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淑兰

　　作为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名作之一，《六号病房》以思想与艺术的高度结合标志着契诃夫的创作走向成熟。文学与作家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契诃夫的现实生活实践对其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19世纪80年代末转型期的作品《六号病房》也不例外。1888年契诃夫凭借小说《草原》获得了普希金文学奖，但随着日益增长的荣誉与地位，契诃夫越来越意识到作家身上的责任与义务，在他1889年5月写给苏沃林的信中，他叙说了自己的内心：“我的热情太少，此外，我还犯了一种精神病，已经有两年了，我无缘无故地不喜欢看见自己发表出来的作品。而且对评论冷淡，对文学的方面的讨论冷淡，对诽谤、成功、挫折冷淡，对巨额稿费冷淡——一句话，我变成了十足的傻瓜了，我的灵魂里有一种停滞状态。我用个人生活的停滞来解释这种停滞。我并没有绝望，也没有厌倦，也没有害忧郁病，而只是忽然间不知什么缘故对一切东西都变得不大有趣味了。必须在自己身子底下放上点炸药了”，迫于这种内心的忧虑与苦恼，1890年契诃夫拖着病弱之躯来到了萨哈林岛考察流刑犯与当地居民的生活，亲眼看到了俄国政治犯的悲惨生活与斗争精神，正如他给苏沃林的信中所说，“除了绞刑以外，我什么都看见了……我现在知道了许多东西……我觉得萨哈林岛简直是一座地狱”，“在我出门旅行前，《克莱采奏鸣曲》对我还是件大事，可是现在，它对我是可笑的，似乎不近情理。要么因为这是我在这次旅行中成长了，要么因为我发了疯”。萨哈林岛之行的生活阅历使契诃夫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成长，他由昔日的托尔斯泰主义作家转变为了正义的化身，《六号病房》正是其远游归来的转型之作，作者在作品中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对人生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深度。契诃夫曾说医生是他的“合法妻子”，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六号病房》从医生与作家的双重视角出发描写了一个发生在外省小城医院里的故事，以文官伊万与医生拉京两个知识分子的争论为主要发展情节，塑造了这两个变态心理“患者”形象，并从生理、心理、社会等多种层面剖析了社会的病因与人性的弱点，赋予了作品双重内涵，一方面，放在当时敏感的政治环境中，小说通过描绘沙皇俄国监狱的一般生活状态从而揭露了俄国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若脱离时代背景，小说又通过伊万与拉京心理世界的展示揭示了人生的荒诞与无意义。本文通过分析伊万拉京两个变态心理“患者”的行为论述二人“呐喊”背后所潜藏的双重意蕴。

　　一、孤独的“呐喊”

　　《六号病房》以一间关押着五个人的小病室为背景，描绘了契诃夫在库页岛上的真实所见所闻。小说中的精神病人并没有得到医院的合理治疗，相反，暴虐与痛苦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天的活动场所仅仅局限于病房，他们能够见到的人除了理发师外就是每天对他们进行殴打的看门人尼基塔。这种凄惨的生活模式使他们逐渐变成了一具丧失灵魂的“活死人”，但伊万·德利特米奇·格罗莫夫是病房中一个独特存在。虽然社会的残忍使他成了制度的牺牲品，但内心的反抗意识让他在狭小的病房里发出了孤独的“呐喊”。当托尔斯泰主义的信仰者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与伊万交流后，拉京内心愁闷的“呐喊”也开始发出声音，伊万拉京二人的多声部“呐喊”构成了小说中的孤独存在。

