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不少文学批评家寄生于当代历史碎片中，拒绝从理论上把握整个历史运动，完全丧失了理论感，以至于出现一些文学批评家所概括的现象即“无论是好评，还是酷评，都是不科学的”。但是，有的文学批评家却认为匡正这种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时弊，解决这种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乱象，“恐怕还是要靠文学批评学。”这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些文学批评之所以是不科学的，并不是因为一些文学批评家缺少严格的文学批评学训练，而是因为他们缺乏理论感。因而，增强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发展科学的文学批评的当务之急。
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首先表现为文学批评家对他们在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统治阶级中间的社会分工时不但深刻地指出思想家包括文学批评家在这种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角色，而且深刻地指出这些思想家包括文学批评家在这种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责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这就是说，思想家包括文学批评家是从事精神劳动的，不仅从属于他们所属的阶级，而且积极编造这个阶级的幻想和思想。因此，这些参与编造他们所属阶级的幻想和思想的文学批评家不但要清醒认识他们的社会角色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即不是高人一等的，而且要自觉担当他们在这种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责任。同时，文学批评家还要促进广大作家和他们一起铁肩担道义，即自觉担当他们在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广大作家对他们在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责任并不都有自觉担当，甚至有些颇有影响的作家还反对这种责任担当。正如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的分割现象经常发生，从事精神劳动的作家与从事物质劳动的人民群众也时常发生矛盾甚至对立。这种矛盾甚至对立只能在广大作家深入人民创作历史活动并和这种人民创作历史活动相结合中化解，只能在作家的“批判的武器”与人民群众的“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结合、作家的主观批判与人民群众的历史批判的有机结合中化解。但是，有的文学理论家却认为作家的主观愿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之间的矛盾甚至对立在审美超越中可以化解。有的文学理论家将作家的主观愿望完全等同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认为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审美理想愿望不仅仅只是作家的主观愿望，同样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一种概括和提升。这种将作家的主观愿望完全等同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审美超越论不仅妨碍广大作家深入人民创作历史活动并和这种人民创作历史活动相结合，而且在当代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恩格斯在把握人类社会历史时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733页。）这就是说，作家的主观愿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是不可能完全吻合的。既然作家的主观愿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不是完全等同的，那么，作家的主观愿望是如何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概括和提升的？难道是自然吻合的？这位文学理论家接着认为：“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审美理想愿望自然是属于主观的、意识的、精神的东西，但它之所以能成为引导人们前进的普照光，就在于它不仅仅只是作家的主观愿望，同样也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因为事实上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形而上学是“此在”内心的基本形象，‘只消我们生存，我们就是已经处在形而上学中的。理想不是空想，它反映的正是现实生活中所缺失而为人们所热切期盼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作品所表达的审美理想从根本上说都是以美的形式对于现实生活中人们意志和愿望的一种概括和提升，所以鲍桑葵认为‘理想化是艺术的特征，‘它与其是背离现实的想象的产物，不如说其本身就是终极真实性的生活与神圣的显示，是现实生活中存在于人们心灵中的一个真实的世界，是人所固有的本真生存状态的体现，它不仅是生活的反映，而且是更真切、更深刻的反映，它形式上是主观的，而实际上是客观的。”（王元骧：《求实严谨的科学态度求真创新的学术精神》，《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年第2期。）这实际上是认为广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只要深入挖掘自我世界，就可以了。首先，这种人所固有的本真生存状态是人生来就有的，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是很不同的。如果这种人所固有的本真生存状态是人生来就有的，那么，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只要开掘自我世界就可以了。如果这种人所固有的本真生存状态不是人生来就有的，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那么，作家所愿望看到的样子（“应如此”）与广大人民群众所愿望看到的样子（“应如此”）不可能完全相同，有时甚至根本对立。