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管理机制和作家管理方式，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作家的收入主要包括工资和稿酬两大部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上曾有“三名三高”（即名作家、名记者、名演员和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一说，作家位列其中，可见当时作家的收入水平与社会整体水平相较而言属于较高的群体。中心作家不仅能获得极高的荣誉，同时在收入方面也甚为丰厚。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许多作家受批判的罪名之一便是追求高收入、生活腐化，如对刘绍棠、丁玲等作家的指责。1958年10月10日，文化部发出《关于降低稿酬标准的通报》，通报中称过高的稿酬标准，使一部分人的生活特殊化，脱离工农群众，不利于创作的繁荣，希望各地报刊社、出版社将稿酬降低一半。一时间很多作家主动表示要降低稿费，张天翼、周立波、艾芜三位作家于1958年9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联合署名文章：《我们建议减低稿费报酬》，这既是对上级号召的响应，同时也有着政治上表态的意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作家的收入已成为了一种颇具关注度的社会现象，同时，对作家高工资、高稿酬的调整也成为彼时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一个重要的层面。
1957年发起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作家不仅在政治上成为有罪之人，在经济收入方面也较之前有了较大的落差。被划为右派后，大多作家失去了创作的权利，即使坚持写作，创作出的作品也无处刊发，这便使得绝大多数的右派作家没有了稿酬的收入，这种状况即使在六十年代初“摘帽”后对很多作家而言也没有丝毫改变，对他们而言，发表作品、获得相应的稿酬，要到“文革”结束获得政治上的彻底平反后才成为可能，也才真正地得以“重返”文坛。被划为右派的作家除了失去稿酬收入，同时还要受到工资被降级甚至完全被停发的处罚。这便使得许多右派作家从之前富足、优越的生活状态陷入一种困顿窘迫的状态，其中的辛苦不易，也成为这些右派作家人生遭际的一个重要的层面。不过，这也无法一概而论。同被划为右派，就收入及生活水准而言，有的作家在生活上坠入底层甚至陷入绝境，有的作家则由于之前有较为丰厚的积蓄或工资虽然降级但相对而言还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平，从而在生活上较有保障，这便形成了作家在划为右派后在经济情况方面的差异性，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右派人生有着不同的体验和感受，而这种人生体验差异性对他们在平反复出后的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也便形成了不同右派作家的不同的右派文学书写。下面以丁玲、刘绍棠、傅雷、王蒙等四位作家为研究个案，来具体地看一下被划为右派后作家的收入与生活水平究竟处于怎样的状况。为了便于对当时作家的收入状况有更为直观的认识，这里先大致地罗列下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全民所有制单位及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1955年为527元，1956年为601元，“文革”初的1966年为636元，到“文革”结束时的1976年为605元。整个五十至七十年代，这个年平均工资水平基本上维持在520至640之间。
新中国成立后，收入分配从供给制改为工薪制以后，丁玲就响应作协党组提出的作家自给的号召，一直没领过工资，以稿费为生，当时丁玲的稿费收入及存款总额不得而知，但从生活用度上来看应该较为宽裕，家里公务员的工资也是由丁玲自己来支付的。在被打成右派前，丁玲还先后两次捐款。1951年6月，丁玲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捐款1200余万元（旧币）。1952年6月，她又将荣获的斯大林奖金（二等奖）共5万卢布全部捐给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儿童福利部。
