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斯童

　　“底层文学”的崛起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重要创获。尽管目前关于“底层文学”的命名、“底层文学”的道德立场及其“文学性”问题，还存在颇多的争议，甚至还有人从根本上质疑“底层文学”的写作和表述方式，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新世纪中国文学格局中，“底层文学”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存在——若从历史的“长时段”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底层文学”所面临的困境和指摘便会迎刃而解，而其特有的历史价值也会显现得更加清晰。本文拟从分析“底层文学”所招致的批评和质疑入手，讨论其在社会、历史层面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一、“代言”的可能性

　　作家或知识分子能否为底层代言？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社会学的提问方式，它所指向的是作家、知识分子与底层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拟代”，因而关于它的回答所显露出的也就更多的是讨论者们对当下中国社会状况的思考。

　　抛开底层自身的写作，就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底层表述而言，颇具代表性的答案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在表述的意义上”，底层无法言说自己的境遇和经验，无法“发出声音”，因而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底层表述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求。与之相对，有学者认为知识分子的底层表述存在着难以突破的困境，无法表达真实的底层经验，只能造成对真正底层的扭曲和遮蔽。

　　不论肯定与否，这两种回答都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当下的社会格局和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与底层之间存在显在的区隔与界限，肯定的信息所流露的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乐观，而否定和质疑的声音则彰显出更为强烈的变革意识。其实，从历史上看，作家与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的事例不胜枚举，甚至成为中国文学一种强大的关怀民生的固有写作传统，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杜甫的“三吏”“三别”与白居易、元稹等的“新乐府”。在传统诗学批评中，杜甫因其“民胞物与”的民生情怀及其诗歌对黎民疾苦的表现而被尊奉为“诗圣”；元白的“新乐府”写作虽然经常招致俚俗、浅白的非难，但其“指斥时弊，哀叹民生”的底层关怀精神，却从未遭到质疑，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甚至还被誉为有唐一代的《诗经》。即使在当下的文学批评和研究中，杜甫、白居易、元稹等人的“代言”也很少受到指摘。这暴露出的不仅是“厚古薄今”的批评观念，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机制层面。清代学者刘熙载在《艺概》中评价杜甫和元白时也提到了“代言”问题，且颇具启发意义：

　　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无异。

　　与当前质疑“底层文学”“代言”的出发点类似，刘熙载也注意到“代言”尤其是为底层（“匹夫匹妇”）“代言”的难处在于切身生活经验体验与传达的困境。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出否定的结论，而是主张通过“物我无间”的方式克服这一困境。这就不仅仅是“深入”和“体验”生活的意味了，更揭示出一种内在思维方式上的方法，即逾越“他者”（物）与“主体”（我）之间的界限、消弭社会区隔所带来的感受和理解差异。而这种连续性的思维方式，正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重要差异之一。在传统时代，虽然“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与区隔是明显的，但是人们理解世界、表述生活经验的思维方式却是连续性的：就世界观而言，“天一地一人”构成了古人理解和把握世界的一个基本的整体性语境，且不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在科学上有无依据，这种贯通于宇宙、自然万物和人之间的连续性使人们相信在物与我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差异；就社会层面而言，人们虽然认为“士农工商”的社会秩序不可打破，但生活在这一秩序中的个体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这就是古人通常所说的“性命”——“性”是指人共通的本性，“命”则指向人生际遇、身份差异和社会等级等。也就是说，尽管人们的命运、身份有所不同，但因其本性一致，故而可以“推己及人”，在认识和理解世界、感受和表述生活经验时达成共识。因而能做到“物我无间”。而现代性与传统的显著差异就是斩断了物与我、他者与主体之间的连续性，因而形成一种断裂性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秩序。这种“断裂”强调主体的自我意识、经验的不可复制性和社会区隔的绝对性。因而一方面就个人而言，主体意识不断被强化；另一方面就社会而言，主体的身份和等级显得愈加重要。正是在这种断裂性思维方式和社会秩序作用下，“代言”的合法性被消解——作家、知识分子以及底层人民被贴上显著的标签，主体间生活经验的感受和传达被视为不可能；如果再附加上知识分子对文化趣味、话语权力的掌控，那么底层经验显然是不可传达、不可表述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底层文学”的“代言”问题被不断强化、受到不断质疑。

