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立意，是要在比较文学的视域内，对文学性范畴做出新的探讨。虽然这一范畴在理论上已显得可疑而过时，但在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中，“文学何以为文学”仍然是富有活力的问题，对于总结和提炼文学经验仍有实际效用。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要重申本质主义的文学观，而是强调文学性本就是一个功能性范畴，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言，“文学的定义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作为鉴定某一作品是否属于文学的标准，而是作为理论导向和方法论导向的工具”。因此，与其重复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的抽象争论，不如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情境中，对文学性范畴的内涵与功能做出更为细致的辨析和更富于建设性的谋划。
一、韦勒克：有机体与“全球文学”
众所周知，正是勒内·韦勒克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使文学性问题成为比较文学领域的焦点问题。韦勒克报告的题目是《比较文学的危机》，危机的症候是这一学科一直未能明确其研究内容与方法论。定位不明对人文学科来说司空见惯，真正危险的是误入歧途。以韦勒克看来，很多比较文学研究的著名人物“根本不是真正对文学感兴趣，而是热衷于研究公众舆论史、旅游报道和关于民族特点的见解。总之，对一般文化史感兴趣。文学研究这个概念被他们扩大到竟与整个人类史等同起来了”。而他相信，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本体论的沟壑”“文学的学术研究如不下决心将文学作为有别于人类其他活动及产品的学科来看待，它在方法论上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比较文学“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而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门类，比较文学理所当然的研究中心就是“文学的艺术作品本身”。这个“文学的艺术作品”是罗曼·英加登式的概念，在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十分抢眼，这让我们很自然地认为韦勒克是在以文学理论家的身份发言；而在另一方面，韦勒克也是在为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张目，所谓“文学研究的危机”，首先是以欧文·白璧德（沃伦的导师）和“新批评”为代表的美国人文主义研究方法的危机。多年来，这种人文主义研究方法一直在与形形色色的实证主义斗争，现在斗争也延续到了比较文学领域。
不过，即便有此背景，我们仍然要问，韦勒克是否承认有独立的“比较文学问题”？很难不注意到，《文学理论》一书虽辟有“总体文学、比较文学和民族文学”的专章，但在就“世界文学”“总体文学”“比较文学”等概念做了一番辨析之后，忽然祭出“奥克姆剃刀”，主张“最好的办法是简简单单地称之为‘文学”，别无限定与修饰。这不等于说韦勒克轻视比较文学，而只是说他不会让“比较”凌驾于“文学”之上。上世纪40年代，韦勒克多方呼吁，要让比较文学研究在美国学院体系内获得独立建制，他当时设想，新成立的系要么叫“总体文学和国际文学系”，要么干脆叫“文学系”，以区别于仍受传统“语文学”和实证主义掌控的“英文系”。韦勒克有关比较文学研究的设想，不是一对一的平行比较或影响研究，而是一种“universal literaryhistory”的图景，可译为“全球文学史”或“环球文学史”，即“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索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并不是经验性的概念，不等于地区与地区的简单相加。虽然韦勒克提醒人们注意，一直有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在内的紧密整体”，但那仍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需要库提乌斯的《欧洲文学和拉丁中世纪》、奥尔巴赫《论摹仿》等研究著作去不断强化的观念。