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46年的东北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新启蒙运动，是五四启蒙的隔代传承。新启蒙运动是1936年由“新哲学者”发起，在进入东北的过程中，新启蒙运动主要经历了新启蒙的倡导（上海——北京时期）和实践（延安时期）两个阶段。东北新启蒙运动可以说是延安革命启蒙运动的延续，是对延安启蒙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检验。对于刚刚走上民主道路的东北人民来说，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无疑是建设新东北、解放人民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作为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无论是流亡关内还是在延安时期，萧军对故乡的热切关注从未改变过。在政治上，他抗击伪满政权的反动统治，怒斥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策略，向东北民主联军致敬并要求国民政府尊重东北绝大多数底意志承认已有的民选政府。呼吁“为建设东北人底新东北而奋斗，与各地同胞团结起来，为建设和平、独立、团结、进步的新中国而奋斗”。抗战胜利后，又以“七步诗”谴责蒋介石急于发动内战而“去到东北表演一番”。萧军的这些言行表达了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大局观念。作为一个文艺作家，其政治主张往往不被人看重的，他能被人关注并产生影响的，通常是其文艺思想方面的理论认知，萧军在东北新文化运动中的新启蒙思想理论就是这样。在这次新启蒙运动中，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方面，萧军作为鲁迅精神的承接者和东北作家的代言人，始终都走在最前面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46年到1949年的东北新启蒙运动中，萧军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新启蒙的理论倡导、对新启蒙的文化实践和行为实践两个方面。
一、东北新启蒙运动的理论倡导
东北新启蒙运动有成熟的思想体系，即延安时期的新启蒙思想。延安的新启蒙是经毛泽东思想改造的启蒙，这种改造表现为以革命启蒙为主，文化启蒙为辅，具有“中国化”“政治化”“通俗化”和“工具化”的特点。随着哈尔滨的解放、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到来、东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延安启蒙思想也随之进入东北，在新东北的政治、文化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延安启蒙思想得以进入东北与当地历史文化环境融合发展并能最终成为东北新启蒙思想，主要得力于这种启蒙思想的载体——文艺工作者。正是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倡导下，刚刚解放的哈尔滨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萧军就是这场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对于新启蒙运动的倡导是萧军回到东北之后的一个重要贡献。这场运动中的萧军并不是一人孤军奋战，其背后有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支持。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方针，并阐明“在东北，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动向，对于我们建立根据地，同争取将来胜利关系极大。……应尽可能吸引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要发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就必须对其进行思想文化上的启蒙。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展开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对广大农民进行思想启蒙，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加快了东北解放战争进程。在工厂，工人们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觉悟，了解了工人和剥削阶级的关系、树立社会理想并积极生产、支援前线。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东北局颁布了《对于知识分子决定》等文件，消除顾虑和不正确思想，鼓励创作，发展革命文艺，从而掀起了东北新文化运动。
