耍，他以让我锻炼培养的名义征得连部其他领导的同意，让我跟随到宁夏中卫县阿拉善左旗温都而土公社执行为师农场拉羊粪任务的汽车班执行任务去了，我是汽车班的炊事员，负责给9个人做饭。
九
那地方在宁夏中卫县的西边，火车站名叫干溏车站。
从兰州到包头，两边都是茫茫的戈壁滩，过了银盘水车站，就进入了腾格里沙漠。
腾格里沙漠金黄色的沙丘，跟秃子的头一样光溜，沙漠里没有树，没有路，没有房子，偶尔能看到几头骆驼，那骆驼散养的，自由地在沙漠上行走。也有驴，那种野驴，但很少。羊偶尔也跑过几只，牛呢？没看到。金黄色的沙丘上长着稀疏的骆驼草，一墩子一墩子的，绿但很干，用脚一踢就下来，用火柴一点就燃，用来做柴烧。铁路两边的沙丘是用网子网了的，网是用铁丝编织的，压着些许的草，起到护丘的作用，免得一刮风把那沙丘吹跑了，进而埋了铁路，影响交通。
在那地方分不清东西南北，因为沙漠里没有标志物。那里最缺的就是水，火车站上有几棵小树、几间房、一个水窖，火车一个星期送一次水，把水放到水窖里。水窖方方的口，盖一个铁盖子，铁盖子用大铁锁锁了。周围方圆百里地的人都来这儿来取水，取水者大都牵着骆驼，骆驼的峰间搭着布袋子，布袋子两边放了水桶。来打水的人要向管水窖的人交钱，然后管水窖的人给打水，每天都在排队，一排就是几十米长。
那地方人烟稀少，往四处张望几乎看不到房子，偶见帐篷。女人都用方巾包裹着头脸，很厚的那种方巾，包裹得很严实，所以看不清模样，她们说包方巾是为了防晒，不然就被晒黑了。那儿的人大都是蒙古族，当然也有不少汉族，汉族大都是知青。他们最喜欢吃的是手抓羊肉，做手抓羊肉是用火烤，把一只羊腿或者羊肉挂在架子上，下面点起火来烤，也有煮的，清水煮，调料很少，半生不熟的就吃，一咬几乎都有血流出来。
我们汽车班就住在火车站的一处仓库里，我做的手抓羊肉就和他们不一样，我把行军锅架到我自己盘的炉灶上，用了大茴香、小茴香、八角、花椒、葱、姜、蒜、辣椒等调料，炖到稀烂稀烂，他们一吃就一个劲地喊“好得很”。
七月份，那里已经是很热了，沙土热得和用铁锅炒过了似的，被子不用晒就膨胀得老厚。沙土里有一种小咬，蜜虫子那么大，肉色，咬人可厉害，咬到嘴唇就肿起来，一个个战士都成了肿嘴的驴。
当年只有17岁的我为9个人做饭，在那种条件下执行如此的任务谈何容易？9个人的饭做起来不是一句话，石膏场的营级场长说我长大了可能是条龙，也可能是条虫，说我这个孩子做这么多人的饭真不简单。
烧火没柴就烧骆驼草，那骆驼草烧起来“噼里啪啦”地响，火苗儿软而虚，蒸米饭好使，蒸馒头就不好使。
买菜、买粮、买油盐酱醋都得往中卫县城，往中卫县城大部分时候是汽车班出个车拉着我去，可有时候腾不出空来我就得自己去，自己去只有扒火车。怎么叫扒火车呢？干溏车站是个小站，很少有停靠的车，火车进站就放慢速度，我就趁机扒上去，在中卫买好了东西再从火车上回来，火车进了干溏站，趁着放慢速度的空儿把东西丢下来，然后自己跳下来。那跳火车要技术，两只手抓着门框，屁股狠往后坐，然后猛往外一弹，跳下来要顺着火车前进的方向跟着跑几步，弄不好就挨摔，有一回我就被摔得鼻青脸肿。
这也是一种缘分，是一种锻炼的缘分。
在那儿是不能写信的，因为寄不出去，即使寄出去还不知猴年马月能接到回信。所以，我心里不管怎么思念文少和来晓明也没有办法，来晓明是不敢想了，因为副指导员王理甲禁止我和来晓明有任何来往，再说我本来对她也没有感觉。可想文少我是自由的，我好触景生情，尤其是看到月亮时那种触景生情就越加的强烈。
沙漠上的月亮那个美哟，比文少还美，不，文少比月亮美，这个问题我当着月亮的面不止一次自问。当然一会儿说月亮比文少美，一会儿说文少比月亮美。
那月亮在沙漠的海洋里徐徐升起时先露出一点亮光，然后那亮光越来越强，强到发红的程度时月亮就要露出脸儿来了，好大的月亮，磨盘那么大，沙漠上的月亮比任何地方的都显得大，显得圆，显得亮。月亮在沙漠上毫无阻挡地升起来，升得越高越变得小些，越是小些就越加白些，白着白着就变成文少的脸了。然后我就面对着这张脸想念起文少，再想反正也就那么几个镜头，不就是我秃着头她来我家见了那么一面吗？因为见面的场面少而又少，于是就幻想出好多镜头来，类似于美人鱼呀、嫦娥奔月呀等等。
缘分呢，就这样的不可理解。
你说是不是缘分？
来晓明到干溏石膏场来了。她作为师医院的医疗队员来巡诊了。
我当然不知道来晓明来，一大早班长开车拉着我们来到干溏石膏场接受健康检查。
来晓明看到我就傻了呢，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白大褂里露着绿军装，绿军装上显露着鲜红的领章，白帽子戴在半边头上，那半边露着碎发，碎发飘散着，衬得那小脸杀光的白。她傻了一样呆呆地看着我，好半天说不出话来，等说出话来时，你猜她说了句什么？她说：
