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　毛尖

　　从《绣春刀》说起

　　张慧瑜：今年暑期档已经结束，中国电影票房又实现新的突破，比2013年同档期60亿票房增长5096，达到90亿元，而同时期的北美暑期票房却下滑了近20%，这再次显示中国电影市场的增长潜力。暑期档的影片有两个鲜明特色，一是好莱坞大巨片依旧抢眼，如《超凡蜘蛛侠2》、《X战警：逆转未来》、《明日边缘》、《哥斯拉》、《变形金刚4》等都是吸金大户，尤其是在中国大量取景的《变形金刚4》更是创造中国单片过20亿元的新记录；二是中小成本国产片表现不俗，成为票房主力军，如《小时代3：刺金时代》《老男孩：猛龙过江》《后会无期》《京城81号》《绣春刀》等，这也是近两三年“国产大片”折戟沉沙之后出现的新现象，这些青春、喜剧和恐怖的题材更吻合当下青年影院观众的口味。

　　毛尖：相比之下，《绣春刀》是我比较喜欢的，都是80后编导，路阳是真做电影的，首先，他熟悉电影语言和语法，整个电影有整体感；其次，无论故事还是人物，路阳没什么浪费的镜头，除了张震和刘诗诗的两场戏，所以我更愿意把这部电影放在武侠电影的脉络里看。不过，如今这样谈论电影已经没有什么地基，尤其，这样谈论青春片更是毫无意义，因为眼下的许多青春片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很多导演，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导演。这是一个有钱就能拍电影的时代，电影的门槛就是钱，所以你要说这些青春片有什么特点，我会说，这些青春片都很相似。韩寒和郭敬明的差别，就是韩寒文艺腔一点，郭少毛皮控一点，骨子里，都是中产阶级趣味决定一切。不过，因为从来没有对他们抱过希望，所以也无所谓失望。让我感到失望的是筷子兄弟，这部《猛龙过江》几乎是视觉暴力，各种不舒服，让人深深觉得青春喜剧几乎就是恐怖片。

　　张慧瑜：我也比较喜欢《绣春刀》，这部电影采用武侠片的形式讲述了三位锦衣卫的兄弟情谊，很像港片里的经典主题，呈现了在职场中拼搏的都市白领的困苦与挣扎。尽管票房没有大卖，但却显示了中国商业电影的成熟，这种成熟主要体现在中国电影与青年观影群体之间形成了有效的互动，而这种互动性的缺乏是电影产业化以来国产电影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就像前些年的古装商业大片，票房不错，但口碑很差。其实，好的商业电影应该反映主流观影群体的“人间疾苦”，就像好莱坞电影、韩国电影，都能及时反馈中产阶级的喜怒哀乐。中国电影的问题不是产业化或类型化的水平不够，而是面对新出现的电影体制和新型电影观众，中国电影需要真正的“脱胎换骨”。

　　毛尖：的确，《绣春刀》的电影表达能看到电影传统的影响，就像你说的，三个兄弟的情谊表达，是非常经典的港片设置。我们在很多武侠电影中看到过此类兄弟排比句，这种排比句非常讨好，因为每个人承担一种句话功能，经典如《英雄本色》，不经典如《投名状》，这种设置都保障了电影的底线。当然，《后会无期》也是三兄弟设置，但这三兄弟只是性别都是男的而已。开头不久，智商不高的高华阳失踪，冯绍峰和陈柏霖找过他吗？想过要找他吗？所以，要在电影脉络中来谈论《后会无期》或《小时代》这样的青春片，没有一点可能性，因为人物设置也好，剧情走向也好，都是说到哪算哪，脱口秀似的。《小时代》里面也有好多兄弟姐妹，但这些人长得我们中老年观众要分辨半天才看得出：奥，你是男的，他是女的；你是那个有钱的，他是那个没钱的。在这个语境里，你比较乐观的“中小成本大片”以及“商业电影的成熟”，我倒是觉得更令人担忧，这就像，还没发育就要当爹了。商业电影的成熟，如果没有类型片的成熟作为支撑，中国电影会走激素发育状态。“青春”和“暮气”