萧军对新启蒙运动的理论倡导，表现在他1946年回到东北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萧军认为当时的中国需要启蒙，这启蒙不仅仅是文化上的运动，更应是政治和革命上的启蒙。在《再来一个五四运动》一文中，萧军代表人民发出了我们“要生存，要温饱，要民主，要和平，要自由，要平等”的呼声，并呼唤五四时代，认为“新的‘五·四时代就要到来。胜利要永远属于人民这一边，这是不能移易的真理，这是人类发展必然的法则，谁漠视它，谁就灭亡！”通过这篇短文萧军告诉人们，要想真正获得和平、自由、平等、民主，就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粉碎锁在人民身上的镣铐，像五四时代一样破旧立新。在稍后的《新“五四”运动在东北》这篇文章中，萧军又指出：“今天的新‘五四运动，更是在东北，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权，有了自己作战的参谋部一中国共产党，……是应该毫不迟疑地承继起那‘五四时代以鲁迅先生为首的光荣的传统精神——科学的，战斗的，认清了时代的主流——民主的，和平的，勇敢，坚决，负起自己历史的使命，和广大劳动人民一道，和自己底军队一道来开辟创造自己的新生罢！否则只有灭亡！”
从这两篇短文中可以看出，萧军在东北提倡五四启蒙思想，但是这种启蒙和五四启蒙又有所不同，表现在它是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广大人民为启蒙主体，兼顾政治、革命、文化启蒙，这与当时的社会局势是一致的。毛泽东认为“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以萧军在五四启蒙思想中加入革命启蒙和大众化，这既是对延安启蒙的继承，又是对毛泽东的“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的离开愚昧状态和不卫生状态”的启蒙思想的执行。
如果说以上两篇文字更多的是谈五四启蒙的话，那么最能代表萧军新启蒙思想理论的应该是《新“启蒙运动”在东北》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萧军明确指出东北的新文化运动就是新启蒙运动，继而不仅给出了新“启蒙运动”中“新”的原因，而且还将“启蒙运动”做了比较区分；不仅列出了新“启蒙运动”在东北的任务，还给出实现这一启蒙运动的方法。萧军在文中谈到，东北新启蒙不再是“浅尝”而是“深入”。事实上，在这里已经开始了一种新启蒙运动，而且这一运动的内容，比起中国启蒙运动史上任何阶段，应该全是深入而宽广的。主要特点是表现它的广大群众性、实践性，以及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更密切的统一性。接下来，就新启蒙的“新”，萧军认为这是相对于“旧”启蒙而言的。“以‘五·四为界说，以前的‘启蒙运动如果说是以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主导，叫做旧‘启蒙运动；这以后，就应该算是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新‘启蒙运动了……今天在东北，不独有了空前没有过的广大人民和土地，更重要的是一切政治、经济诸般条件，……我们就必须使这一新‘启蒙运动，加强，加宽，加深，加速地扩展开去。”在解释清楚了新启蒙的“新”的含义之后，萧军又点明了新启蒙的对象主要是东北青年和人民。这里的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等。对他们启蒙的办法是要他们懂历史、学知识、明道理、有理想，即要懂得中国近百年的革命斗争史；要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知识；要明白“耕者有其田”的具体道理；要有打倒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至于新启蒙的方法，萧军给出了方法如次，“一是抛弃老一套，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二是接受五四语言，文艺要大众化；三是开办社会教育；四是发展学术、思想、业务竞争；五是去庸俗思想”。萧军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新启蒙的广大群众性、实践性、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更密集的统一性特点。从这些启蒙措施可以看出，萧军的新启蒙思想和五四启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新“启蒙运动”在东北》虽然篇幅不长，但对新启蒙思想的论述系统全面、简洁精练、层次清晰、说理性强，是东北新启蒙运动的第一篇倡导文章。
