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总是试图去主观想象“假如鲁迅活着……”这样的话题。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对新中国成立至今的鲁迅话语进行全方位详细的解码。而这个解码，实际上也就是对新中国政权建立以来60多年的鲁迅创造史、传播史、影响史进行“现场还原”，做知识考古式的考察。因此，1950年代作为“人民中国”的第一个十年，就成了解码鲁迅的第一站。
在解码的第一站，对胡风、周扬、冯雪峰等政治上“在场人”的观察已是学界关注了多年的，而对于许广平、唐弢等“爱他者”这个群体的表现则一直关注不够。本文选择唐弢作为观察个案，不仅仅因为他是“鲁迅风”杂文的重要成员、与鲁迅的诸多交往，更在于他在1950年代的多事之秋对鲁迅话语的生产。然而，除却对鲁迅形象以及鲁迅精神的捍卫之外，研究者还应看到他的这种生产行为在客观上是出于何种动因，他对鲁迅思想的生产又隐含着何种或许连“爱他者”唐弢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深远意义。因此，选择唐弢作为反观的个案，不仅仅是对1950年代鲁迅话语的考察，更对研究那个多风多雨时代的知识分子心态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
郭沫若在1949年10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鲁迅先生笑了》的诗歌：“鲁迅先生，人们说你离开我们十三年了/但，我却在四处都看见了你，你是那么健康/你的脸色已经再不像平常的那样苦涩/而是和暖如春地豁朗而有内涵地在笑。”在郭沫若眼里，鲁迅的笑“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幻想，/而是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的实感。/我仿佛听见你在说：‘我们应该笑了，/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应该用全生命/来保障着我们的笑，笑到大同世界的出现。”也难怪，进入1949年以后的大陆新政权正也是鲁迅一直憧憬的“一个簇新的”“从地狱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正是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政治空间内，作为“现代文化圣人”的鲁迅在胡风看来是“不死的青春”。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中更是说：“在站起来了的时候纪念鲁迅的十三周年，该是多么值得欣快呀！”然而，茅盾的一篇文章《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则从当时思想改造的角度对鲁迅进行了别有深意的解读。他认为，“要善于学习鲁迅，必先明白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中，可供我们学习者甚多，但在今天，知识分子特别需要自我改造之时，鲁迅所经历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过程，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学习。我们是在新时代，政治上的领导和思想上的领导，都是鼓励我们自我改造的，这与鲁迅当年不同，我们比鲁迅幸运得多。要不虚负这幸运才好”。茅盾的这一席话意味深远。他重点关注的不是毛泽东所言的那个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而是在于鲁迅思想发展过程中其主观上积极的自我改造态度。
于此可见，当时对于鲁迅的接受、传播存在着多样动机。李新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鲁迅被新时代接受并非必然。根据鲁迅的思想实际，衡之于新时代的路线和原则，如果没有特别的因素，鲁迅是很难被接受的。同时，如果考察新时代文坛直接主宰者的好恶，以及他们与鲁迅的历史恩怨，也不难做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特别因素，鲁迅是很难进入新时代的。”但是，由于毛泽东对鲁迅定的无以复加的政治肯定使得“进入新时代之后，几乎所有曾经猛烈攻击过鲁迅的人都成了鲁迅的‘同志和‘战友，有的甚至成了‘好学生”。因此，李新宇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鲁迅再造工程，包含了方方面面的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首先是两项：一是努力把鲁迅与革命拉近，二是努力使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一致”，而“重新塑造鲁迅的形象，建立鲁迅与革命的密切关系，无疑是当时的重要任务”。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鲁迅研究专家甚至可以称之为“同路人”的唐弢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在鲁迅再造的工程中就变得突出起来。