　　张慧瑜：2011年中国电影市场出现了一种新的变化，一系列古装武侠大片开始遭遇市场“滑铁卢”，如《战国》《关云长》《武侠》《鸿门宴传奇》《铜雀台》任的盛宴》《血滴子》等，而一批中小成本影片成为票房主力。先是2011年11月电视剧导演滕华涛执导的《失恋三十三天》“以小搏大”获得3.6亿元票房，然后是2012年底演员徐峥执导、主演的《人再囧途之泰囧》更是创造了至今为止国产片最高票房12.6亿元，接着2013年一批中小成本影片《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小时代》《中国合伙人》等获得五亿以上的大票房，其中演员赵薇、小说家郭敬明都是首次执导电影，这些偏重青春、爱情、创业的现实题材影片，尽管没有大的宣传费用，却形成了良好的口碑和粉丝效应，还出现“致青春”、“小时代等热门话题，影院观众总算用脚投票的方式，成为电影产业链中掌握影片生杀大权的仲裁者。不过，赵薇的《致青春》出来后，很多观众问，青春在哪里啊？这是向谁致青春啊？

　　毛尖：这两年国产青春片的确凶猛，而且，这些国产青春片已经完全突破类型片的既定框架，包括电影艺术和电影经济的框架，换句话说，“青春片”这样的类型命名已经失效，否则“青春片”就等于“中国电影”了。所以，当很多人质疑《致青春》里到底有多少青春，或者，这到底致的“谁的青春”时，我觉得，问题本身就包含了《致青春》的成功秘诀。电影用了一个时代热词，套了一个青春片的假面，电影的制作团队又相当年轻，刚拿起导筒的赵薇也气势不凡，但核心的故事却非常世故苍老，既不讲究历史感，也不追求校园感，如此，这部以青春名义翻唱的闺阁怨因为其不处理伦理不介意类型反而上下逢迎。这部文不对题的电影，网罗了天南地北的观众，我在上海衡山电影院看，买的居然是最大电影厅的最后一张票，实在是让人觉得，中国电影多么贫穷。

　　张慧瑜：先说《北京遇上西雅图》吧，这部电影也算是中国拍摄的比较精致的都市情节剧，没想到会这么火。这部电影有点像小三从良的电影，一方面小三想不劳而获、想衣食无忧，另一方面又想有个人价值、有真爱，其实挺励志的，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触动了一点白领中产的“痛”点。相比回到北京的文佳佳身处一个建国前的、西方贵族式的奢华空间，Frank所置身的美国则成为中产者可以勤劳致富、共享家庭之欢的地方。文佳佳对老钟的抛弃，与其说是厌倦法餐、游艇的奢华、渴望过豆浆油条式的小日子，不如说封闭、压抑的、权贵化的北京已经无处安置文佳佳的中产梦，只好远赴重洋来到金融危机的美国寻找“两个孩子和一只大狗”的中产阶级式的生活，只是正如影片中Frank的妻子所选择与跨国大资本联姻的升值路线，西雅图真的是拯救中产阶级的另一个彼岸吗？endprint

　　毛尖：小三摆脱金主，自力更生的故事，太童话，所以拍不好也是自然。但这个故事让人不爽的是，在整个故事里，北京很陈腐，西雅图很清新，北京制造小三，西雅图拯救小三，你说，这是汤唯离开权贵的北京，投向中产的天堂，这样概括也可以，但我觉得这样说，还是不能解决我的不爽，我最不耐烦的是，美国，尤其是那个帝国大厦，成了罗曼蒂克的象征，不仅纯情，而且纯洁，而中国，成了漂白后的帝国大厦的反义词，这太反历史了。这不是都市剧，这是活生生的美国童话，而且，还是我们中国人拍的。当然，我这么说，不是要表明中国的青春就清新了。从影视剧看，当下的大陆青年没有一点希望。穷光蛋没有爱的机会，高帅富没有错的条件，美女才有戏，富人才有爱，《致青春》《西雅图》如此，《小时代》《后会无期》更如此。电视剧也一样，南方的《蜗居》如此，北方的《北京爱情故事》都如此，都是赤裸裸的金钱即人品，花钱即浪漫；有钱人既可以掠夺穷人的女朋友，还能在道德上完胜穷人。