作为对东北新启蒙倡导的补充，萧军又在《东北文艺》创刊号上发表了《目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一文，就当时的东北新文化运动萧军提出了新英雄主义精神，将“为人民服务，强健自己，竞争第一”的这种新型英雄主义以及英雄们推向建设新东北各个领域，认为“只有用这种英雄主义，才能够打败那些反人民的假英雄、旧式英雄以至‘个人英雄主义或‘英雄”。针对文艺队伍，萧军提出对东北的文艺运动“一方面要扶植新军，一方面还要改造旧部”的观点，并要求文艺工作者要配合政治、联系人民，要深入工厂、部队和农村，要不断学习等方法，这些都是萧军为开展东北新文化运动、推动东北新启蒙开出的良方。此外，萧军还在《文化报》上提倡新文化运动，他在第8期的《新年献词》中提议“建设‘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之文化也。欲建文化，首在启蒙”。
东北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中，除萧军外，较有影响的还有于毅夫、张如心、金人、严文井和陈先舟等人。于毅夫的《我们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建设新东北推行新文化运动》一文，对新文化和新启蒙的论述是比较全面、完整的。于毅夫时任嫩江省省长、东北救亡总会会长，于文开篇肯定了东北的新文化运动，认为“在新东北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也必然产生了新文化运动”。认为人们心目中的新东北是和平、幸福的新东北，是老百姓能安居乐业过太平日子的新东北，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支援革命，开展新文化运动，对人民启蒙。于毅夫对东北新文化运动做了这样的总结：“第一，它是具有启蒙运动的一种文化运动。其次，我们的新文化运动，必须是民族的，必须要肃清殖民地残余的奴化思想与文化。再次，我们的新文化运动，必须是科学的。更其次，我们的新文化运动，是大众的，民主的。另外，我们的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是和政治的方向离不开的，我们要歌颂的是人民大众，我们要表达的是人民大众。”于毅夫指出，只有这样的新文化才是东北人民所需要的新文化，也是东北人民应该走的一条正确道路。同萧军一样，于文也是认为东北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认为新文化运动应具有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特点。同时认为新文化与政治的方向是分不开的，这与萧军“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更密集的统一性”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张如心在《青年的道路——社会观与人生观一书的绪论》中，也有类似的开展启蒙运动的论述。对于青年问题，他写道：“为了唤醒、推动、积极组织更多的东北青年，尤其是智识青年，使之走上革命阵地，积极参加对于东北命运有决定意义的人民战争与解放区的建设，目前迫切需要更近一步的开展一种青年思想革命的启蒙运动。”陈先舟在《献给知识青年的几点意见》中也对青年的启蒙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即“认清时代、重新看自己、是非须现实”。在对待青年问题上，张陈二人的观点和看法与萧军相同。在对待知识分子文艺创作问题上，主要有严文井的《下乡，下乡，尽量多一些人下乡》和金人的《和群众结合起来》等文章。在《和群众结合起来》中，金人提出在文艺作品的内容上要改造旧形式，“要竭尽力量帮助旧戏、落子、大鼓书及旧艺人的改造”。这与萧军的“扶植新军，改造旧部”异曲同工。严文井也为实践自己的理论，创作了土改题材小说《一个农民的真实故事》并引发了一场文艺论争。除了上述作家外，对东北新启蒙运动倡导的作家还有罗烽、舒群等人。在东北新文化运动中，艺术家们还提出“土地还家”和“艺术还家”等口号，新秧歌剧运动就是“艺术还家”运动的开端，只不过其理论在系统性上较萧军和于毅夫等人零碎一些罢了。
二、对新启蒙运动理论的实践
在东北新启蒙运动中，萧军不但在理论上积极倡导，而且还在新启蒙思想的行为实践和文化实践上身体力行。萧军在行为方面的启蒙实践是指其回哈尔滨后在一系列社会活动中对启蒙思想的践行，表现为：一是通过演讲进行政治思想启蒙。通过演讲热情歌颂共产党，猛烈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同时以具体事例使东北人民了解共产党、了解党的政策、了解苏联红军，对群众进行革命启蒙。萧军于1946年9月先到达齐齐哈尔，不久回到阔别12年的哈尔滨。在齐齐哈尔和哈尔滨期间的50多天时间里，萧军先后做了60多场演讲，回答了群众提出的两千多个问题，每次演讲都受到群众的好评。这些问题有的政治界限并不清楚，极有澄清之必要，如“一、苏联军队的纪律的问题。二、苏联把一些工厂（例如鞍山等地）的机器绝大部分拉跑了的问题。三、国民党问题。四、共产党问题。五、共产党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问题。六、在哈尔滨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对于刚刚解放的东北人民了解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国民党的反动性，对合理处理中苏关系、对苏联人和俄国人的区分对待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党制定解放区各项政策的有益参考，其启蒙意义不容小觑。