清理唐弢在该阶段的鲁迅生产活动，有一个重要的话语前提，那就是在当时“改造”的时代话语下如何将鲁迅的思想与其有着精神血脉关联的其他人的思想剥离开来。这种剥离不容忽视，它扫清了鲁迅及其思想与新中国政治文化可能无法兼容的障碍，从而体现了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可以证明鲁迅与无产阶级革命、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紧密性，甚至一致性；二是在当时知识分子改造的话语环境下体现鲁迅作为思想改造对象的标本意义。当然，后者在新中国除旧立新的第一个十年作为个体改造标本所体现的示范意义更是深远。
仔细翻检唐弢在该阶段发表的关于鲁迅的文章会发现他所做的工作与周扬等人不同，周扬等人涉及的多是宏观的方向性、路线性的改写，而唐弢则是紧密地跟随该阶段的政治运动，从细节着手，以剥笋的方式，条分缕析地将历次运动中凡是涉及鲁迅的地方都进行了强制性的知识剥离。
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需要研究者清醒地认识到唐弢的做法与周扬等人的情感出发点是不一样的。袁盛勇在《绝对忠诚和服从的“小兵”——许广平、冯雪峰对鲁迅形象的塑造》一文中认为许广平通过新中国建立初的系列怀念文章将鲁迅塑造成了一个绝对忠诚于中国共产党的“小兵”形象，权威性地论证了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一致性，凸显了毛泽东思想对鲁迅思想发展的巨大感召作用。该时段，作为“同路人”的冯雪峰对鲁迅形象的塑造则顺应着许广平的这种思路，更为深刻地说明了鲁迅思想发展中的动力源问题，即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赋予了其思想转变、发展、丰富的内在动力。李新宇则在《胡风案中的鲁迅》一文中指出，在胡风案中像郭沫若、周扬等人是乐于看到射向胡风的炮弹落到鲁迅头上的，而像巴金、许广平等鲁迅的崇拜者、追随者或亲朋故旧是为了爱护鲁迅而斩断了他与胡风的牵连。对此，李新宇进一步指出，他们的这种爱护的善意的行为仅仅是出于爱鲁迅这个名字，而对鲁迅精神和他所显示的文化方向却并不特别珍惜。所以，他们愿意根据时代的需要而把胡风与鲁迅区别开来，哪怕是为保护鲁迅的名字而必须舍弃鲁迅的精神，也在所不惜。唐弢在1950年代的表现与行为动机显然是与许广平、冯雪峰以及巴金等鲁迅的“爱他者”相同。然而，这里面的问题是，唐弢的论证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剥离，更是着眼于发挥实现了知识剥离后变得更为“纯粹”、被纳入体制的鲁迅思想所具有的政治批判的工具功能，即将鲁迅的思想作为了当时政治批判运动衡量被批判者异质性的标尺，在许广平、冯雪峰等人对鲁迅形象生产的基础上，将历史叙事中符号化的鲁迅进一步推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现实中来，将符号化的鲁迅工具化、实践化，更将鲁迅尴尬地当代化。
二
1950年代，唐弢对鲁迅话语的生产做了很多工作。
1952年，唐弢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该书与1946年出版的被许广平称为“用辛劳忘我的舍生精神博取来的”《鲁迅全集补遗》一起被樊骏喻为体现了“蒐集、整理、鉴别史料的功力”，该材料“为第二版（1956年）、第三版（1981年）《鲁迅全集》所吸收”，“对鲁迅著作的出版和研究，都是切切实实的基础工作、功不可没的宝贵建树”。此外，唐弢还创作发表了一系列鲁迅研究的单篇文章，除上述提及的主要还有《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道路》《看法改变了》《记鲁迅先生》《我第一次见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丧仪散记》等12篇文章，后来收录为《向鲁迅学习》一书，1953年11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1954年，唐弢创作了《怎样学习鲁迅的杂30>，1955年发表《鲁迅谈作家的思想锻炼》《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鲁迅谈必须反映迫切的政治斗争与重大问题》，1956年发表《鲁迅对文学的一些看法》《鲁迅与戏剧艺术》，1957年发表《在理论斗争中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和《鲁迅对文学的任务及其特征的理解》，还出版了《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及《鲁迅在文学战线上》，1959年发表《从鲁迅杂文谈他的思想演变》《五四时期的鲁迅——鲁迅杂文所反映的五四的历史意义与时代精神》。这些并不完全的统计，显示了唐弢在1950年代为鲁迅话语生产所做出的努力。
