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判与文人“表态”早在“延安时期”就发生了关联，批判文艺作品其目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要求文人以此为鉴、调整文艺观念。这里的“文人”既包括专业作家，还有不能忽视的文艺报刊编辑。在延安乃至“十七年”时期，许多文学期刊的编辑都是地区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作家，由于编辑工作的导向性，他们的文学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学期刊的面貌。作品通过大众传媒得以进入公共空间，除了作者的创作，还有编辑的把关。好的作品让读者记住了作者，忽略了编辑；但一旦出现了思想倾向问题，除了要追究作者本人的责任，编辑也难免受到牵连。当文艺批评与政治批判纠缠在一起时，对于文艺的批判很可能给编辑带来灾难，表什么态、如何表态、向谁表态，被卷入其中的编辑其心态复杂难言。
195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许多报刊都因刊发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文章引发批判，如《文汇汇报》《人民文学》《光明日报》《延河》《星星》诗刊。其中创刊于1956年的《延河》1957年7月号因刊发了张贤亮的《大风歌》、朱宝昌的《杂文、讽刺和风趣》、平平的《“论抒人民之情”读后》，同样引发了一系列批判，随后相关编辑撰文参与其中，成为地区文艺刊物卷入文艺批判的一个案例。
一、“大风歌”事件发生背景及过程
与国家级文学期刊相比，地方期刊因受到中央与地方的双重制约，有其特殊性。“十七年”时期的《延河》是西北地区影响较大的地方文艺期刊之一，它的文艺批判是从《大风歌》开始的，而“大风歌”事件的发生与众多被批判的文艺作品一样，是新中国的“反右”运动的一个产物。
1956年的“双百方针”给文学带来了宽松的环境，产生了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但到1957年上半年，中央开始表现出“放”与“收”的复杂姿态，这种姿态在4-6月间表现得尤为明显。1957年4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5月4日，中央文件《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中指出：“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这一时期的批判可谓“超额完成任务”，且出现了过激言论。11天之后也即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这样指出：“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此内部文件，“只发给中央一级和省市以及负责同志”，“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16日，《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继续鼓励“鸣”“放”：“最近一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目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于是在6月，《人民日报》转载了一些原来刊登在学校校刊上的文章，如黄万里的《花丛小语》，刘地生的《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等等，“各报编辑部前一时期收到的右派分子来稿，这时也发表了一批，显然都是准备批判的靶子”。一方面在鼓励“鸣”“放”，一方面又着力“反右”，可以想象，这种策略并不是人人都足够知晓其内涵、了解其严重性的。
就“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期刊而言，领头者是《人民文学》，它对于地方文艺期刊具有引导作用。1957年6月号的《人民文学》刊发了三篇肯定“双百方针”的文章，即李无毒的《迎春短论》、樵渔的《从文艺统一战线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呼延虎的《“百花齐放”三题》，7月号发表了宗璞的《红豆》、李国文的《改选》。响应“双百方针”号召、发表“敢于生活”及爱情作品，《人民文学》的这种“导向”对地方文学刊物产生了影响，《延河》在经过5、6两个月的“纯洁”之后，于7月发表了三篇“毒草”文章：张贤亮的《大风歌》、朱宝昌的《杂文、讽刺和风趣》、平平的《“论抒人民之情”读后》。本期责编余念（诗人玉杲）在《编后记》中谈到平平与朱宝昌的文章，对张贤亮的《大风歌》竟只字未提。
