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丽敏

　　在“前三十年”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中，“劳动”及“劳动叙事”被赋予了阶级改造、社会动员、集体认同、文化想象等诸多功能，而被看作支撑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力量。也因此，在两个“三十年”转换的20世纪70代后期，置身于仿佛具有不容置疑合法性的“拨乱反正”的浪潮中，“劳动”及“劳动叙事”又被有意无意地当作了社会主义危机的一种表征，其在社会生活或文化想象中的角色、功能、位置等都呈现出了某种意味深长的变化，

　　在这一格局中，“劳动”及“劳动叙事”在新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嬗变，显然折射出了一种时代巨变的特殊症候，而应该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被解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安忆写作于1982年的小说《流逝》值得关注。

　　作为“知青一代”，王安忆从特定的历史意识和世代经验出发，借助“女性”符码，细致考察了“劳动”这一联系着社会生产、主体构造与生活世界的特定场域在历史转折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劳动”及“劳动叙事”的多个复杂面向，也由此触及到了“后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主体建构的复杂构成。

　　一、“被迫劳动”：女性主体建构是否可能？

　　《流逝》是从“文革”时期某个冬天的凌晨开始的：喧嚣的市声，熙熙攘攘的人群，为冬日寒冷的天气所反衬出来的热气腾腾的菜市场景观……对于习惯了上层资产阶级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欧阳端丽来说，这些都是奇异而陌生的。而更为陌生并且窘迫的，是曾经花钱如流水的她，居然还要每天出入菜市场讨价还价，要操心每个月六十元的收入如何供养一家五口的日常生计，这显然是她从未预料到的全新挑战。

　　可以说，《流逝》一开始就敏锐地触及到了由激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所主导的“文革”引发的巨大社会动荡，这种社会动荡带有明显的阶级翻转的意味：一方面，端丽及其所属的资产阶级家庭在政治高压下，被猝不及防地抛出了既有生活轨道，不得不接受从未体味过的底层生活境遇；另一方面，像阿毛娘这样生活在棚户区的穷苦人则获得了可以理直气壮地进驻资本家公馆的合法机会。如何来理解这种“革命后”再度实行的貌似“例外”的阶级翻转——到底这种阶级翻转是一种激进的民粹主义政治实践，还是一种“新启蒙”话语所批判的反人道、反人性的暴力事件，∞应该说，构成了如何来定位端丽其后所经受的种种磨难的一个重要的语境前提，同时，也是认识“新时期”以及“新时期意识”缘何产生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维度。

　　王安忆显然并不想正面来回应这一复杂问题。但是，当她选择以端丽的视角或故事来呈现“文革”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以“文学”方式为这段历史留出了很大的讨论空间。可以看到，在《流逝》中，王安忆并没有主要着墨于端丽及其家庭所受到的种种冲击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心灵上的创伤，而是笔锋一转，浓墨重彩地书写了端丽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短暂的不知所措后，身不由己地被动荡的时局所裹挟，通过替人看孩子、打毛衣、加入街道工厂缠线圈等一系列似乎不太体面的“体力劳动”，最终被“锻炼”成了自食其力的“新人”。这样的故事讲述，显然与当时颇为流行的“伤痕文学”等主流文学书写模式并不一致，倒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前三十年”经典的社会主义“改造”叙述套路。这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如何来理解这一故事讲述方式？可以发现，“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作为“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或改造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伤痕文学”常常用来“揭发‘文革造成的肉体、灵魂伤害”的重要符码，以社会转型期特有的暧昧方式在端丽人生的变奏故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值得进一步深究。应该说，端丽参加劳动首先带着很大的被迫的成分在里面——作为“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端丽为了拒绝去甘肃这样的穷乡僻壤而宁肯放弃工作留在上海做家庭妇女；而此刻，由于资本家公公的存款被冻结，而从小娇生惯养、大手大脚的丈夫文耀除了仰仗微薄的工资外又缺乏其他谋生能力，使得原本依附于夫家、过着不劳而获日子的端丽，只好挺身而出，在变卖家产入不敷出的情形下，半推半就地加入了劳动大军的行列：“在这一系列的考虑中，她居然一点都没想到自己的出身和那张大学文凭。她只想着生活的实际：房租、水电、煤气、油盐柴米”。可以说，端丽主要是出于满足家人基本的衣食需求而参加劳动的，勾起其劳动热情的，是红烧肉烧蛋、牛肉粉丝汤、辣酱、绒线裤、开司米外套等曾经的上流阶级不屑一顾、如今却视若珍宝的“小康”型的日常生活用品。在她的视野中，“劳动”只被认为是“自私”的个人经济行为，只与“实惠精神”挂钩而无关政治宏旨；劳动价值则直接等同于端丽及其家人建立在对往昔富足生活缅怀基础上的对“好的生活”的极度渴望。就劳动动机而言，应该说，端丽主要是遵从了传统男权文化之于女性的贤妻良母（照顾好家庭）要求，是以“物质家庭”为出发点来建构自己与劳动的关系的，这与新中国建立后试图通过“劳动”来建构一个全新的生活世界，并且借助这一生活世界来寻求包括妇女在内的被压迫阶级的翻身解放的强烈愿望，有着显著差异。