　　然而，相反的角度来说，作家、知识分子关注底层、为底层代言正表明他们对于当前日益加深的社会区隔的警觉和反驳。正如李云雷所言：“作家与知识分子当然不能完全代表底层发言，他们之间有诸多差异……尽管这样，作家与知识分子对底层苦难的关注与表现仍是值得尊重的，至少比对底层漠不关心或持一种蔑视的态度要强。”更进一步说，“底层文学”的兴起与繁盛，是以一种文学的方式来表达消弭社会区隔、修复主体之间断裂关系的愿景。众所周知，关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最先在西方兴起，并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介绍到国内，并掀起了持续至今的“反思现代性”思潮。然而，我们的“反思”往往是沿袭西方的话题或套用西方理论成果来阐释中国现象，虽然成果丰富，但时有削足适履或隔靴搔痒之嫌，原因就在于理论的生成和实践化必须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和文化土壤，接续西方的现象、话题往往只能在小众范围内引起有限反响，甚至生成一些没有现实指向性的伪命题。

　　“底层文学”所传达的生活经验和思想实质，不论是曹征路笔下的底层工人、陈应松作品中的贫苦农民、还是刘醒龙小说里的底层知识分子，抑或是底层写作者依据自身经验所塑造的打工者，均是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中饱经苦难、被压抑和隔绝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对于他们生活状态的考察和前途命运的担忧，可以说是具有真正现实指向性的“现代性反思”。“底层文学”的两种写作力量——底层写作者本身和作家、知识分子们不约而同的选择，预示着一种整体性的弥合社会区隔、重构文化秩序和社会格局的诉求和可能性。因而，尽管作家、知识分子“代言”可能存在着底层经验完整性、真实性的缺失，尽管底层自身的写作和表述可能不得不适应既定的社会文化机制，但这种变革的诉求和实践的冲动却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正如怀海德所言：“生命有要求原创的冲动，但社会与文化必须稳定到能够使追求原创的冒险得到滋养；如此，这种冒险才能开花结果而不至于变成没有导向的混乱。”也就是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纠缠于判定“代言”合法性，也不是苛求它应对现实问题的实际效用，而是在实践的细微处滋养它所开创的可能性。endprint

　　二、苦难叙事的历史价值

　　“底层文学”招致的责难另一原因是它对底层民众生活苦难的铺陈和渲染。的确，与90年代文学在新写实、新状态、女性主义、都市文化等旗帜下，偏重于传达个体在商品大潮和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彷徨、困惑、价值虚无和欲望张扬相比，“底层文学”对生活经验的呈现显然更偏重于传达底层苦难，并且在写作手法、叙事风格上显得沉滞、凝重。

　　如果从将视野扩展到整个20世纪，“苦难”无疑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显在主题之一。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现代文学中对现实苦难的控诉，还是十七年文学对历史苦难的确证，抑或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伤痕”叙述，“苦难”都是作为一种宏大叙事中的“民族寓言”而被铺陈渲染的，与之相对应的是一种“崇高”的美学风貌。借用李泽厚的概括，“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实为20世纪中国文学苦难叙事的内在动机，而其基本诉求也是明确而强烈的，那就是宏观的、整体性的现代化：独立、富强、民主、科学……而先锋文学兴起后，“苦难”则被征用以探索叙事的形式技巧或开掘“人性”“存在”的深度，它所指向的是一种超拔了世俗生活体验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真实”。比如余华说自己希望通过一种“虚伪的形式”背离“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从而“自由地”接近真实。他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所建构的正是这样一种穿透苦难的生存真实。与崇高的苦难叙事类似，在先锋的苦难铺陈中，读者所体验到的是一种超越了生活现场、过滤了生活实感的“真实”。