　　契诃夫从医学角度通过对伊万被送进医院前后病理症状的描写尤其是被害妄想症凸显了伊万的软弱。在被关进医院前，出身贵族的伊万曾是法院的民事执行吏与十二品文官。由于对社会的理性思考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内心的压抑使偏执多疑的伊万陷入了长期苦闷，这在伊万的日常生活中主要表现为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当他在大街上看到四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着两名犯人时，他会突然联想到自己也会被关进监狱。随着这种胡思乱想的频繁发生，伊万的被害妄想症愈发严重，以至于他认为所有路过窗户和走进院子的人都是奸细与侦探，认为“全世界的暴力都结合在一起，正在后面追赶着他”。但契诃夫却又将伊万设置为一个具有自知力的病人，即伊万意识到了自身的恐惧是心理状态在作祟。于是在自知病态下无能为力的伊万被家属送进了医院。在被送进医院后，性情刚烈的伊万继续坚持对社会弊病的抨击。六号病房的遭遇让伊万的变态心理得到了更进一步地发展，他把短小的病服裹得紧紧的，全身发抖，牙齿打战，立即开始在房间里从这边走到那边，或者在床铺之间走来走去”“他说得语无伦次，像是梦呓，断断续续，常常叫人听不懂”，这种行为下伊万紧张焦虑的内心被凸显得淋漓尽致，但契诃夫的写作目的并不仅仅这种表层透视下的变态心理，还有病症背后所指涉的深层含义。

　　在伊万病症背后，契诃夫实际控诉的是沙皇俄国政府的残酷冷漠。作为一个不同寻常的病态心理“患者”，伊万之所以患上被害妄想症是因为他认为老有人会来抓他，而现实社会的动荡残忍则直接促成了这种想法的诞生。伊万发疯的时代正是亚历山大禁锢思想、迫害进步力量之时，伊万身边的人尽是一些麻木不仁的法官、医生和警察等，日常生活中的他们感情淡漠，敷衍了事，这样一个在当时大部分人看来都习以为常的俄国专制社会在极具反抗意识的伊万眼里却成了不合理的存在，他认为“这个城市的生活既烦闷又无聊，交往的人们中没有高尚的趣味……到那里只有形形色色的暴力、粗野的淫荡和伪善。卑鄙的家伙吃得饱、穿得好，正直的人却忍饥受寒”。契诃夫借伊万之口对沙皇政府的残忍与恐怖进行了强烈批判，但最终这种批判未能改变现实，伊万的反抗在腐朽的现实下变成了歇斯底里的疯狂与无谓的挣扎。此外，一个人变态心理的产生不只是当时所处社会作用的结果，个人的性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他身上，空有反抗的软弱与消极使其成了社会的牺牲品。尽管伊万用独特敏锐的眼光认识到了腐朽的黑暗现实，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实践中却表现出了言行不一的态度：“我痛，我就用叫喊和泪水来回答。对卑鄙，我就愤怒；对污浊，我就憎恶。……只有这才叫生活。机体越是低级，它的敏感性也就越差，从而对刺激的反应也就越弱：机体越高级，感受就越敏感，对现实生活的反应就越有力”，这种意志上的懦弱使得伊万不会有更自觉的行动去改变这种现状。尽管对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在社会与性格的双重作用下，伊万只能将强烈的反抗意识寄生于变态心理下，在具体实践中他却选择了屈服，这种病态的转化也就更凸显了改造社会的艰难。

　　与伊万相比，医生拉京像伊万一样意识到了社会的丑恶，但善良软弱的他却消极地选择了“勿以暴力抗恶”作为生活的信条，用自欺欺人的方式即通过精神上的慰藉解释与淡化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而向社会妥协。在这种妥协的怯懦中，可以看到医生拉京对先前契诃夫小说创作中“小人物”形象的秉承。在刚进入医院工作时，拉京同样也曾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最初他也想要在周围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他认为“这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于是购置了“两柜子的医疗器械”，只“要求医院的杂役和护士不要去病房里过夜”，但对那些总务处长却予以“搁置”的态度。这种生活实践中的妥协奠定了拉京性格的基础，当他渐渐发现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改变现实时，在对内心平静与安定的要求下他开始了自欺欺人的妥协。但随着现实的残酷，拉京的内心愈发苦闷，加之与伊万的交流使他更清醒。这种愈发的清醒就意味着他在“正常人”眼里“精神病症状”就越严重，最终他像伊万一样被当成疯子送进了六号病房并被看门人尼基塔殴打中风致死。在尼基塔殴打的背后，拉京因为与伊万的结识而不幸，他们被共同关进病房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某些带有反抗性的行为与言语让周围人深刻地感到了不安，但不同的是，拉京的死亡表层下所潜藏更多的是沙皇政府的荒谬。

