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主潮逐渐以“大众”“进步”“民族”“国家”等关键词取代了“五四”时期对人本身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的内面灵魂的剖问，路翎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文坛的这种叙事格局，他善于表现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在人的心灵内部的对话和沟通的动态过程。这种探索，使他的小说呈现出两大特色：“强力精神”与“流浪汉气质”，其在本质上所展现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鲁迅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财主底儿女们》中，路翎的“痛苦体验艺术”的核心就是激发人的潜在能量去探求人自身最为隐秘的内在情感，他通过主人公的“流浪和漂泊”，让其置身于战争失败所带来的心灵上的屈辱和面对恶劣生存环境所遭际的逃难中。而主人公所遭受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最终在强大理想信念的支撑下，经过一番剧烈的心灵搏斗从而转化为一种精神上的快慰和满足。路翎向我们展示这一过程时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即通过主人公的成长经历，来体现人物思想信念的变化。
此时，路翎小说在空间场域上的描写极具特色，从而使其叙事文本具有了广博的象征意蕴。他能够将人物的内心情感置入一种博大空旷的宇宙中进行烘托、抒发，在一种近乎原始的境地中，去寻找野性的力量，《饥饿的郭素娥》中，他试图用“性”这个古老民族最为禁忌的话题，来营造一种具有浓烈文化意味的象征系统。路翎小说的特色还体现在他对欧式语言的借鉴和创新上，他充分意识到“语言奴役创伤”的弊端，即认为旧有的语言对人的思想是一种束缚，通过对原有语言的改造和“陌生化”可以达到一种“思想革命”的功效。因此。他试图以一种先行者的姿态去实践自己的主张，在叙事中大量的对主语的省略，以及状语、定语的加长和修饰，让我们从另一向度领略到了汉语的魅力。从文本的结构方面来看，初读路翎的长篇小说会觉得《财主底儿女们》结构上不是很严整，很多地方有阅读的脱节感，小说中大量的议论，造成本文结构的散化。这或许是因作者的主观追求过于强烈而形成的一种文本结构的特有断裂，亦即所造成的一种文本叙事与阅读感受之间的脱节这样一种现象。
从美学层面上讲，路翎探讨的不仅仅是革命的完结、救国道路的建立，而是一种对束缚与奴役人类精神的厌弃与反抗，正如鲁迅式的“反抗绝望”一样，路翎表现出了对人类精神解放与自由的热切追求与渴望。
一、现代人的痛苦体验
“痛苦体验”美学是一种现代审美体验，它的产生，与现代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9世纪下半叶，因科学技术的几次革命，人们对外界的认识和感知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它导致了人类精神家园意识的毁灭和诗意栖居瞩望的丧失，即人类进入到荷尔德林所谓“精神的贫困”与福柯“人之死”的时代；另一方面，人类对于美的感知以及美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时，“人类旅行的速度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徒步和骑牲畜的速度。他们获得了景物变幻摇移的感觉，以及从未经验过的连续不断的形象，万物倏忽而过的迷离。”“现代主义也坚持说表面现象无意义，而试图要揭示内心想象的潜在基础。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风格上的，它设法抹杀‘距离——心理距离、社会距离、审美距离等——坚持经验的绝对现在性，即同步感和即刻性。二是主题上的，它坚持自我的绝对专断，强调人不受任何限制，迫切寻求超越。”而痛苦体验恰恰具有以上特征，它是现代主义理论背景下的一种对于世界的新的认知方式，是现代人精神结构与多重复杂体验中的一种，也是现代人在感官层面去感知生活的一种途径。