究其原因，与这首诗的“遭遇”不无关系。本年2月，《大风歌》被寄到“延河”编辑部，编辑部认为诗的第二段有“不健康”的东西，打算在四月号发表第一段。校样时，诗歌组有编辑认为诗的倾向有问题，与当时的时代精神不吻合，便与编辑部主任余念商量，余念出于爱护青年作者的考虑，建议主编室抽下此稿件。随后，编辑部给张贤亮写信，提出了对于该诗的意见。不久张贤亮回信，表示他并不完全认可编辑部的意见。主编胡采看过《大风歌》及张贤亮的来信后，指示余念把《大风歌》加按语、来信一起发表，原因是诗中有“盲目、疯狂地反对一切的情绪，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讨论有一定的意义。但诗歌组编辑建议让张贤亮根据来信写后记一起发表。张贤亮的后记寄来后，余念对之并不满意，这首诗的发表问题也告一段落。直到6月，许多报刊都发表了“干预生活”的文章，余念向副主编魏钢焰而不是主编胡采提出在7月发表《大风歌》。胡采从事文学研究，魏钢焰写诗，是否余念认为同为诗人的魏钢焰与自己在诗歌观念上更要接近，这一点不得而知。但余念的行为至少可以看出，胡采关于《大风歌》包含错误思想的意见他并不认同，也并不认为《大风歌》问题过大，自然不想在发表诗歌时加上按语、来信及后记，加上发表这首诗的前后波折以及对扶植后辈诗人的考虑，余念对《大风歌》保持了沉默。
但“反右”运动却直逼《大风歌》。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中有批判《文汇报》的语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并指出资产阶级右派中有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不久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反右”运动进一步升级，全国各界的“反右”斗争如火如荼。endprint
1957年文艺界的“反右”主要表现为打击“自由化”倾向及对“丁、陈反党集团”与冯雪峰的斗争。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自1957年6月6日到8月20日，先后举行了十九次会议，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并揭露冯雪峰的“反党”言行；《人民日报》1957年8月27日发表通讯《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有人对《延河》七月号的部分文章表示了不满，编辑部开始批判《大风歌》，1957年7月24日专门召开“大风歌”批判会，给《大风歌》定性为“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并在8-9月刊发了多篇批判文章。1957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公刘（出于无奈）的《斥“大风歌”》，称《大风歌》为“一篇怀疑和诅咒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敌意的作品”后，《大风歌》的“臭名”从西北地区走向全国，随后，宁夏自治区大小报刊纷纷效仿，直接导致张贤亮被打成“右派”。
《延河》1957年10月号还发表了张贤亮的同事柴世师与杨清南合写的文章《张贤亮是怎样的人？》，详述张贤亮的出身及其经历、思想，目的是“使读者更清楚地看出张贤亮的丑恶面目和反动本质”，对张贤亮进行彻底“清算”。此后，“大风歌”事件逐渐淡出读者视域。
二、《延河》上其他作品引发的批判
《延河》1957年7月号上的“毒草”除了《大风歌》，还有朱宝昌的《杂文、讽刺和风趣》。这篇文章是作者受编辑王愚之约，6月4日寄到“延河”编辑部的，余念看后极为肯定，立即向魏钢焰建议于7月号发表，当时《延河》的编排日程是本月4日确定下月的稿件，9月排版，后印刷。在余念的积极争取下，抽下了已排的一篇，把朱宝昌的文章登上去了。但在印刷时，胡采提出要加上编者按且改掉个别尖锐的句子，否则不予发表。大概是出于与《大风歌》相似的心理，余念又一次没有接受主编胡采的建议，而是在本期“编后记”中提出，该文“所谈到的关于杂文的性质，关于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也是需要作进一步研究的”。