“你没死呀？”
“你才死了呢。”
“不是说你复员了吗？”
“谁说的？”
“王理甲。”
同样傻帽样呆呆地看着她的我下意识地就回了这么几句话。
她张开双臂像鸟儿一样朝我飞过来，就在她向我飞过来的一瞬间，我也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双臂，于是我们当着汽车班、石膏场和师医院的战友拥抱在一起，来晓明对我说：“我还认为你死了呢，咋就不回个信？死到哪里去了？你这胸膛里不是心呀？姐对你不好吗？就这样把姐忘记了？”
我回答：“副指导员王理甲不让俺理你，不许给你写信，你的来信必须交给他，所以你来的几封信我拆都不敢拆就交给副指导员王理甲了。”
她瞪大了眼睛反问着：“那信不是你回的？难道是那个王理甲代写的？这个龟儿子，把我欺骗了。”
来晓明就是来晓明，她松开我，从我怀里脱离后便大声对在场的人宣布：“这小伙是我弟弟，亲弟弟。”然后就喊着我的名字介绍给在场的人们：“他叫林青，喂猪上山撵猪把胳膊摔断了，来师医院住院，我认的他亲弟弟，他认的我亲姐姐，来，喊个姐。”逢场作戏，当然更是自我解释以便解脱别人的猜测，我喊了一声“姐”。
看把她乐的，乐得都没了分寸。她亲自给我量血压，测心跳，让我躺在床上用听诊器听，凉丝丝的听诊器，听了左胸听右胸，听了肚脐听肚子，我就纳闷肚子也需要听吗？然后她就检查我的肝区，用手使劲地往下按，她一按我就笑，“咯咯”地笑，她拍打着我的肚子命令我：“严肃点，别笑。”给我检查完之后，她也不给别人检查了，拉了我的手就出了房门。她想找个有阴凉的地方，可往哪儿找，这茫茫的沙漠里没有阴凉地的。没有树哪有树荫？没有高的建筑哪有墙的阴影？她拉着我的手就直着往沙漠的深处走，我一个劲地往后退，对她说：“别往远里走，迷了路就回不来了。”
她说：“回不来更好，我就愿意回不来。”最后我们在一处沙丘前站住了，她脸对着脸问我：“你咋不去看我呢？你咋不给我写信呢？你真的把我忘记了？你咋回事嘛？”
我说：“没咋回事，副指导员王理甲不让我谈对象。”
她往我脸上轻轻地打了一小巴掌，说：“谁给你谈对象了？人家就看着你好吗，别往歪里想。”
我说：“可那副指导员王理甲说是谈对象呢，不允许呢，说违犯纪律呢，我就不敢了呢。”
她对我讲：“一会儿我们就走了，就到下一个点去了，你在这儿注意着点，俺把你拉到这儿来就想问你，问你一句话。”
我说：“想问啥话？”
她说：“你愿意和俺那个不？”
我说：“哪个？”
“交朋友”。
我说：“当然，可以，交朋友当然可以。”
听了这话她就猛地扑上来抱住了我，那样紧紧地抱住了我。正当她把脸仰起来求我跟她亲吻时，传来了喊声：“来晓明，走了。”
她撒开我转身往回跑去。
身后扬起一股股土烟。
十
在完成了从蒙古包处拉羊粪到火车站，然后装火车运往师华阴农场的任务后，汽车班就又去银川东的西大滩车站执行从贺兰山里的煤矿把煤拉到火车站，再由火车站装上火车拉回部队的任务。
刚到西大滩车站我就接到了文少的来信，那来信是“亚非拉”班长从营房给我带来的。
瞧“亚非拉”班长那个熊样！他说想要这封信必须先剃光头。这哪跟哪挨着呢？我抱着头不让他剃，他就拿着信不肯给我，一边摇着那封信一边给我做工作：“你离开营房一两个月了，头发长的那么长了，不剃咋行呢？不剃头不讲卫生怎么当炊事员？剃了头就给你信，你知道这信里说的什么吗？我可告诉你，这信里还有照片呢，那个漂亮姑娘的照片，你不想要？”
我就嚷：“你偷看我的信了？你咋知道里面有照片？”
在部队，领导偷看战士的信几乎是公开的秘密，那个不要脸的王理甲就公开偷看我的信，这个“亚非拉”也是这么个东西，美其名曰关心战士。
为了赶快拿到信，更是为了赶快看到照片，我乖乖地坐下来接受“亚非拉”剃头。这次“亚非拉”剃头改了办法，原来用理发推子，这回用剃头刀，他打来一盆热水给我反复洗头，洗完了用热毛巾把头包起来焐上一会儿，焐好了再洗，洗后打上肥皂 ，然后就“刺啦”一刀“刺啦”一刀地剃。每剃一下我都伴随着一次咧嘴，应该说那是疼，是因为头发没有湿透，还是因为他的剃头刀磨得不够锋利，看来二者都有。
“亚非拉”一边给我剃头一边对我提出表扬，他表扬我是个好战士，说我小小的年纪承担起如此大的任务，他说我一个人能为9个人做饭服务，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保证了大家的生活，了不起，值得学习。我听着他的表扬，剃头带来的疼觉不着了，以往的怨没有了，啥怨也没有了，一时间就觉着这炊事员的工作之伟大，就觉着这革命战士之光荣。