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对鲁迅的研究顺应了当时新中国主流任务的需要，着眼于一体化，艰难地捍卫着鲁迅作为文化巨人的社会地位。当然，从其字里行间也显现了当时捍卫鲁迅形象的诸多困难。正是在这样的话语氛围中，他建构了自己鲁迅研究专家的文化身份。
写于1951年10月16日的《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道路》是唐弢对鲁迅这一思想巨人在新政权时代的新解释。他认为鲁迅“是一面旗帜，一面鲜明的战斗的旗帜”“鲁迅的思想是‘由于事实的教训，随着中国革命具体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作为战斗的一贯的中心，并且不断地推动他前进，使他终于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确信‘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真理”。文章中，唐弢结合鲁迅的生平经历详尽地描绘、论证了鲁迅完全掌握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发展过程。需要注意的是，他的这篇研究文章突出了在思想转变过程中鲁迅自身的能动意识。对这个过程的分析，唐弢认为鲁迅对无产阶级思想的获得，其自身的原因在于“他的清醒，他的严肃和尖锐，他的对祖国的深厚的爱、对革命的牺牲的精神”，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鲁迅的爱国愿望一接触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他的斗争道路不但十分明确，而且也马上获得开展了”，而鲁迅的这种伟大的思想正是“自由主义之大敌”。从这篇文章不难发现，在唐弢的叙述逻辑中鲁迅的思想只有在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结合后才真正得到了升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与领导之下，他的思想更坚实，更富于组织性与纪律性；他的具有长期斗争经验的卓越的天才，也达到了高峰的发展”。在《鲁迅的反对自由主义的精神》一文中，他认为“鲁迅严格地要求自己，关怀中国革命的前途，从而接近革命，投身革命，在实际行动中展开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培育了坚强的党性原则”，更是将鲁迅的思想与政党意识紧密地结合起来。
不难看出，上述文章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话语作为立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思想变化展开分析，将鲁迅思想的发展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联系在一起，规避了鲁迅“人学”思想中重要的个性独立的意识，突出了鲁迅思想的革命性以及对党性的追求。事实上，这样的分析在当时的话语环境中并不突兀。许广平、冯雪峰作为鲁迅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对这个论调多有涉及，如许广平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冯雪峰的《党给鲁迅以力量》以及《回忆鲁迅》等文章就是如此对鲁迅思想发展的历史动力做出了“权威”考察。他们无一例外地将鲁迅思想中那些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合拍的启蒙主义话语做了巧妙的遮蔽，突出了鲁迅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一致性，从而将鲁迅的思想顺利地纳入到了新民主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来。这是一种典型的话语重组。在这种重组的过程中实现了鲁迅思想与主流话语的拼接，消除了鲁迅思想的启蒙个性，也为鲁迅顺利进入新政权并延续毛泽东亲定的“现代文化圣人”的地位扫除了政治学上的障碍。