1955年，文艺界开始了对所谓的“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几经反复，1958年5月，中国作协整风领导小组做出《关于右派分子丁玲的政治结论》，“开除党籍，撤销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联委员职务，撤销人民代表职务，取消原来的行政（七级）级别，保留作协理事”。此后，双双被打成右派的丁玲、陈明夫妇先后被下放到北大荒进行劳动改造。1958年2月，原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的陈明带着保留厂籍，撤销级别的处理意见，到黑龙江宝清县的853农场二分场劳动，每月工资28块钱。陈明初到黑龙江，向时任农垦部部长王震提出了丁玲想到北大荒来的想法。当时王震问起丁玲还有多少存款，陈明回答说，还有一万多元。1958年6月，丁玲来到了北大荒，在王震的安排下来到了汤原农场，并把陈明也调了过来。1958至1964年，丁玲夫妇一直在汤原农场劳动、生活。丁玲到北大荒时，带着从作家协会拿到一纸由中宣部署名盖章的介绍信，上面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到了佳木斯后，北大荒农垦总局政治部副主任兼人事处长李天光看到介绍信后对丁玲说：“怎么不给工资？那你吃什么呢？”丁玲回答说自己还有些存款，丈夫陈明每月有28元的工资。最后李天光还是决定：“来到这里，每月30元吧。”
初到北大荒时，丁玲干起了养鸡的工作，作协副秘书长张僖在周扬的指派下，于1959年7月专程去北大荒了解丁玲的情况，后来他这样讲述了当年所看到的丁玲劳动的场景：“丁玲穿着两排扣子蓝布解放服，站在一个案板前，剁菜很用力气，速度很快。程书记说她一天要干八小时，我对程书记说，这样不行，将来要垮的，能否用她的长处来教文化课？丁玲给我看她浮肿的腿，我一摁就是一个坑。她还说，我挺得住。当时我心里很难过，一个老作家怎么弄成这样？”在王震的关心和直接干预下，农场给丁玲重新安排了工作，1959年夏季以后至1964年下半年，丁玲在汤原农场担任畜牧队专职文化教员。1964年12月至“文革”爆发前，丁玲又转至宝泉岭农场，负责组织职工家属的学习。
基于农场条件的便利，从伙食情况来看，丁玲在汤原农场和宝泉岭农场时期的生活虽说简朴但整体水平应该说还是不错的。陈明在回顾当时的生活情景时写道：“我们冬天吃的菜是冻三样，就是萝卜、土豆、白菜，都是冻的，煮一下，我们自己搞一点辣椒。还有，把棒子面饼切成片，放在炉子上烤，很好吃。我们也有改善生活的时候，吃大马哈鱼，切成块一炸，然后一炖，挺好吃。有时我们也在露天站着看电影。工地上也能看病，还可以做盲肠炎手术，医生就是我们农场的医生，原来都是部队的卫生员。”丁玲夫妇在这里可以很方便地买到鸡蛋和牛奶，同时自己还养鸡种菜，俩人每月的粮食标准均为31斤，工资收入合起来每月有五十多元，口粮充足，伙食丰富，这在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可谓是难能可贵了，同时，在王震的关照下，丁玲夫妇此一时期的劳动强度也并不很大。1962年冬天，陈明调到汤原农场工会工作，分管职工教育，组织群众文化活动，为方便工作，陈明还从结余的工资中拿出一笔钱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
“文革”爆发后，丁玲夫妇的生活也遭受了较大的冲击。1968年夏至1969年5月，夫妻俩分别被关进了牛棚，在牛棚里俩人每月分别有十五块的生活费。从牛棚出来后，丁玲被分配到21队在群众管制下进行劳动，扫厕所、掏粪水、下大田割麦，对于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而言，可谓是高强度的劳动，这也是丁玲来到北大荒后最为艰辛的一段岁月。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4月，丁玲夫妇被带离北大荒，分别被关进秦城监狱。关于在秦城监狱的生活情况，陈明在回忆录中有所记述：所关的房间有十来平方米，配有抽水马桶，每月一份《红旗》杂志，每天一份《人民日报》，每月发一次日用品，每两个星期管理人员推平板车送书，供借阅，马恩列斯著作，以及《鲁迅全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伙食比农场吃得好，光早饭轮换着有二十多样。过节吃饺子。每半年拆洗一次被褥。洗澡冬天每两周一次。“我在秦城从没挨过饿，吃得比农场好，而且越来越好。住进新楼，光是早饭的花样，轮换着差不多有20多样。菜嘛，吃过咸鸭蛋、松花蛋，还有北京的酱菜辣丝，记得50年代吃过，不过好像没有这么好吃。主食有时还吃面包，吃炸馒头撒白糖。”