路翎小说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他的抒情主人公始终是在游走漂泊的过程中经历和体验精神与肉体的痛苦。“体验艺术（Erlebniskunst）概念具有一种显著的两重性。本来，体验艺术显然是指，艺术来自于体验，并且是体验的表现。但在某种派生的意义上，体验艺术概念也被用于那种专为审美体验所规定的艺术。这两者显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凡是以某种体验的表现作为其存在规定性的东西，它的意义只能通过某种体验才能把握。”在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主人公不断地游走就是希望能够通过体验来充实自己的心灵。“兵痞石华贵”让主人公蒋纯祖产生了怜悯，却又使他深深地陷入精神分裂中，蒋纯祖想痛恨一切，却又没有真正可以痛恨的对象，他不得不以出走流浪的方式去经历痛苦，从而在受苦中完成心灵的淘洗和理想信念的追寻。在信仰破坏与价值崩溃的时代，他也希求通过这种方式来修复自己不断破碎的信念，从而在一种实践认知中去重建自我的精神崇拜。在《财主底儿女们》中，蒋纯祖竭力崇拜的朱谷良就是这样：
朱谷良在冷雨中静静地站着，兴奋、悲凉、短促地作着对过去的沉思。于是，像过去很多次一样，他便看清楚他底道路了。在这个荒凉的黑夜中，怀着辛辣的、悲壮的感情，想到远方有兄弟们底战斗，城市，和灯火，像一切人一样，朱谷良便脱出了自己底理智的，……对于朱谷良，黑夜是变成绝对宁静的，那种深邃的，广漠的黑暗，证明了他心中的最高的，最善的感情。
蒋纯祖一方面在选择自我流浪，另一方面，也在流浪的过程中去认识到这个腐朽、衰败国度所散发的种种腐烂气息，从而在一种体验，也就是一种实践中去认识民族战争的残酷、黑暗以及人性的倾轧。路翎没有选择直接描写抗日战争的残酷来达到某种目标，却通过一种主观书写，特别是一种自我情感的张扬、生命力的发散来索求民族的出路。不仅如此，在民族危难的背后，他还去竭力寻找一种永恒的东西。蒋纯祖不断思考着自身人格的高下，他会因为一点点的不完美而痛苦，也会忏悔自己的“自私”（如“没有阻止石华贵杀朱谷良而痛苦”），时常也会因为自己的情欲而懊恼（如“在宣传队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个美丽的女子”）。总之，在艰难的选择中，他思考、困惑、迷惘，同时绝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在战争考验和流浪中，更加了解人，明白人生。在这样一种动态的游走和心灵探险中，蒋纯祖不断去体味人生：“或痛苦，或飞扬。拒斥安稳、平庸，钦慕英雄式的自由。”同时，作者通过对蒋家内部为争夺财产而发生争斗时的各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以及革命文艺宣传队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的描写，直抵人性“劣根”的深处，他将人性置于广阔丰富的人生经历中进行审视，无论是“堕落”还是“狡猾”、是“勇敢”还是“怯懦”，都以个体独特的方式来展现，从而获得了丰富的人性“体验”。
尤尔根·哈贝马斯说，“在十九世纪，从这种浪漫精神衍生出来的、摆脱了所有特殊历史束缚的激进化的现代意识已经抬头。”而具有现代意识的现代作品的显著标志是形式与内容的“新颖”。这种新颖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主观的非理性的美学强调，二是审美形态上的动态性和灵魂的向内转变。美学现代性的精神和规则在波德莱尔作品中最早呈现出明显的轮廓。而正是从那时起，现代性逐渐以各种先锋派的姿态开展起来，终于在伏尔泰学派和超现实主义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在流动的状态中寻找到某一聚合的焦点，这一对时间的理解，成为现代意识的要素。路翎显然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探索，他让主人公摸索前行，在一种冥冥之中，探索未来，在一种亦狂亦悲的痛苦哀号中，将新的价值点生发在变化无常之上，给人以古希腊西绪福斯式的悲怆感。但是，这种悲怆感在路翎笔下的呈现，并不是让人感到生命的幻灭易逝，相反，却让人感受到对物和力的赞美。这是一种试图将艺术与生活沟通、将虚构与现实交错的艺术。路翎试图让读者自己的审美判断替代客观经验，以此抵御当时政治倾向过于浮泛高调的抗日小说或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用切身的体验去恢复生活，消解那些不合时宜的文本架构，打破人们所熟悉的一种伦理文化、一种道德审视甚于审美评价的评价体系，将业已枯竭的审美文化想象力从文化枯井和单调平面化的生活中拯救出来，从而改变艺术单一的维度和氛围。
