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已很难提供具有“学术增长点”意义的论题了。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作家作品重评、文学史重写等规模性的学术运动之后，现代文学研究面临了开拓乏力的自我局限，一方面短时段的“百年”现代文学确实存在着研究对象不够久远、厚重等问题，另一方面，体制化的现代文学学科却汇聚了大量专业研究人员，职业化动力的驱使已将现代文学研究变成某种“精耕化”的园地，“学术增长点”已属一种稀缺资源。在此背景下，赵普光博士的新著《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版）以边缘性的现代书话写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检视书话及其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复杂共生、共存关系，意欲达到一种“填补空白的意义”，也就寄寓着反思当下现代文学研究、开拓“学术增长点”的创新价值与意义。《书话》最终也完成了这一预期，凭借对“书话”这一复杂性文学存在的系统阐释，彰显了一条“重新认识和考察”现代文学及其研究“诸种问题”的有效途径。如此，作为一种专题性、综合性研究，《书话》以学理性的书话历史考索、文体理论建构以及书话文本的生动细读、互释构建出了自身的研究特色，为确立“书话”文体的文学史地位、反思现代文学现有学术体制的偏失、吁求开放的文学史观贡献了诸多颇具启迪的论述，实为近年现代书话研究的重要成果。
一、历史考索与书话文体的理论建构
就研究手段与目的的方法论关系而言，对于书话历史源流及其形态变迁加以考索并梳理出一条脉络清晰的历史线索无疑是《书话》一书的逻辑起点，也是显现研究学理性的基本要求。与小说、诗歌等任何一种现代文类一样，书话也是一种历时性的文体样式，有着明显的创作实绩以及精神形态的迁变，是“百年中国文坛中一个具有庞大创作群体和丰富创作实绩的存在”，“有着悠久写作历史渊源和繁荣的现实实践的存在”，然而由于形式上的短制以及徘徊于学、文之间的暧昧、模糊等特性，却往往为许多学人“不屑一顾”，现有文学史体制并不重视对于书话的历史“描述”，在书话写作实践的历史性繁荣与文学史的“冷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不难看出，《书话》首先弥补了这一方面的不足，在现代文学背景下考索书话写作实践的发生、发展，以叶德辉的书话专集为起点追溯现代书话的缘起，梳理从叶德辉、周作人、叶灵凤到唐驶、孙犁等诸多现代作家学者在不同时段的书话创作，不仅厘清了“书话”写作的历史形态及其生成过程，也为百年书话的发生、发展划分出相对性的历史分期，呈现了现代书话迁变的历史脉络。我们知道，文学史现象归理的重点在于对繁复的历史资料与文本的消化与提炼，往往需要扎实的处理资料的历史学研究功底，论者不仅要阅读、分析大量资料，还要具备从历史表象深入历史实质的理性辨析能力。《书话》于此无疑有着良好表现，对于大量书话文献资料的筛选与辨识，使得自身的史学建构显得相当客观、翔实，在还原“书话填切、系统的文学史面貌等方面颇为成功。应该说，尝试进行现代书话的历史性梳理并不是《书话》一书的首创，书话的历史研究近年来也已为部分学者所关注，如王成玉就算得上是“第一位书话史的研究者”，他的《书话史随札》在时间的顺序排列中，以书话的写作形式来“话”历史上出版的书话集；也另有一些研究者还注意到了现代书话与诸如传统题跋、书目叙录等古典书话体式的某些历史联系与渊源，等等。然而这些与“书话史”相关的研究成果，却多为当代书话作者的“零星谈论”，并不足以提供清晰的书话流变、发展的脉络，比如王著就基本停留在“谈片层次，而且所选取的书话集也很有限、较片面”，不仅“没有很好的体现史的线索”，也难以体现出系统的学理性；而对于书话的文化渊源及其之于现代书话的具体影响等问题也多泛泛而谈，目前的书话研究也“鲜有厘清者”。《书话》规避了此类研究的“太多遗憾”与不足，突破了以点带面、零星谈片式的书话史探讨方式，追求对书话历史建构的系统性与开放性，不仅将书话作为一种“现代中国文学重要的写作现象”加以整体观照，也注意到书话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密切关联，认定书话还是“极具传统特性的文体形式。它的源头至少有古人读书或讲学笔记、题跋解题等目录之学、诗话词话等传统批评方式”，可大致分为文学书话与学术书话，是“文”与“学”的混合。在贯通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关联中审视书话的源流与演变，不仅大大拓展了书话历史存在形态的外延与内涵，也使得“书话”历史显得悠远与系统，强化了书话的文化蕴涵。相对于一度不重视史料功夫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旧习，这种密切联系了资料，更多是“让资料自己说话”的书话史学架构，历史考索显得扎实、生动，论著的立论基础也趋于坚实与稳固。