　　进一步需要关注的，是端丽为使全家能过上衣食周全的生活，从事的是诸如看护孩子等各种可能找到的“非正规劳动”。在当代中国的劳动体系中，“非正规劳动”无论是从技能要求、收入分配还是劳动保障来说，都“次”于由国有制工厂、集体所有制工厂所支撑的“正规劳动”；而且，其显而易见的“流动性”，会产生一批缺少工厂或集体认同感的“流民”型的“脆弱工人”。搁置在这样的劳动等级秩序格局中，可以说，端丽参加“非正规劳动”，本身就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尤其她还是在“文革”这样的特殊时期被迫参与“非正规劳动”，其遭遇到的问题更多：既有阶级出身问题所导致的职业选择的限制——因为出身于资本家，端丽很难进入经济收入更高的全民所有制单位；也有建立在体力劳动基础上的“劳动意识形态”对脑力劳动形成的贬低和压抑——端丽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在这一特殊时期，非但不是优势，反倒构成了“改造”的理由；当然，更为主要的，还是传统性别文化对妇女参加劳动的惯性安排——无论是金花阿姨这样的底层劳动妇女，还是文耀这样的资产阶级男性，抑或端丽自己，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相对自由清闲同时当然也是经济价值较低的“非正规劳动”，是资产阶级妇女可以接受的工作选择——哪怕到了穷困潦倒的时候：“找个孩子带带，不会耽搁家务，又有收入”。限于各种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端丽的确很难有更好的劳动职业选择，但需要承认的是，主观上对正规劳动的畏惧、以家庭为本位的自我角色定位以及明显的随遇而安的心理，仍然是端丽选择“非正规劳动”的主要理由，这反映出传统男权文化之于女性的贤妻良母要求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端丽的选择，更重要的，还是因端丽作为资产阶级同时也是脑力阶级内心深处对于体力劳动根深蒂固的蔑视与拒绝。在这样的情形下，端丽即使从事了“非正规劳动”，内心更多是忐忑不安甚至充满了尴尬、不适与耻辱，似乎很难产生出新中国女工通过参加艰苦的“主要劳动”而与“国家”发生关联而普遍拥有的那种主人翁自豪感。

　　有意思的是，尽管端丽一直认定“劳动”对于她而言，是在被迫情形下单纯到只剩下经济目的的“淘金”行为，顶多培养出了“实惠精神”，但在此过程中，作为劳动者哪怕是“非正规劳动”者的端丽，其不同于“实惠精神”的行为法则、价值取向和精神结构仍在不知不觉地形成，需要引起注意：首先，她从一个可以开衣料展览会的大手大脚的挥霍者变成了一个连买味精的钱都要省下的锱铢必较的节约者，“她尝到了节约的乐趣，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心心念念想着如何装填钱包。以至文耀也讽刺她是‘葛朗台”。可以说，从基本不考虑商品的实用属性而更多是出于占有的欲望而进行购买，即使是在“消费大于生产”的后工业社会，也因为其直接导向了无限度的欲望的生产而不是对人类正常的需求的满足，而常常招致批判。而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前工业社会，“奢侈浪费”更是代表了极端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所必然表现出来的恶趣味，也指向了社会分化所必然导致的资产阶级的原罪。在这个意义上，克制超出常规的消费欲望的“节约”就不仅是一种无产者特有的美德，也是在“公”的意义上维系社会经济能够在较低的水平上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因而，从奢侈到节约，就不只是端丽个人生活趣味的转变，更为重要的，还标示出了其向无产阶级生活世界的一种靠拢。