二是通过创办文化教育事业来进行文化启蒙。1947年3月15日，萧军辞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职务回到哈尔滨，在东北局领导彭真和宣传部部长凯丰的支持下，萧军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并筹划成立了“鲁迅学会”和“鲁迅社会大学”筹备处。接下来，“还建立了墨水厂、面粉厂、铅笔厂、文具商店和鲁迅农场”。这一年的5月4日，萧军主办的《文化报》在哈尔滨创刊，该报以文艺性为主，形式多样，深受哈尔滨文学青年喜爱。《文化报》的主要读者群是广大文学青年和学生，该报对青年们社会知识的积累、文学创作的训练、革命政治的认知等方面的启蒙作用巨大，在当时的哈尔滨文化界有很大影响。虽然后来发生了《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但论争的过程也是一个对青年知识分子有益的启蒙过程。
三是对改造旧部的启蒙实践。这主要是指萧军夫妇对评剧演员秦友梅的启蒙和帮助。秦友梅出身评剧世家，是当时比较有名气的评剧演员，所以对她进行改造就成了必然。由于秦友梅的封建家庭对其束缚很大，加上又有封建婚姻在身，所以非常痛苦。在这种情况下，萧军对旧艺人改造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新思想的启蒙帮助。这既有萧军新英雄主义的作用又有启蒙精神的作用，是萧军运用启蒙武器以革命救世的姿态用共产主义的方法进行的启蒙。但是萧军对秦友梅的启蒙是成功也是失败的，说其失败是因为在两人交往的过程中双方产生了爱情，并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导致萧军到富拉尔基参加土改的直接原因。说其成功是因为单从思想启蒙方面看，萧军对秦友梅的改造还是成功的，后来舒群也承认，“舒群他们也承认秦友梅如今参加进革命队伍里来，还是我（萧军，笔者注）思想启蒙的结果”。
四是在土改工作中的启蒙实践。为了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斗地主、分田地，使农民分得田地而翻身当家做主。为让农民知道当家做主人的意义，明白“耕者有其田”的道理，萧军在1947年7月1日参加土改工作队到了齐齐哈尔市的富拉尔基区。在土改过渡期对当地的农牧民进行政策宣传，这一时期既实践了对农民的思想启蒙又为其文学创作积累了素材。
萧军在文化方面的启蒙实践是通过《文化报》来实现的，这是其推行新启蒙思想的主要阵地，尤其是在同《生活报》论争开始之后，“东北文协”和党的刊物孤立萧军，《文化报》就成了萧军发表言论、表达思想的唯一途径。《文化报》是一份启蒙报，这在第1期的《约法三章》中可以一目了然。在这份声明中，萧军首先指出报纸的读者对象，是以学生、店员、职员、一般市民为主。就是说该报的服务对象是人民大众，是有别于党报类报纸的。第二点声明是告知读者，报纸报道的是一般文化活动。最后表明办报宗旨——“本报底目的，企图把一般人民引导向新的文化生活，从人民血液中消除一切封建和帝国主义式的毒质。……我们对于新的文化生活不独懂得享受，更要懂得批判；不独敢于破坏旧的一套，更重要的还是勇于建设新的今天和明天”。从办报目的可以看出，《文化报》是东北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阵地，是以文化启蒙为己任的，为引导人民走向新生活为目标、也确如此，《文化报》的栏目上至文学作品下到生活常识，其设置多是为启蒙服务的，如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文化随笔、民间故事、儿童歌曲、新书推介、文化辞典、科学常识、文化拾零、名人语录、时事通讯等。所涉及的社会问题包括各个方面，妇女问题、青年问题、教育问题、反封建问题等。这些内容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对人民大众进行思想文化启蒙，为了消除人们身上的封建愚昧主义传统。因而《文化报》栏目及其内容以及萧军本时期的文学创作，完全符合他所提倡的新启蒙运动的群众性、实践性以及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更密集的统一性的特征。
三、东北新启蒙实践的反思
对于一个总是走在时代前沿的作家来说，萧军所承受的来自旧时代敌对势力的攻击和新时代阵营中同行伙伴的误解是相伴相生的。就像五四时期鲁迅在《颓败线的颤动》中描述的心境一样，萧军在勇敢地同国民党口诛笔伐作战的同时，还要承受“家族内”同路人的挑剔。历史表明，带着五四个性主义特征的“游侠”在现代社会很难成为“独斗风车”的英雄，其张扬的个性与现实的矛盾尽管有新英雄主义来调和，但历史注定萧军是一个悲情人物。纵观萧军在哈尔滨的新启蒙实践活动，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其结果上看却仍然是利弊兼存、得失并有，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效应。若从革命事业大局角度看，明显是得大于失。而若从个人利益方面衡量，则是弊大于利。