　　张慧瑜：关于《致青春》，有人说是60后、70后、80后混合在一起的青春记忆，影片的历史叙述确实有点混乱，前半段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突然变成了当下，前半段是校园爱隋故事，后半段是冷冰冰的现实，这也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年轻人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感受，仿佛一瞬间就从浪漫的校园堕入无法改变的现实之中，所有的爱情、友谊在现实逻辑面前都变得无比脆弱，连怀旧都不可能。《致青春》与其说在怀念已然消逝的青春，不如说恰好讲述了一个没有青春的青春故事。《致青春》呈现了两种青春梦，一种是郑薇、阮莞所坚持的“青春不朽”的梦，也无非就是与所爱的人“喜结良缘”，她们并不拒绝现实生活，只是觉得爱一个人就应该在一起；第二种是陈孝正、黎维娟式的，把改变阶级命运作为首要考量，正如黎维娟很清楚地知道只有通过与年龄大的富商生孩子才能实现命运的逆袭，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现实选择。《致青春》就用第二种现实梦否定了第一种青春梦。正如影片结尾的高潮段落，阮莞在结婚前答应初恋男友去听Suede北京演唱会，以此来给青春恋情画上彻底的句号，结果却在赴约的过程中遭遇车祸命丧黄泉。阮莞为“青春不朽”付出了惨痛代价，她的死不仅是对青春的献祭，更是对青春价值的否定。显然，阮莞的死亡说明这是一个连个人之爱都无法找到归宿的时代。《人民日报》批评说这是“暮气青春”，我倒是很理解这种“暮气”，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想留在城市、大城市的年轻人，没法不“暮气”。2006年、2007年还可以《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而现在除了像《蜗居》中做小三致富，个人奋斗连白日梦都算不上了。

　　毛尖：现在的青春就只是年龄段属于青春期，就像小时代里的男人主要指性别。当下青年人“暮气”之沉，已经让这个国家的浪漫风只能由大叔大妈来承担了。在公园里相亲的是大妈大叔，在广场上跳舞的是大妈大叔，报纸上看到，争风吃醋拔剑一怒为红颜的故事，也是大妈大叔在扮演主人公了。相比之下，这些年的都市剧也好，奋斗剧也好，都是宫斗剧的变种，我们在里面看到各种钩心斗角，各种家破人亡，各种老到腐朽的桥段。这些电影大多没有一点青春本质，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春片”不能比，跟陈凯歌张艺谋的青春片也不能比，《霸王别姬》才像青春片，张国荣爱得多青春啊，相形之下，《致青春》《西雅图》里有一个角色让我们沸腾吗？因此，回到“青春”这个关键词上来，梁启超这一代人殚精竭虑构筑的“青春”话语，“少年中国”话语，到今天，算是山穷水尽了。一百年前的豪气没有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干劲也没有了，甚至连以前港片中的“血色”和“黑色激情”都没有，现在的“青春”叙事，就是“老钱”嘲笑“新钱”，“新钱”玩弄“小钱”。青春不再是播种机，不再是宣传队，国产银幕里的青春无一例外地被小伤小感笼罩，全部用个人烦恼比附时代悲喜。《致青春》结尾，有一段旁白，意思是，爱一个人就像爱祖国，爱山川，爱河流。这句台词说得声情并茂，但是电影院里一片笑声，不能怪观众，因为无论是时代还是电影本身，都支持不了这样宏大的表达，换言之，青年人的爱情表达已经和祖国、山川、河流分离了。算起来也就六十年，共和国电影中最能表达年轻人感情的如画江山，现在都被西餐和貂皮取代。1980年的《庐山恋》中有一场戏，郭凯敏在庐山上学习英文，他一遍遍地朗读：I love my motherland.I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他的发音不那么准，美国回来的张瑜听到了，就躲在大树后面纠正他：I love my motherland.I love the morning ofmy motherland.两人就这样通过“爱祖国”来表达彼此的爱意。三十年前的青春修辞，今天绝迹中国电影了。