我们安营扎寨的地方是银川市东边一站的西大滩车站，这儿有一家很大的国有企业，叫西北轴承厂，是从东北瓦房店搬来的，那厂子原来就在这西大滩车站，因为战备搬进了贺兰山的一个山沟里，西大滩这儿就剩下了家属院和废弃的厂房、仓库、食堂。我们的汽车就停在那废弃的场地上，所有的人就住在那腾出来的职工宿舍里。我呢，带着锅碗瓢盆住在了废弃的职工食堂里。偌大的一个食堂，灶房是灶房，餐厅是餐厅，茅房是茅房，房间是房间，那么大的地方就我一个人住，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害怕。
其他害怕的事我就不说了，只说说我怕老鼠的事，咋就好好地怕老鼠了呢？不信你不怕，那儿的老鼠可是真老鼠呀，个大，跟小兔子样，毛黄，那种灰不拉唧的黄，两只突在外面的圆溜溜的红眼睛，眼球儿像颗红豆子，跟我们平原地里的那种叫作大眼贼或跟夜里偷鸡吃的黄鼠狼一样，也跟大个的松鼠一样。
我害怕它，除了这长相外还因为它对我进行了侵略。
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食堂里睡，夜里睡着睡着就觉着有东西往被窝里钻，开始并没有醒，那东西钻进被窝就用爪子挠，然后就用嘴去拱，去挠我的小鸡鸡那个部位，一下子就把我惊醒了，“突”地一家伙坐起，“嗷”的一声大叫，一打滚摔到床下。趁着暗淡的夜色，我看到那闪闪发光的红眼睛，看到那毛乎乎的肉身子，吓得我惊叫不止，我的惊叫吓跑了老鼠。
什么叫灵魂出窍？那一会儿我体会到了，那么一惊吓灵魂真的出窍了。灵魂出窍以后人的感觉就是脑子空白了，傻了，憨了，然后浑身出虚汗，一种莫名其妙的汗，浑身潮潮的，那汗不往外渗，更不往外流，就那么潮潮的黏黏的。
在地上坐了半天，大概得有一个小时的工夫我才慢慢地缓过劲来。缓过劲来之后我才知道哭，我哭着，穿上军装，走出食堂，走进大西北苍茫茫的夜色里，夜色朦胧着我的眼，我跌跌撞撞地摸到汽车班住的地方，找到了我的“亚非拉”班长，向他诉说了我遭遇老鼠的情境后，他陪着我重新回到食堂。
没有电灯，“亚非拉”打开那个用汽车电瓶接上线儿，装上汽车灯泡的电瓶灯，把室内所有的地方照了个遍，然后冲着我吼：“臭小子，有个球呀？”
我就辩驳：“你不信关了灯等一会儿。”
“亚非拉”班长便关了电瓶灯，坐在那儿静静地等着。没过一会儿那老鼠真的又光顾了，他突然打开电瓶灯，只见好几条老鼠“嗖”地一下消失了。“亚非拉”班长于是开始了大搜捕，他端着电瓶灯果然找到了3个老鼠洞，碗口儿那么大，一个在床下面的墙脚里，一个在水缸后面的墙根处，一个在一堆杂七烂八的破烂堆里。“亚非拉”班长用石头块儿或土块儿将其一一堵上，对我说：“这下没事了，它们再也出不来了。”可吓破了胆的我却怎么也不敢自己在这儿睡了，“亚非拉”班长便陪着我睡在这儿。一张单人床，两个人挤在一起，刚想睡着，那老鼠又来了，又钻进被窝了，我于是又吓得叫起来。“亚非拉”胆儿大，他抓住了一只老鼠，提起来让我看，并说：“老鼠有啥好怕的？人家南方人都吃老鼠肉呢。”然后他就把老鼠摔死了。
为了避免老鼠再钻被窝儿，“亚非拉”班长把床四角用绳儿拴了悬挂起来，像挂在空中的秋千，这样一来老鼠就上不了床了。老鼠上床的问题解决了，可我怕老鼠的问题却没解决。
为了解决我怕老鼠的问题，我想了个绝妙的办法，把文少和来晓明的照片摆放出来，放到让我看得着的地方，只要一害怕老鼠就看看她们的照片，看见她们的照片我顿时就来胆儿不害怕老鼠了。
文少在这封信里说了些啥呢？
剃完了头，“亚非拉”班长把文少的信给了我，给我信的同时要求我当着大家的面读一读。可能吗？可能当着大家的面读信吗？“亚非拉”呀，班长呀，你这是无理的要求呀。我不读，死活不答应读，我对“亚非拉”说：“你就是揍死我，我也不会读。”不要脸的怕不要命的，最后“亚非拉”拿我毫无办法。
读文少的信是在月牙泉边。
那所谓的月牙泉，是我挖就的，挖它的目的是排泄厨房里洗刷的水、淘米的水，因为没有下水道，所以只有自己挖一个蓄水的池子。挖的时候并没怎么费劲，在原来那个坑的基础上略加修整就成了。为啥非要挖成月牙状呢？主要原因是思念文少，看到月牙泉就想到月亮，想到月亮就想起文少。小水塘里的水清清的像面镜子，水面上浮着些许柳絮，间或浮出文少的模样。在这个地方读文少的来信，可想而知是个怎么样的心情。
文少的钢笔字写得像豆芽似的，虽然不能说怎么不好，起码也算较差的那一种，左歪右斜，看着费了不少劲可就是写不正。不过一笔一画写得很认真，也很流畅，大小差不多，不紧也不松。信的内容让我好是作难也好是羞涩，作难的是她所问的问题让我无法回答，啥无法回答的？她问我怎么打枪。她说厂里组织了一次民兵打靶，她打了3发。于是，就想到了我，想到我是个当兵的，当兵的一定会打枪，她在信中说：“你林青是个当兵的，应该会打枪，你给我讲讲怎么才能打上靶子，我虽然也参加训练了，也知道三点成一线，为啥就打不中靶子？”