其次，既然在现实世界中作家的主观愿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之间是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对立的，那么，这种历史鸿沟是如何填平呢？如果作家在审美超越中可以填平这种历史鸿沟，那么，作家只要深入挖掘自我世界就行了。可见，这种将作家的主观愿望完全等同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审美超越论不过是一种精致的自我表现论而已。这种文艺的审美超越论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不仅不能准确把握中国当代作家的艺术调整，而且不能推动广大作家进行这种艺术调整。中国当代社会正从以模仿挪移为主的赶超阶段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创造阶段，一些优秀的作家进行了与时俱进的艺术调整，努力把个人的追求与社会的追求融为一体，在人民的进步中实现艺术的进步。文学批评家在这种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不应蜷缩在自我世界里，咀嚼一己的悲欢苦乐，而应在深入人民创作历史活动并和这种人民创作历史活动相结合中化解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差异甚至矛盾，并在这个基础上积极推动广大作家进行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相适应的艺术调整，联合那些进步作家在这个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时代勇立潮头唱大风。endprint
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其表现为文学批评家在遵循文学批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自觉推进文学批评的有序发展。文学批评史既不是长生的王国，也不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所批判的“死人的王国”，而是一有秩序的进程。文学批评这一有秩序的进程既是一个不断提高和丰富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由浅入深、从零散到系统的发展过程。这就是说，文学批评家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不是各说各的话，各唱各的调，甚至相互否定，来回折腾。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前后相继，不断冲破当时黑暗世界的禁锢，推动俄国优秀作家走出独创的、从一切异己的和旁人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的坦直大道。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各说各的话，各唱各的调，甚至相互否定，来回折腾，而是在别林斯基开拓的文学批评道路上继续前进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家俞平伯和李希凡的自我批判也既有对前人包括自己过去认识的丰富和深化，也有对前人包括自己过去局限的克服和超越。俞平伯在遭到批评后既不固执己见，也不来回折腾，而是在超越前人包括自己局限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这就是俞平伯晚年超越索隐考证歧路，强调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是小说，属于文艺的范畴，提倡多从文、哲两方面加以探讨。晚年俞平伯在全面比较“索隐派”与“自传说”的基础上认为：“索隐派”与“自传说”虽然在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不同，但都把《红楼梦》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只蔡视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既关乎史迹，探之索之考辨之也宜，即称之为‘学亦无忝焉。所谓中含实义者也。两派门庭迥别，论证柢牾，而出发之点初无二致，且有同一之误会焉。”（俞平伯：《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俞平伯全集》第6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35页。）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俞平伯既反对“索隐派”与“自传说”喧宾夺主，钻牛角尖，认为这是求深反惑，又不废索隐与考证之功，认为可以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红楼梦》，并明确地提出从文、哲两方面探讨《红楼梦》应是主要的。后人不是全面把握晚年俞平伯的红学观，而是各取所需地肢解它，来回折腾。文学批评家李希凡桑榆之年既没有完全否定自己过去对胡适、俞平伯等新红学家的批判，仍然认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感人的艺术魅力，绝不只是俞平伯所说的那些“小趣味儿和小零碎儿”，更不是胡适所谓的“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而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对封建社会的真实反映和艺术形象的深刻概括和创造，又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首先，李希凡认真清理了他在1957年的那种“左”的、教条主义的文学思想。李希凡坦承在1957年把刘绍棠那篇《我对当前文学问题的一些浅见》作为所谓“右派”文学观来进行批判的也有他一份，并深感内疚。（《李希凡文集》第6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412页。）其次，李希凡绝不讳言他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所犯过的幼稚病和粗暴的错误。李希凡虽然强烈反对那种认为《红楼梦》是“生活实录”的论调，但在批评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却犯了这种错误。这就是李希凡不认为中国首善之区的北京存在官僚主义，并用这种条条框框评论了这部文学作品，还给作家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就不自觉地陷入了小说是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实录”的误区。（《李希凡文集》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692页。）