　　张慧瑜：这些年的青春片，《中国合伙人》是比较特殊的一部。这部电影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三位大学生经历种种时代与个人的变故之后创业成功的故事，典型的美国梦，也是中国梦，是对这30年历史最乐观和正面的论述，与此同时，影片结尾处幻灯片般展现了多位当下中国最有名如柳传志、俞敏洪、王石、冯仑等创业之初和成功之后的对比照片，为这部带有怀旧色彩的影片提供了清晰的叙述主体，这不是普通人、小人物的青葱岁月，而是商业上成功人士的临渊回眸。这部电影有趣之处还在于，其中所提到的新梦想教育公司以及现实中的新东方学校，都是以培训英语、以贩卖成功梦、美国梦发家的公司，也就是说通过出售美国梦实现了美国梦，正如新东方的著名口号“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这种竞争者文化、这种通过残酷的“PK”比赛决定胜负的游戏，成为丛林法则和“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最佳写照。

　　毛尖：我觉得《中国合伙人》结尾蛮猥琐的，三个主人公在哥伦比亚大学花钱买下曾经让邓超受辱的实验室冠名，达成友情大高潮，把一个中国梦糟蹋成土鳖精神胜利法。因此我觉得此剧骨子里跟《北京遇上西雅图》一样，最后确认的还是美国梦，就像电影的英文片名提示的，此乃“American Dreams in Chi-na”。endprint

　　张慧瑜：在2013年的青春片中，还有一部比较特殊，和《绣春刀》比较像，就是第六代导演管虎拍摄的《厨子·戏子·痞子》，这部荒诞喜剧片，也带有青春的尾巴。影片结尾处“长亭外，古道边”的《送别》曲再次响起，影片用充满怀旧色彩的黑白照片剪影的方式讲述了这些“超级英雄”们的“前史”，原来他们连同日军女联络官都是燕京大学的同窗兼情侣，他们一起读书、演话剧，一起参加学生运动，一起走向革命。近些年，在大众文化想象中昔日积弱积贫、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代中国、旧中国逐渐被“改头换面”为充满自由、人文、独立气息的“民国风度”，于是，这些不畏牺牲的有志青年自然也变成了“民国那些人”，这部电影也就成了一部具有“民国范儿”的电影。

　　毛尖：这部所谓的“荒诞喜剧”，真抱歉，我也不喜欢。仙佛神道版抗战题材片，我没看到过一部好的，管虎有不少可圈可点的作品，但这个《厨子·戏子·痞子》把时代的俊急变成笑点的背景，然后乱七八糟几个人弄在一个封闭空间里，同时涂抹了“抗战”和“荒诞”。中国电影如果只能靠非正常人格做喜剧，那走不远。不过，青春电影和“喜剧”的关联倒是渊源有自，比如今天我们说一部电影是“校园青春剧”，常常暗示了这部作品会很搞笑，这方面，《致青春》也好，《北京遇上西雅图》也好，《中国合伙人》也好，都做出了“喜剧性”努力。但这些电影，无一例外地，使用的都是“喜剧因素”，而非“喜剧结构”。这些所谓“青春片”无法征用真正的喜剧结构，只能外挂一些喜剧因素，本身也表面了，这些青春片的“非青春性”。