　　其次，端丽还在劳动中逐渐感受到了劳动的魅力。比如说，在将自己冗余的旗袍改为适合女儿穿的衬衫的过程中，端丽体会到了劳作所带来的成就感：“这件劳作这么吸引她，也许因为这是头一件从她手里创造出来的成果吧”。这种由劳动所带来的创造感是以往作为高端消费者的端丽从来没有过的全新体验，既与其感觉到自己“有用”的社会认同感联系在一起，也与劳动者和劳动成果之间天然产生的血肉纽带息息相关。当然，这种劳动仍然可以纳入“女红”这一传统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劳作范畴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妇女，拥有私人裁缝的端丽原本与这个传统是割裂的，只有到了物质贫乏的时代才被迫重新建构与“女红”传统的关系，从中不难看到阶层下移对妇女与劳动关系恢复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再比如，在充当保姆照顾庆庆的过程中，端丽尽管手忙脚乱，却感受到了作为替代母亲的快乐，这是以往将自己的孩子交给保姆来照料的她作为真实的母亲所从来没有体会到的：“自己有了三个孩子，却从没在孩子身上尝到这么多滋味，甜酸苦辣，味味俱全”。在这里，“母性”的复归与“母亲”角色所暗含的辛苦劳作联系在了一起，恰恰说明“母性”作为“人性”的重要构成，并不是天然的，而是通过“劳动”后天建构的；而且，这种建构具有明显的阶级内容——作为资产阶级妇女的端丽，其“母性”因为无法与“母亲”角色所必须承担的种种琐碎的劳动联系在一起，因而是被遮蔽的；只有当她成为劳动妇女，通过类似于保姆这样的替代性母亲特有的劳作体验到“母亲”角色内含的责任与义务，“母性”才会被激发出来。在这里，“劳动”在某种意义上又成了诠释“母亲”角色、重构母子（女）亲密伦理关系的重要途径。

　　更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劳动”从私人领域向公共空间的拓展，端丽进一步感受到了“劳动”对于构建妇女社会认同以及锻造女性主体的重要意义。在加入街道工厂之后，对于“绕线圈”这样简单重复的劳动，端丽经历了从“新奇”“有趣”到“枯燥”“闷气”的感觉变化过程，但与之相伴的，也有融入周围环境的充实感与愉快感：“也许仅仅是昨天，端丽还会觉得他们又无聊，又轻浮。可今天，她同大家一起笑，觉得很有趣，很开心。工作太枯燥了，一点点极小的事情会使人振作。简单的劳动使人也变得简单了”，“生活像流动的活水，端丽是水中的一滴。她心情很好，很开阔，她从来没体验过这种心情”。而且，与粗鲁而热心的工厂间阿姨们接触久了，端丽逐渐养成了劳动妇女的气质，正如她自己领悟到的：“她觉得自己狼狈，可又有一种踏实感。她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股力量在过去的三十八年里似乎一直沉睡着，现在醒来了。这力量使她勇敢了许多”。尽管各种劳动艰辛而又烦琐，但并没有击垮端丽，相反却是成就了她，使她有机会摆脱锦衣玉食的依附性的生活，从寄生虫般的资产阶级家庭妇女成长为具有谋生能力的家庭顶梁柱：“她不再畏畏缩缩，重又获得了自尊感，但那是与过去的自尊感绝不相同的另一种”；并且，伴随着劳动经历的丰富，端丽日趋独立、泼辣、坚强，她开始敢于为受欺凌的孩子讨回公道，也有能力来安排弟妹插队、回城等一系列琐碎事务，甚至抛头露面维护文影的尊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包括丈夫文耀在内的家庭中的其他人，几乎都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面前沦落为无用的“鸵鸟”：这家人都是“用金子铸的。倒是贵重，却没有生命力”，“端丽发现自己的丈夫是这么无能。过去，她很依赖他。任何要求，任何困难，到了他跟前，都会圆满地得到解决。其实，他所有的能力，就是父亲那些怎么也用不完的钱。没了钱，他便成了草包一个，反过来倒要依赖端丽了”。“资本”与“劳动”对于人的不同形塑结果，在社会动荡中展露无遗。可以说，选择“劳动”才是端丽获得自尊、真正成为这个家庭主心骨的关键所在，也是她可以颠覆原先在资本控制格局中因为依傍丈夫及其家庭所必然产生的两性不平等关系，为自己赢得在这个家庭中的尊重以及女性在家庭事务或两性关系中的主导权的奥秘所在。