　　在医生拉京的人生遭遇中，契诃夫从另一个方面对沙皇政府进行了讽刺与批判，拉京的死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所逼。虽然俄国专制社会的法律规定“未经审判人的自由不可被剥夺”，但意识清醒的拉京却被骗进了病房，向社会妥协的他也未能逃脱荒谬社会体制的摧残。与伊万一样，拉京的“小人物”性格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他的悲剧，他身上有的“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江湖杂耍，是浑浑噩噩的痴呆”，就像拉京自己所说“我温暖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房也没有什么差别……人的宁静和满足不在于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这种对托尔斯泰主义信条的信仰使拉京走进了自欺欺人的死胡同，他与伊万的交流就如同井底之蛙对头顶天空的仰望，但怯懦的他始终却困在其中，最终也成了维持沙皇政府统治的牺牲品。

　　在狭小的病室生存空间里，契诃夫通过被囚于监狱的伊万与原本掌握权力话语的医生拉京之间的争论展示了俄国大社会的千姿百态。社会权力等级的高低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哲学态度与社会立场，伊万与拉京的变态心理对这种相异性予以了证明。前者徒有思想而无行动，后者怯懦顺从，因此二者的思想交锋构成了一种多声部“呐喊”。这种呐喊的实质一方面传达了对沙皇俄国政府的控诉，但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双方所代表的社会阶级运用思想武器夺取权力的象征。反对托尔斯泰主义的伊万对现实有着强烈不满，而最初拥有社会统治阶级权利话语的拉京以怯懦妥协的方式寄生，直到与伊凡智慧中的非理性因素交流，他的“呐喊”开始发声。一个原本处于社会上层的医生在想要进一步理解精神病人伊凡对生活自由的渴望之时，他却因为与伊凡的接近被骗进了为社会所疏离鄙视的“禁区”，由理性的社会正常人被变成了变态心理“患者”。此外，在两人的思想交锋中，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实际上也揭示了伊万与拉京最后结局的合理性。在当时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俄国社会，非理性绝不能与理性相苟同或妥协，因此，在二者之间水火不容的局势中，拉京从理性走向非理性注定是一个与他人相异的孤独过程，虽然路遇伊凡这个同伴，但二者的多声部“呐喊”也尚未能摆脱反动势力的压迫，而二者的思想碰撞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促进了主体灵魂的进一步觉醒，但最终也未能实现人身最基本的自由，这种无奈正是伊万与拉京“呐喊”背后契诃夫对作品内涵的凸显。

　　二、“呐喊”的隐喻

　　契诃夫在《六号病房》中将小人物都投向了一个小病房，但这个阴森的病房并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几个疯子的世界，而是对社会大病房的隐喻。在《六号病房》中，虽然契诃夫对伊万与拉京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软弱妥协进行了深刻批判，但也由于知识分子这种懦弱与正直并存的特点，正如《契诃夫札记》写道“一个民族的力量和救星在它的知识分子身上，在那些正直的、思想着的、有感情的、善于工作的知识分子身上”，契诃夫对社会真实强烈的批判下实际上隐含了其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关怀，即对人生荒诞性的深刻思考。简言之，在伊万与拉京的“呐喊”背后，契诃夫既从社会背景与个体自身出发揭示了人类心理背后的深层原因，又站在哲学层次上通过人类精神病态心理的表现对人生的理解赋予了独特意义。