最后，李希凡还对他过去轻视考证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曹雪芹的身世经历，特别是《红楼梦》，只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确实也需要科学的考证工作”。（《李希凡文集》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686页。）李希凡的这种自我批评和俞平伯晚年的深刻反省可谓殊途同归，都是有助于《红楼梦》研究和红学的健康发展的。但是，有的文学批评家却看不到俞平伯和李希凡的这种自我批判和自我调整，甚至认为李希凡、蓝翎在1954年对新红学家俞平伯的批判，不是用文艺批评的方式，而是用政治批判的方式，引发了一场大批判运动。这是罔顾历史事实的。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没有从政治上批判俞平伯，而是认为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否认《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这绝不是政治批判，而是文艺批评。至于这一文艺批评碰巧成为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导火索，既不能由李希凡、蓝翎负责，也不能要李希凡、蓝翎未卜先知。这些文学批评家还认为当时何其芳、吴组缃等人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虽然写得很好，但也是大有问题的——问题不只在这些文学批评本身，而更在于这些文学批评只是这场批判运动的产物，是这场政治批判的一部分。既然这场批判运动本身是极“左”的、错误的，那么，就不能认为这些写得很好的文学批评是真正的文学批评。这种政治批判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正如人类历史上的异化，虽然人的异化是不好的，但是人也是在这种异化中发展的。我们绝不能在批判人的异化时阉割这种人的发展。这种肢解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不是从理论上克服过去所犯的错误，而是重蹈了过去的错误。因此，文学批评家如果随意割断文学批评这一有次序的进程，就既不可能公正地对待前人的文学批评成果，也不可能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然而，不少文学批评家却对文学批评的反馈重视不够，极度轻视文学批评的后续发展和充分展开，甚至忽左忽右，前后矛盾。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些文学批评家高标什么“纯文学”，在为文学“松绑”的同时促使文学摆脱政治、现实的羁绊，让文学“纯之又纯”；21世纪初，这些文学批评家又回过头来说什么文学没有力量了，太纯了，与社会、现实疏远了。甚至有些文学批评家今天说这个好，明天又说那个好。当一些“美女作家”“横空出世”时，这些文学批评家拼命地追捧这些“美女作家”，还制造一系列概念诸如美女作家、私小说等等。但随着外力干预，他们又转而不理睬这些美女作家了，甚或跟着臭骂一顿。与俞平伯、李希凡真诚的自我反省相反，这些文学批评家不是在遵循文学批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开拓前进，而是跟着现象跑。有的文学批评家明确地提出，“是文学作品给文学立法，而不是文学批评给文学立法”，文学批评只要面对文学文本就足够了。甚至认为文学作品无限丰富，作家的每一次写作都是一个挑战，文学批评家要更多地尊重文学作品，尊重作家，尊重艺术原创。这些文学批评家只关心文学作品说了什么，而不是深入探究文学作品说的是否有价值，完全被现象牵着鼻子走，不管作家写什么，完全照单全收，甚至在盲目肯定相互矛盾的文学作品时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泥淖。这些忽左忽右、前后矛盾甚至自相矛盾的文学批评都是文学批评家缺乏理论自觉的产物。endprint
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还表现为文学批评家敢于直面文艺批评的理论分歧并在解决这种理论分歧中推动文学批评的深化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文学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判断是受一定理论制约的。在文学批评史上，不少文学批评的分歧究其实质，乃是理论分歧。有的文学批评家在坦承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对作家路遥及其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疏忽时承认这是他看走了眼，并认为这种看走眼的现象在文艺批评中是不可避免的。文学批评家的这种自我批判虽然是可贵的，但却并不深刻和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中国当代文学界的理论分歧。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在中国当代年轻人中尤其是在底层艰难拼搏的人群中影响越来越大，而中国当代文学史家则普遍轻视甚至忽视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这种集体短视显然不是个别文学批评家看走了眼，而是一些文学批评家身上严重地存在一些文学理论偏见。因为这不是个别文学批评家看走了眼，而是众多文学史家的集体疏忽。这种集体疏忽深刻地暴露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在文学理论上的严重分歧。而这种文学理论分歧则或明或暗、或显或隐地撕裂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文学批评家如果不积极解决这种文学理论分歧并超越那些偏颇的文学理论，就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些文学批评的分歧。然而，不少文学批评家却不是立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并解决这些文学批评深层次的理论分歧，而是搁置这些理论分歧，各说各的话，各唱各的调。这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深化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哲学家牟宗三与红学家周汝昌在对《红楼梦》后四十回把握上的根本对立，主要源于他们在悲剧理论上的差异。牟宗三的悲剧观认为：“有恶而不可恕，以怨报怨，此不足悲。有恶而可恕，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此大可悲，第一幕悲剧也。欲恕而无所施其恕，其狠冷之情远胜于可恕，相对垂泪，各自无言，天地暗淡，草木动容，此天下之至悲也。第二幕悲剧是也。”