1975年5月19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给她做出《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丁玲是叛徒，其问题性质属敌我矛盾，遵照毛主席‘调研从严，处理从宽和‘给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权，养起来，每月发给八十元生活费”。”从秦城监狱相继出来的丁玲与陈明来到了山西长治嶂头村。此时陈明的工资恢复了“文革”前的待遇，按文艺八级，每月有129元的工资，生活水平大为好转，用陈明的话说，“我们的钱坐在炕上吃也吃不完”。侣1978年7月丁玲彻底摘掉了右派的帽子。1979年1月丁玲与陈明夫妇二人从山西农村返回了北京。
除丁玲外，刘绍棠在当时也是一位凭稿费收入生活而不领工资的作家。作为五十年代文坛上的“神童”作家，刘绍棠在当时的作家中属于高收入者。他13岁便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作品，1952年因发表《青枝绿叶》《摆渡口》《大青骡子》等小说而声名大噪，同时成为团中央重点培养的对象。1954年，18岁的刘绍棠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是年8月刘绍棠与曾彩美结婚。后来为了更专心地从事自己的文学创作，1955年春，刘绍棠从北大中文系退学，转到中国文学讲习所。1956年3月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协，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中国作协会员，此后，刘绍棠申请专事创作，不拿工资，靠稿酬为生。
到1956转为专业作家时，刘绍棠已出版四本书，即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山楂树的歌声》，中篇《运河的桨声》《夏天》。当时刘绍棠的稿酬是每千字18元，出书的话，每发行3万册便增加一倍的稿费，所以，仅这四本书的出版，便给刘绍棠带为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也因此才使得刘绍棠有底气敢声明不拿工资，“光是这4本书，我收入一万七八千元。稿费收入的5%交党费，但不纳税”。按刘绍棠所讲，把这笔钱存入银行，年利率为11%，每年仅利息便可收入2000元左右，平均算下来每月有160元，相当于一个12级干部的工资。而当时物价较低，一斤羊肉4角多，一斤猪肉6角，可以说，刘绍棠虽不拿工资，但仅凭当时所收稿费的利息所得，刘绍棠一家便可过上相对富足的日子。1956年春，刘绍棠的妻子曾彩美生了孩子，刘绍棠便从稿费中拿出2500元在中南海的隔壁买了一个三合院，包括有五间住房，一间厨房，一间厕所和一个杂物间。
1957年上半年，刘绍棠主要致力于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的创作，并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计划于当年的国庆节出版，印数10万册。刘绍棠当时已计划好：“此书如果出版，可得稿费3.5万元。因而，我打算拿到这笔稿费，深入生活10年，10年之后拿出多卷体长篇小说。我想花5000元在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盖一座四合院，过肖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10年内虽然不发表和出版作品，但每月的利息收入仍可使全家丰衣足食。”但一切都因突然而至的批判运动戛然而止。愿望没有达成，刘绍棠的这一想法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却成为遭受批判的一大罪状。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刘绍棠成为众矢之的，《文艺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相继发文展开对刘绍棠的批判，在这些批判的声音里，最为突出的便是指责刘绍棠有负党的栽培，贪图生活的享受，是青年作家走向堕落的典型。如1957年8月27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文章题目便是：《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记刘绍棠的堕落经过》，1957年第22期的《文艺报》上发表批判刘绍棠的文章《刘绍棠之类的青年作家是怎样堕落的》，1957年10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的文章为《青年作者的鉴戒！刘绍棠追求名利堕落叛党》。刘绍棠所设想的高稿酬所带来的安宁优越的写作生活并没有达成，相反却因此而成为贪图享乐、思想堕落的典型。