路翎作品中的痛苦经验作为一种个体经验的传达，具有迷惘、失意、孤独、颓废的现代派艺术特征。在他的创作中，特意强调去征服未来，将人物难以捉摸的情绪和转瞬即逝的心灵体验凝固在主体的历时性、能动性、情感性、创造性、差异性体验之中，同时，他将非连续性的体验内化为人物性格中的一种惯常态度。从而在历史中凸显个体的一种挣扎和超越。既然人的认识能力可以建构一个现象世界，道德、信仰能力可以建构一个意义与价值的世界，那么审美能力当然也能建构一个既非以认识世界为目的，也非以宣扬某种社会价值为目的的独立的精神世界。因此，文学自律、纯形式、无功利性的审美体验也理应成为这个独立世界的基本内容。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说：“艺术使我们想起动物活力的状态；它一方面是旺盛的肉体活力向形象世界和意愿世界的涌流喷射，另一方面是借助崇高生活的形象和意愿对动物性机能的诱发；它是生命感的高涨，也是生命感的激发。”∞蒋纯祖、郭素娥正是在一种否定传统中，完成自己的意志伸张的。郭素娥的肉体饥饿和精神饥饿让我们想起动物性，她大胆而热烈的情欲展现，“要更多、更多的刺激”，正体现出作者的美学追求。路翎是将道德看作美感范围之外的事，他力图在对强力意志的追求中，建立一种生命美学：即主人公越是精神上痛苦，心灵搏斗就越是激烈，内心也就更加强大，从而人的尊严和个体奋斗的价值也就被强化。
“痛苦体验”的美还表现在其巨大的破坏力和审美救赎上。路翎小说的痛苦体验具有这样的特征：他关注人自身和人格分裂中的种种形态，以痛苦为推力去深思、探究种种人生问题。在以痛苦主导的情绪中，克服掉阅读距离，使人的精神痛苦在放大的同时，得以“把存在在世界上的恐惧（焦虑）（它是以无‘为根基的）转变为庄严思想的观察力的易掌握的客体”，从而展现感性生命的强力，以此作为对现代人“萎缩生命”困境的回应，达到救赎的目的。
海德格尔曾认为，标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艺术进入了美学的视野，也就是说艺术作品成为体验的对象，艺术被看作人的生活的表达”。路翎小说的特点在于让小说重新回归到小说，不再承担“功利主义”的义务。他力图以个人的精神体验与所谓“功利主义”相关的“稳定、永恒、伟大、崇高”等美学观念相抗衡，从而表现现代人的纯粹情感经验。于是，我们就可以“在一切丑的现象中看出他的美来，在一切无秩序的现象中看出他的秩序来”。在解读路翎时，我们会深深体味到，读者自身的阅读体验会占据重要位置，在非理性的“强力意志”的感染下，读者往往会自觉地调动自己的感觉、直觉、想象和情感，在一种阅读体验中，去感受主人公的精神痛苦，并自由构筑，解构、重构出自己的审美对象，在悲剧感的精神痛苦和感受中获得审美认同。胡风在《财主底儿女们》的“序言”里讨论这部作品反封建的意义时说：“人能够概括地对这提出简单的科学的说明，人更该理解这里面的浩瀚无际的、生命跃动的人生实相。”这就从人的生命价值的角度肯定了“解放自我”以及人生的意义。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热衷于讨论尼采，显然，路翎小说的“超人意志”来源于尼采。在一个价值混乱、信仰崩溃的年代，路翎祈望用一种强力的人格形象去完成历史的使命，完成对人的存在危机的完满解答。《财主底儿女们》中，主人公蒋纯祖具有一种“超人意志”，蒋纯祖式的努力，是一种“超人式”的努力。在蒋纯祖身上，表现着现代人的深刻本质，那就是“思维”所带来的超越自身——无限发展的精神。他要用自我力量的充盈来不断超越命运的局限，即使知道死亡必然到来，却力图以对“绝对自由”的追求来实现心灵的超越。蒋纯祖在充满污垢的中国，和整个堕落的时代斗争，和早已习惯做奴隶的庸众斗争：
上海的战争使他们溃散了，而因为多年来的对内地的嫉恨和对复仇的失望的缘故——他们底对敌人的复仇被耽搁到现在，并且被布置在不利的环境中，他们是感到嫉恨的——他们这些漂泊者便自暴自弃起来了。
尽管蒋纯祖鄙夷这个时代，但他却具有一种摆脱虚弱的强力意志，昂扬的精神是他的支柱：