近代以来，曾有大批作家学者热衷书话的写作，然而对于何为“书话”，学界却一直语焉不详，只有唐弢曾提出过“四个一点”的要求，即“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和“一点抒情”，其他书话研究者则基本不做深究，似乎“话”书的书话概念无须证明，由此，关于书话的理论构建也就成了书话研究的明显短板。《书话》显然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症结，“书话文体规范尺度的缺失使个性特征成为归纳其特点的首要依据，于是我们更多想到的是某某人的书话，如‘周作人书话‘阿英书话等，这样个体就瓦解了文体”。在此意义上，论著的书话史学建构还充分融入了论者澄清“书话”概念以及书话文体的理论自觉意识，学理性的价值规约奠定了《书话》学术话语体系的自足性，意义又是多方面的。围绕“书话”的理论构建，论者进行了诸多的学术清理工作，比如对于已有书话概念、定义的辨析，又如比较书话与传统目录之学、诗话词话、笔记杂述以及现代散文、小品文之间的异同等等，最终将“书话”归纳为“对书的感悟、品评、考索，或在此基础上生发开来谈及与书相关的人物故事掌故，或抒发社会历史人生的种种况味，往往用蕴藉含蓄的方式将这些感受、议论表达出来的文字”，“对书的感悟、品评、考索可以包括对书的内容、艺术以及书的装帧、历史变迁、史料的考辨等诸多方面”。是说“第一次”赋予一度“混沌汗漫”的“书话”以清晰定义，厘清了书话写作的方式及其内容与范围，阐明了书话的文体特质。而关于“书话”的界说也充分联系了书话“文体”及其具体品格的辨识，表现出对“书话”写作现象加以文体学完型的理论尝试。对于萌生期书话的开放性、未定型与纷杂化以及短札化、小品化与抄书体的初步定型等阶段性辨识，读书记、得/失书记、书文化趣谈等书话类别的大致区分，直至对书话朴拙平实的叙事、闲话式评论、知识性说明以及内敛式抒情等稳定特性的归理与论析，既是对书话文体动态生成过程的审视，也有着对书话文体多层次特征的深入、系统观照。借助于对书话的历史与理论清理，“书话”最终构成了诠释现代“书话”写作现象的主要理论视阈，对数量众多、相对散乱、芜杂的书话文本形成了有效整合。由此，书话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又将逐步递嬗为“检视”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性路径，成为透视、反思现代文学研究“诸种问题”的重要角度与途径。endprint
二、文本互释与书话价值的多元呈现
不难注意到，论著对于书话的研究，既以书话史、书话概念与文体的界说为理论依据，又以具体书话创作现象和书话文本的品析为经验依据，两者结合得十分紧密。不管是对于书话的史学脉络梳理，还是书话文体的理论建构，直至透过“书话”透视现代文学研究，《书话》始终表现出了筛选、释读文本的学术耐性，借助于众多书话作品的深入解读，重评现代文学的独特学术价值得以彰显，而体察《书话》作者与现代作家学者融注其中的情感经验、人生感悟也构成了研究话语最为鲜活、生动的内容，《书话》得以构建出一种价值评估与生动的文本解读、文本互释相融合的学术个性与品格。
由于书话写作是相对随意的，多数状态下，率性而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写作的自由状态必然导致书话文本的层出不穷，筛选、归理形类繁多的书话创作也就成为书话研究的重要内容。粗略统计，仅《书话》中涉及的书话集例证就多达200余种，涵盖不同历史时段、身份各异的文人学者。论者对于众多书话作品的解读并不流于一般性书话文本的泛泛举证，而侧重于由周作人、叶灵凤、唐弢、黄裳、周越然、姜德明等一系列代表性书话作家作品“结构”而成的书话谱系及其之于现代文学史的阐释学价值。论著对于书话文本的细读、互释，显然蕴含了一种“以文证史”的学术动机，看重“非虚构文本的书话”对于史实的还原价值与意义，还原历史细节、辨识作家历史品貌构成了《书话》价值重评的重要学术指向。创造社的叶灵凤在大多数人看来似乎就是一个专注于病态情欲与心理描写的“自我抒情”小说家而已，然而《书话》却通过对叶氏大量书话作品的引证与解读，突出了叶氏书话在其创作以及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客观上扭转了读者对于叶氏看法的负面，还原出一个爱书如命、勤勉谦和、学识渊博且颇具知识分子节操的现代文人形象。