说实话我还不如文少呢，她训练了，知道三点成一线，我自当兵起就没摸过枪，也没参加过训练，那一会儿我那个自卑呀。她哪里知道我是个做饭喂猪的炊事员？我这当的是个什么兵呀？可我不能告诉她实情，不能告诉她我当的是喂猪的兵。我这个好耍小聪明的家伙，为了哄骗文少竟然去找“亚非拉”班长询问打枪的基本常识，我对“亚非拉”班长说：“班长，你打过枪吗？”
“亚非拉”班长说：“当然打过了，当兵的还能没打过枪？”
我说：“我就没打过枪。能给我讲讲打枪的要领吗？”
“亚非拉”班长猜出来我是想在文少面前显摆显摆，便说：“这回得让我看看信了吧？”
我回答：“只要你教给我打枪的要领就可以让你看信。那信你不是看过了吗？里面反正没有啥情话，俺俩通信姐弟相称，没啥谈情说爱的内容。”
“亚非拉”班长说：“谁信呢？拿来让我再看看。”
我说：“你先给我说说打枪要领我才给你看。”
于是“亚非拉”班长就一边比划着一边说起打枪要领：“趴在地上，先挺胸抬头，把枪托抵于腋窝处，右手握紧枪柄，胸口下压，右脸贴于枪体，左眼眯起，找准星，三点成一线，扣压扳机，一点一点地下压，不能一下子扣，一下子扣一哆嗦子弹就跑了，这边偏一毫米那边就偏两米，扣压扳机时要屏住气，别喘气，千万别慌。”
我把“亚非拉”班长的话原原本本地写信给了文少，文少夸我真是个好兵。
我要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兵，当一个打过枪的兵，当一个文少心目中的兵，下决心再不当这喂猪做饭的兵了。
“亚非拉”班长看了文少的信，“嘿嘿”地笑着对我说：“啥情话也没有，谈的啥对象呀？”
“谈对象说啥情话？啥叫情话？”我讨教“亚非拉”班长。
“亚非拉”班长说：“等我那口子来了信让你看，不把你这个二猫蛋子馋死。”
十一
我开始给文少写回信了。
这封回信不仅说了打枪要领的问题，还向她报告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啥秘密？
林彪出事了。
这一点充分证明我对文少的信任。要知道这可是了不得的事。
在我被这条消息惊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时，不相信自己判断真伪能力时，我瞪大着眼，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傻似的僵直在床上，给我说这个事的人站在我面前像一堵墙，一堵夜幕般的墙。面对着那堵墙，我听到他这样说：“林副主席出事了，他要杀毛主席，毛主席粉碎了他的阴谋，他乘飞机逃跑，摔死了。”
对我说这话的这个人是西北轴承厂的工人，他的老家在东北瓦房店，他回东北探亲，回来时路过北京，是在北京的一个亲戚处得知这个消息的。他告诉我是为了换我两个馍吃，平时他跟我玩得挺好，常巴结我弄个馍吃。他对我说完这样的话就给我要馍吃，而且一再告诫我不要对外说。
我除了把这个消息写在了给文少的信里，对谁都不敢说，一个字都不敢说。
听到林彪叛逃的消息后，我就发现那条铁路线上开始一列列地过军列，一列车一列车的或是高炮，或是军车，或是坦克，那军列都用绿网罩着，经过车站时也不停，许多客车都晚点，停靠在一边让军列过。
1971年9月16日我们接到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进山拉煤的车全都停下来，停在火车站待命，“亚非拉”班长对我说：“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了，你也要准备好行军锅，一旦拉出去进入阵地。你得能保证让我们吃上饭。”
林彪叛逃的事人们都不说，只是说一级战备了，肯定有大事，什么大事？都不说。那种保密的气氛让人窒息。
我把信发给了文少，是专门跑到西大滩火车站那个邮政所去发的，为重视起见我发了挂号信。
9月17日的半夜里，“亚非拉”班长突然跑到我住的食堂来，招呼我紧急集合。我好一阵子忙活，把事先准备好的行军锅收拾起来，油盐酱醋米面菜一应俱全，然后就装上一辆解放车。“亚非拉”班长和我一起坐在驾驶室里，他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小鬼，害怕吗？看来真的要打仗了。”
我看到和我们一起同行的是我们全汽车班的车和人，那车一字排开，是闭灯行驶，只听响，看不见前面的路和周围的景色。一路跑来，黎明时分到了腾格里沙漠的前沿阵地，那个地名叫一万泉。在这儿我们和从天水营房由火车拉来的汽车连的师医院的等师后勤部的其他部队会合。