同以往启蒙运动一样，东北新启蒙运动对当时东北言论自由空间的拓展，以及对人民大众所产生的启蒙影响都是值得肯定的。作为这场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萧军新启蒙实践活动评价也一样。萧军在哈尔滨的文化活动主要体现在文化传媒事业上，他创办出版社、办《文化报》、社会大学、工厂、农场，为刚刚解放的哈尔滨文化事业增添了亮色，尤其是《文化报》上的文化启蒙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文化报》“主流是好的，思想健康，起到了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的积极作用，团结了群众，特别是团结了广大青年，在当时的东北解放区产生了极为广泛的政治影响”。
萧军新启蒙实践活动的贡献有目共睹，其成绩突出、影响巨大，具体表现为“三三”策略。所谓的“三三”策略与延安边区政府的三三建制不同，这里的三三策略是指萧军用三种启蒙解决了三个问题。这三种启蒙是指萧军在东北新文化运动中所实践的政治启蒙、文化启蒙和社会启蒙。三个问题是萧军在《文化报》上所讨论的三个问题：即政治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文艺界本身存在的问题、怎样建设新文化的问题，这三种启蒙和三个问题相互关联一一对应，充分地展示了萧军的智慧。
“每当激烈的政治行动之后，就会紧跟着出现奴性，教条和迷信的泛滥”。十四年的奴隶生活使东北人民“开启蒙昧”的要求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更为急迫。这为《文化报》的思想启蒙提供了机遇，也为启蒙提供了对象。
在文化启蒙方面，萧军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并出版了一系列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中外名著、进步书籍，这些书籍在刚刚解放的哈尔滨如春雨一样滋润着青年学生的心田，为他们提供学习的营养。萧军还成立了鲁迅社会大学，亲自讲课，宣传马克思主义、鲁迅思想，传播共产主义文化。《文化报》的小说、诗歌、儿歌、故事、辞典等对长时期远离祖国文化的东北青年，尤其是在伪满洲国成长起来的学生和儿童来说，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这种启蒙同时也为怎样建设东北新文化问题提供了样本和解决方法，那就是大众性、实践性和政治性的启蒙。
政治和社会启蒙，主要是在《文化报》上进行的。《文化报》上有对马克思主义、列宁思想、共产主义专门介绍、系统宣传的文章；有对共产党歌颂拥护、对苏联友邦敬意、对美帝和国民党恶行揭露批判的文章。此外还有专门对文化和政治名人如对鲁迅，高尔基、果戈里（果戈理）、普世庚（普希金）、列宁、李大钊等人的介绍栏目，另外还有一些描写党的革命工作者的小说。对广大人民进行了革命启蒙教育，使群众认清形势、分清善恶，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爱戴，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了参军和支前行动之中。这样，自五四以来的文化和政治难以融合的问题，在萧军的《文化报》上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达到了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更密集的统一性。社会启蒙方面更是无所不及，从文化动态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甚至治病偏方再到小辞典无所不有，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通过报刊及其启蒙解决了政治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怎样建设新文化的问题之后，萧军亲自上阵，用自身的实际行动，以《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的方式来讨论“文艺界本身存在着的问题”。尽管这一问题在当时并未真正得到解决，但是却将文艺界内部存在的问题无限地放大，萧军用自身无私的牺牲为后来解决这些问题做了必要的铺垫。
虽然萧军的新启蒙实践活动随着《文化报》的停刊戛然而止，但他的启蒙实践对东北新启蒙运动和整个东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巨大。他创办的鲁迅文化出版社、鲁迅社会大学、墨水厂、面粉厂、铅笔厂、文具商店和鲁迅农场，作为文化资产和经济资产交还给了政府，为哈尔滨的文化和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文化报》所做的思想文化启蒙对东北儿童、学生和青年文学爱好者影响极大，甚至影响了他们一生。这从《文化报》的发行量上就可窥一斑，从创刊初期的一两千份到复刊后“超过九千份”，可以看出《文化报》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读者对它的喜爱。