这类研究并非将欧洲文学视为同质的、静态的存在，而是致力于通过文学作品之间的关联揭示一种丰富的、动态的整体性，即将欧洲各国的文学描述为彼此牵连的庞大的生命体。对此生命体的描述可以有实证性的成分，但它不是实证性的概念，而是“精神性”的。由此引出的关键逻辑是：不是地区的文学叠加为全球的文学，而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全球对应着文学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勒克认为“民族文学”概念不能成立，一个民族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文学传统（因而有相应的国别文学研究），但文学却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先天框架的概念，“文学是一元的，犹如艺术和人性是一元的一样。只有运用这个概念来研究文学史才有前途”。对韦勒克来说，主张文学的“一元论”并不等于否认文化的多元性，恰相反，若非认识到不同民族各有其传统，我们只需沿用各自评价标准即可，大可不必以“普遍人性”为前提构建文艺本质论，因为后者的直接用途是促成对话。要对抗“民族文学”的思维模式，需要超越性的文学本质论作为武器：“一旦我们把握住艺术与诗的本质，把握住艺术与诗超越人的生命和命运，并塑造了一个想象的新世界这一特点，那么民族虚荣心就会烟消云散。”循此逻辑，所谓文学性，正是文本超越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成为能被普遍认知的形象整体的可能性，“普遍人性”只是使这一转换更易理解而已。
在此基础上还要认识到，对多元文化的自觉是会影响到文学本质论的建构方式的。韦勒克反复强调自己并非“形式主义者”，他“并不希望把文学研究局限于对声、韵和组合技巧或措辞和句法的研究”，“也不希望把文学与语言等同起来”；在他这里，所谓“文学的艺术作品”，是一个由情景、人物和事件组成的不可分割的“世界”：
在我看来，唯一正确的概念必然是“整体论”的，即将艺术作品视为杂多之整体，视为一个蕴含并需要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无论是相对主义的猎奇心，抑或外部形式主义，都是将文学研究非人化的错误主张。批评不能也不该被逐出文学研究领域。
这个“整体论”或不无“传统形而上学”的色彩，却不是由某个古老的哲学本体论推演而出，而是一种应对现代多元文化语境的理论立场，且必须依托于批评的能动性。“相对主义的猎奇心”以及“外部形式主义”都是粗暴地简化问题，而建立一个不可分割的世界，却是“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拆解与重建的具体过程，需要身处特定文化境遇的批评家拿出判断力与想象力。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将各国文学连接为整体性的精神运动的历史研究，与将一部文学作品构建为有机的意义整体的批评实践，互为映照且彼此支持，以韦勒克的话说，批评就“意味着从国际的角度来展望全球文学史和文学学术这一遥远的理想”。他最卓越的学术贡献是对现代西方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这是他进入全球文学史的独特方式，如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一文中所言：“批评意味着注意标准和质量，意味着对作品本身的理解，这些作品体现了历史性，因此需要求助于批评史去理解它们。”韦勒克研究文学批评史，是要通过展示“文学理解”这一活动的历史性来理解文学的历史性，它不是“古籍研究”，而是要“阐明和解释我们的文学现状”；反过来，只有借助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才能被真正把握。韦勒克视批评为在“纯美学”和“纯印象”之间进行调节的理论话语，“只有批评和诗学之间的合作、交换和必要的相互作用，才能够保证文学研究健康发展”。这是一种价值判断与本质探询的双向建构与反思，一种需要在多元文化语境中不断打磨的智慧。对于比较文学所要处理的文学性问题来说，此种智慧至关重要。
韦勒克的洞见在于认识到比较文学研究终究是文学研究，从而使文学性问题在比较文学领域得到重构，而他的盲视也在于此：他将文学研究同质化了。他认为文学研究“不是各种交互关系之网的编织”，而应“像艺术本身一样成为一种想象的行为，成为人类最高价值的保护者和创造者”，这是对实证思维应有的警惕，却未免定调过高，矫枉过正。而当韦勒克宣称“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现实，而是标准和质量”时，他对文学研究之“生气”的理解也显得狭隘。更重要的是，既然韦勒克将文学作品视为杂多之统一的有机体，所谓“交互关系的蛛网”，就不应该只视为实证研究的对象，而大可与“唯一的文学”形成富有张力的对照，使文学性范畴的功能充分显现并不断深化。对此，韦勒克显然估计不足。