类似的还有孙犁，我们所熟知的往往是其小说创作的文学价值与历史地位，而《书话》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以书话写作为主的后期孙犁形象，突出了孙犁书话的历史价值，“孙犁恐怕也是当代作家中自觉运用传统批评方式进行书话批评的最突出者之一了”，揭示出隐于小说史与“革命文学”描述背后的书话文人的边缘精神实质及其传统文化根源。同样，借助于具体书话文本的释读，《书话》也对诸如鲁迅“偏爱旧书”的读书取向、“郁达夫的夫妇仳离”、《A11》刊物出版情况等一些存有争议的文坛史实进行了还原性的辨析，由书话而及的文坛人事关系、刊物出版情况等掌故、史实为文学史“留下了文坛最真实最生动最感性的细节和面影”。在众多的文学史体例中，论者显然更偏爱一种“有文学故事的文学史”，寄希望于由现代书话所提供的“丰富历史细节”，来弥补既有文学史著宏大叙述“缺乏历史细节的空疏弊端”，彰显了书话之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价值。而或散落、或集中在部分书话文本中的关于现代文学作品的记忆性描述，也提供了追溯、判定新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方式和途径。现代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甚至微妙的历史过程，有时与文本本身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还往往牵涉了诸多人际关系、社会政治因素乃至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因素，然而由于现代文学史著多以滞后性的系统文学知识去“构建”文学经典，自然容易造成现代文学经典的固化，导致经典“叙述”的简单化。《书话》尝试捕捉、利用“书话”文本提供的具体文学信息，在深入文学史“故事性”的同时去填补、缝合这类“固化”文学史“描述”的缝隙，还原现代文学经典化的本真路径。诸如唐驶、郑振铎等现代文人20世纪40年代在《文艺复兴》上发表“中国文学研究”的系列书话显示出了“试图创立一个中国文学研究的宏观的框架和格局的雄心壮志”，路遥《平凡的世界》被“遗忘”的原因在于“错过了‘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更是八竿子打不着”，现代文学史著对于文学作品作家评价的“大幅”变动“甚至前后会有截然相反的意见”，与书话所提供的“最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性客观性”的“微调”现象有着明显差异，等等，不时闪现出论者对于现代文学诸多问题的独特发现与见解，印证着“书话是更为可信的更可资参考的对象，因为他与文学史著相比，离文学的历史本相更近一步”等关于书话价值的基本判断。基于书话文本的细读、互释，比较自由的书话写作提供了诸多个性化的文学研究信息，较之知识化、体制化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史叙述显然更具人性的真实性与历史的客观性，无疑有利于突破既有文学史判断的“覆盖”，充分“唤醒”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记忆”，影响、“修改”既有历史叙述。如此意义上的书话研究自然能够深入现代作家的身份心态、文化心理以及写作、阅读与评论的微观层面，展现书话与具体作家作品的创作、现代文学思潮的转换、文学史观的变迁等之间的互动与共谋关系，提供一个研究现代文学的独特视阈。由此，在“意义”版图上，书话还构成了古今、中外文化传承与对话交流的“中间桥梁”与“中间媒介”，对于域外文化典籍的引入、西方文学观念的借鉴与现代人性观念的建立等等都不乏积极意义。
《书话》还是一种“有情感的文学史”研究，围绕“书话”的学术论述，弥散着一股个人化的学术隋怀。相对于大多数文学史的客观与理性，《书话》另一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流布在学理性论述中的个体情感体验。论者的研究显然不局限于学理化的严谨与周延，还注意到了主体人生情绪的投入，浸染了自身书话体验的研究话语往往深入了现代书话作家的书籍、书话情缘，这为《书话》一书营造出淡淡的情绪性氛围。普光博士本人也是一位书话作者，近期也有个人书话集要出版，书话在他虽为“闲笔”，但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文学、人生的思考与情感表达方式。