蒋纯祖，像一切具有强暴的、未经琢磨的感情的青年一样，在感情爆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雄伟的人物，在实际的人类关系中，或在各种冷淡的、强有力的权威下，却常常软弱、恐惧、逃避、顺从。
意识到了做奴隶的恐惧，却强烈地希望战胜这种焦虑和恐惧，他选择了一种遏制不住的酒神般的冲动去克服恐惧：
挫折和失败携来了那种甜美的、亲切的忧伤，指导着人们底生活的那种理想，那种光明，便从阴沉的云雾中亲切地透露出来了，抚慰那些忧伤，使创伤获得光荣。
这样一种幸福和荣光，是从一种醉狂般的痛苦中，挤压出的冲动，是狂欢所带来的极度快乐，虽然短暂却具有突破束缚的力量。面对命运，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强健自己的生命力，所谓“主体”的“我思”才能够有意义。
路翎正是在苦难中，痛苦地体验、追索着。从上海、南京、苏州到武汉、重庆，在这广阔的人生实践旅途中，他常常深入到人的深邃的内心世界，用痛苦的战栗来表现人的贫乏、空虚、无助和痛苦。在思考的困惑矛盾中，路翎将人物心灵逼入黑暗的铁屋进行拷问，在看似冷漠的外表下，其用意是进行终极救赎。在《财主底儿女们》中，蒋家的不断衰败、人的精神萎靡和道德沦丧，暗示出一种生存境遇的改变和旧有宗法制道德体系的崩溃。面临新的文化冲突，路翎的关注点集中在人在改变自己的命运时，又不断抗争、屡战屡败这一悲剧意义上。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由于人的命运早已被注定，主人公不能够掌握自己命运而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奋起斗争成为悲剧的话；那么，蒋纯祖式的流浪和出走同样具有悲剧意义。流浪和出走产生于对原有文化范式真理性的怀疑，意味着出外去“追寻真理”和寻求文化冲突的解决途径。其实质就是通过流浪出走，塑造出强力的自我和具备思考能力的个体，实现与命运的抗争。但是，由于路翎笔下的主人公又脱胎于旧时代的文化，因此，无论是蒋纯祖抑或是《饥饿的郭素娥》中郭素娥，这些“超人们”在与传统割裂时都会感到身心剧痛，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痛苦体验的深度。
与此同时，正是因为蒋纯祖不断地对绝境的抗争，郭素娥对自己爱情、情欲的热切追求，所以，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强烈的精神主体性，而这种主体的自由又正好符合了现代性的准则。他们的行动力和思考力，体现出一种终极的对自由的追求，具有浓郁的形而上色彩。
二、空间场域的现代建构
路翎将他的艺术才华恣意挥洒在广阔的天地中。在大后方，在广袤的、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他在与天、地，与宇宙的对话中完成了自我思考。卢卡契认为，“叙事诗的技巧——自然也就是小说的技巧——在于发现社会实践的各个切合时宜的、显著的具有人的意义的种种特征。人总希望在叙事诗中看到他自己更清楚的、放大了的映象，他的社会实践的映象。……他的作品中的这种本质的东西，即人及其社会实践，越是显得不是推敲出来的艺术品，不是他的艺术造诣的成果，越是显得是某种天然生长出来的……那么他就写得越是富有魅力，越是带普遍性。”路翎也正是通过这种映像式的描写，通过环境描写来隐喻，完成一套令人回味的语言符号编码。他笔下的景物，都仿佛是被拟人化了，“痛苦的风，波涛在呼喊……”等形成了路翎独特的叙述风格，也构成了他的叙事文本浓烈的诗化氛围。而在表层的景物书写下，隐藏着他强烈的生命流动和一种时空宇宙意识。如：
轮渡在江里航行，传来愉快的马达声。黑暗的江流里，发着微光的、美丽的波浪翻滚着；对江的黄鹤楼下，有灯火印在水里如金色的桥梁。空气是如此的轻柔、如此的沉静；微风里有凉爽的香气。