二、“文化研究转向”之后的文学性
韦勒克的发言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在某种意义上，韦勒克的诘难一直影响着后来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刺激他们就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问题表明立场。苏珊·巴斯奈特充满挑战性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与韦勒克所代表的比较文学范式可谓全面对立。巴斯奈特指出一个不可逆的变化，韦勒克这一代研究者更欣赏“伟大作品”模式下理想主义的跨国研究方法，相信伟大的国际性艺术的人文主义教化力量，此信念已难乎为继。比较文学研究已开始了全新的“文化研究转向”。它不再是“非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而是“重新考察了文化身份、文学经典、文化影响的政治意义、文学分期和文学史方面的关键问题”；它不再是欧洲中心论的，而是“拥有一个后欧洲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式”；它不再追求全球文学，而是宣称“一旦脱离了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这些核心问题，比较文学就迷失了方向”。
巴斯奈特所代表的学术潮流势不可当，但能否一举废弃韦勒克所提出的文学性问题？必须要说的是，重新考察“文化身份、文学经典、文化影响的政治意义”的必要性，并不能直接成为“反对美国学派的非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方法”的理由，因为矛盾对双方都是存在的，“形式主义方法”需要构建“世界”，文化政治的分析也需要正视“文学性”，巴斯奈特的表述容易给人“往而不返”的印象。文化研究转向的另一标志性文献，查尔斯·伯恩海默著名的1993年报告也有同样的问题。作为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任会长，伯恩海默这一观察并没有错，“如今，文学被视为复杂、变幻且矛盾重重的文化生产领域内各种话语实践中的一种”；但是他的相关论断值得商榷：“文学现象已不再是我们学科的唯一焦点”，“比较文学系对高层文学话语的核心关注应当有所节制，以考察整个话语语境”，因为“文本以及文本的这个高度正是在语境中被创造出来的”。应该说，这是一个牵强的因果关系，经典创生于特定语境只意味着需要研究经典问题的更多侧面，而不意味着话语语境作为研究对象必先乎文学经典的质地——所谓高层文学话语—一本身。无论是认为经典仅凭自身成为经典，还是认为经典完全靠话语语境成为经典，都弱化了经典问题应有的理论张力。伯恩海默一方面强调“从理论的高度来思考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重要性，建议在本科阶段开设文学理论课，并且使课堂讨论被引向典型的理论课题论争，如欧洲中心论、经典的形成、本质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性别研究等；另一方面又声称在新的研究计划中，文学不是“在向文化研究演化的过程中文学日渐衰微”，而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多元媒体的世界里文学的视野日渐开阔”。这貌似周全，却并不能消除人们的疑虑，因为要达到“理论的高度”，就不能只考虑如何收纳进更多的研究对象，这很可能会使那些对象无差别地成为推入理论磨坊的谷物（如理查德·罗蒂所讽刺的）。“多元化”诚然可以为理论注入生气，但也可以成为行话套语，恰如新批评的“有机体”。此时回到形式自律与文化研究的二元对立，想象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并无益处，反思仍要从这一问题开始：倘若所谓“高层文学话语”本身就是对跨文化、跨学科语境的反应，我们又当如何取舍？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另一任主席苏源熙（Haun Saussy）所做的2004年报告值得重视。苏源熙所面对的研究现状，与伯恩海默已经大不相同，后者仍然是在踌躇满志地勾勒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时代”，而对前者来说，“理论”“跨学科”“跨民族”等已成现实，并且比较文学“已成为首席小提琴，为整个交响乐团定音，我们的结论成为他人研究的前提”，比较文学关心什么，其他各学科也会随即跟上。甚至由于其思想成果四处播撒，比较文学自身的领地范围反倒模糊起来。不过苏源熙觉得这并非“危机”，因为决定比较文学研究之特质的不是主题，而是方法。正是在方法的论域内，苏源熙重新发现了文学性和什克洛夫斯基：