因为文章思想倾向问题，加上外界对延河编辑部的意见，如《西安日报》本年8月17日发表了刘海良的文章《延河编辑部应作进一步检查》，西安文艺界开始批判朱宝昌。余念以于炼为笔名撰写了《驳朱宝昌关于杂文的谬论》，发表于《延河》8月号，虽然在文章前加有这样的编者按：“于炼的这篇文章对本刊七月号上朱宝昌的《杂文、讽刺和风趣》进行了初步的批判。我们认为这种批判是必要的，朱宝昌的文章确实存在着不少带根本性质的有害的观点和问题，这表现在他对我们今天社会的所谓‘黑暗面的看法上。”但在批判文章充满火药味的年代，余念的文章更像是商榷，是驳斥朱宝昌的杂文观点而非作者的根本立场问题，他认为杂文不仅如朱宝昌所说的是“反抗黑暗的先驱”，还可以歌颂光明；不是“看见黑暗一面的眼睛才看得见光明”，而是只有看得见光明的人，才能锐敏地、深刻地看到阴暗的事物。因此，余念的文章被认为是“明驳暗护”，“替朱宝昌开脱，替朱宝昌掩饰”㈦。
虽然张贤亮的“大风歌”事件影响更大，“罪”在《延河》编辑；朱宝昌杂文事件影响主要在西北地区，“罪”百丁能不仅在《延河》编辑，还有西安文艺界。最早发表批判文章的是胡采，他在《驳朱宝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中指出朱宝昌“思想和谬论的反动性质，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和面目”；傅正谷的《是毒箭，就该折断它！》、黄藿（《延河》编辑黄桂华）的《一支指向党的毒箭》则进一步表现出明确的批判态度。
批判朱宝昌成了《延河》甚至西安文艺界的重头戏，挖掘其“杂文”事件的根源，自然要追到余念头上，很快，西安文艺界的批判对象就由朱宝昌转向编辑部主任余念。这之前还有一个插曲，1957年9月《诗刊》发表了黎之的文章《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点名批评《方采英的爱情》中的消极情绪，但尚未对诗人的立场、思想定性。《延河》10月号开设了“保卫社会主义文学”专栏，余念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成为重点，也包括他不久前获得赞誉的长诗《方采英的爱情》。有文章把余念称为冯雪峰的“门生”，甚至因为冯雪峰与胡风的关系，把余念与“胡风分子”联系起来。也许，说余念是冯雪峰的“门徒”并没有错。余念曾于1942-1946年在重庆社会教育学院读书，期间他写的《大渡河支流》就是由冯雪峰介绍发表在邵荃麟主编的《文艺杂志》上，1947年该诗出版，又是冯雪峰为之写序。虽然余念后去了延安，冯雪峰去了上海，余念对冯雪峰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以至于四十年之后，余念在一篇文章中还这样写道：“在五四以来的诗人中，冯雪峰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他是诗人，又是文艺理论家。他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中写的诗，曾引起我的共鸣。但他的理论对我的影响超过了他的诗。”1979年余念还专门写诗《怀念冯雪》，“四十年代。雾重庆。/我和你匆匆一面……/然后，我去宝塔山下，/你继续在白色恐怖里鏖战。你出版了我留下的第一部长诗，/用版税买了一支笔。/解放了。一支盛满了/深情厚谊的笔到了我的手里。”于是，对冯雪峰的批判之辞被直接套在余念头上，同样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本质”。
大部分批判余念的文章还是在突出其编辑身份，揭示其在“延河”编辑部的“破坏性”影响，且把“延河”理论编辑王愚看成余念的“反动助手”，因为余念对王愚较为赏识，两人的文艺观相似，此外，王愚发表了不少思想尖锐的文章。最不合时宜的是他一篇题为《必须从文学的实际出发》的文章，以“文艺不能为政治服务”质疑周扬的文艺观点，文章认为：“周扬在不少地方用一般的社会科学标准去要求文学、把表现社会规律和目前政治任务当作文学的重要任务”，“否定了文艺的基本特征——描写人的灵魂和活动”，导致文学的公式化、概念化，抹杀了文艺的特殊性能。这篇文章被认为“以恶毒、狂妄的态度把周扬同志污蔑成不懂艺术特征的教条主义者州”而未能发表。
对于平平（原名果冀生）的批判源于他的文章《“论抒人民之情”读后》。《延河》1957年4月号发表了安旗的《论抒人民之情》，目的是批判《星星》诗刊本年初发表的部分文章，提出自己对于“抒人民之情”的理解。“抒人民之情”是周扬于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学》的报告中提出来的。安旗的这样两个观点引起平平的不满：一是人民即无产阶级；二是抒情诗直接反映现实。后者认为人类在感情上有某些共性；诗歌应间接反映现实，而以抒情为主，并指出“生活中既然实际存在着不好的感情，它们就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自己；不准许它们表现自己在诗歌中，不等于否定了他们在生活中的存在”。在“反右”斗争的高潮，安旗再次发表论文《再论抒人民之情——兼斥右派分子平平的修正主义和人性论》，驳斥平平撇开阶级论谈人性的“相通性”，与胡风的观点毫无区别；平平抽掉时代和阶级内容谈“抒人民之情”，源于他的“反共反人民”思想。在安旗与平平的论争中所体现的，与其说是她的倔强性格，不如说是她捍卫无产阶级文学的决心和毅力使之然。endprint