　　青春片的坐标和相关思考

　　张慧瑜：前十年基本上都是古装武侠大片，现在则转向这些中小成本的青春片，或者现实故事，如《厨子·戏子·痞子》《绣春刀》等民国片、武侠片也被青春化。这一波中小成本的青春片的出现，说明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些变化。其一，从这种口碑与票房的正比关系，可以看出观众观影心理的成熟。观众不再仅仅依靠大片铺天盖地的广告就会轻易走进影院，反而影片上映之初的口碑越来越重要；其二，国产大片之所以会败给小片，是因为大片讲述的故事无法俘获青年观众的心理，这一方面与大片所传递的价值观与青年观众的心理预期不匹配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消费主义催生的青年观众对历史、严肃题材的拒绝有关。如《一九四二》等历史片，对于当下的85后、90后观众来说，没有太多观看的兴趣，张艺谋、冯小刚等电影人已经无力与当下主流电影观众形成有效对话，相反徐峥、赵薇、郭敬明等新一代导演更能搔到观众的痒处和痛处；其三，二三线电影市场的兴起。以北上广为主的一线电影市场一直是中国电影的主要票仓，随着二三线中小城市影院的发展，二三线电影市场也不容小觑，如《小时代》等影片的票房主力就是二三线城市。与一线城市观众更喜欢好莱坞电影略微不同，二三线城市观众对国产电影和中国故事更加认同，这也是近两三年国产片崛起的重要因素。

　　毛尖：往好里说，这或许是电影界碎片整理的一个开头，不过说实在，看不到多少可能性。目前的状态就是乱象丛生，但又千篇一律，类似年轻人拍片，就算青春片。搞到现在，华语电影，一半青春片，一半悬疑剧，但这两种所谓“类型片”基本虚有其名。本来，电影史上，对类型片的破坏常常也能带来新的突破，但今天我们对类型片的破坏，基本就是釜底抽薪，徒留一个冠名权。

　　张慧瑜：青春片在电影史中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关于青春的想象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以青年为主体的反体制运动，如美国的反越战运动、中国的红卫兵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以及意大利“热秋”等全球联动的造反运动，这些横跨冷战分界线的青年反叛运动不仅是一种尝试打破现存秩序、批判现代性的政治革命，而且也是一场彻底反思资产主义工业社会、创造新的文明形态的反文化运动。尽管政治反叛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遭遇挫折、瓦解并逐渐销声匿迹，但以摇滚乐、嬉皮士、“垮掉的一代”等为代表的青春叛逆文化却走进大众文化的视野。其中，美国青年偶像詹姆斯·迪恩主演的电影《无因的反叛》（1955年）和日本导演大岛渚执导的《青春残酷物语》（1960年）成为青春叙事的基本主题。与此同时，后工业消费社会的出现，曾经“愤怒的青年”转身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主角，青春、时尚、反叛等青少年亚文化开始全面“占领”主流文化的舞台，使得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生态越来越呈现一种相对低龄化的特征。

　　毛尖：没错，青春片成为一种类型片是有历史意涵的，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语境有关系，但今天的青春片基本是去历史去地域的，比如《后会无期》，给几个主人公换换妆，换换交通工具，说是唐宋元明清可以，说是李高宗或李明博时代也可以。

　　张慧瑜20世纪70年代以来青春又被作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年轻、美丽、理想意味着正面的价值观。近些年，好莱坞也出现了青春片热，如《蓦光之城》系列、《饥饿游戏》系列以及刚刚上映的《分歧者》等，青春片或青春化也与全球电影观众的年轻化有关。

　　毛尖：同观众的低龄化有关系，与此构成因果关系的，也是因为电影的功能在转换。以前的电影，具有一种全民性质，具有一种陶冶功能，即便是好莱坞的青春电影，爱情故事常常也有一种纯净观众心灵的功能，就像《看电影的人》中说的，因为电影，“整个人焕然一新”。但现在电影基本没有这些功能了，消闲社会，电影让位给最低级的煽情、最直接的票房。在这个大语境里，所谓的“青春片”既看不到从前的“闪闪红星”，也谱不出今天的“青春之歌”，只能用非常吵闹的方式来表明一代人的存在：在服装上是毛皮，在表情上是嘶吼，在背景上是雨雪，在爱情中是眼泪和鲜血，再加上白血病啊兄妹亲，标配的剧情，卖给谁看？也就低龄粉丝群看看。