在美国比较文学系，一篇博士论文如果含有论述《项狄传》、夏洛克·福尔摩斯、《堂·吉诃德》、狄更斯、托尔斯泰、别雷和罗扎诺夫的章节并附论了主要的俄罗斯作家，这篇论文一定是一篇合格的比较文学论文。这是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1925年的著作《散文理论》无意中开创的文类。在这本机巧、雄辩和厚重的著作里，所有论述贯穿着一条主线，即这样一种观点：创作是“作为手法的艺术”，应该以技巧而不是主题为重。若非四十年来什克洛夫斯基的作品被掩埋在俄罗斯现代历史的迷雾里，今天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和急于确定学科对象的比较文学家所获得的治学倾向已然一致，或许早就如此了。文学性……是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也是所有文学传统的共享因素。像比较文学这样的世界性学科，研究并在所有文学语境中描述文学性，是再理所当然不过。
这一段话值得注意的地方有几点。其一，苏源熙认为什克洛夫斯基那种将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材料综合讨论的做法本身可以成为一个文类。这种以“文类”甚至“叙事类型”来考察理论性著作的做法虽非苏源熙首创（苏源熙在耶鲁大学的导师德·曼便是这方面的样板），却仍然让人耳目一新。其二，苏源熙显然同意，在一部比较文学的著作中，以“文学何以为文学”作为串联所有文学传统的主导问题，未必就是本质主义。其三，以文学性为核心概念的形式主义批评可以与比较文学研究互为支持甚至殊途同归：在不同文学语境中描述“作为手法的文学”如何从日常的、平庸的表达中突出自身，正可以体现比较文学研究的世界性；反过来，不同文学语境的比照，又能使文学语言更为清晰地凸显出来。对于立志于打破壁垒的比较文学来说，什克洛夫斯基的文学性概念突出的优点是有一种独立于语境的活力。这不是以“审美共通感”构建文学普世性的本质，而是要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实践一种“看”文学的方式：在任何语言、民族的疆界和历史分期之下文学都是手法，手法的具体形态却千差万别。苏源熙也以同样的视角看待雅各布森，他认为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概念的价值是，“对诗歌进行形式主义式的解读，可以使比较工作建立在对十分复杂的语言学知识的细节和问题、文类及影响的微妙之处把握的基础上，并以此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规律中的一个局部的范例”。这就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斯坦福大学的罗兰·格林教授指出，对苏源熙而言，“文学性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之所以可以作为比较的对象，是因为它是具有一种只能按照比较的方式被研究的属性；局限于一门语言或一种民族文学的文学研究无疑也是存在的，这些研究与‘文学性这一必须通过多语言或跨文化研究来处理的问题属性恰恰相反”。此种解释强化了文学性与比较研究及“多语言或跨文化”语境的内在关联，而这也正是我们在讨论韦勒克时所强调的东西。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特别重视苏源熙对保罗·德·曼的借鉴，事实上，苏源熙是以德·曼的眼光重释什克洛夫斯基的。德·曼是重提文学性问题的重要人物，但他是先“破”后“立”。正如《逆写帝国》—书的作者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所言，德·曼的最大功绩是“重新审视讽喻、反讽和隐喻等既有的比喻和模式，借助后殖民话语实践重读经典文本，强有力地颠覆了有关文本性和文学性概念的一般论述”。德·曼将文学性界定为“语言的修辞或喻说维度”，苏源熙指出，此种定义可以使文学性“能在以文本形式阅读的任何言语实践中显现出来”，不管这些言语实践是否经常被当作文学作品看待。对于强调跨学科、“泛文学”的文化研究来说，这一维度的文学性当然是趁手的概念工具。其次，德·曼使修辞本体化，用苏源熙的说法，德·曼不是‘懈读文学”，而是“文学地（literarily）解读”，即所谓“副词的政治学”，文学性成为行动而非本质。作为辅助手段的修辞有可能动摇句法结构所担保的意义，进而颠倒本体与修辞、历史与叙述的关系。