被划为右派后，1958年10月，刘绍棠被派到北京门头沟永定河畔采挖沙石，12月又转到京东百子湾火车站建设工地修铁路。1960年6月，先后发配到北京南郊大兴县的高米店、安茨县桐柏镇、通县张家店等地从事平整土地、兴修农田水利的劳动。1961年11月，上级部门宣布摘掉刘绍棠右派分子的帽子，刘绍棠也结束了劳动改造，回到家中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刘绍棠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这也是刘绍棠在整个60年代发表的唯一一部作品。1966年“文革”爆发后，刘绍棠深感待在北京城已十分危险，便收拾行囊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大运河畔的通县儒林村，住在自己一个表姐的房子里。最初一段时间，因银行账户被冻结，全凭稿费收入生活的刘绍棠在最初回到乡里时甚为不易，据同村的好友杨广芹回忆：“刚回来的那一段日子，形势很紧，让人看不到希望。刘绍棠不敢看书，不敢写小说，日子过得相当单调与压抑，你想他等于从一个峰巅，突然掉到谷底，事业无望，生活无望，那时他的银行账户都是冻结的。父母兄弟都在城里，都不敢搭理他；妻子孩子都在城里，没法管她们，没法在一起，亲戚朋友们也是离得远远的。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写信给朋友们想借点钱，但是信寄出去后杳无音信，谁也没有把钱给他邮过来。”
从1966年6月至1979年1月获得平反，刘绍棠在家乡度过了十三个春秋。在家乡远离风暴中心，不受运动冲击，家乡父老给了刘绍棠最大的关心和照料，这也使得刘绍棠能较为平静地度过十年“文革”的动荡岁月，没有关押，也没有游街批斗，“大乱还乡”对刘绍棠来说是一个十分明智的选择，在家乡简陋的屋舍里，刘绍棠相继完成了《地火》《春草》《狼烟》等作品。“绍棠是抱着回乡务农的目的扎根儒林村的，但故乡的干部和父老兄弟，谁也不忍心拿他当一个劳动力对待。为了照顾他的体力，也为了使他与两派斗争隔离，不卷进漩涡，队干部分配他独自一人放牛、拾粪、赶小驴车、看场院、看小鸡。有时也分配他跟刚刚初中毕业的孩子一起拉墒、牵牲口蹬地、钻青纱帐，愿意干多少就干多少。30多岁的壮小伙子干这些活计，当然不需要费大力气。对父老乡亲的深情厚谊，绍棠后来无限感激地说：“这干那些活儿，等于在疗养院休养……”1979年1月，团中央对原来本系统的右派错划问题做了处理，并在《中国青年报》上刊发了给本系统的右派进行平反的消息，新华社随后就些向全国发了通稿。刘绍棠被打为右派时共有存款2万余元，反右之后利率年年下降，“文革”前降到年利率3.6%，仅靠利息已不足以维持生活，每年都要用掉一部分本金，到1979年1月24日错划问题得到改正时，刘绍棠的银行存款剩余2300元，不管怎么说，这对很多人来说，也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与丁玲、刘绍棠有工作单位却不领工资仅凭稿费收入来维持生活不同的是，傅雷干脆没有所属的工作单位。新中国成立后，傅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翻译，没有工资，也没有退休一说，妻子朱梅馥也没有工作，全家的收入全部来自傅雷翻译的稿费。由于没有正式的所属单位，傅雷住的房子也是自己租住的，全家住在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一幢私人所有的三层花园洋房，每月要支付房租55.29元。新中国成立前，傅雷一度还拥有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四百多亩田地，但从抗战前开始，这些田地因生计的缘故被傅雷断断续续地卖掉了，所以到新中国成立后，稿酬便成为傅雷唯一的收入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傅雷集中精力重译和新译了大量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梅里美、伏尔泰的作品，迎来了自己翻译事业上的一个高峰期，在收入上也有着十分可靠的保障。“从1949年回到上海一直到1957年，可以说是傅雷人生中最惬意的时期。”但这一切在反右运动开始后一去不返。1958年4月30日，傅雷被宣布为右派。被划为右派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傅雷的译文无法出版，以稿费为生的傅雷在经济来源上便大受影响。出版社一度要傅雷更名出书，但被性格刚硬的傅雷断然拒绝。