对张贤亮、朱宝昌、平平的批判与对余念、王愚的批判分属两个系统，前者是检讨错误式的“反右”斗争；后者是根源探讨式的内部批判。因为有了“延河”内部某些同志的“右派”思想，才使得“延河”7月号长出了“毒草”。内部批判是反省式的、总结式的、不得不为之的批判，是“延河编辑部从此纯洁起来、请领导放心的宣言，这一点，从1957年11月《延河》发表的“接受本刊七月号错误的教训为保卫社会主义文学阵地而斗争”的文章不难看出。
三、《延河》编辑的态度
以刊发优秀文学作品为办刊宗旨，却偏要发表一系列批判文章，并非《延河》偏离了轨道，而是迫于外界的压力。1957年7月号《延河》发表了三篇文章，引起了部分读者的批评和指责，有读者认为：“当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展开反右派斗争的时候，‘延河七月号上，不仅没有配合反击右派斗争的文章，反而腾出地盘，让右派分子放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这是一种丧失立场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对于这种批判，编辑部毫不犹豫地接受，既发表《本刊处理和发表“大风歌”的前前后后》说明；又发表了余念批判朱宝昌的文章，并在此文前加上“编者按”，但对于这种检讨方式，“读者群众”表示“不满，并提出严格批评”。作协西安分会为此召开扩大会议，彻底批判“延河”7月号的错误，要求编辑部深入检查工作。随后“延河”杂志刊发了一系列批判文章，编辑部撰文的都是领导或资深编辑。可以想象，能引起编辑部足够重视并深入检讨的批评一定不是来自于普通读者群众，检讨“呈送”的对象也一定不仅是普通读者，检讨的目的可以视为“表态”。
首先需要提到的是集体表态。源于7月号刊发的几株“毒草”，“延河”编辑部曾分别于8月、11月发表了两篇集体署名的声明文章，一是《本刊处理和发表“大风歌”的前前后后》；二是《“接受本刊七月号错误的教训为保卫社会主义文学阵地而斗争”》。两篇文章均包括这样四个要素：检讨错误、叙述因果、提高认识、表明决心。前一篇是作为“我们”的编辑部认识到错误，并着手改正的宣言；后一篇也是以“我们编辑部”的名义发言，既有对“延河”主编胡采、副主编魏钢焰的严厉批判，还有直接指出余念、王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目的。编辑部领导犯了错，不是检讨或忏悔，而是以编辑部的名义批判自己“不能容忍的错误”，可能的原因是《延河》的新任领导班子完成的命题作文，目的是批判编辑部曾经犯下的错误，确保编辑部“今天”的纯洁性。
“我们”这个集体概念中包含这样两个问题：“我”是谁？谁是“们”？“我是谁”取决于发言权；“谁是们”取决于发言者。在文学服从政治的年代，真正具有发言权的并非文人。编辑部主编拥有在本刊的发表权，却没有真正的发言权，编辑部的发言不过是说给他人听、希望得到对方认可的表态。相比较而言，前一篇重在检讨，认为自己错了，但并非原则问题，是“与己有关”的检讨型表态文章；后一篇表面上看是编辑部组织“内”部的批判，实质上是不同路线之间的“外”部批判，语言尖锐，有极强的攻击性，是一篇“与己无关”的攻击型表态文章。
除了集体表态，还有个人表态。但署名个人的表态未必仅仅代表个人，当一个小集体作为个体，需要表明姿态融入大集体之中，就必须由某些人代表小集体进行表态。如在全国文艺界开始“反右”的大背景下，作协西安分会为迎合国内形势表明姿态，1957年8月《延河》开辟了“投枪集”专栏，发了一组五篇文章，其中有主编胡采的《毒草要除、妖怪要捉、谬论要批判！》、编辑部主任余念的《论右派所谓“真正的文人”》。这是地方领导代表西安文艺界进行的发言，表明基层已统一认识，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这两篇批判文章的共同特点是，说理多，案例分析少；对已被点名批评的人与文进行重复批判，这是“与己无关”代表集体进行的个人表态。