这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后殖民视角提供有力支撑。其三，苏源熙指出，德·曼的文学性意味着对任何可读之物保持“深入的文本细查、抵抗以及元理论的意识”。这一晦涩的表述源出德·曼的《抵制理论》一文，德·曼强调，理论的语言正是自我抵制的语言，反对是理论话语的内在构成。理论所要做的不在于同论敌的论争，而在于同自身的方法论假设的论争，理论家希望把握住一种活的文学经验，以提供“有关语言言说可靠性的否定认识”，从而制约理论固有的“自我确证和自我辩护”的倾向，这是德·曼“文学性”概念极具辩证光彩的维度。苏源熙领会到，重要的不是观点和论据，而是修辞手法和修辞策略，作品内在的不一致常常不只是瑕疵或意外，而是解释的机遇。他引用德·曼的话，“文学性的语言学不仅是剖露意识形态偏差的强有力的、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是解释其发生的决定性因素”这个维度的文学性对于抵制文化研究的泛意识形态倾向极为重要，只有充分发挥这种文学性的潜能，才能形成较为完善的比较文学研究模式。
就此第三维度的文学性，我们可以另外提供一个案例。2001年，比较文学的两位重量级人物，大卫·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和加亚特里·斯皮瓦克有一场对话。我们知道，丹穆若什重提“世界文学”的观念，在比较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斯皮瓦克指出，在对“世界文学”的讨论中必须有文学性问题的维度。有关文学性，斯皮瓦克的公式是“文学即浪费性的开销”（“The literary is wasteful spending”），而她又是从泰戈尔那里获得启发：
他（泰戈尔）的态度是世界主义的，而对单纯民族主义持批评态度……他将跨越了民族界限的想象性、创造性的纽带理论化为“bajeyk horoch”——即浪费性的开销，这是一个关于想象力之中的东西超越、凌驾、不符合和缺乏单纯的理性选择而趋向于相异性的有力隐喻……
所谓“浪费性的开销”，即指文学文本与其文化身份之间的张力，它意味着文学总有能力逸出规范，偏离常轨，超出期待。泰戈尔是世界主义者，但他的世界性并不是所谓人类性更不是同一性，而是对所有被先行规划的身份的拒绝。唯此才有自由的想象和纯粹文学的出现，才能彻底地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e），实现真正意义上“世界文学”，后者其实是摆脱了民族国家身份束缚的文学应有的自由状态而已。斯皮瓦克认为，倘若我们真正懂得了文学文本的独特性（singularity，一个有着浓厚的德里达哲学色彩的概念），便懂得了文学的世界性，后者是一种值得普遍化的价值（universalizable），却不是已然或必然普世性的（universal）。这是斯皮瓦克在比较文学语境中对文学性的理解，这一理解或可视为她对自身一贯犀利的身份政治批判的反省。我们仍然希望从文学那里获得形象支持，甚至仍然对沉入形象之中存有期待，但这不是因为文学能够更精确地表现身份差异，也不是因为贪恋审美愉悦，而恰晗是因为文学文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持身份的未定性与偶然性。一旦我们在文学中追问身份，总会发现偏离规划的东西。或者这样说，文学就是“不在点上”（罗兰·巴特的提法），不管这个点本身如何具有突破性，只要它是一个理性的概括，就无法决定文学想象的运动轨迹，文学性由此既彰显又超越了所谓“审美性”的内涵。
三、可能性的诗学：文学性问题的当代向度
所谓可能性的诗学，并非某人独有的严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理解当代比较文学领域中的文学性问题的一种思路。首先需要确认的是文学性问题的当代价值。至少，以苏源熙、斯皮瓦克等一批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看来，文化研究的剧烈转向并没有耗尽文学性范畴所蕴含的可能性。苏源熙承认，将文学性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核心恐怕只能是一个理想模型，但他需要这样一个模型，以便使比较文学学科保持反省的向度与力度：“最需要保留的……就是‘元学科性（metadisciplinarity）。不是因为它听起来高高在上或者能够担保我们的独特性，而是因为它是我们对新的研究对象和探究方式保持开放的前提。”比较文学的基本气质，就是始终对自身的合法性依据保持开放的态度和探究的精神，而这正为可能性的诗学提供了基础。