　　小说的开头便被契诃夫赋予了一种社会意义，即对俄国专制社会缩影的隐喻。“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幢小厢房，它的周围长满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厢房的房顶已经生锈，烟囱一半已经坍塌，门廊的阶梯已经朽坏，长满杂草，墙上的灰泥也只剩下一些痕迹。……墙边、炉子旁边丢着大堆大堆的医院里的破烂：褥垫、破旧的病人服、裤子、带蓝条子的衬衣、不能穿的破鞋等。所有这些破烂都随便地堆在一起，又脏又乱，正在腐烂，散发出一股窒息人的臭气”，六号病房便存在于这所有着阴森恐怖氛围的医院里。五位特殊精神病人每天都要接受惨烈的虐待，不能满足温饱的食物被克扣与看门人尼基塔的肆意殴打等待。这种生活环境下的六号病房更像是一座监狱，而这种监狱之下隐含了契诃夫对俄国社会缩影的展示。在这个缩影里，腐烂的恶臭、铅灰色的地板、冰冷的铁窗形成了一种阴郁、低沉的格调，象征着俄国专制暴政之下的典型社会环境，而病房里的“精神病”患者则代表了生活在俄国最底层的平民百姓。他们在残酷的压迫之下发出了挣扎的呐喊，可这种呐喊却无声无息地被当权统治者所压制。尼基塔便是这个缩影里当权统治者的代表，对纪律与秩序的绝对遵守使尼基塔成了对专制秩序的维护者，他的出现为底层人民又添加了苦难的一笔。此外缩影里伊凡与拉京的悲剧也蕴含了契诃夫的强烈抨击，即俄国黑暗的专制制度不仅毁灭对社会生活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也会迫害温顺善良不谋反抗的人。契诃夫通过小空间的创建使社会环境得到了真实再现，列宁在读完该作品后也不由得倒吸一口气，以为现实中的自己如同置身于六号病房一样。但在脱离现实意义的背后，契诃夫从人生的荒诞、自由的选择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出发所论证的存在主义人生观使《六号病房》这部小说中伊万与拉京的“呐喊”具有了永恒的意蕴。