一个隐蔽的细节是，在《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道路》中，唐弢认为“也唯有从社会的实际斗争中去体验，才能了解鲁迅的思想，认识鲁迅的伟大”。这是作者与许广平、冯雪峰对鲁迅思想论述不同的地方，他将鲁迅的价值、意义与“社会的实际斗争”联系起来，从而在新阶段为鲁迅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个相对权威的政治视角，这也是在解决了鲁迅顺利进入新政治体制的难题之后对鲁迅话语的生产所做的第二步工作。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唐弢紧密地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斗争”，将鲁迅与当时的政治批判运动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文章《鲁迅的反对自由主义的精神》是在当时“在思想战线上，配合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任务，坚决地开展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形势下创作的。唐弢在文章中征引鲁迅的社会批评文字以及对革命文学的态度分阶段论证了鲁迅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反动。较之前面的文章，这篇的现实针对性更强。文章开门见山地说“鲁迅思想里充满着反对自由主义的精神”。为了佐证这个论点，作者从鲁迅对中国历史两个时代的划分入手，结合鲁迅的经典语录，认为“鲁迅以个性主义自由思想为武器，呼喊、奔突于‘无声的中国”“他反抗几千年来沉重的封建传统，抨击一切反人民、反革命的黑暗势力，他鼓励青年们向前，督促沉睡者醒来，他的个性主义思想紧密地联系着现实，掌握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质，具有非常明确的社会目的”。经过严谨的论证最终得出了“鲁迅的精神里没有丝毫的自由主义的影子”的结论，将鲁迅与自由主义彻底地划清了界限，从而将鲁迅屏蔽于可能陷入的批判自由主义的政治磁场之外。
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唐弢针对当时《文艺报》刊发的鲁迅旧文《难答的问题》写了文章《鲁迅否定了武训》（也有文集为《鲁迅彻底地否定了武训》，如1957年出版的《鲁迅在文学战线上》。该文一开始就显露了作者写作的真实意图，唐弢认为“和我们今天有些文艺工作者的混乱思想不同，和所有表扬武训、歌颂武训的意见相反，远在十五年前，鲁迅已经把武训这个人给否定了”，并且鲁迅“遑遑六百万言的全集，没有一篇没有一章不是批判了武训、否定了‘武训精神的”。他在此基础上甚至进一步明确一些人从鲁迅文章读出来的鲁迅对武训带有的些许赞扬精神以及并未完全否定武训为人的见解更是显现了当时文艺界思想的混乱。唐弢认为这“不但否定了三十年来我们新文艺的战斗的传统，同时，也抹煞了在党的领导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们文艺领域内所曾反射的晶莹灿烂的光彩”。正是因为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鲁迅“不但否定了武训，而且也否定了武训‘行乞兴学的可能”。在他看来，更为可怕的是，“不幸，我们的同志不但把武训看错了，也把鲁迅的文章读错了”“我们有些文艺工作者是何等的轻率、武断、不求甚解和不够严肃，在讨论《武训传》的时候，我们竞跟在武训的屁股后面，让自己也成了‘豆沫儿”。相对于此，“鲁迅就是一个伟大的存在”。
唐弢写这篇文章的逻辑很明确，那就是力证鲁迅对武训的一贯持之的否定态度，而当时那些对鲁迅关于武训态度的质疑不仅仅是一种误读，更是显现了当时文艺界思想混乱的状况。这样的论证逻辑以武训为核心话题，对鲁迅的文章《难答的问题》做出了释疑，义正词严地斩断了所有可能引向鲁迅的批评，而结合当时批判文艺界思想混乱的主题则更是将可能延及鲁迅的批判进一步推向了相反的方向。
三
如果说上述的几篇文章还能轻松应付并化解当时可能延及鲁迅的批判运动的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批判胡风的政治运动中将鲁迅完整地排除出去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在批判胡风时，唐弢创作了《不许胡风歪曲鲁迅》《鲁迅绝不会为胡风“辩护”》等文章。《不许胡风歪曲鲁迅》一文起始就点出了胡风与鲁迅的关系，“胡风曾经接近过鲁迅，并且以鲁迅精神的继承者自命”“常常以鲁迅为武器，让鲁迅出来为他打仗，引用了马克思主义者鲁迅的言论暗暗地寄生着他自己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但唐弢认为这是“如寄生虫会妨碍人体的健康一样，胡风为了要维护自己，就不惜歪曲鲁迅、割裂鲁迅，这是所有尊敬鲁迅的人不应为的”。因此，“批判胡风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之间划清界限，必须在鲁迅和胡风之间划清界限”。