路翎在艺术想象中，往往将环境作为与心灵沟通的一种场景来描写，通过赋予环境以色彩和意义，使其描写剥离了抽象思维，将人的生活经验具象化。他的叙事，只保存着容易唤起人类心灵审美愉悦的美的艺术元素，从而给人以美的、净化般的感受。他往往让读者在优美的环境触发中回顾、体味、思考，在一种与心灵的沟通、对话中不断修正原来的认识，进而以一种浓墨重彩的生命意识拍击人的心灵，引起读者的审美反应，从而建构起对于对象世界的想象图景而达到对世界的解释。他采用了一种新的形象系统，以有别于已经被中国古代文人常用的毫无生机的隐喻体系，诸如“月，花，夜，海”等。路翎渲染的诗意环境力图达到陌生化的效果，在一种对景物的自由联想中，竭力在文本中割断读者与旧有形象系统的联系，但是又不完全丢弃原有环境的内涵而是赋予其新的情感色彩，从而达到一种感同身受的效应。于是，在这种似是而非的联系中，他竭力复归人自身原初的对自然对环境的感应力和敏感度，通过对环境的描写，烘托出一种人的精神状态。路翎笔下的环境描写，博大而阔深，当你进入他的叙述场域，心灵会跟随着作者强烈的情绪化的表述而掀起一个又一个波涛。蒋纯祖游走的情景，主人公的情绪起伏及场景不断变化更易造成一种主观上的超验体悟。作者给我们构织了这样一幅场景：一个行色匆匆行走于广袤大地上的人，只有一个匆忙赶路的背影，周围环境风云变化，这个人却不顾一切行走在荆棘的道路上，他披星戴月、食不果腹，却依然精神矍铄，勇往前行……这种场景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旷远悠久的孤独感，而这种孤独感，又让人不自觉地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强力”精神指引着他，如同圣徒匍匐行走般去体验痛苦，这样一种精神泛着神性的光辉。当我们被这样的文字染化时，更多的情节冲突就会被置于次要的关注地位。再看下面这段文字：
阳光从明亮的、沉重的云群中辉煌地照射了出来，最初是一道淡白色的光明，投射在近处的山坡上，然后是全部的辉煌的力量。朱谷良看了他一眼，然后环顾迷茫的、灰暗的旷野。朱谷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感到自己在人世是孤单的。朱谷良以怜恤的目光凝视站在乱石和尸体中间的兵士们。蒋纯祖带着迷乱的、惊愕的神情走近来，朱谷良怜恤地凝视着蒋纯祖。
这是作者描写朱谷良死时的场景，这样一种情景让人无形中消解了痛苦，在一种接近死亡的“惊愕”中，忘却恐惧。这是“在最超感官的体悟的一刹那去表现宇宙”，让思想上痛苦的人在内心产生出一种神性光芒照耀的快乐。战争的硝烟一方面让人感到黑暗、压抑、痛苦，另一方面阳光强烈、人物迎着旷野凛冽的风，满怀信念不惧艰难，这相互映衬中的酷烈旷野以及孤独前行的人更显得令人钦佩与尊崇。路翎总是在一种视觉和听觉的联觉中，将人物内心的悲恸与更光亮的环境色彩进行对比、整合，激发出人的一种超验性体悟，比如“雪地和尸体”“昏黄的灯光和恐怖的浪涛声”等句子，即给他的小说带来了一种博大的宇宙感，这种宇宙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一种“绝对自由的感觉”，同时也是一种接近艺术本原与生命本原的感觉。《财主底儿女们》一开始让人感受到无比的压抑，然而在经过蒋纯祖式的人物的强力征服后，在经过出走逃亡、从江南到重庆的行动中，隐藏于文本之间的主人公很深的苦恼情绪被分散，在愈发艰苦却又带有兴奋色彩和明亮色调的环境中得到了释放。小说后半段有这样的文字，“那一片闪耀着的积雪的旷野是给了他一种灵感，使他突然感到无比的欢欣，而露出这种笑容。在他底心灵底欢欣中，他觉得积雪的旷野，在阳光中，雍容而华贵。”经过流浪颠簸和受难，蒋纯祖终于成功地消解了所有的阻力因素，他的自我放逐，在精神上体现出强大的力量。在路翎笔下，环境的光、亮，清爽的江风都是被用来暗示作者坚定的意志和不断行动的精神写照。路翎的隐喻体现出高超的整合力，他的环境描写体现出的情感色彩，和内心不断挣扎的痛苦，交织一起，最终完美协调地完成了对这个时代的感知。
路翎的小说表现出强烈的“原始”强力。在作家看来，原始强力代表着一种原始的力量，它既能够振奋民众，有助于民族解放，也能够代表着人的一种原初状态，即具有不被遮蔽的生命灵性。因此，他坚持人本主义的理想，试图用自己的书写去廓清被形形色色的文艺理论主张以及严重的流俗所干扰的迷雾，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关怀和对生命本体的关照。路翎同时也借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以及厨川白村等的精神资源。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烈的主观倾向，而且特别关注“人”的精神的斗争，侧重于心理分析。“这精神奴役，是比外表上的奴役还要厉害的，因为它是控制了人民底精神，它是杀人不见血的；它是使被杀者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被杀的。