　　作为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代表。萨特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契诃夫很早就用心灵的敏锐感悟通过《六号病房》对以荒诞为主题的人生哲学有所诠释。苏联学者金格曼曾谈到“契诃夫主人公对于生存的目标，对于生活意义热情探索的精神，为了这些而把争取实际生活的利益放到次要地位，这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一简直就可以说是哈姆雷特气质”。契诃夫自己也曾写道“生活里是没有主题的。一切都掺混着：深刻的和浅薄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悲惨的和滑稽的”。可以看到，契诃夫很早就对个体的存在进行了思考，《六号病房》主要从三个方面实现了与萨特存在主义观的契合。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从对自为的存在的讨论出发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他指出“自为是自己规定自己存在的存在，因为它不能与自身重合”，“自在的存在”只有通过“自为的存在”的揭示，才能显示其存在的意义和规定性。这种自为的存在具有绝对的超越性与纯粹的自由性，“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悬置在人的自由之中。因此我们成为自由的东西是不可能区别于‘人的实在之存在的。人并不是首先存在以便后来成为自由的，人的存在和他‘是自由的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在萨特那里，人就是“自为的存在”，人从被抛到世上起就被判定了“自由”的刑法，自由是人的宿命与前提，正如《恶心》中洛根丁指出“根本的问题是偶然。归根到底，我要说存在不是必然性……偶然性并不是一种伪装，也不是人们能够消除的一种现象，它是绝对的”。萨特认为人类的偶然降生引发了荒诞感与虚无感，对人生无意义的思考导致了荒谬世界中的痛苦人生。《六号病房》首先从对人生的偶然性追问出发呼应了萨特的荒诞人生观。契诃夫先从宏观上展现了一个丧失意义的荒诞社会，生活在作为社会缩影的六号病房里的精神病人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前提下过着无聊而烦闷的生活。微观上，契诃夫在小说中则通过拉京的大段独自对自身生死的偶然性提出了看法，“事实上，他从不存在到有了生命，并不是他自己做主的，而是某种偶然性使然……他想弄明白自己生存的意义和目的”。这种毫无意义的生命在拉京看来可能会因为随时而到来的死亡而化作虚无，对自己生存意义与目的的思考使拉京整天都陷入在无聊痛苦状态之中，甚至在他进入病房后，他甚至认为环境的转换没有任何差别，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荒诞虚无。此外，拉京存在的孤独感也深刻体现了他对生死的荒诞思考，当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人时，他感叹“没有孤独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孤独促进人类更加清晰深刻地认识存在的虚无，正如萨特所说“除非一个人是为了满足某种期待而专程来到这个世界，否则他生来就是一个多余的人”，拉京对自身虚无存在的认识正是对萨特“存在决定本质”的完美契合。其次，医生拉京借托尔斯泰主义信仰自欺欺人的方式体现了契诃夫对人身自由选择与责任的深刻思考。萨特认为人与生俱来就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逃避也是一种选择，选择即意味着承担。“如果没有先验存在着的价值和德性，而且，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又必须没有根据，没有指导地自己单独地做出决定，并且是为全人类做出决定时，我们在行动的时候，怎能不感到焦虑呢？”。自由的选择会伴随着苦恼焦虑的产生，一方面人的自由使人可以自主地做出任何选择，另一方面由于选择的主观随意性又会凸显出人生的荒诞感。拉京正是在对人生的逃避中产生了对人生的荒诞思考而陷入了无限苦闷迷惘之中，正如他信仰的“勿以暴力抗恶”理论所说“疼痛是一种关于疼痛的活生生的概念：用意志力可以改变这个概念，丢掉它，停止诉苦，疼痛就会消失”。选择对现世逃避与漠然的拉京不得不承担一种连自己也未曾料想到的后果。即逃避后产生的人生厌倦感使他不得不从伊万那里寻求精神的安慰而最终导致死亡，这一系列的责任承担正是拉京不断选择的结果。最后，契诃夫在《六号病房》中对存在主义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也提出了先见之明。社会群体同一性下的个体由于差，异性导致的内心疏离进一步恶化了伊万与拉京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恶化推动了两人人生悲剧的发展，周围人因为伊万的反抗意识将他送进了医院，而与世无争的拉京因为对精神慰藉的寻求被霍博多夫以占权为目的借口精神病将其骗进了六号病房，这种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直接论证实际上隐含了萨特“他人就是地狱”的观点。萨特曾明确指出“一旦我存在着，事实上我就给他人的存在设置了一个界限，我就是这个界限，而且我的每一谋划都围绕别人勾画出这种界限”。萨特认为当一个人过分看重周围人对自己的评价而无法做到与周围人和谐融洽相处时，周围人相对于这个人来说就成为“地狱”，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个体身边的所有他人都是“地狱”。它实际上蕴含了萨特对自由双重性的定义，即一个人在使他人成为实现自身自由的目的的同时也要使自身成为他人实现自由的目的，既要重视与个人自由相对立的他人客体，又不能忽视个人自由下的自我主体。伊万与拉京的人生境遇中包含了存在主义这种“他人就是地狱”的理论雏形。作为孤独的个体，伊万的被迫害妄想症首先对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给予了直接诠释，尤其是契诃夫对伊万在进入病院之前的行为动作与心理的描写。伊万认为周围人对他都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恶意，造成伊万这种恐惧痛苦心理的原因不只是外界环境与他人的影响，还有伊万对自我与他人之间关系的不正确认识。即他只认识到了外界对他自由的限定，而忽视了自由除了自身还需要通过外界才能实现。这种不正确的认识在伊万的人生境遇中得到了具体表现，即他只单方面地对社会他人进行了抨击与批判而忽略了自身的软弱性也是限制其自由实现的重要原因。这种过于强调他人对自身自由的否定导致伊万最终丧失了自由。与伊万相反的是，医生拉京则因为过度依赖伊万的判断即过度强调他人对自身自由的肯定而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契诃夫从自由的双重性出发对萨特“他人就是地狱”的理论进行了最佳诠释，即一个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只有同时且适度做到他人对自身自由的既限制又肯定才有可能不会被丧失自由。

　　三、“呐喊”背后的“存在，之思

　　契诃夫曾说过“我写过的全部东西过上五年十年就将被人们遗忘，然而我开辟的道路却会完整无恙。这是我唯一的功劳”。随着时空的变化，契诃夫的作品并没有被人忽视，反而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其所“开辟的道路”也使他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综观契诃夫的文学写作生涯，契诃夫的小说创作构成了俄国文学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即他的作品中既包含了现实主义传统因素又表现出了许多新的创作理念与形式，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多重意蕴。文学写作的独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文学史发展背景的影响。在世界文学史发展的进程中，契诃夫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来自两个伟大时代的影响，一方面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传统因素，另一方面则是二十世纪初旧有价值体系崩溃下欧洲文坛现代主义艺术雏形的出现，正是在这种历史转折中，契诃夫在描述生活表层现象的基础上以清醒客观的态度对人类的生存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使其作品具有了跨时空的永恒意蕴。