野炊是对我们炊事班最大的考验。部队进入阵地，吃饭成了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野炊。“亚非拉”班长指挥着全班：“张西林你负责菜，田亮你负责米饭，林青你负责挖个野炊灶和烧火。”
就在这个时候，从要和汽车连一起就餐的师医院来了3个帮厨的女兵，这3个女兵里就有来晓明，虽然她戴着口罩，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她冲我点点头，摆摆手示意我不要和她说话，装作谁也不认识谁的样子。然后，她走过来帮我挖野炊灶。
挖野炊灶是个技术活，一是要看好风向，要迎风而坐，不能背风而为。二是要找一个好地角，这地角最好有个坡度或是一个坎儿。三是要灶膛儿大，尽量把灶膛弄得大一些，不然放不进柴。四是要能使用风箱，所谓风箱就是鼓风袋，一个细长的帆布袋子，一头用绳儿系了，一头留下细口儿。来晓明跟我学，往上一提往下一压风就吹出来，这一提一压可是有技术的，提起来压不准气就没有，提的时候要猛提，压的时候要缓压。来晓明学东西很快，她压出来的风越来越强劲，灶膛里的火也就越加的旺。
那顿饭做得很露脸，露脸就露在我和来晓明一起挖的野炊灶上和烧旺的火上，焖了一锅米饭，不煳也不夹生；炒了一锅菜，不生也不咸，连长表扬“亚非拉”，“亚非拉”就说：“林青这小子值得表扬。”连长就拉住我的手，拍了两下我的头，然后命令“亚非拉”：“以后别给他剃光头了，不然肯定是个俊小伙。”
十二
解除了一级战备回到天水营房后，我做了一件让人吃惊的事：给师首长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来晓明出的主意。
自从她帮我挖野炊灶共同做了那顿饭后就恢复了我们的来往，当然这种来往都是秘密地进行，我这边绝对不能让王理甲副指导员和“亚非拉”班长等连队的人知道，她那边绝对不能让医院里的人知道。我这边保密较容易，只要守口如瓶就行，她那边就不容易，因为医院是个开放的地方，我只要到医院见她就会被发现。每一次都是我假装到医院看病，挂了号就去找军医，找军医当然是去找来晓明，来晓明就假装给我看病，然后约个时间地点见面。
那天我们约的是中午12点，地点麦积山的迎客松处。
麦积山，因该山状如堆积的麦垛而得名。那棵迎客松就在麦积山的入门处，样子跟我们现在看的泰山上的迎客松差不多。来晓明站在那棵迎客松下迎接我，她手里举着一束花，一束她来时从路边采的野花。是啥野花？黄的小花，一朵一朵聚集起来成为一束。当然，我不懂得这情调那情调的，但还是觉着怪有意思的，我问她：“从哪弄了这些花？”
她说：“一路在山坡上采的，好吗？”
我问她：“你采这个干什么？”
她说：“好玩。你来的时候咋不采呢？”
我回答：“我从山沟里走出来足有30里，累都累得受不了，哪还有闲心采这个。”
她说：“你心里根本没有俺。”
我说：“这哪儿跟哪儿挨着呢？这和有你没有你有啥关系？”
她说：“你是个傻瓜，不跟你说了，闻你这身上是啥味？”
我马上耸起鼻子闻，是的，我闻到了，闻到了一股猪粪味。这味儿就是洗不掉，来的时候我曾认真地洗过脸，洗过手，洗过脚，洗过腿，洗了又洗，最后专门跑到山沟底那流淌的小溪中脱光了洗了个彻底，肥皂打了不少，可这味还是没有彻底去掉。
都怨“亚非拉”回到营房又让我去跟着李扣川喂猪，“亚非拉”说这是疼我，喂猪相对轻省。他说我这样的钢得用在刀刃上，我是哪儿的钢呀？“亚非拉”说是炊事班里的钢。为啥说我是钢呢？“亚非拉”的原话是：“这小子有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有掌握技术操作技术活的能力。炊事班的技术活别看他没大动过手，可一上手就会，焖米饭，发面打碱，和油条面，焖肉米饭，改炉改灶，挖野炊灶等，哪一样他都能干，这是俺们的一个宝。”
来晓明也耸起鼻子来闻，要命吧？她像一只狗似的往我身上闻，边闻边说：“不能再喂猪了。”
我何尝乐意喂猪？谁又愿意喂猪？喂猪也是为人民服务，医生也是为人民服务，开汽车也是为人民服务，研究原子弹也是为人民服务，啥都是为人民服务，为啥非要我喂猪呢？难道我就不能干别的？我对着来晓明吼：“不是我愿意喂猪的，是他们让我喂猪的，我不愿意喂猪。”
来晓明抱住了我，她怕我一纵身从那悬崖处跳下去，她对我说：“想办法吧，不能再喂猪了。”
说不清楚，我和来晓明是个啥关系？从最热门的话题上说我们搞对象？不，不是的，真的，不管你信不信，不是的。咋不是的呢？住院时她那样的对你，你那样的对她，在那沙漠上，她那样的对你，你那样的对她，眼前，在这麦积山的迎客松前又是你这样的对她，她这样的对你，咋还不是呢？世界上有花钱买不到的东西，感情上有说也说不清楚的感情，我说也说不清楚。我总想看到她，总想看到这个叫来晓明的姑娘，想看到不就是想搞对象？