　　由此，《流逝》在小说前半部分，借助于端丽的故事，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当欧阳端丽无法再过那种小鸟依人的日子之后，她身上才进发了一种连自己也不曾意识到的力量”。这是否是说，在被迫劳动的情形下，端丽其实是自觉不自觉地完成了自身既作为女性主体同时也作为历史主体的建构过程？这显然是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更强调自主性、独立性的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主体生成理论背道而驰的。如何来看待这样看似另类的主体建构及其未来走向，因而成为我们理解两个“三十年”转换的关键点。

　　二、物质还是劳动：妇女主体意识的分裂

　　似乎是为了进一步描述上述另类主体生成的轨迹，王安忆在小说后半部呈现了在历史“断裂”意识下的另一种端丽的故事。当“文革”终于结束，资本家公公又恢复了昔日被冻结的巨额财产之后，端丽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家庭妇女身份，回到了“正常的”人生轨道上，她却敏感地发现种种似曾相识的困惑又卷土重来。

　　首先，由金钱所引发的各种人际关系的微妙变异又“自然地”出现了：因为在“文革”中为家庭的操劳，端丽获得了一份记在她名下的丰厚家产，这引起了小姑的不满，两人有关财产的种种或明或暗的家庭争端愈演愈烈，仿佛与“文革”前如出一辙。可以看到，这样的争端中存在着两种利益分配法则的尖锐对立，一种是建立在劳动价值基础上基于对家庭的贡献而进行的利益分配，从这个角度上说，端丽似乎受之无愧；另一种是沿袭了传统父权制体系的财产分配法则，这一法则以血缘的亲近作为分配财富的依据，在这一体系中，端丽显然是受到排斥的。从利益分配的合理性来说，应该说，前一种更符合现代社会的潮流，而后一种则带有明显的宗法社会伦理的烙印。但从两者都属于父辈财产的再分配的角度来说，本身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和自食其力的现代精神相背离的。因而端丽与小姑关于家庭财产的争斗，正好与“文革”中因为财产的冻结而导致的彼此相安无事构成了一种对位的关系，标示出了不同的利益关系对人际关系的深刻介入与塑造。

　　不仅如此，即使是夫妇关系，伴随着私人财产的复归及其深刻地楔入婚姻关系内部，也发生着急剧变化。“无用且自私”的丈夫文耀面对动荡的“文革”情势一筹莫展，需要仰仗果敢能干为其挡住外界的风风雨雨；然而，一旦在“文革”后恢复了资本家子弟的身份，其感觉结构马上有了翻转，理直气壮地对端丽提出了夫权主张：“我是你的什么人啊？是你丈夫，是一家之主，总要听听我的意见”，同时也对端丽从阿毛娘等草根劳动者那里熏陶来的“独立性”“粗鄙化”提出了批评，希望她能回归温柔听话的传统女性气质：“你变得多么厉害呀！过去你那么温柔，小鸟依人似的，过马路都不敢一个人……”，这使端丽清晰地意识到夫妇关系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会时移事易的；而家长的权力也是可以审时度势重新建构的：“当家难的时候，他引退，如今倒要索回家长的权利了”。尽管两性关系更多被理解为是私人关系，但分明，私人关系的变化实际上是蛰伏于公共领域的变化的，更准确地说，是公共领域的政治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夫妇关系这样的私人关系的走向及其实质。因而，端丽与文耀在“文革”后重新又陷入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关系格局，正是折射出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历史转折，其政治经济基础，是支持而不是改善包括两性关系在内的社会不平等关系的——事实上，阿毛娘等草根阶层在“文革”后又被重新驱赶回棚户区，与端丽重新被夫权要求温柔听话，存在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对应性关系——这是我们今天从性别政治的角度把握端丽的人生变奏曲的时候，尤其需要关注的一点。当资本法则越来越明显地从政治、经济等公共领域向家庭、婚姻等私领域渗透，成为决定社会或社群关系甚至是两性关系的基本法则的时候，已经说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时期”是不可能真正导向平等的。