　　张慧瑜：“五四”以来，青年就意味着正面的价值，被建构为历史和国家的希望，如《新青年》杂志，青年是一种文化价值观，青年人也是历史和政治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后，青年人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是社会主义的新人，是社会主义江山的接班人，也是被教育的对象，所以青年人容易被诱惑，犯错误，如20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等。再加上“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青年人始终是历史和社会的主角。到了20世纪80年代，第四代张暖忻的《青春祭》（1985年）成为文化反思的力作，此后知青故事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青春最相关的叙述场域。对于知青故事有两个思路，一个是无悔的青春，如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雨》；二是青春祭，是被历史牺牲的青春。除此之外，20世纪80年代作为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时代，也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氛围，有大量关于青年人的电影，如《红衣少女》《当代人》《本命年》等。青春在20世纪80年代意味着国家、现代化的希望，这种青春想象与“五四”、毛泽东时代都有关系。endprint

　　毛尖：极端点说，新中国的所有电影，具有一种普遍的“青春特质”。就说以上海为背景的电影，《今天我休息》也好，《霓虹灯下的哨兵》也好，电影中天气好，人物表情健康美好。《今天我休息》的主人公警察马天民，趁着休息去相亲，一路遇到的人，无论年轻男女，无论大爷大妈，都热情明媚助人为乐，那是一种全民的青春性，既象征了年轻共和国的朝气，也体现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干劲。这个“革命干劲”今天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合时宜，但却是当初的真实情境。所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虽然今天看看有许多概念化的地方，但是那种青春中国的“晴朗性”却感人至今。当下的中国银幕，上海有过十分钟的好天气吗？上海不是灰蒙蒙的，就是黑擦擦的。

　　张慧瑜：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姜文、王朔等大院子弟的红色青春故事。如《阳光灿烂的日子》（1993年）应该是中国最好的青春片吧，激情饱满又充满青春的欲望，也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一部正面讲述文革历史的电影，从青春的角度撕开了文革的历史。当然，这也是他们的青春怀旧，尤其是结尾部分坐在凯迪拉克中的成功者。

　　毛尖：《阳光灿烂》确实不错，但中国最好的青春片则不见得，尤其你说的结尾，整个把前面的“灿烂阳光”变成了一曲挽歌。相比之下，谢晋的《红色娘子军》更青春，无论是演员长相，造型还是电影节奏、剧情走向，都饱满而生气勃勃。祝希娟那一代电影明星明亮亮火辣辣的圆脸庞，简直要比现在的一线女星都大出一倍。以健康明亮为美学取向的青春，至今完全被“民国范”接管。

　　张慧瑜：新世纪以来的电视剧《血色浪漫》（2004年）、《与青春有关的日子》（2006年）等都与《阳光灿烂的日子》相关。在红色剧中也出现了“青春与革命”的书写方式，如《恰同学少年》《人间正道是沧桑》等。这些电视剧成为讲述红色故事的重要策略，借青春之名来书写革命历史。这种红色青春故事的意义在于把高度政治化的革命实践与个体生命的成长史结合起来，用青春的理想、无知和莽撞来把中国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书写为去政治化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毛尖：这些电视剧倒是配得上“青春片”的名头，尤其是像《人间正道是沧桑》《我的团长我的团》这样的电视剧。看这些剧，你会觉得爱情显得特别多余。《人间正道》中途，瞿霞被抓去坐牢，她和杨立青的感情戏由此得到遏制，观众都觉得好，甚至很多网友欢呼，希望她就此待在监狱里。并不是说，没有感情戏的电视剧就好，而是在这样的“青春剧”中，爱情不能决定人、青春和革命的走向，这样的爱情态度应该更接近历史现场。但现在的青春剧不这样看，爱情总是成为所有东西的救赎和终结，剧情也永远以爱情的假面收拢，既收拢阶级差异，也收拢历史差异。