好在出版社后来同意预支傅雷一部分稿费，困境才得以缓减。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也是傅雷的好友楼适夷在多年后谈及此事说：“照规定‘右派不能出书，我们请示中宣部（当时是周扬和林默涵），据指示要傅雷继续译书，但新出书须改名，此事由社总编辑主任郑郊洵同志去函商量，傅雷回信拒绝。是出版社内部商定，一面仍请译书，并按规定支送稿酬，一面将稿压下，准备他摘帽后出版，这样积稿的，即有《幻灭》等稿，是后来出的。”但即使这样，由于右派的身份，加上1958年12月傅聪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这些都对傅雷心理上造成沉重的打击，身体也每况愈下，译书已变得很慢、很艰难，即便能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得到预支稿酬，因译得少，收入也便锐减，生活便日益困顿起来。
在《傅雷家书》中可以看到，傅雷与傅聪的通信中多是文学艺术方面的交流，而朱梅馥在对儿子傅聪的通信中则多谈及生活，从中也可以了解到傅雷当时的生活境况。朱梅馥在1959年10月1日给傅聪的信中写道：“近年来主要是一般的身体衰老，神经衰弱，百病丛生，我也不细谈了。你看了干着急也无用。”傅聪一人在国外，母亲朱梅馥不愿儿子过多牵挂家里，所以尽量把家里的困难说得轻描淡写，但从中已可感知，反右后傅雷的生活状态和身体情况。1960年以后，一方面是多病的身体，另一方面是翻译的作品无法出版，收入锐减，再加上又是困难时期，傅雷一家的生活已陷入十分艰难的状态，一向刚强的傅雷也不得不在给儿子的信中“索要”食物，为此，朱梅馥怕儿子不了解家里的真实情况，专门在信中对傅聪进行解释：“我看他思想和心理活动都很复杂，每次要你寄食物的单子，他都一再踌躇，仿佛向儿子开口要东西也顾虑重重，并且也怕增加你的负担。你若真有困难，应当来信说明，免得他心中七上八下。”那时傅聪从国外寄来的食物、营养品及外汇，成了傅雷一家最重的物质来源，但这也是远远不够的，以至朱梅馥不得不在信中告以实情：“我们从日用品到食物都是计划供应，大家一律平等。每月每人可吃肉三天，吃鱼六天。有了你的外汇，可有一些特别照顾，每百元人民币就可额外配给油票二斤、肉票一斤、鱼票二斤、糖票二斤，比平时全家所得的分配多至一倍。”
到1961年9月底，傅雷得到通知，摘去右派的帽子，出版社也开始恢复出版他的译本。这时生活有所好转，傅雷的心情也好了很多，甚至有闲暇与夫人一起去苏州、南京、镇江、扬州等地去游览。1962年3月9日，朱梅馥写给傅聪的信中写道：“爸爸近来心情很好，就是身体不行。他常说心不老而精力衰老。工作迟缓，脑子不活跃，是他最大的苦闷。领导上对他照顾无微不至。二月份起统战部给他食油一斤半、肉票二斤、蛋二斤、糖一斤；这是对极少数人的照顾。此外又给他文化俱乐部每月十五张餐券，平时由我拿了出入证去买熟菜回家给他吃。他觉得受之有愧呢！”但是这样的情况也没能维系下去，从1963年开始，随着政治形势的日趋紧张，傅雷译本的出版越来越艰难，经济来源越来越少，入不敷出，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傅雷身体此时开始持续恶化，甚至无法伏案工作，翻译工作几乎停顿了下来。这对没有工资收入，仅靠稿费收入维持生活的傅雷来说是致命的，几乎是走投无路了，以至于孤傲的傅雷在1965年10月不得不给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的石西民去信，陈述自己的生活的困境，“按停止翻译作品，仅仅从事巴尔扎克研究，亦可作为终身事业；所恨一旦翻译停止，生计即无着落。即使撇开选题问题不谈，贱躯未老先衰，脑力迟钝，日甚一日，不仅工作质量日感不满，进度亦即十年前三分之一。再加印数稿酬废止，收入骤减（即印数稿酬未取消时以雷工作迟缓，每年亦不能收支相抵），种种条件，以后生活亦甚难维持。”在信中，傅雷还谈及了自己的病情，以及对因病而无法正常翻译，导致生活几近潦倒：“而雷不比在大学任教之人，长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给可支。万一日后残废，亦不能如教授一般，可获退休待遇。故虽停止工作，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甚难安心静养。”而彼时已调往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石西民虽然也曾致电上海市委，要求对傅雷给予生活上的照顾，但“文革”序幕已经拉开，没有人会有暇关注这个右派分子的处境了。红卫兵运动一起，傅雷家即被抄，已陷困境的傅雷终于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于世，而傅雷夫妇在遗书中，还专门对自己所留下的所有财物与账目向所托亲友进行了交代，按遗书所述，将各项应付款项交割完后，仅余现金53.30元，傅雷在遗书里特别说明，余下的这笔钱用于夫妇二人的火葬费。假如傅雷有所属的工作单位，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生病不能工作时也无断收之虞，退休后也有保障，即使受到抄家批斗的冲击，傅雷是否会选择走上绝路，亦未可知。斯人已逝，只余悲叹。