就推动文学性的内涵从审美性向可能性转换而言，乔纳森·卡勒能够为苏源熙等人提供借鉴。我们知道，卡勒是理论时代的人物，对韦勒克那批强调审美的文学批评家颇有不敬；但另一方面他又显得非常老派，比方他抱怨“以培养有文化修养的个体、有民族文化涵养的公民为己任的文化大学模式，在西方已经衰落了”，“我们过去还曾设想比较文学研究的目标是培养出文化修养博大精深的人物——像库齐乌斯或奥尔巴赫那样精通欧洲各国文学的人”，现在也只能培养一些专家了。他与作为比较文学宗师的韦勒克至少在两点上能够相互认同：一则，他相信比较文学总是寻求合并别的领域的东西；二则，他认为“既倾向比较、作横向联系，同时又追求形而上的思辨，正是这门学科的最独特之处”，而这也使比较文学成为“重新思考知识秩序的实验基地”。在他看来，在横向比较中进行形而上的思辨，包括对“何谓文学性”进行重新思考，这没有任何不自然的东西。他问：究竟什么是吸引师生投身比较文学研究的原因？他所相信的是，“对世界上某种文学发生兴趣，将其作为可能性、形式、主题和话语实践的样库，这是有可能的”，而“比较文学是将文学研究作为一种话语实践、一套可能性形式的最合适的领域，因而它是诗学”。这与苏源熙所谓比较文学的方法论相当吻合。只不过卡勒的建议远为激进，他认为不妨将文化研究留在民族文学研究中（比方说让德语文学研究转向德国文化研究），而把研究文学——或者说诗学——的任务交给比较文学系。这种向诗学的回归正是卡勒本人近年来所持的主张，其关键词确实是形式，但不是回归形式主义，而是要深度揭示“作为可能性形式的文学”，即一种有实践能力的话语。这种文学性是一种“理论中的文学”，卡勒以此将理论兴趣与文学兴趣结合起来，将反思批判与形式细察打通。卡勒显然认为，只有在比较文学的视域内，此种文学性的内涵与功能才能充分显现，形式、研究、现实三者的关系也才能富有张力地建构起来。
苏源熙报告中表现出对大卫·丹穆若什“世界文学”提法的重视，卡勒对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世界文学”不仅是一种霸权意识（俨然要重建“文学的世界共和国”），而且，一旦我们站在世界文学的“制高点”去鸟瞰各国文学，有关可比性的考量就只剩下“卓越性标准”这个选择了。卡勒尖锐地批评道：“我们越是试图运用没有明确内涵的可比性，就越是面临着陷入‘卓越大学那样处境的危险，即明显不关心内涵——你的部门做什么可以随心所欲，只要做得卓越就行一其结果只是官僚主义管理的托辞，而非基于学术和知性原则上的管理。”这种批评当然值得重视，不过，在丹穆若什本人那里，“世界文学”并非只是学术生产范式，而是包含着相当微妙的理论问题。丹穆若什自陈“世界文学”概念包含三重定义：它是民族文学之间的椭圆形折射（因为有发源地和接受地两个中心）；它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承认翻译文本的特殊地位）；它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最后一点容易让我们理解为先精通某种外国语言，然后完全沉入该国文学语境，其实丹穆若什的想法是让我们“在来自迥然不同文化和时代的作品所形成的张力中阅读”，他建议的方法是将《安提戈涅》《沙恭达罗》乖口《第十二夜》，或者《源氏物语》和《追忆似水年华》以及三岛由纪夫的《春雪》，放在一起读。这种阅读其实就是提供一个不同文化语境的对话关系，而不是像过去“平行比较”只是静态地寻找异同。打动丹穆若什的是一个迁徙与变化的可逆的过程，一个“他者之他者”与“我之他者”的相互转化，此处关键在于，丹穆若什并不只是在做韦勒克所说的实证性工作（如谁影响谁），而是力图描述在一种“张力场”中的阅读经验：与母语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观察作品如何从其起源处抽离以反观自身；与一个遥远的文本相遇，既完整地呈现作品的异域性，又体会到我们习以为常的视野发生偏斜。我必须要说，这仍然是文学性的题中之义。丹穆若什的确可以为苏源熙提供支持，他虽然做的是跟韦勒克、奥尔巴赫的“全球文学史”相当不同的工作，但他们的核心诉求可能是相当一致的，即都是要展示文学对生活方式的形塑力，都希望在此塑造的过程中洞见文学性本身，而这对卡勒也是如此。文学性非它，不过是文学由意义回归为手段的动态过程。比较文学也好，世界文学也好，都是使这一点被“前推”（foregrounding，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术语）出来，成为一种类似现象学直观的对象，不管在具体的观察中所指向的是翻译的过程还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多个作品的并置，其实都是对作为手段的文学的直观。这个手段当然不是静态的技巧，而是文学的可能性本身。