她抱着我的这一会儿，我觉着是爱情了，觉着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了，因为我的那个地方在蠢蠢欲动了，挺难受的，那种难受是又酸又甜又涩又辣，说也说不清楚，可就在这时一种幻觉出现了。我眼前出现了文少的身影，抱我的来晓明变成了文少，怪不怪？很怪很怪的。那一刻我知道了人还是有幻觉的，而且幻觉是不由自主产生的。当这种幻觉出现时我把来晓明抱紧了，抱得她喘气都“呼哧呼哧”的了，她陶醉地眯起眼睛，陶醉地张开了双肩，陶醉地把脸埋进我的脖颈，她嘴里呼出的热气温暖着我的脖颈，那热气从脖颈处顺着耳根飘入我的鼻腔，那种汗香的甜味同样陶醉了我。
中午时分的阳光撒在迎客松上，那松树的绿越加的绿，那绿上像涂了一层墨，那墨在阳光照耀下放着光。
我们抱了好长时间，就那样抱着，不，不完全是，在抱着过程中伴随着某些小动作。比如，她轻轻地揪我的耳朵，揪住了放开再揪住再放开，然后她用嘴咬我的脖颈，咬脖颈上的筋，咬得挺痒。是的，是的，我们亲吻了。不，我不是跟来晓明亲吻的，是跟文少，就那种幻觉，一种神秘的幻觉。
激动过后我们喘着粗气坐下来，坐在迎客松下面的石块上，那石块有个平面，那平面只能坐下一个人的屁股，我们俩就一人一半的屁股坐在石块上。这个时候她就教给我怎么给领导写信，开始她说把信写给师后勤部的领导，想了片刻说干脆就写给师首长。她说：“干啥事要占领制高点，当制高点占领了，就可以控制局面了。一个师的制高点那就是师长，只要师长发话了，啥事还办不成呀？”
说完话，她一把把我拉起来，风风火火的样子，那本来就有些红的肤色越加显红，甘肃人那种红脸蛋越加的明显。这个时候是来晓明最漂亮的时候，红红的脸蛋儿像苹果，那一会儿我突然就喜欢她了，喜欢的主要表现在突然主动地吻了她的脸。她用手去胡噜一把她的脸蛋顺便就胡拉下一层汗霜来，然后湿漉漉的手就贴到我的脸上，她“咯咯”地笑着说：“傻小子，我们已经不可能了，我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然后又说：“走哩，咱们到邮电局去，那儿有信纸也有笔，到那儿现写现邮，岂不是方便？”
在邮电局买了信纸、信封、邮票后，我们就坐在窗边的一张专供写信的桌子旁，写信当然由我来执笔，可她不住地指挥，指挥我称呼写上“敬爱的师首长”，指挥着我“要写上带心的您，不能写不带心的你”。我先是写了我的基本情况，又写了我参军后一直在汽车连炊事班当炊事员和饲养员的情况，表达了我对革命工作的基本认识，在写完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后，我写到我要求不再喂猪做饭，不再当炊事员、饲养员，要求去扛枪，写到要求到步兵连队去的理由时我是这样说的：“一块铁要想炼成钢必须到火炉里去，一个革命青年要想成才就必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煅烧，我不能在炊事班里图轻松和享受了，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能锻炼自己的地方去。我来当兵时就梦想着扛上枪，梦想着摸爬滚打，可没想到我却当了一名炊事员，喂猪做饭两年多，没见过枪，没扛过枪，更没打过枪，名义上是解放军实际上是个喂猪做饭的。”另外我还写道：“在汽车连人家都是开车的司机，只有炊事班的人不开车只做饭。人家当兵学开车，学会了开车就开车，我们当兵就喂猪做饭。开车的兵看不起我们，在我们炊事员面前老是显摆，好像他就高贵，我们就低贱，真的受不了，自尊心受不了。请首长明察，给我一个机会，一个真正当兵的机会，一个锻炼的机会，别再让我喂猪做饭了，不然我就要疯了，我就要自杀了。”
来晓明站在我身后看着我写，我每写一句她都给予“是的”“不错”“当然”之类的肯定或否定，她对我的写作能力大加赞赏，说我早晚是个当作家的料儿。
等我把信写完问她行不行时，她夺过了信，折起来，装进她早已写好的信封，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笑话：她问人家服务员邮票贴在哪儿？服务员说贴哪儿都行。她四下里看了一圈后，顺手就把邮票贴到邮电局的大门上了。服务员看到了就让她赶快揭下来，她说不是你说的贴哪儿都行吗？服务员说我是说你贴到信封的哪儿都行，可没让你贴到大门上去呀。于是她去门上揭邮票，已经粘牢的邮票揭起来挺费事，她就对人家服务员发牢骚，弄得满大厅里的人哈哈大笑。