它是用着吃人的礼教、忠臣孝子的感情、三从四德的规范、仁义道德的温情来进行着看不见的屠杀的。”“‘人民的原始的强力是什么？它就是，反抗封建束缚的那种朴素的、自然的也就常常是冲动性的强烈要求，这种自发性是历史要求下的原始的、自然的产儿，是‘个性解放的即阶级觉醒的初生的带血的形态，它是革命斗争和革命领导的基础。”原始强力是对民族意志力的呼喊，是对愚昧状态的抗衡。20世纪特别是四十年代末期的中国，犹如巴金笔下的“寒夜”一样笼罩着黑暗的大地。沈从文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抒情唯美的笔调来表达自己对神、爱、人性美的“希腊小庙”的追求。而路翎则选择了一种强劲、激烈的方式来实现他的艺术价值理念，在风疾天近的荒野上，他笔下的一系列人物都是桀骜不驯的英雄。无疑，当人类心灵异常苦闷，生活的极端窘迫抑或是精神困顿对人产生极为强烈的压抑时，特别是在巨大的民族危难面前，作为孤独者的个体无论怎样奋斗都往往难以看到前途的光明。而从文明对抗的意义上来看，越是原始的强力却越能体现人类的本性。
原始的强力是一种反抗性的欲望力量。在《饥饿的郭素娥》中，原始强力体现为难以遏制的身体欲望，是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反抗力量出现的。身体的欲望更表现出一种难以规训的破坏性力量，体现在文本中，郭素娥，她的灼热的肉体，承载着理性难以负荷甚至难以想象的狂野情欲，最终燃烧掉了自己：
（郭素娥）底身体蜷伏在暗影里，但赤裸的脚在烛光下颤动着。没有任何言语，任何人间底言语都将破坏这个虚伪而又真实，疯狂而又自知的境界。
在香烟摊子后面坐着的时候，她的脸焦灼地烧红，她的修长的青色眼睛带着一种赤裸裸的欲望与期许，是淫荡的。
现实让人觉得虚伪、空虚，甚至无聊，而肉体的快感却来得异常真实和触手可及。世界的空虚、人类的虚妄让作者感到绝望，相比之下，只有强烈的个体冲动似乎才能冲破这一切。也正是基于这种崇高的理想和对人生的热望，才越是激发了作家心目中的济世激情。所以，无论是蒋纯祖的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游走抑或是郭素娥强大的身体能量，在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中，他们都体现为原始强力的进发，进而激发出强大的反抗性力量，向着整个旧有的体制和时代进攻，同时也完成了对自身命运的抗争。
路翎小说空间思维的变化特征，充分体现在从非连续性的体验角度感知生活。面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路翎一时间觉得用一种平和的叙述不能来表达细腻丰富的感受，他领会到了现代社会对事物整体无法把握的不确定性和人的思想情绪的焦虑性。因此，当面对新奇复杂的世界时，他的主体建构更多地表现出了对现代人的精神层面的关注。
路翎小说大量篇幅中都有这种对旷野对自闭状态的描写，体现出一种主体思考的宇宙意识。《财主底儿女们》通过蒋纯祖的流浪展现主人公精神求索的迷离和痛苦，进而通过叙述者的激情、痛苦和隐匿的叙述者的冷静反讽，让主体进行自我审视。这是一种非连贯性的、自省式的反思与自在观察。同样，在《饥饿的郭素娥》中，郭素娥虽然在行为举止上被冠以“淫荡”之谓，然而读者并未感受到她的淫邪和放荡。相反，路翎用一种想象“死亡”的技巧，用一种动态的描述将郭素娥轻轻地先行置于道德批判的高台上（文中一再强调她是淫荡的），从而消解她在这一方面被人诟病的可能，又通过塑造出一个传统中认为是强大的坚韧的男性形象——张振山来进行比照，而这个表面上的强人实际上是一个懦夫，这样就在一种交互式象征中，完成了具有相当意义的人物开掘。
（张振山）望着她的在灰绿的微光里急遽颤动着的，赤裸的胸，她的在空中恼恨地像要撕碎障碍着她的幸福的东西似的，激烈地抓扑着的白色的手，和她的埋在暗影里，漾着潮湿的光波的眼睛。……当他把手伸向女人的胸膛去的时候，他就恼怒起来，半途掣回手，握成一个威胁的拳头。他为什么要屈服在这小屋子里呢？他为什么要让一个女人批评他，并且告诉他，他应该怎样做，贬抑他的性格的恶毒的光辉呢？
路翎就是在这一系列的细腻感觉强化中，让我们在瞬间的可观察可思考中，完成了自我身心的强力，体验到了一种感官上的极端。而作者则隐藏在叙述的背后，只是通过一种反讽式的描写来让我们感受到这些。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死亡般的感受，我们感觉和体悟到了生命赤裸裸的战栗和惊悸。死亡被写得那样悲壮残酷，鲜血流淌的同时却具有了死亡的美丽。人的灵魂的光辉，在想象中不断得到升华。弱者的灵魂则在一种反讽的审判中被抛弃。这种处理方式，其实是作者面对焦虑面对空间发生变化时力图重建伦理秩序的一种努力。
