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冬青

　　暌别十载，昆德拉转轴拨弦，轻拢慢捻，复又献声——阵阵笑谑之声——题曰《庆祝无意义》，借此重登千禧年狂欢又荒寥的舞台；或是一次谢幕表演，以“无穷的好心情”曲终收拨，此时无声“生”有声——自无意义的空无之渊生成众声喧哗。“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

　　重复与反复

　　以字数计，小说《庆祝无意义》不过中篇而已，但“融”能与“容”量却令人为之击节。小说容纳多重时空与线索、视角与声音、故事与主题，融合历史与当下、梦幻与现实，糅入轻浮的游戏与严肃的追询、突兀的狂想与平实的叙述。而对此般思想与艺术的复杂性，昆德拉把握起来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不必诉诸鸿篇巨构，只须借他方寸之地。此即作者所追求的简约的艺术与浓缩的技巧：以彻底的简洁来把握“现代世界中存在的复杂性”。技艺娴熟自不待言，实在是太过谙熟，作品的形式、主题及细节若干不免重复前说旧作。比如，复调诗性，存在的偶然、生命之轻、媚俗与个体性、幽默与玩笑、虚荣与愚蠢等多样主题，欢庆、镜像、羽毛、天使、孩子以及城市之名的变幻无常等事件、意象与细节，更不必说斯大林的故事与哲学家的意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故此，虽是新作，不乏谐趣与洞见，却似乎并未给予读者陌生而紧张的阅读经验。尽管其维持着既有的高度，但我们已免去冒险与眩晕之感。作者确是“宝刀未老”，而读者却是涉历老练了。诚如一位论者所言：“哪怕你只读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部作品，都足以辨认出它们的模样有多么相似，且后者也未有超越之意。”

　　然而，问题尚有另一面：“涉历老练”者也可能熟视无睹、习焉不察，致其对存在的遗忘与木然，而“宝刀未老”者以其反复而顽韧的探询，保持一如既往的敏锐与锋快。一味逐求新变的口味与心态，将使我们失去反复聆听与探究的能力。作为昆德拉小说结构特征的“反复叙事”，并非简单而无谓的重复，“每一次重复都会重新强调同一个事件的某一个侧面”，“每一次重复都意味着新的视角与动机”，此即对同一事件与主题的反复追询。一个看似偶然却在生活中起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一个事涉存在的主题，“我们永远无法完成对它的认知，必须不断地回来，重复，重新发现。这种重复/反复叙事与“循环提问”，不唯现于同一部作品的章节之间，也见于不同作品之间，从各个侧面与多种处境为我们呈示事件与主题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即便经验万千，我们也是“缺乏经验”的存在。昆德拉说：“我把缺乏经验看作人类生存处境的性质之一。人生下来就这么一次，人永远无法带着前世生活的经验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但小说可以一而再地来回，重复进入，不断轮回，去反复发现与探索一些具有原型意义的事件、主题及语码。它们总是未完成的，召唤我们反复参与。与其追新骛奇，毋宁带着前世（前作）的经验、记忆与知识再来一次。这是昆德拉回归的意义。

　　复调诗学

　　他再一次回到昆式复调诗学。克里斯蒂安·萨尔蒙从昆德拉众多小说中概括出两种形式原型：“一、将异质的元素统一在建立于七之上的建筑中的复调结构；二、滑稽剧式的、同质的、戏剧化的、让人感到不合情理的结构。”对此概括，昆德拉幽默地予以赞同：“我总是梦想着做出意想不到的不忠之事。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未能逃脱跟这两种形式的一夫二妻关系。”时至当下，已逾十年，昆德拉仍钟情于复调结构及“命定的数字：七”。新作依旧是交响于七章之间的存在的多重奏，多声部同时并存，各自展开又相互交织。毕竟已驾轻就熟，作者在“哲学、叙述与梦的统一”方面得心应手，所以小说在故事的交融上更为自然，在线索的衔接处相对平滑，其间虽不乏几处突兀，但在整体上结构清晰而紧凑。尽管如此，仍有读者认为这部小说是松散的，这或是匆匆初阅的混沌印象，或是尚未适应打破线性结构的复调型小说。

　　在小说第一部分，主要人物——四个朋友（阿兰、拉蒙、夏尔及凯列班）及达德洛——直接或见解出场，分别从具体的情景（存在的处境）中“诞生”，带着各自的体会与探究，比如阿兰对“肚脐”与时代精神的追问，拉蒙对从众媚俗的拒斥以及对“无意义”的阐述，达德洛对庆祝生一死的体验与想象，夏尔与斯大林故事的遭遇。由此，小说中主要的线索、事件、故事及主题初露端倪，中经展开与补充、深化与变形以及互相交织缠绕，终而汇入第七部分的有关存在本质的意义空间——“庆祝无意义”，在此紧密地联结成整体：人物相聚，主题共振，虚实混糅，时空交叠，此前的循环提问与反复思索也暂时得以落定。

　　小说众多线索纷呈并进又交错互动，彼此具有独立性与平等性，又有共时性与统一性，这本是昆氏复调诗学的基本特征。在昆德拉看来，复调型小说并非只是把不同元素、声部、线索罗列在一起，而是“真正地衔接成一个‘复调的整体”。笔者以为，其间艺术难度之肯綮在于“综合”，即如何使彼此独立、平等、均衡的线索获得共时性与统一性，综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纵观整部小说，在“综合，，上，作者使用了多样的艺术手段。