　　面对这样的不平等两性关系，戴上了黄金枷锁的端丽显然无法产生出足够的反抗意识，相反，却逐渐开始用重新掌握两性主导权的丈夫的目光来反观自身，由此，她发现了自己的历经沧桑之后的“丑陋而陌生的”的形象：“头发的样式俗而老气。眼睛下面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垂下了两个泪囊，嘴角鼻凹又是什么时候刻下了细而深长的纹路？面颊的皮肤粗了，汗毛孔肆无忌惮地扩张开来。她情不自禁地抬起手抚摸了一下脸庞。这时，她看见了自己的手，皮肤皱缩了，指关节突出了，手指头的肉难看地翻过来顶住又平又秃的指甲，指甲周围长满了肉刺”。这种“丑陋而陌生”的自我“镜像”，除了呈现出人到中年必然会出现的衰老迹象外，很显然，更多被认为是与其劳动经历联系在一起的，对充满了劳动印记的“难看的”“手”的描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劳动”特别是工厂中的体力劳动，由此被认为是毁灭女性身体美感的，同时也是毁灭温婉可人的女性气质的。这一看法，展现了“美”背后的阶级分野，显然打上了“去劳动化”的上流阶级性别文化的烙印。之所以能不容置疑地成为端丽的内在要求，显然是呼应了她企图用物质“赎回十年”的补偿心理，也在很大程度上内化了文耀之于妻子应该有的女性气质的要求，因而对于端丽来说，脱离工厂劳动，似乎就变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在这样的心理下，尽管还残留着对于好不容易争取到转正的工厂工作的珍惜，但端丽还是以请假的方式逐渐退回到慵懒而无所事事的家庭妇女的生活：“添置家具，买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买衣料、衣服、皮鞋；买种种护肤、护发的面霜，还有染发水、洗发精……端丽烫了头发”。物质性的享受成为她的生活乐趣，而“女为悦己者容”的梳妆打扮重新成为她生活的重心，跳舞、逛街等休闲性内容取代劳动，成为她呈现自己的“公共性”的主要路径。然而，“当端丽重新习惯了这一切的时候，她的新生感却慢慢儿消失尽了。她不再感到重新开始生活的幸福。这一切都给了她一种陈旧感，有时她恍惚觉得她退回了十几年，可镜子里的自己却分明老了许多。于是，她惆怅，她忧郁，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她自己都没有意识清楚，也不知这感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时间的停滞感、历史的轮回感、人生的无聊感，促成端丽反思自己存在的价值，从中她感受到了物质力量的有限，根本无法填塞人生的全部空缺：“她觉得百无聊赖：宴会，吃腻了；舞，跳累了；逛马路，累了；买东西，烦了。……端丽也很想找点事来做做，她太无聊了，无聊得烦闷”。应该说，端丽的这种无聊与烦闷的感觉并不是无的放矢的，而是很分明地与其劳动岁月有着对照性关系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劳动岁月以及这一岁月所联系着的使个人感觉到“有用”的意义世界的映衬，端丽才会真切地感受到当下生活的无意义，因而无法真正毫无负担地回到资产阶级家庭妇女“正常”的角色身份上去，反倒常常对此常有迷失之感：“当时自己是多么能干，多么有力量。那个能干的女人这会儿到哪里去了呢？而且，究竟那个能干的女人是不是自己呢？她恍恍惚惚的，心里充满了一种迷失的感觉”。