三、心灵的诗化抒写
人通过抽象思维来认知世界。而将认识记录下来的就是语言符号。当我们解读路翎的小说时，发现在他的语言符号中，存在着一种潜意识与无意识叙述状态，同时又由于大量评论分析性话语的介入，使得潜意识和主体的自我意识相互交织，形成了路翎小说一种悖论式的描述。路翎的悖论式描写体现在，一方面十分重视心理宣泄，重视心灵震颤式的情绪表达，在一瞬间表现人物的极大痛苦和痉挛，具有短暂性、瞬时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充斥于文本缝隙和角落的潜意识，体现在文本中大量的空白、跳跃，主要表现为主人公的一种呓语和梦魇。在《财主底儿女们》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种话语并行交叉，一种是清醒的理性的自我，塑捏出追求救亡的朱谷良式的英雄；另一方面却又是非理性的邪恶的情愿让朱谷良牺牲，然后通过作者自己英雄式的救赎来杀死石华贵替朱谷良报仇。两种话语的叠加，使文本产生了不那么和谐的特征，也使得在阅读中常常会产生评论性话语和内心潜意识相互冲击的感觉。
在那种神奇的、梦魇的力量底支配下，纯粹由于外表的反应，主人理智地做着那些动作。他底心是被压紧，沉默着。……显然的，这个到了最后的人假如还有力量的话，那这种力量便是从微微的希望——他必须证明他是否真的到了最后——和求生的本能——那是强烈可怕的——反射出来的。那些沉默的、精密的、迫切的动作，是可怕的。
蒋少祖觉得他心里有一种新的、明确化了的情热，那就是他爱中国这个民族，因为它有那样悠久、那样辉煌的历史；敌人底侵略使他更爱这个民族，并更爱它底悠久的，辉煌的历史。
于是蒋纯祖痛苦地承认了自己底堕落，承认了自己要生存，振作起来。而那种慰藉的、悲切的感情，虽然失去了欢欣的成分，却更强。真实的人们，在他们底阴谋中，是常常要在另外的一些人们把它们看成手段的感情上面跌倒，甚至沉没的。
第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语言的紧张和重复，可以感受到一种当人的思维接近空白时，其焦虑的状态和梦魇式的求生本能。也可以体察到作者强烈的个性化的语言，以及所表现出的那种游离的、不明确的所指。在这里，能指与所指相互指涉，又若即若离。而在后两段话中，则体现出作者跳出来对主人公心理的评价和议论，明显构成一种插入性话语。这两种话语的交叉形成了路翎小说的悖论式描写。
路翎的小说具有很强的主观情绪和形而上思绪。他的这种悖论式描写，既体现出路翎纯真的诗人气质，又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形而上问题的不懈思考，他力图通过语言整合建构自己的理想世界，寻求一种最适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实际上，他的文本中的语言的游离、断裂，以及大量的潜意识的流露，总是交织着对家国前途的思考以及对人的形而上问题的追索。然而，这种语言叙事并没有让我们感受到文本的不规整，相反，却让读者在阅读中扩展了自己的想象，进行了一次感性的复苏，在不断的阅读体验中，亦真亦幻，让我们在情感漩涡中建构自己的想象，冲开表层语言的种种迷雾，去接近语言的本体也就是生命的本体。在美与善、光明与黑暗中进行心灵放逐。
语言最深层次的感动就是生命的感动，就是生命意志力的高扬。在一切诗化小说中，往往让人有种生命如诗般的流动，在路翎笔下就有这样的特点：
他迅速地走下山坡，听见了水流声，看见了在阳光中飞溅着的巨大的瀑布。瀑布投奔下去，在石桥场底左端形成了澄碧的河流。水波在阳光中发闪，两岸有林木。
有时候生命犹如咆哮的长河般气势如虹：
天际的声音向江面奔驰，好像倾倒的大厦。大家等待这个声响近来：在黑暗中的人类等待着毁灭或奇迹。那个巨大的精灵，伴随着它底单调的音乐，落在江面上。于是波涛愤怒地翻腾，给予可怖的回答。