　　张慧瑜：中国电影的青春片最为有趣的文化症候是第六代的青春故事，至今第六代也没有走出长大成人的困境。第六代早期作品基本上都是个人青春故事，个人无法长大成人的故事，如王小帅《冬春的日子》、管虎《头发乱了》、路学长《长大成人》等。这或许与60后以及此后一代青年人的精神记忆有关。

　　毛尖：用“长大成人的困境”来理解第六代，有意思。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此，为后来的明星杀入导演圈，完全没有章法地做电影，奠定了语境？我曾经把《致青春》这样的电影，定义为无父一代的创作，而这个“无父”，既包含了他们试图告别的努力，也包含了他们无力接续的困窘，因此，在电影题材上，他们普遍用青春题材本身所具有的隔离性来进行记忆和精神的隔离，但显然，就像“头发乱了”所预示的，他们清理不了一代人的青春理路，最后都把少年血归入青春困局。说起来，如今像王小帅路学长这样做青春片的也没有了。粉丝青春片出来后，青春片完全被卡通化。

　　张慧瑜：青年、青春作为历史和文化的概念，从其出现就与现代性的事业有关、与民族主义动员有关。青年人被招募为历史的主体，参与到社会改造和革命之中。青年确实不只是一种年龄概念，而是一种精神状态和时代氛围。对于青春的叙述和想象又涉及到我们对未来的构想。

　　毛尖：从一百多年前的“少年中国说”开始，青春叙事就紧紧地和民族国家相关联，甚至，我在想，虽然今天的“青春叙事”陈腐不堪，但也深刻地折射着当下中国，表征着我们的未来议题。如果不是特别悲观地看待这些电影，借一点“火中取栗”的意思，我想，这批新登场的电影人，没有历史意识，但也没有历史包袱；没有未来想象，但也没有未来压力。这些只活在这一刻的狂欢性质的粉丝电影，随时可以变换议题，随时可以自己否定自己，也许在未来的变换和否定中，他们也有可能重新发明电影，包括重新发现自己。当然，这么说，也是作为一个影评人，进行最后的自我安慰。

　　张慧瑜：没有青春或者无法表述青春，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所在。即便在消费主义时代，青春、激情依然具有“消费”的正能量，即便如此，在《后会无期》《小时代》、等近期等近期的电影中依然感受不到对青春的半点体认，里面的人物就像生活在真空中一样，而包括中国电影在内文化产品与巨变中的中国社会处在脱节的状态，这恐怕是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想象力的体现。

　　毛尖：的确就是无法表述青春。最近《黄金时代》轰轰烈烈上映，说实在，这部萧红传记拍得很不容易，能看出编导非常认真地试图呈现一个年轻女作家天才又短暂的一生。当然，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肯定会觉得里面很多缺憾，比如那一代人整体性的革命激情在电影中几乎就在爱情的阴影里，还有各路配角各款出戏，但整体而言，这部电影还是多少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的各种可能。不过，让我特别看不懂的是，这些天，这部电影的海报天南地北出没，海报给几个重要主人公都配了说明文字，萧红的广告词是“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这是无所畏惧的时代”；萧军的广告词是“想爱谁，就爱谁！这是快意恩仇的时代”；鲁迅的广告词是“想骂谁，就骂谁！这是畅所欲言的时代”。如果你按着这个提示去看电影，那会精神分裂，因为电影其实不是这样的，在那个所谓的“黄金时代”，每一个人都仿佛活在笼子里，萧红一直各种畏惧，萧军不能快意恩仇，鲁迅更谈不上畅所欲言。这样悖反的电影和广告，我想应该是制片方有意为之，好像只有用这样粗俗的无政府主义式的感情表达，才能突入这个时代的神经。所以，有时候我也想，这或者也可能是一个电影人和观众彼此装聋作哑心照不宣的过渡期，等到度过这个苍陋的青春期，也许会有一点改变。当观众终于有一天，没法忍受“想爱谁，就爱谁”这样的民国范，电影人也会迫使自己去直面更有历史感的青春议题，迫使自己更真实地去思考青春的革命性本能，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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