四
相较而言，划为右派的王蒙要比其他的右派作家日子过得好许多，即使是远走新疆，王蒙的生活可谓自在、安逸，甚至有几分“逍遥”。与同被划为右派的其他作家的境遇相较而言，王蒙在几十年的动荡岁月中几乎没有受到过正面的冲击，远在新疆的他，远离风暴中心，甚至被运动所遗忘；而在新疆时期，与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其他群众相比，王蒙的日子也过得可谓宽裕，甚至“富足”。
新中国成立后，王蒙先在北京团市委第三区团工委工作，后又到北京有线电厂任团委副书记，月薪是87元。 195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得稿费476元，差不多相当于王蒙半年的工资所得，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王蒙把这笔稿费用在了与崔瑞芳结婚的开销上，“‘组的所得稿费已够我们购置了当时条件允许的一些装备，包括玻璃书柜、书桌、半软沙发椅等”。与此同时，王蒙在这一年完成了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送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签订合同后，中国青年出版社预付了王蒙500元的稿费，后因1957年批判声音渐起，《青春万岁》的出版搁浅，王蒙将500元的稿费给中国青年出版社退了回去。
1957年，王蒙被划为右派。1957年至1962年北京郊区的门头沟的桑峪、一担石沟、三乐庄等地参加劳动，这段时间生活较不易，一是劳动繁重，二是其间王蒙的两个儿子先后出生，三是在1960年因粮食供应紧张，王蒙的粮食定量由原先的每月45斤后降为32斤，较为窘困的生活状况直到1961年秋王蒙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才有所好转。1962年夏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任教，日子开始好起来，在北京师范学院工作期间，不论是收入、住房还是工作等方面，王蒙都得到了很好的待遇和照顾，“我们吃饭多半到学校教工食堂，做得很好，两面焦的火烧鲜脆金黄。但是一吃食堂就更觉粮票太‘费。有时我们到甘家口商场去吃，能吃到狮子头、木须肉什么的，也吃过裹着鸡蛋的炸油饼，深感营养在我，丰富满足”。据王蒙在北京师范学院任教时的同事王景山在“文革”中所写的材料中所述，这一时期的王蒙在生活和工作上都是很顺利的，“王蒙来系后，虽然名为助教，但和其他助教不同，是另眼相看，受到优待的。当时房子很紧张，但还是千方百计给王蒙搞了一个单间（当时助教谁也没有这个权利）。出席文艺界的会，听文艺界的报告，王蒙都是受到照顾的”。这时期王蒙的夫人崔瑞芳在中学任教，收入也不错，开销绰绰有余，有余钱去东安市场买咖啡与可可粉、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还买了台300元的二手苏制相机，日子过得可谓“小资”了。
1963年，为了更好地创作，王蒙举家离京，来到新疆。在赴新疆前，王蒙在别人的提醒下从所在的单位北京师范学院申请到了八百元的补贴，相当于王蒙月工资的近十倍，可谓意想不到的收获，兴奋的王蒙在临行前用这笔钱在王府井一个牙科诊所修补了牙齿，给自己买了一件中式丝棉袄，同时还给妻子崔瑞芳买了一件大衣和一条呢料裤子。到了新疆后，王蒙被分配在《新疆文学》杂志任编辑。1965年，王蒙又从乌鲁木齐来到了伊犁的巴彦岱，在伊宁县红旗人民公社二大队的副大队长，夫人崔瑞芳也由乌鲁木齐调到伊宁二中任教。他们先住在学校分给的房子里，后租住在当时维吾尔族居民家，再住伊宁一中家属院。关于那时的生活状况，王蒙的夫人崔瑞芳回忆道：“我们初到伊犁时，那里的商品供应还是十分充足的。当地盛产的奶油、蜂蜜、瓜子等，商店里都能买到，而且价格很便宜。”日子安逸，生活条件相对当地居民要好，以至“文革”中，崔瑞芳还因穿得好，家居用品讲究而被贴了大字报，“第二天一推门，老天，敢情是贴到房门上的大字报：‘崔瑞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家里有沙发……还烫头发……”1969年，因所在单位自治区文联成立大联委，王蒙被认定为属于没能改造好的对象，决定扣发王蒙的工资，同时冻结存款，每月发生活费60元。崔瑞芳当时每月有70元工资，之前王蒙的工资在每月150元左右。但最终的执行的结果是除了工资降级，冻结存款的事不了了之。虽然扣去了一部分，但王蒙夫妇俩加起来的收入也还不算太少，只不过王蒙的小女儿正是这时诞生，加上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儿子，这段时间是王蒙在新疆时日子过得较紧的一个时期。