如不这样做，他认为“将会引起对胡风思想批判的混乱，也将会引起对鲁迅思想研究的混乱”，而“胡风就是企图造成这种混乱的”。为了证明胡风歪曲了鲁迅，唐弢从胡风“对鲁迅思想发展和跃进过程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顾时间，不顾条件，曲解鲁迅的话，错误的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并以此来否定阶级立场、抹煞世界观、反对思想改造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截取鲁迅在向封建文化、庙堂文学、国粹主义等作斗争时所写下的片言只字，来辩护他自己对全部民族遗产的虚无主义的观点，否定民族传统、民族形式、民间文艺的反人民的立场”三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批判。在《鲁迅绝不会为胡风“辩护”》中，他认为在批判运动中有些人对胡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存在“共鸣的哀音”“绝望的叫喊”，其中还“掺杂着抗拒和挣扎”，体现了“阶级斗争的尖锐与复杂”，这种倾向的例证就是“对鲁迅的攀援”。而这种论断在唐弢看来是“完全不对”的，他认为鲁迅是彻底地反对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鲁迅是不会，也决不会为胡风‘辩护的”。
唐弢针对胡风案可能涉及鲁迅的地方进行了全方位的知识剥离。《不许胡风歪曲鲁迅》中，唐弢首先批判胡风对鲁迅思想发展中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是力证鲁迅与胡风思想无关联的重要方面。该观点，小处而言是批判胡风企图借助歪曲鲁迅思想发展和跃进的过程来为自己的错误思想“假造例证”，大处来看则是批判胡风“替资产阶级唯心论多方辩护，否定共产主义世界观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的重要意义，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重大错误。因此，唐弢认为“胡风的这种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党的，因而也是反鲁迅的”。文章援引胡风在《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中对于鲁迅思想发展和跃进过程的分析，指出胡风认为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开辟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胡风这个论断实际上受到了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五四开始的指示的影响，将《狂人日记》作为一个开辟新道路的标志，从而进一步提出林默涵为了要证明他用唯心论解释的“思想改造”，为了使鲁迅来一个按照他的意思的“飞跃的变化”就不惜将鲁迅的“前期”作品送给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的观点。从鲁迅身处的具体环境和社会实践考察，唐弢认为鲁迅思想发展中有革命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两个阶段，其思想发展和创作的一条主线是鲁迅始终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着他的战斗，从而指出胡风的论调是基于其反党的政治立场得出的，当然更是反鲁迅的。
不难看出，胡风的文章也弥漫着战斗的硝烟。胡风在文章中援引毛泽东指示的这种行文方式，被唐弢形象地形容为“像顽童一样，伸出脑袋骂了一句，又赶紧藏到大人的身后去”。事实上，胡风的这篇文章是处处透着委屈的、流露着意气用事的痕迹，从材料到论证都难说严谨。他对毛泽东指示的援引本身就是底气不足的表现，而对鲁迅的维护也确实有为自己找靠山的意味儿。
其后的两个方面的批判则是在第一个批判的指导下具体展开的，结合当时的政治需要从阶级立场、世界观与思想改造以及反人民等角度对胡风对鲁迅的歪曲进行了批评。第二个批判中唐弢就胡风思想中的“主观精神”以及主观精神的负面意义批判了胡风理论对当时党的文艺政治路线的反动，其中批判的关键词是“阶级性”“世界观”以及“思想改造”。这三个关键词对应着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国家认同的三种目标，也是当时的三大政治任务。为了将鲁迅与胡风在这三个方面进行知识剥离，唐弢认为胡风提出的“主观精神”的实质是在“社会主义精神里抽掉了阶级内容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名词”。对于鲁迅，他说鲁迅“强调个人主观作用在当时虽有意义，终究只是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性的幻想”，这一点与瞿秋白相同，而鲁迅一生的工作与思想的发展也证明了胡风这种抽掉了“阶级性”的“主观精神”论调的错误。更为重要的是，唐弢认为胡风这种论调还是反思想改造的，更是反鲁迅的。他援引了胡风认为巴尔扎克、法捷耶夫、鲁迅都是在创作的过程中通过所谓的“相生相克的决死的斗争”、通过“迎合、选择、抵抗”的打太极拳似的完成“自我斗争过程”的原话，更结合鲁迅的创作指出鲁迅自己是不讳言深刻的自我改造的，鲁迅是向“主观”做深刻斗争的，胡风则是为“主观”而斗争的，这是二者截然不同之处。