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萧军的新启蒙实践总的看来方向是正确的，形式是适当的，方法是合理的，效果是明显的，影响是显著的。如果说还存在缺失和不足的话，那么则应是萧军性格上的不足以及新英雄主义个性在新启蒙实践中的激进造成的缺憾。主要体现为：
第一，孤军奋战、不善沟通、缺少团结。萧军是以游侠的姿态步入文坛，受五四启蒙思想和鲁迅精神影响，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个性自由的思想使他的个性张扬而奔放。虽然其参与倡导了东北新启蒙运动，但是在实践这一运动时萧军却我行我素，无论是出版社还是《文化报》都由他一人主持创办，没有和整个启蒙运动的潮流融汇在一起，这就使其启蒙活动一直处在孤军奋战的状态下，游离于集体之外。再加上《文化报》是个人创办的，萧军本人又不是共产党员，哈尔滨文艺界对萧军有“外人”的感觉。萧军是鲁迅忠实的弟子，一直高举鲁迅文化的旗帜，所以创办的出版社和社会大学以及“学会”都带有“鲁迅”字样。萧军是著名作家，在哈尔滨个人影响较大，加之不趋炎附势，做人又比较高调，给人以高高在上之感，于是造成了与哈尔滨文艺界缺少沟通、不团结的局面。
第二，稿件来源匮乏、文章质量不高、启蒙深度不够。由于和党内文艺界的隔膜和冲突，萧军一度被孤立，其启蒙活动也受到影响，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的稿源、出版纸张都成了问题。他们“孤立萧军，党员们不给投稿，萧军一人独领风骚”。辛若平曾经谈过，“文协整他的‘风，专门注重他和我（萧军，笔者注）的来往，以及为什么向《文化报》投稿？”蒋锡金也被警告，张如心就曾找他谈话，“主张他不为《文化报》写稿，写时也不用真名”。这就是为什么《文化报》上萧军作品较多的原因。尽管萧军的一些朋友化名给《文化报》投稿，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报纸的需要，由于普通文学青年的稿件水平又有限，尽管萧军拿出许多旧稿发表，但是还是显得捉襟见肘。稿件的缺乏、文章质量的下降间接导致了《文化报》启蒙不能深入。经济上的原因导致出版用纸紧张，纸质粗糙、质量极差，也是《文化报》不能完美的一个原因。
第三，缺乏和党组织的必要沟通，没有在工厂和报社建立党团组织。萧军在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初期，只是依靠自身影响创业，忽视了同党组织的适当沟通和交流，过于张扬的高调行事，使其处在被党内知识分子排挤的位置。当萧军意识到这点时，也曾在1947年7月24日向唐景阳提出在出版社建立一个党小组的要求，并在4天后又提出“在工厂建立青年团事宜”。后来由于青年们不愿在工厂建立共青团而无果而终，在出版社建立党小组的提议最后也不了了之。缺少党的直接领导是《文化报》事件发生的一个间接的原因。
结语
萧军的新启蒙实践总体来看是正确的、值得肯定的。如果说有些许不足，那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瑕不掩瑜。相比之下，从其独特的个性角度来看，倒是对其启蒙实践乃至其整个人生事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单从“《文化报》事件”讲，萧军还是没有多少过错的。历史证明，“东北事件”加给萧军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是站不住脚的、是错误的。中共北京市委在1980年4月为萧军做出正式的结论，推翻当年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称其为“具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便是对萧军最大的肯定。
“《文化报》事件”之后，萧军的新启蒙实践如“昙花一现”般地过去了，萧军所坚持的“写真实”的思想因和革命文艺的主题先行、立场优先的原则相悖，其坚持个体价值、保持自身本色的意图也不被集体化的革命文艺接受，萧军的新启蒙思想被边缘化，失去了话语权和自身存在的独立空间。在一纸《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之后，《文化报》被迫停刊，东北解放区五四启蒙思想的最后一块“自留地”也随之被“罢园”，萧军在东北的新启蒙实践以失败告终。然而，东北新启蒙实践虽没能留下烟花似的美丽幻影，却将知识分子独立不属的个性解放意识的种子，播撒在哈尔滨文学青年的心中，同时也带给人们对“《文化报》事件”深刻的思考。萧军的新启蒙实践是东北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五四启蒙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因为同《生活报》的论争而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这些对东北解放区文学研究，对于这一时期党在哈尔滨的文艺政策和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改造，以及对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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