　　透过《六号病房》中伊万与拉京“呐喊”背后的现实与哲学蕴意，对于处于科技飞跃时代的当代人类来说，契诃夫对社会生活的揭示与对个体生存本相的发现也是极具意义的。1892年，契诃夫在给苏沃林的信中写道：“现在的科学技术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对我们来说，这个时代是疲沓的、抑郁和枯燥的。我们自己也是抑郁和枯燥的……我们没有最近的目标，也没有遥远的目标，我们的心中一无所有。我们没有政治活动，我们不相信革命，我们没有上帝，我们不怕幽灵，而我个人呢？我连死亡和双目失明也不怕。……这是不是一种病？……我不向自己隐瞒我的病，不向自己撒谎，不用诸如六十年代思想这类别人的破烂来掩盖自己的空虚，……我也不用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迷惑自己。我患这种病不是我的过错，也不是我能治好自己的毛病……。”这段内心倾诉反映了契诃夫对当时为世纪末情绪所裹挟的俄国人苦恼烦闷普遍精神状态的捕捉与发现，像孤独无助的伊万那样不理解别人也不理解自己，期待有所作为却软弱得空有满腔热血的反抗之心；或者又像深陷于庸俗与痛苦中的拉京一样对世界充满疑问却又无法回答对生活的追问，渴望幸福却以自欺欺人的妥协方式摆脱痛苦。契诃夫学专家斯卡夫迪莫卡将契诃夫捕捉到的这一精神状态称为“人们每天都以此生存的普遍的生活感觉，内在的普遍的紧张情绪”。实际上这种对俄国人苦闷心理的反映更是一种跨时空的揭示，即当代人类所共有的生存困境。在当代生活中，人类对自然的过多干预恶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物种灭绝等问题出现；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逐渐物化了人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恶化；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打破了旧有的价值体系，繁重的生活压力使人们忙碌于紧张的工作学习中。这种生存空间使当代个体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孤独感与被抛弃感，如契诃夫笔下的“多余人”一样，理想幻灭，精神萎靡。但这并不意味着契诃夫对生活的绝望，他只想通过人们精神世界的展示诚实地告诉人们“看一看你们自己吧，你们生活得多么糟糕和无聊！最主要的就是人们懂得这一点；而一旦他们懂得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会给自己创造另一种美好的生活”。正如周作人对他的评价一样“他虽悲观厌世，对于将来却有希望”。契诃夫的《六号病房》虽然描写了个体伊万与拉京人生中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但新的意义和价值即对“尘世”幸福与梦想的渴望使整篇小说具有了普遍的意蕴与慰藉。对于当代多元世界中从事着本职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的知识分子来说，契诃夫小说中知识分子精神追求下所表达的对庸俗生活的否定与自由精神的向往更像一剂良药，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与永恒的思想内涵，即世界观与价值观多变下对内心深处精神净土的坚守。

　　综上所述，无论从意蕴深度还是创作手法上来说《六号病房》都是契诃夫创作比较成功的作品。一方面，契诃夫从职业医生的角度对生活进行了敏锐的透视，小说《六号病房》通过对伊万与拉京两人悲惨的遭遇描写表现了俄国当时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与生存危机，深刻揭露与批判了俄国黑暗专制；另一方面，契诃夫站在文学家的立场上对人性予以了深刻洞察。病室中关押的都是善良正直的社会小人物，他们的变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为自身所致，性格的软弱妥协所导致的抑郁烦闷推动了他们人生悲剧的走向。小说中的医院是社会的缩影，但六号病房则是充满社会进步性真理的宝盒，可惜在真理还未飞出盒子之时，它便被一把巨大的锁头给锁住了。此外，早于萨特的契诃夫存在主义人生观的彰显也是这部小说的另一精彩之处，契诃夫通过伊万与拉京的人生境遇从人生的荒诞、自由的选择以及自我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出发提出了对人世荒诞的认识与理解，并使小说打上了深刻的哲学烙印。也正是这种脱离特定现实意义的永恒意蕴，使契诃夫的作品以跨时空的内涵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