在第三方面的批判中，唐弢认为胡风歪曲鲁迅更表现在他截取鲁迅在向封建文化、庙堂文化、国粹主义等做斗争时所写的片言只字来为自己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的观点进行辩护。胡风认为文化传统的划分界定在中国应该是以鲁迅、李大钊为起点，五四以前的都是封建文化。他认为鲁迅和自己一样是一个民族文化遗产的极端否定者。而在唐弢看来鲁迅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和列宁是一致的，是与胡风截然不同的。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唐弢一如胡风援引鲁迅的经典言论一般也多处引用鲁迅的言论做例证。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唐弢援引鲁迅的经典言论后所做出的分析，也具有一定的认识“误区”，如他援引的鲁迅对代青年必读书的态度、对主人与宅子关系的说明等都偏置了鲁迅的原意。这是一种典型的“误读”，将鲁迅放进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的政治文化空间内，消除了鲁迅思想具有的锋芒，使得鲁迅成为一个在各方面都具有正确性的思想标本。
正是如唐弢这样的论证逻辑，在知识的关联上将鲁迅与其时的时代逆流彻底地断裂开来，捍卫了鲁迅在新中国的不可动摇、不可怀疑的思想家地位。
四
仔细分析唐弢当时的社会处境，上述行为与他在新中国政治体制中“新脸谱”的绘制密切相关。
1933年11月，唐弢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一篇文笔酷似鲁迅的杂文《新脸谱》，对当时国民党政客及帮凶文人的奴态进行了鞭挞入里的讽刺，显示了后来自己所言的“心仪斗士”的创作精神。文章把文坛喻为舞台，把文人喻为舞台上的角色。殊不知，人生如戏，新中国成立后，唐弢自己也成了政治舞台上的角色，有了自己意义丰富的“新脸谱”。殊不知，正是这种“新脸谱”的绘制将唐弢置于了一种尴尬的思想境地，也形成了他阐释新时代鲁迅的话语动力。
1950年，进入体制的唐弢受命做了华东文化部文物处的副处长，在政治身份上他是新中国一名文化官吏。在业务上，郑振铎赞扬他“工作做得很好”“非常的高兴，而且钦佩”，让他要好好向文物处处长徐森玉同志学习，并要求他“应该争取做他的徒弟”。此时，他还是中国文协委员、文协上海分会的常务委员。《文汇报》改版后，他为其写总名为“上海新语”的短评。到1950年底，断断续续写的69篇文章被收在该年出版的《上海新语》短评集里。1951年任了新创刊的《文艺新地》的副主编。来年年底，他又被调至《文艺月报》任副主编。1955年任作协上海分会的书记处书记：同年下半年，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分管文物工作。1956年入党。至此，他的政治身份已然成型。
但是，1950年代唐弢“新脸谱”的绘制，并不仅仅是表现在政治地位的变动上。随着他的社会角色的变化，他还要从事必要的文化宣传工作，体现一个“政治型”作家的社会担当。然而，这种“政治型”作家的身份又给他带来了两方面的情感约束。
首先，唐弢对新政权的由衷热爱和歌颂，使他认为自己已经融入了新政权的体制，流露着一丝意气风发的味道。评论集《上海新语》中的文章，唐弢在“后记”中说“论述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人物，一些英勇斗争的生命，一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后半部的文字“大抵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有关”。但是，这些文字在他看来是“为了配合第三版上的新闻”而“在赶任务的情况下完成的，全部都是被挤出来的急就章，没有什么艺术的价值可言”。1951年初，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了唐弢的文集《可爱的时代》。作为“新时代文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集子共收录文章84篇。按照唐弢的说法，这些文章自己落笔时的心情是一个“爱”字，“面对着从新闻里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这些足以代表毛泽东时代英勇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故事”，心是“虔诚而激动的”，而歌颂则成为“一种自然的流露”。他坚定地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可爱的时代”，自己的文章则是“时代进步的记录”。至于自己文章的创作及具有的时代意义，他谦虚地归功于新时代，认为“首先是时代对我已经起了作用的缘故”。