到1971年，王蒙被所属单位自治区文联派到王蒙乌鲁木齐市南郊的乌拉泊“五七”干校“入学深造”，与此同时，单位恢复了王蒙的原工资，而且还补发了两年来所扣的两千多元，这笔钱使的王蒙一家在“文革”后期过着相对宽裕的生活。1973年王蒙与夫人崔瑞芳从伊犁调回到了乌鲁木齐，住在崔瑞芳学校所在的家属房，这期间王蒙较为松闲，一家的饮食成为一天中最为忙碌的所在，“我与芳也大力抓膳食。除朋友们的帮助以外，我们的亲戚也常常带来松花蛋、点心、咸带鱼、肉松等。我的干烧鱼做得成功，瑞芳的滑溜肉片与珍珠（糯米）丸子也越做越成功。我们还自己做过肉松，瘦肉多了肉松容易成丝，肥肉多了，就要往里边加面粉，这些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学问”。这样的食单，在那个年月不可谓不丰富了。而王蒙此时虽调回到了乌鲁木齐创作研究室，但实际并没有创作任务，与儿子一起游泳成了王蒙这一时期的“主业”。夫人崔瑞芳回忆：“1973年到1975年，王蒙游泳都游疯了，不但自己游，还把两个儿子也带了去。他们头一天先蒸好一大锅伊拉克蜜枣窝头，第二天上午就带了窝头出发去红雁池游泳，中午在那里吃饭（那窝头大约已晒馊了），一直游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回家。王蒙说这是‘神仙般的日子。”1975年，王蒙又提笔开始了创作，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及短篇小说《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向春晖》《快乐的故事》《最宝贵的》等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1979年，王蒙返回北京，同年获得平反。
从1963年至1979年，王蒙在新疆生活了十六年，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五岁，其中六年在伊犁巴彦岱乡劳动，两年在乌拉泊五七干校，八年在自治区文联工作。对王蒙而言，这十六年是充实、欢快、收获的十六年，即便在“文革”时，王蒙一家也能独享平安。不仅如此，这十六年里，王蒙学会了维吾尔语，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兄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也从新疆少数民族人民那里感悟到了达观的生活态度和幽默智慧的生活哲学，也正是有着如此丰富的在新疆劳动生活的体验，也才于日后有了《哦，穆罕默德·阿麦德》《淡灰色的眼珠》《爱弥拉姑娘的爱情》《逍遥游》等总题为“在伊犁”的系列小说的问世，也才有了后来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的诞生。右派这顶帽子让许多的知识分子吃尽了苦头，饱经磨难，甚至家毁人亡。可对于王蒙来说，这顶帽子却如一道“护身符”，使他在动荡的岁月中得以游离于政治风暴漩涡之外，独享难得的安宁。可以假设，如果王蒙没有被打成右派，另或没有远走新疆，很难预料在后来的运动中会有着怎样的遭遇。也许正是由于远离政治运动中心而获得的相对的安宁，由于收入的基本稳定而换来的生活水平的可靠保障，也由于自己以及新疆人民天生开朗活泼的性格，才使得王蒙在复出后的作品中更多地流露出的是一份乐观、幽默、豁达与澎湃的激情。
王蒙的右派经历中有着几分幸运的成分，甚至有着些许因祸得福的意味，但对很多右派作家来说则无从幸免。被打成右派的流沙河于“文革”时被下放回家乡四川金堂县城厢镇监督劳动改造，拉大锯、钉木箱，挣计件工资，拼尽全力，一天可得一块多钱，凭此养活全家老小，一干十二年。从维熙自被划为右派的二十多年里，辗转于营门铁矿、茶淀农场、团河农场、曲沃砖场、晋普山煤矿、大辛农场、伍姓湖农场等劳动改造场所，绝大多数的时候没有工资，繁重的劳动只能换来少量的定量粮食供应，食能果腹也成为一种奢望。划为右派后作家的收入及生活水平有着很大的差异性，生存境遇也个个不同，从而形成了右派作家们不同的生活体验、历史记忆与政治心态，而这些又使得这些右派作家在复出后表现出不同的历史反思意识与文学书写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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