（牟宗三：《〈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见《红楼二十讲》，苗怀明选编，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而周汝昌的悲剧观则认为：“世界上伟大的悲剧，像埃斯库罗斯呀，莎士比亚呀，其他的悲剧家呀，他们的伟大和深刻，绝不是这么个陈套子：佳人才子，本应美满，却出了个坏蛋，从中破坏了。……伟大的悲剧看了不是让你痛哭流涕，而是让你震动，让你深思。眼泪并不是称量悲剧是否伟大的砝码。”（《献芹集》，周汝昌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4页。）正是因为牟宗三和周汝昌的悲剧理论不同，所以他们对高鹗所续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认识和评价截然相反。牟宗三认为：“然若没有高鹗的点睛，那辛酸泪从何说起？”在牟宗三看来，“前八十回固然是一条活龙，铺排得面面俱到，天衣无缝，然后四十回的点睛，却一点成功，顿时首尾活跃起来。”（牟宗三：《（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见《红楼二十讲》，苗怀明选编，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因此，牟宗三高度肯定了高鹗所续的《红楼梦》。而周汝昌则对高鹗所续的《红楼梦》后四十回不以为然，认为《红楼梦“这个伟大的小说的结尾，应该是个伟大的悲剧，现在被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移花接木、‘掉包儿，用一个她来改扮另一个她，然后来骗他一下。我认为世界上的伟大悲剧作品没有这样的，没有这么廉价的，这能值几个钱呀？”（《献芹集》，周汝昌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7页。）如果说牟宗三认为造成大悲剧的罪魁是贾母，那么，周汝昌则认为对宝、黛进行封建压迫与毁灭的主凶是元春、贾政、王夫人、赵姨娘。因而，牟宗三和周汝昌的这种文学批评分歧的解决不仅有赖于对《红楼梦》这部文学作品认识的深化，而且有赖于他们理论分歧的最终解决。然而，不少文学批评家却不是积极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分歧，而是大搅混水或抹稀泥，结果，无论是在文学批评上，还是在文学理论上，都无很大进展。这大概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短暂的繁荣后一直疲软的重要原因。其实，文学批评家不仅要在理论上超越文学作品，而且要在理论上磨砺文学批评的锋芒。文学批评家如果不能从理论上把握整个历史运动，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文学发展方向，就会为现象所左右，从而丧失文学批评的锋芒。中国当代不少文学批评家不能从理论上把握整个历史运动，往往热衷于抢占山头，画地为牢。“底层文学”这类概念就是一些文学批评家画地为牢的产物。人类社会生活是一个有机整体，而社会底层和社会上层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反映社会底层生活的作家画地为牢，坐井观天，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社会底层民众生活难以改变的实质即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贫穷和苦难不完全是自身造成的。那些文学批评家炮制“底层文学”这类似是而非的概念除了割裂局部和整体的辩证联系以外，不仅重蹈了题材决定论的覆辙，难以准确地把握那些反映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文学作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撕裂了中国当代文学界。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深邃的文学”这个概念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未来与历史的辩证联系，很不利于广大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捕捉未来的真正的人。刘再复认为：“没有眼泪，就没有文学。至少可以说，没有眼泪，就没有深邃的文学。”（《刘再复集》，刘再复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页。）在界定深邃的文学这个概念时，刘再复虽然没有完全否定文学的歌颂即文学应当歌颂一切光明的、进步的事业，歌颂光明的、伟大的时代，但却认为被歌颂的对象已在克服人间忧患中立下历史功勋，并要在文学创作中提醒被歌颂的对象的某些局限。显然，那些还来不及立下历史功勋的有生命力的新生力量就被排斥在被歌颂的对象之列了。难怪有些文学批评家津津乐道作家柳青塑造的梁生宝的养父梁三老汉这个艺术形象的鲜活真实而看不到新生力量梁生宝这个艺术形象的艺术魅力？当他们肯定梁三老汉这个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艺术形象写得好时，他们就没有看到梁生宝这个未来的真正的人将随着历史发展而日益显出艺术生命力。恩格斯在把握伟大作家巴尔扎克最重大特点之一时则指出，巴尔扎克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这样，巴尔扎克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恩格斯认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不完全是因为巴尔扎克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还因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如果巴尔扎克的文学作品没有写出这种未来的真正的人，那么，巴尔扎克还能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这种未来的真正的人是新生力量，还来不及在克服人间忧患中立下历史功勋，难道他们就不应在文学世界内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未来的真正的人虽然不乏单薄稚嫩，但他们毕竟是有旺盛生命力的。文学批评家不但不能过于苛求，而且还要促进广大作家在尖刻嘲笑那些注定要灭亡的阶级和辛辣讽刺无可阻挡的崩溃的上流社会的同时歌颂这些未来的真正的人。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些深层次的理论分歧严重地制约着文学批评的长足发展。文学批评家只有敢于直面这些文学批评的理论分歧并努力解决它，才能有力推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深化和文学理论的发展。
（责任编辑：李明彦）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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