其次，在他骨子里生长的杂文意识，又使得他在潜意识里站在一个社会批判者的伦理高地上，这为他惹来了麻烦，使得他步步如履薄冰。上面提及的文集中一些批评时弊的文字延续了唐弢作为“鲁迅风”杂文代表性作家所具有的创作气质，暴露了此阶段唐弢深藏在骨子里的不敢张扬的杂文精神。文章《扫除垃圾》不仅仅针对自然环境中的物质垃圾进行批评，在文末还意味深长地指出“凡垃圾，不管它有形无形，必须加以扫除——而且要做的彻底利落”。《灵魂上的虫子》则批评了有些机构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形象的刻画出了当时存在的“拉东扯西、奔走忙碌”，最终“一事无成”还来个检讨的“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他的这种潜意识的杂文精神让他终于尝到了苦头。1958年，唐弢因杂文《另一种“有啥吃啥”》《不必要的门当户对》，在上海的一次五千人大会上受到了柯庆施的批评。《另一种“有啥吃啥”》据唐弢自己说“写得比较挖苦”“那时我患了糖尿病，服中药，处方中有生地、熟地，然而缺货，买不到，大批生地、熟地却在仓库里烂掉了，或者经过处理去制成药，配方却买不到。我说不仅市面上有什么菜，就吃什么菜，还要调查一下，有什么药，才生什么病呢”。“挖苦”的结果就是“中药公司作了检查，《解放日报》内部参考还认为是一件解决内部矛盾‘最好的典型”。但是该篇文章在“反右”时被翻了案，被定性为“向党进攻”，唐弢也因此而受到了批评。
因此，就在这种“热”与“冷”的炙烤中，唐弢将自己定位为批判阵营中的新兵。这种“新兵”心态在他的杂文集《学习与战斗》中表露无遗。对这部集子，唐弢说“固然可以解释成为：其中文字，有些是应战斗的任务而执笔的，有些则是学习的记录”，至于创作的本意他则认为“在于说明学习与战斗是分不开的。学习中有战斗；而在战斗中，又的确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但是，他又谦虚地说“我的战斗还不出色，这，也就反映了我的学习还不够努力”。这是新政治体制下一个文学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做出的边战斗边学习、在学习中改造提高自己思想的表态，也是批判者阵营中一个新兵由衷发出的时代心声。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对新政权的热爱、对鲁迅的感情使唐弢在直觉和政治伦理上确立了对鲁迅思想进行再解释的价值立场，而作为批判者阵营中的一个感受到政治压力的新兵，他又不得不在政治实用性的层面上尽量地维护着鲁迅的形象，如许广平、冯雪峰等人那样将鲁迅置于新中国的政治轨道中，这既是一种对“鲁迅”的“保护”，更是筑起了一道于自己有利的政治壁垒，这一点上他与背运的胡风倒是高度的一致。
结论
出于对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考量，李新宇认为20世纪中国“一次次导致知识分子主体价值失落和文学枯萎的悲剧事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由于政治力量的压迫，而往往是一些文人自身要进行调整”。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他指出，20世纪中国作家“一个最大的遗憾是作家人格现代性的欠缺”“大多数作家在这个世纪没有完成人格的现代性转化”。唐小兵在《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一书中认为“任何一副执意为之的明确面孔，必然是以带了声嘶力竭成分的坚韧为代价，是一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虚构，而且与其他共存的千姿百态，形成互为镜照、互为补遗的关系”。现在看来，在1950年代特殊的政治气候下，鲁迅的形象、唐弢的“新脸谱”不也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虚构吗？但是，在这背后，又潜伏着多少不可与人语的东西？在那微风即可吹皱池水的年代，这一切又给后人留下了多少诘问的可能？
（责任编辑：孟春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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