实际上，在特殊时期，代表集体进行的个人表态并不少。有时发言者为了完成集体下达的任务，或者因其职务之故不能不发出声音，他们并无拒绝的理由，这也是一种“与己无关”的个人表态。从编辑刊发的文章看，这类文字不多，有胡采的《驳朱宝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沛翔（王丕祥）的《“大风”吹来了什么》、黄藿的《一支指向党的毒箭》、宏均的《余念在“延河”编辑部干了些什么——揭发余念篡改“延河”方向和争夺“延河”领导权的活动》等，他们或是编辑部领导，或是为党外民主人士的资深编辑。写这类文字，主要还是为了对上级和社会有个交代，这一点，从贺抒玉多年后的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刊物上发表了毒草，得追究责任，领导层中如果连一个右派也找不出来，恐怕向社会和上级交待不了，渐渐地，矛头集中到了日常发稿的主任余念同志身上。编辑部同志们的揭发材料，指定由我整理成书面发言，后来又决定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同处一编辑部，共事多年，交往已久，彼此有所了解，批判者对被批判者可能“不仅恨不起来，内心还那么同情”。阶级批判中极少文人相轻，而是党性原则为主导，当涉及到原则性问题时，批判者必然放弃情感因素，自觉维护党的利益，面对昔日的同事、上级或前辈，也会表现出完成任务、推卸责任的复杂心态：“我想你年龄比我大，学问也大，入党比我早，你想不通，我有啥办法！”这是一种“与己无关”的攻击型表态，批判者带着矛盾的心态希望后者尽快承认错误并予以改正。
还有一种“与己有关”的个人表态。因为余念对朱宝昌的文章赞赏有加，他极力促成朱宝昌文章的发表，这是众所周知的。一个月后，余念立刻撰文批判朱宝昌，并署名“于炼”。朱宝昌的文章有“倾向性问题”，余念作为“把关人”，工作严重失职。“犯了错误”的他融入集体的最好办法就是检讨，等待集体的接纳，余念却署了一个陌生的名字——“于炼”，有意模糊了余念与检讨者之间的关系，表明他“不认错”的态度；但从谐音上也并非完全没有关系，只是批判朱宝昌时避重就轻。“不认错”同时也不“沉默”，这实则是一种“敷衍型”表态，不认为批判很有必要，又不能不批判，用无伤大雅的文字、带着完成任务的心态，希望表态“过关”。
缺席是另一种意义的在场。在《延河》刊发的批判文章中，有两类文字的缺席值得提及。一是时任“延河”副主编魏钢焰的批判文字。张贤亮的《大风歌》、朱宝昌的《杂文、讽刺和风趣》的发表，余念请示过他，作为编辑部领导，他有“把关不严”的责任，或者自我检讨或者参与批判，但在这次“延河”批判风潮中，没有看见他的任何相关文字。二是主编胡采批评余念的文字。源于主编的身份，胡采的批判文字并不少见。“延河”编辑部将1957年7月号《延河》“犯错”的根源归于余念，胡采却一时沉默了。直到1958年，胡采代表西安文艺界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大会领导小组所作的总结发言中，把余念与王愚、杨小一等人作为批判的靶子，发言中第二部分以《根本的分歧》为题发表在《延河》1958年第2期上，这是代表集体的个人总结发言，带有判决的声音。这些缺席是一种相对而言的沉默型表态。沉默是一种中间状态，是不赞成也不反对、不积极也不完全认可的一种反映。普通编辑的沉默心理可以理解为事态复杂、事不关己、不便表态等；领导的沉默则有些不合时宜，这种表态中也许包含有矛盾、不确定、不理解、有所保留，同时亦不反对等复杂成分。
可以说，任何一种编辑表态都是源于外力，编辑的本职工作毕竟不是批判，因为刊物出现倾向问题，编辑部必须纯洁自身，表明对待错误的态度，编辑才投入到批判运动中。“十七年”时期的编辑具有“编辑+文人”的双重身份。问题文章的产生可以追究编辑工作的失职——迷惑于作品“漂亮的外衣”；也可以追究其为文人的思想倾向。但受批判的编辑也并未同许多文人一样被彻底“打倒”，例如“反右”斗争后，余念虽然被打成“右派”，编辑部主任一职被撤销，但他仍然在《延河》编辑部作为小说组复审，且1959年因“表现好”摘掉了“右派”帽子；王愚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离开了编辑岗位，后来又因病调回机关，管理资料室。《延河》的大部分编辑是从延安来的，他们在延安受过无产阶级文艺思想教育，也自觉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只是文学观念仍然有别，才出现了“思想错误”。在检讨型表态与攻击型表态中，表态者的个人让位于集体，用批判警示他人也警示自我；在敷衍型表态与沉默型表态中，表态者在尝试接受现实，同时也在对与错之间划下界限。
这些表态者或批人或被批，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私人恩怨，无非是改造自我的需要，其中还包含文人间的惺惺相惜，被卷入其中的编辑们心态复杂难言。但尽管他们认识与感受有别，投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积极态度却是相同的，这种态度促使他们主动调整自身的文学观念，同时因编辑工作的性质，他们也在有意无意中改变期刊乃至文学史的面貌。
（责任编辑：李明彦）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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