从哲学系“华丽转身”到比较文学系的理查德·罗蒂，也参与了对苏源熙报告的讨论，他的态度与卡勒颇有不同。作为彻底的反本质主义者的他，怀疑苏源熙所提出的文学性是比较文学学科中心的说法，他相信即便不使用术语“文学性”，也能对不同语种的文本做出精湛的比较研究。在他看来，比较文学系应该是这样的地方：学生们可以听取许多关于读书取向的建议，然后自己凭感觉去选择；教师们应当关心的是如何发现求知欲旺盛的学生，并帮助这些学生满足求知欲。至于什么是本学科的性质与特点，没有必要特别操心。这一说法从一方面看是不切实际，另一方面看却又难以反驳，的确，在从事具体的学术研究时，并没有任何概念或公理是必须作为中心或者准绳的，被宣称为“基础”“起点”“基本事实”的东西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重要。罗蒂提醒我们注意两件事情：首先，比较文学并没有保持一贯的学科特性，奥尔巴赫与斯皮瓦克之间的差异已经足够大，五十年后的研究者与斯皮瓦克的差异也会一样大；其次，人文学科的范式转换是对那些打破传统的杰作所做出的反应，总是先有跨界的著作出来（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德里达的《文字学》之类），然后才有重新划界的努力。如果要说文学性，这种对文学研究之可能性的开拓才是罗蒂所在意的文学性。
此种文学性直接关联到罗蒂对何谓文学理论的理解。罗蒂这篇讨论文章的题目叫《回顾“文学理论”》，他认为有关比较文学的反省必须从这一事实开始：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学的文学教师们开始研读德里达和福柯，由此产生了一门名为“文学理论”的新的学科分支（罗蒂更倾向于称之为文类或叙事类型）。罗蒂反复强调，这不是更先进的哲学提供了更先进的文学研究的方法，而是文学研究固有的跨界与求新冲动所偶然产生的结果。前一种看法是“哲学文化”的逻辑，后一种则是罗蒂所鼓吹的“文学文化”。在此“文学文化”的逻辑中，文学批评家读“非文学”的书极为正常，用罗蒂的话说就是“唯一可以用来批评一个人的东西，是另一个人；唯一可以用来批评一个文化的东西，是另一个文化”，“要解决或平息我们对自己性格或自己文化的疑惑，唯一的法门是扩大见识”。这个判断的风险不言自明，声称我们可以放弃成见，一心读书，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傲慢（或者幼稚）。只要稍具后殖民意识，或许就会抗议说：在比较文学的语境中，仅凭渊博是不足以把自己放在裁判者位置上的。不过必须承认，“扩大见识”作为不断延展的实践过程，我们很难一劳永逸地为之提出或先天或经验的原则。罗兰·格林在对苏源熙报告的评论中指出，文学性是目前用以提出比较文学协商模式的方法之一，这不是通过协商最后获得某一独立自律的文学本质，而是把研究重心放在协商过程本身上。这一判断相当有见地，苏源熙重过程不重本质的逻辑，与罗蒂“对话哲学”——哲学的宗旨是推进对话而非以某个超越性的原则终结对话——的主张的确可以同气相求。罗蒂的信念是：如果用“团结”即“我们”的扩大——通过描述与想象而不是论证，为此他更信赖小说而不是伦理学著作一不断地纳入他者并更新自身来代替某种本质论诉求，完全可以重新提出西方的价值观念的。此种信念所指向的不是现成的本质，而是可能性。对此种意义上的可能性的诗学，即便是与罗蒂意识形态立场完全不同的学者，也未必不能产生共鸣。至少，当斯皮瓦克说要拒绝“普世性”却欢迎“普遍化”时，或者，要在文学中寻求那种“有质感的集体”时，我想她能够理解罗蒂想要说的东西。
究竟该怎样在比较文学研究中运用“文学性”概念，或更准确地说，如何更聪明地处理“文学性”问题？我们注意到，卡勒在讲文学的可比性问题时，从奥尔巴赫那里借来了“出发点”概念，这不是外在的具有支配地位的东西，而就是一个据以比较的“把手”，既不隐藏其人为性和偶然性，又有向外辐射的能力。文学性也必须成为这样的出发点，既能够作为有效的概念工具，帮助我们将比较文学中的种种难题所包含的理论性激活，又不会炮制出一套本质主义的说辞来自缚手脚。无须罗蒂提醒，我们已不再指望哲学基础的重构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文学研究的定位问题，而且我们知道，即便是像解构主义者那样将文学性定义为语言的自我消解、不可重复的例外或者无休止的反讽游戏，倘若面对具体文本时所做的批评是生搬硬套或千篇一律的，文学性范畴也会变得平淡无奇甚至面目可憎，可能性的诗学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所以文学性范畴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构，不仅需要韦勒克所说的诗学与批评携手并进，还需要这两者显出足够的开放性和创造性并建立起有效的自省机制，以便对多元文化语境下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做出更有生发力的探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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