事后我问她：“你真的不知道邮票往哪儿贴呀？”她回答：“我逗着玩呢。”
谁知是她真的不知道还真的是逗着玩，说也说不清楚。
我说清楚的是，她揭不下邮票来干脆不揭了，同时也干脆不邮了，她把信装在口袋里对我说：“不用邮了，我亲自送到师长那儿去。”
十三
我又出事了，又出大事了。
出的这个大事比先前撵猪摔断胳膊的事大。摔断胳膊只是疼了，接上了，打石膏了，住了一段医院，拆开石膏那胳膊上长了一层长长的白汗毛，端杯水都端不起来，还有什么？这回可不行，可不是白汗毛、细胳膊、端不动一碗水的事，严重得多，弄不好就娶不上媳妇了，就不敢见人了，就成了巴黎圣母院里的那个丑八怪了，就一生都毁了。
都怨班长“亚非拉”，你干嘛充那种熊能，人家汽车班要自己承担做饭任务，你非他娘的抢这活儿，说什么：“我们炊事班完全有能力承担何必再麻烦汽车班，你们承担做饭的任务岂不是看不起我们炊事班吗？我们派一个能干的就是了。”谁是能干的？还不是我？你看着我圆满地完成了跟着汽车班外出做饭的任务，就断定我是个能干的了？你抢功为了提干，为了立功，为了逞能，俺呢？拿俺当枪使，拿俺当你升迁的铺路石。
也怨那个副指导员王理甲，瞧他那个熊样，站在那延安式窑洞前的高台子上，倒背着个熊手，挺着个熊肚，操着河南豫剧的那种娘们腔喊“亚非拉”班长到他那儿去一趟，去一趟干啥？干啥？给“亚非拉”讲，你的意见连部同意了，同意林青跟着汽车班去做饭。那个小孩子还真行。连部研究了给他入团，并给一次记功，表彰他。
“亚非拉”回来就找我谈话，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握，握了半天手还不过瘾，又搂住我使劲地抱，咧着那熊大嘴直往我脸上喷唾沫星子，说：“祝贺你，祝贺你入团，祝贺你立功。”祝贺完了话题一转就下任务说：“还有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要不说你是炊事班的一个宝呢？宝是啥？就是关键时候能用得上，就是重要任务能扛得起。上一次单独完成任务完成得很好，我相信这一次会更加的好。”
就在那天晚上，炊事班召开了班务会，会上“亚非拉”宣布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布完后当场填了入团志愿书，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入团哪有先宣布再填表的？哪有不是团支部而是炊事班召开班务会的？那个非常时期的非常年代啥乱子没有呀？就这样我算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了，那个填的表入没入人事档案还不清楚呢。至于记功的事也是同样，不同的是在全连点名时宣布的。太阳落山了，晚饭吃过了，全连集合了，集合在那一溜延安式窑洞高台子下的操场上，连长站在土台子上“啊啊”地训话。所谓点名并不是一个人名一个人名地喊，而是连长讲话，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给我记功的事就是在表扬那个版块宣布的，连长提高了声音宣布：“因为，林青同志在随汽车班到外出执行任务表现突出，特记三等功一次。”宣布了就宣布了，我却始终没有接到奖状和功章。
让我上哪儿执行新任务呢？其实说不上新任务，反正到哪儿也是做饭，做饭天天做，称得上什么新呀？这回呀，是跟着一个汽车班到师里的小农场做饭。
小农场肯定是小呀。比华阴大农场要小，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北大荒农场要小得不能再小了。我们师在陕西华阴有个大农场，那个大农场主要生产粮食，相比华阴，这个农场就小得多了。这个小农场在天水郊区，没有门，也没有围墙，和普通的农田一个样。那个季节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片油菜花，远远望去像一片黄的海洋，随着微微的小风一折一折地起着波浪，那波浪一折撵着一折，没有海水涌起的波浪声，也没有青纱帐发出的瑟瑟声，很静的，那种出奇的静。
我们的伙房就设在高炮营伙房的隔壁两间平房里，抽风灶、地锅台、面案子、菜案板一应俱有。让我高兴的是隔壁高炮营做饭的炊事员是我的老乡，一见面俩人都瞪大了眼睛吃惊地喊着对方的名字。我喊着：“曹林建！”他喊着：“林青！”这一喊就抱到了一起。
他会做饭，有一套做饭的技术，炒菜炒的花样多，什么炖白菜、炖茄子、爆炒豆芽之类。主食什么也会做，蒸馒头、蒸花卷、蒸米饭之类。因为我敬佩他就让他教我炒菜，这一教我炒菜可就炒出麻烦来了。