在这样一种诗化叙述中，主体完全融入了客体.生命因为走进了心灵而更加富有诗意。夜就像阁楼上的歌声那样，袅袅地进入人类心灵。蒋纯组这个踽踽独行的青年在明月的照耀下，在江风冷面拍打下的长江中听着潺潺水声，仿佛生命在流动。而这身后，有着年轻的鲜活的生命在跳动在思考，在悲愤，在反抗。火苗簇簇“大家抖索着——显然是故意抖索着——拥到火旁，火焰明亮，浓烟在无风的空中上升”。蒋纯祖凝视着“灰白的、膨胀的、沉默的天”和“伟大的天宇”，在广漠中，“他又那样的忧郁”“使得人类底生命显得渺小，使孤独的人们处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中，而接触到虚无的梦境。”“每一代的青年生长出来，都要在人们称为社会秩序的那些墙壁和罗网中做一种强暴的奔突”，要在那些“铜墙和罗网”中，去“指望将来，追求光荣，迎着阴暗的生活”。生命必须翱翔，要在遥远的世界上去追回“一切内心底东西，一切回忆、信仰、希望，都要在完全赤裸和无端的惊悸中，经受严重的考验”。“尖利的、单薄的冷风从江面袭来，轻轻地吹扑火焰。”“听着呼吼的寒风”，而“雪，是落在旷野中”。——蒋纯祖虽然已经离开了他在那里经受过劳苦、牺牲、衰亡以及衰败的城市，但是具有强力意志的人们不会沉沦。路翎的语言就是这样，充满感性与诗性。在他笔下，宇宙的空灵与浩瀚，与人类的渺小构成的对比体现出博大顽强的生命活力。那些漂泊者具有“豪宕的胸怀”与“广漠的经验和辛辣的感情”，他们悲郁、矜持、沉重但却坚韧。这一切诗化的描写都让路翎的小说具有了浓重的生命感性意识。
莱蒙托夫说：“个人的心灵的历史，哪怕是最渺小的心灵的历史，也不见得比整个民族的历史更为乏味、更少裨益。”在路翎充满诗意的叙事中，在他构设的一种空旷而又激情的大地中，我们感受到一种飞扬的青春，和一种翻滚的悲壮的激情，我们感受他的悲与喜、狂傲与不羁，这是一个普通生命的大悲喜。路翎的文学语言也因为穿透了人间的种种世俗，回归生命本体而显得格外清澈明净，他的语言的激情以及所产生的诗性张力，无疑会散发着迷人的永恒魅力。
结论
路翎，这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奇才，在二十多岁时便写出了《财主底儿女们》这样的具有很高艺术分量的作品，然而如同一个流星在划过天空后，很快便被狂欢的“颂歌”海洋所湮没。在新中国成立后漫长的创作中，他的艺术生命被消磨殆尽，这不能不令人极为遗憾。每每读到路翎时，就像完成了一次精神洗礼，他的纯真、热情，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给了我们一次次灵魂的战栗。
长久以来，路翎被视为“异类”，无论是当时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都被归入“胡风”集团。命运的坎坷造就了他悲剧的人生。然而难能可贵的是路翎在黑暗、虚无的年代敢于为自己的信仰献出自己的生命。他永远仰望星空，追逐前面的声音，永不止步，时刻以精神斗士的昂扬姿态去荡涤现实社会的尘垢。他有着浓烈的现代意识，总是肆意延伸自己的艺术触角，在一系列独到、深刻的艺术实践中完成了自我主体特别是现代“人”精神的洗礼。在他的小说中，无论是生命的痛苦体验、浓烈博大的象征、空间化思维还是语言的创新，他都继承了鲁迅的启蒙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意识，承扬了鲁迅作为独异个人不向任何威权妥协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可以看到，路翎总是以他独特的叙事对抗着所谓时代的文学主流，像鲁迅一样，注定了他只能是时代的孤独者和不被人理解的异数。然而，他大胆直率而又真诚地去敢于揭示民族精神的“奴役和创伤”，并在一次次的反抗中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他的求索和抗争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仍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路翎的小说叙事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先锋实验性，他对生命意义的执着追求与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为我们留下了足以回味的“心灵斗争的烙印”，今天再读路翎，他对中国当代文坛“中国文学经验”的凝练无疑有着不凡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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