在关于叶灵风、徐雁、唐驶等人的书话阐释中，我们不仅得以领略前辈学者的得书之喜、失书之痛等因书而起的复杂情感，也可以感受到论者本人那份交织着多元情愫的“精神漫游者”的书话情怀，二者之间的精神碰撞与共鸣，凸显了学理性论述的体验性阐释空间。书话所“话”的虽多是文化典籍，有其学术之文的著述特性，但也往往寄寓着作者的文人情怀，多数书话其实又是文学性的写作。如果仅仅看重前者，显然容易导致论述偏向学术化的庄重、严肃，而弱化文学研究经验性情怀的灵动，也容易造成研究对于书话自由个性的偏离。论者显然不愿沾染过重的学究气，在尽量保持研究学理性的同时，似乎又总能兼顾自由、活泼的学术风格，相当意义上，《书话》也多少流露出了几缕研究者的“心灵史”意味。这种投入主体情感的文本细读与互释，规避着从理论到文本、重学理轻体验等学院化研究的偏失，不仅有助于清理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共生关系，也有助于以文学体验为本的文学史观、文学研究方法的构建，有力支撑了对于书话以及现代文学研究诸多问题的思考与重评，引导着“书话”研究的展开。endprint
三、书话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反思
书话在当今现代文学研究体例中无疑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落”状态，不仅主流的文学研究不把它视为文学，而且学术著述也往往忽视它的存在，“今天的学术研究，已很少注意笔记式的研究，许多学者也不把读书笔记看成是学术工作”。有感于此，《书话》的基本学术立场又是反思性与批判性的。围绕书话的历史、文学与学术价值的建构不仅触及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文体认知的误区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遮蔽，也对偏于现代、主流文学观念框架的现代中国文学体例进行了思考，尤其是在现代中国文学的本土化研究和建设等方面提供了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反思性论述。
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透着明显的西化色彩，存在着“扬西抑中”的倾向，文学研究思维与著述体例基本沿袭了西方文学的理论尺度，以“专指诉之于情绪而能引起美感的作品”等西方“文学”概念来统合、命名中国的“文学”事实，描述分明、剪裁齐整的文学史描述并不能够涵盖“古之经史子集”等“中国文章的特性及演进的历史”，“在现代的文艺思想和现代的教育制度双重影响下，‘文学的面目愈来愈远离传统，向欧美的近代文学观念和学科体制靠近”。如此，西化的现代文学观也就容易将本土化的中国文学转化为西方文化的跨地域实现，进而忽视自身的传统文化特性，很难算得上一种客观、全面的现代文学研究。相当意义上，现代文学研究对于“书话”的习惯性遮蔽，也就包含着对于内在的传统文化特质的忽视。有所区别的是，“传统性”是论著对于书话文学与学术品格的基本定位，《书话》不仅将对书话体式的溯源延伸至传统文学批评，也深入了现代作家学者书话创作的传统文人趣味、文化守成姿态乃至内在的传统文化心理情结，细致辨析了传统文化精神与思维范式对于现代文学的内质性规约，指出现代作家学者对于西方的推崇更多是表面上的，而对传统文化的依恋才是更为深层的心理意识，诸如鲁迅“所谓西方影响的世界性因素，可能只是表层的显现和鲁迅刻意的追求，而在深层次上对其创作起决定性影响的还是传统知识和传统文人气质。”现代文学朝向西方的文化激进主义思路与姿态背后更多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现代性焦虑，并非也不可能是对西方的“照单全收”，“必须充分估计到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变革与守成等等问题和取向的纠缠在20世纪文人知识分子思想深处意识深层的极端复杂性”，等等。《书话》深入了现代文学研究体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这类失衡问题，以此作为探讨书话“失落”现象的基本学术背景，对于独具传统文化意味的书话写作的阐述，在力求揭示书话写作与研究的本土文化特色同时，切中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泛现代性”的理论症结，彰显了中国文学传统批评重建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基此，论者还指出了西方文学概念与中国文学之间存在着的“拉郎配”现象，新文学家的文化变革存在着从边缘处汲取思想资源的“同情弱者”以及“汲晚明文学之古”的“隔代亲”等“汲古求新”的文化策略，相关推论与判断也颇有新意，十分有趣。