　　正因为保留着对往昔“有力量”的自己的深深缅怀，尽管端丽对“劳动”的记忆并不美好，甚至充满了因为回归到资产阶级身份后“回头看”所特有的对“劳动”的排斥与贬低：“那阴冷的石库门房子、惨白的日光灯、绕不完的线圈、粗俗的谈吐、轻薄的玩笑、阿兴流着口涎的微笑……”，但是她始终无法真正下定决心辞去辛苦而不体面的工作：“可是，工作她没舍得退。这是不容易争取来的，再说，天有不测风云，说不定哪一天……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唯有职业是铁打的，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鼠两端、患得患失的结果，使《流逝》尽管在结尾处借文光的口吻指出“自食其力”的“劳动”才是人生真谛所在：“有一个人，终身在寻求生活的意义，直到最后，他才明白，人生的真谛实质是十分简单，就只是自食其力”，应该说，这一说教式的总结，仍然在马克思主义劳动学说的框架内，仍然体现了劳动阶层的价值立场；但是，在现实选择中，还是保留了一个暖昧的开放性结尾——既不能说服端丽回到“公共的”工厂劳动，却也无法让端丽甘心回到“文革”前单纯的资产阶级家庭妇女生活，因而只能让她在左右观望中，成了非左又非右的历史零余人。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端丽分裂的内心世界正是其分裂的身份意识的一种体现。按照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从词源学角度对“劳动”概念的考察，“劳动”的含义最初就是指向了“工作和辛苦（痛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演绎出了与“资本”相伴生的“社会活动的意涵”，而与阶级论述联系在了一起：“一方面是劳力价格、劳力市场、劳工关系；另一方面是劳工运动与工党”。“劳动”既被“资本”所压抑、形塑和控制，因而来自源初的辛苦或痛苦体验会被放大；同时，“劳动”却也生产出了“劳动阶级”这样的反抗“资本”的主体力量，生产出了劳动者的“尊严政治”诉求及其政治实践：“‘劳动承担的不仅是伦理的正义性，也是政治的正义性……更重要的是，它还直接指向尊严。这一尊严不仅是个人的，更是阶级的，离开个人从属的阶级（或族群），空谈个人尊严，实际并无太大意义”。某种意义上，端丽的悲哀正在于此：作为曾经的劳动者，端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以“自食其力”为核心的劳动阶级文化，也产生了相应的劳动者“尊严”诉求——当然，对端丽而言，“尊严”诉求主要体现为家庭内部的两性关系平等的争取以及对其存在价值的认可；但是作为“拨乱反正”后的资产阶级，端丽这样的价值取向与“尊严”诉求显然又是与其所属的资产阶级身份背道而驰的，因而也注定是无法得到支持这一阶级身份的资本力量的肯定的。

　　在这样的脉络中，可以说，尽管端丽对于“鸡肋”般的“劳动”的恋恋不舍多少有点矫情，然而，不得不承认，这种矫情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值得重视的：如果与劳动越来越被卑贱化、劳动者越来越被底层化的当下社会联系在一起进行对照性解读，那么，端丽面对“劳动”的复杂情感，仍然可以读出丰富的可能性，其中当然包含着对于劳动被贬斥的命运的一种预言——这在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已然成为事实；然而更有价值的，恐怕还在于作者在历史转折时期多少预见到了资本对社会生活的控制以及由此引起的阶层严重分化现象，因而她对端丽矛盾纠结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分明包含着试图借此来平衡并弥合劳动/资本、草根与上层、辛苦与闲暇等种种针锋相对的社会或人生面向的意味在里面，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王安忆还深刻揭示出欧阳端丽身上存在的矛盾，即不劳而获与自食其力，追求享乐与勤劳俭朴，财产上的失而复得与精神上的若有所失等，这些矛盾构成了人物性格的内在冲突。……金钱、财富不能给人幸福，物质上的富有不能消除精神上的贫困，挥霍、享乐难以填补感情上的缺欠与空虚，真正的幸福和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只有到广阔社会、人生海洋和创造性的劳动中去寻求。”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将《流逝》所呈现的端丽的故事看作是“后三十年”社会阶层分化之前的一种挽救企图，从更大的层面上说，也蕴含了新时期之初试图通过“劳动”探索在整个社会撕裂之前进行自我整合的努力。

　　在《流逝》中，王安忆另辟蹊径，构筑了别样的历史转折期叙事，一个不同于“雯雯系列”的写作上的突围尝试。端丽在某种程度上，寄托了王安忆希望能走出“雯雯”们狭隘的小天地，探索个人与大历史贯通可能性的努力：“写一个人，从这个人身上能看到许多年的历史，很大的一个社会”。正是出于这样的写作自觉，端丽的故事可以看作作者借此来把握从“文革”到“新时期”这一历史走向的一种探索，然而，很显然，端丽既无法认同于“文革”也无法雁过无痕般地走进“新时期”的尴尬，还是构成了今天在重返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个有待于关注的理论难题，同时，却也是反思两个“三十年”断裂的主流叙述、探寻两个“三十年”贯通可能性的重要资源。在这一格局中，如何来把握并激活“劳动”在历史主体锻造中的作用及其在历史发展中应有的位置，如何通过“劳动”来建构起可以与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的“资本”相抗衡的力量，仍然是我们今天无法回避的核心命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