炒菜的油着火了，那一斤多炒菜的油因为烧得时间过长而着火了，那是油火呀。这个最让我敬佩的曹林建一看油着火了，一时忙乱了手脚，端起旁边已经切好的一筐子白菜“哗”一下倒进着火的锅里，这样一激，那油火“嘭”一下飞溅起来，这飞溅起来的油火一下子就扑到我的脸上，“哇！”我惨叫着双手捂住了脸。脸上火辣辣的疼，那种烧灼的疼直往脸皮里面钻，直往每一根神经上钻，直往心里钻。疼得我哆嗦，疼得我唏呵，疼得我不住地跺脚，打圈儿。
我被送到了师医院。
“怎么啦？怎么啦？”来晓明高喊着扑到我跟前，她奋力掰开我的双手。喊着：“别动，别哭，哭出来的眼泪会感染的。”她吵吵着，迅速脱去军装，摘去奶罩，露出雪白的两个大奶子，先用手捉了左边的一只奶子把奶头冲到我的脸上，用力挤压，那奶液便喷到我的脸上，然后，又捉了右边的一只奶子把奶头冲到我的脸上，用力挤压，那奶液喷到我的脸上，两只奶子轮回着向我的脸上喷奶液。那奶液流进我的嘴里，微温、微咸、微酸、微腥，妈妈的奶水就是这样的味道。
在奶水的洗浴下我烧灼的疼痛得到缓解，那样一丝一丝的缓解，奶水每往脸上喷一轮，脸上的烧灼疼就缓解一下，她就一轮一轮地捉着奶子往我的脸上喷奶水，几次那奶头触到我的脸上，她往前扑着身子，我的脸几乎是埋在她的怀里，从她怀里透出来的气息，那种奶香，那种汗香，那种女人带孩子的香，一齐涌进我的嗅觉里，我就觉着在妈妈的怀抱里了。
来晓明用奶水为我洗过几轮后，把奶中的奶水全都挤干，揉着奶子说：“等一会儿，等奶水长出来再洗。”说完再洗的话后，她这才冲着我发起火来：“你这是咋搞的吗？毛张飞。咋就烧到脸上去了？活该，咋就不把你烧死呢？”她挥起拳头锤打着我平躺在那儿的胸膛，呯呯作响。“告诉我咋弄的？”
我就撒着娇，咬着牙，咧着嘴，品尝着她那奶水的味道回答她：“我炒菜，油着了，他往里倒菜，油火溅起来，溅到我脸上。”
“谁呀？这个人是谁呀？瞎毛海。”
“不怨别人。”
“你知道了，这要落下烫伤那可是一脸的疤痕，你就成了花花脸了，这一辈子连个媳妇也找不着了呀。”
“咋办呢？我得落一脸的疤痕吗？我得成花花脸呀？”
“那就看你的造化了。亏了我刚生了孩子有奶，用奶水洗就能洗好，只是晚了一会儿，当时烧了就洗，在没起泡前洗绝对管事。现在还算不错，泡还没起来。”
“你咋好好的生孩子了呢？”
“不生孩子哪来的奶水？”
“你为了给我洗脸才生孩子准备下奶水的？”
“臭嘴，贫嘴。”
“不是——”
我那会儿心里痛苦极了，你想想一个我心里爱着的人生孩子了，我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别往别处扯了，眼前是赶快用奶洗别落下疤痕。”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她又一次给我用奶水洗浴起来。
这样重复了3次。
刚由副指导员提升为指导员的王理甲风风火火地来了，直接来到正在为我用奶水洗浴的现场，他的到来给我带来两个不敢相信的事：
一个是，我给师首长写的信，师首长回信了，决定不再让我当炊事员和饲养员，调我到步兵连。我听到那几个“调你到步兵连”字音一瞬间耳朵“嗡”地一下就啥也听不见了，耳朵进入了盲区，脑子空白了，不转了，这样停顿了一阵子，才像死了的人慢慢苏醒过来。苏醒过来的我就看着天也不是天了，地也不是地了，医院里的白不是白了，松树绿也不是绿了，我也不是我了，我不是我是谁呢？不知道，忘记了。我环视着，一圈一圈地环视着。最后把眼盯在了王理甲的脸上，他那娘们脸，那么细嫩，那么平坦，那么柔软。我听到王理甲在重复着：“你要下步兵连了，去扛枪。你小子还真行，还敢给师首长写信。”然后他告诉我：“你这封信解散了我们汽车连炊事班，凡是专职炊事员一律下连队，以后汽车连炊事班的炊事员由驾驶员轮流承担。你调到的连队是个老红军连队，响当当的好作风八连呀。”
第二个是，王理甲是来晓明的丈夫。来晓明怎么嫁给了王理甲呢？我看看来晓明又看看王理甲，看看王理甲又看看来晓明。直看得他俩发毛，发毛的来晓明几乎是吵着向我说：“都是你的事，你把我给你的信交给了王理甲，他就替你给我回信，你出发期间都是他代你回信的，最后等他找上门时说你已经复员了，我们就陷入了爱河。”
王理甲一语不发，微笑着，胜利地微笑着。
我不再看来晓明，也不再看王理甲，而是看窗外的天空，那松树旁边正有一颗月亮升起，啊，我看到了月亮，心中的月亮，那个月亮顿时就变成了文少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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