现代文学史的西化编写体例显然是狭隘且布满误区的，延至今日，已经暴露出来的理论化、逻辑化乃至技术化等诸多问题都凸显了体例的僵化、阐释的乏力。就书话而言，内容的驳杂、形式上的多样灵活虽从客观上决定了更近于散文的文体属性，但二者之间却存在一定错位，既有的现代散文格局并不能够统属现代书话。论著质疑了现代文体观念尤其是散文观念的普适性与有效性，指出现代文学以小说、诗歌等为主的“四分法”在文学体例上的狭隘与缺失问题，集中探讨了现代散文观念的局限性，认为现代散文要么限定在抒情性美文的范围，要么陷入泛义的白话散文等大散文化的“混沌不清”艺中，缺乏整合、涵盖书话、文人笔记杂述以及回忆等诸多散文流向的包容性。显然，《书话》最终欲为“失落”的书话以及其他边缘性散文写作“正本清源”，也欲借此“重新审视”现代文学的惯常体例，“受限于“五四”以来的既定的看似理所当然的文学概念所划定的范围，这种画地为牢的现象，对于危机丛生的现代文学研究恐怕绝非福音”，书话研究则可以“拓展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显然，由“书话”引发的问题意识蕴含着面向整个现代文学研究方法与体例的普遍针对性，寄寓了论者对于当下文学研究所可能陷入的危机或困境的某种警醒。这种反思性、批判性的论述立场蕴含着超越自我学术空间的开放性，相信会引起读者的进一步思考。
书话的“边缘性”是《书话》对其历史与价值“描述”的基本风貌，然而恰恰是这种失落在边缘的写作现象却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出一种具有“学术增长点”意义的创新话语空间。透过《书话》，我们不难‘窥视”到“书话”作为文学存在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在检视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独特性与有效性，“不仅仅使我们得以进一步反思五四以来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文体认知的狭窄，重新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内涵、外延、边界等进行思考认定，更重要的是：这提醒我们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应该实事求是的着眼于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建设和本土化研究，而不能先入为主概念先行的主观臆断”。在当前的学术体制下，我们显然需要更多类似于《书话》这样以开掘边缘性文学景观为主要学术旨向的研究尝试。由于多年职业化研究的“精耕”，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疆域已很难存留“创新性”空间，而只能在“边缘处”去多做文章了。“边缘”意味着被忽视甚至遗忘，也意味着自由、开放与多义。相当意义上，这才是文学史景观的真切所在，理应成为未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批判与反思的基础是学术视野的开阔与知识的不断更新，反映了论者对于书话的独立判断与个性化思考，借此，《书话》无疑是一部有着较高学术品味的书话研究专著，“是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已经相当成熟的今天，独立发现的一个全新课题”。然而论著也存在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论者的书话本位意识过于强烈，这使得论著似乎在有意无意的“放大”了书话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在关于书话之于现代文学批评民族化等学术价值的认定上，也存在一些有待商榷的问题。当然，是否完全如此，论者更有发言权，但“书话作为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建构途径”，“对时代政治制约下的文学史建构”等等都发挥了一定的“纠偏作用”，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蕴含的多元价值意义也是不应被忽视的。
（责任编辑：孟春蕊）endprint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