　　而在“底层文学”中，苦难的象征化寓意被相对削弱，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意义上的真实，是具体生活实况的呈现而非抽象的终极追索。现实生活世界的运行法则是坚硬和冰冷的，它不会因为高妙的文学技巧的粉饰而变得柔软和温情脉脉；现实社会的体制是固化而渐变的，也不会因为作家的反思而迅疾改观。因而，在形式技巧和思想能力上对“底层文学”作家责备求全未免有失公允。况且，文学是多样性的，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去揭露现实生活的残酷，也并不期待整个文学都凌空蹈虚幻化为追问“人性”深度的演练场。从这种意义上说，“底层文学”的苦难叙事，恰恰在于它的当代性和现实性。因此“现实主义”成为“底层文学”的重要旗帜。“底层文学代表作家陈应松在回应“现实主义”问题时，特别推崇高尔基所作定义：“对人类和人类的各种情况作真实的赤裸裸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曹征路也谈到小说写作要“回到常识”，写出“大多数人能会心会意的生活认同感”。就此而言，“底层文学”的首要目的在于展示底层民众庸常生活的人情冷暖和悲欢离合，真实记录当代中国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经验。而这对于当代尤其是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的回顾与总结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近年来，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日渐凸显，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较之往昔有了巨大改观，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整体性的提升，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也前所未有地提高。因此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和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的“中国经验”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和平崛起”基本立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宏观国策的确定和执政党强有力的领导，以及改革先锋的积极引领。但任何宏大目标的实现都必须转化为具体而微的社会和生活实践，当我们从整体性的视野去考量“中国经验”的时候，一些细节的问题也就浮现出来，比如财富分配不均衡、贫富分化加剧、城乡发展不平衡、社会阶层的固化、教育公平问题……而此类问题正是“底层”凸显的根源所在。可以说，当前有关“中国经验”的表述中压抑和边缘化了“底层”的隐忍与牺牲对改革开放历史所做出的贡献。举例而言，在2008年底举办于北京大学的“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们所总结的“中国经验”如“政府主导”“国民经济”“民本政治”“社稷体制”、“鲲鹏模式”“和谐社会”……无可非议，这些经验构成了当代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动力。但真实的、完整的“中国经验”不应忽略普通民众的生存与奋斗，不应无视底层人民为民族复兴、国家发展所做的牺牲和贡献。不读郑小琼的“打工诗歌”，我们就很难想象快速运行的流水线上既寄托着一代青年人的梦想，也吞噬过他们稚嫩的手指；不读曹征路的《那儿》和《问苍茫》，我们就难以发现企业改制在利润成倍增长的同时工人阶层失去经济保障和身份认同所体验到的惶惑和不安；不读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我们何以体会被“发展”抛在身后的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内心的怨愤；不读刘继明的《我们夫妇之间》，我们怎会看到底层生活的伦理溃变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底层文学”的苦难叙事揭示了“中国经验”隐秘的伤痛，使我们有可能更全面、完整地认识和理解当代史。苦难叙事记录了“底层”粗粝、贫乏的生活史，隐忍、坚毅的奋斗史，痛苦、迷茫甚至是怨愤的情感心灵史。若干年后，当“今天俄为历史和过去之时，能够映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和大众的普遍生活经验、情感和心灵实录的，恐怕不是那些镶嵌在文学桂冠上对“人性”和“存在”孜孜以求的明珠，而是不入纯文学法眼的“底层文学”、草根文学。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纯文学的价值，事实上，从“文学”的层面看，它们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在文学的语言、形式和审美开拓上所能达到的高度，是当下文明最为精致、优雅、华彩的一面。然而，正如古人在描述孔子时所做的精妙比喻“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腰——引者注）以下不及禹三寸”，我们不会因为孔子“然自要（腰）以下”的不可寓目就将他拦腰斩断，我们也不应该嫌弃殊无华彩却实实在在行走在时代生活大地上的“底层文学”。从这种意义上说，“补正史之阙”，正是“底层文学”的历史价值所在。

　　以上从社会、历史两个方面讨论了“底层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从中不难看出，“底层文学”实际上已经溢出了“文学”的边界，具有更直接、明确的现实指向性，因而“底层文学”不应被视为单纯的文学命题加以观照。虽然“底层文学”创作还存在着诸多的困境，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所谓“文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以“文学性”为指标来衡量文学的“纯度”也不过是现代以来的观念而已。况且，文学批评也不应该持双重标准，一方面殚精竭虑地赋予博客、手机短信、微博乃至日常生活“文学性”，另一方面却急于架设“文学性”的防火墙来过滤“底层文学”。本文的初衷并不在于为“底层文学”辩护，而是想借助于对批评和质疑的反思，以期将思考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责任编辑：李明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