　　比如，在第一部分“主角出场”中，其以“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这样的叙述来切换空间与人物，由阿兰而拉蒙而达德洛，依次转换又互相承接，使转换之间有较为平滑的过渡，而人物间也有相遇与互动。这在整体上具有共时性与衔接感。尽管读者无法按照单线性结构追踪人物的行动，总是被反复打断，不断地有另一个人物与情景的突入，似有散漫之感，但若在回思或重读中，便可辨识小说较为清晰的立体的空间化的结构形式。

　　又如，每一部分的标题像一个宽松的“搭扣”，把复多线索扭结一处，予人既散开又集中的感觉。以第五部分为例，题目是“一根小羽毛在天花板下飘”。在达德洛的庆祝会上，一根极小的白羽毛在天花板下慢悠悠地飘动，也在该部分之中的每一节里漫游，勾连起宴会上不同的人物，乃至不同时空与文类。飘动的羽毛是一个巧妙的设计，可以被赋予多重象征意味，但它又是一个中介物，触发人物的目光、行动、幻想、复杂情绪、恍惚意识及存在之思；由此起到“搭扣”的功能，成为一个关联点，将彼此游离的要素、各自独立的声部、互有差异的文类联系起来。它就像一个钥匙扣，环挂数把钥匙，每一把钥匙都开启一扇门，通向一种可能。从上空飘落的羽毛，被夏尔视作“焦虑的痕迹”，联想到天使的末日，于是念及病中的母亲；羽毛也使人想起恐惧所在，在头顶上方，像一个看不见的威胁，神秘莫测又无从捕捉，也像斯大林那飘荡于大厅的孤独而快活的笑声；羽毛自高处飘落，拉弗朗克迎入手中，在她眼中，这仿佛是在迎接来自上天的美丽启示，而这一幕在拉蒙看来，像是对生命之轻的欣赏，是一声来自高处的召唤，唤起他俯瞰世间无意义的好心情。通过表面关联与内在呼应，羽毛意象使不同要素发生关系，彼此映衬又产生张力，构成“复杂的交响乐”。endprint

　　学会去爱“无意义”

　　昆氏小说是“思考的小说”，围绕存在之谜展开别具魅力的“小说式思考”，呈示存在的可能，洞察存在处境的本质。如其所说：“思考式的探询（或探询式思考）是我所有小说建筑其上的基础。”在这些作品中，人物被某些主题触动，反复思索，试图以此破解自我之谜，理解所处境况。这些主题就像《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萨比娜的礼帽，是“生命乐曲中的一个动机”，重出复现，却意义有别。这种主题上的“反复”也是将小说联结为“复调的整体”的手段之一，即“主题的统一性”。围绕某一主题的思考，将各线索与各章节统一起来。其中某些主题甚至可以把众多昆式小说联系起来，比如“生命之轻”“媚俗”的主题。它们是昆德拉“生命乐曲中的一个动机”，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动机。《庆祝无意义》自不例外，可以看作是“轻”与“媚俗”主题的又一次变奏。

　　我们从“庆祝，这个主题入手，由此进入“轻”与“媚俗”的讨论。“庆祝”作为事件与处境，在小说里有三种：达德洛的生一死庆典，苏联官方庆祝会以及公园里孩子们的庆祝活动。它们在小说间参差错落地分布，构成内在呼应，获得“主题的统一性”。这些庆祝，不妨说是一种“轻祝”，即无意义的、轻如鸿毛的祝典。达德洛是一个那喀索斯式的自恋者，迷恋着自我镜像（理想自我），而吊诡的是，自我镜像必然从他人那里得来，即以他者为镜子，映现理想自我的形象。这种“自恋”其实是异化，迷恋着虚幻之象，以假为真，致使他趋炎附势，媚俗作态，希望得到每一个人的认可，去努力制造并表演一种生命的意义。于是他谎称自己罹患癌症，死期未远，又临生日，所以举办一场宴会，广邀友人，来庆祝这个双节日（生日与死期）。“死生亦大矣”，意义非凡，而庆祝就是巩固并延续意义的方式，为世界戴上漂亮的面具，从而达成“对生命的绝对认同”。然而，达德洛的生一死庆典正建筑在可笑的谎言之上，建立于愚蠢的自欺与欺人之上。此即作者对“庆祝”的理解：媚俗作态，了无意义。

　　实际上，昆德拉早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就表达了对“庆祝”看法：“五一节，就是这种媚俗的典型。”在五一节的庆祝活动中，每个人都积极地证明着自己的喜悦，掩盖着虚无与死亡。这种狂欢与喜悦，不论是对某种主义的认同，还是对生命的认同，都不过是“愚蠢的同义反复”，没有差别。庆祝所汲取力量的源泉就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媚俗。而“极权”就是媚俗，要排斥一切有损于媚俗的东西，比如个体性，怀疑与反讽，要求人们严肃地对待“意义”。所以在极权社会，人们去分辨真与假，去制造意义与确定唯一真理，却不懂反讽与幽默。《庆祝无意义》里穿插了斯大林与二十四只鹧鸪的故事，所揭示的便是：在极权/媚俗社会，人们不懂幽默，不懂去回应上帝的笑声。

　　《庆祝无意义》里也设计了一场苏联官方庆典，可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的“五一节”庆典相对照。后者的庆典里充满狂欢之乐，是对意义（某种主义或生命）的赞同与肯定，是不得不积极证明（表演）的喜悦；前者虽然也是狂欢之乐，却更像是巨大的笑谑，是发自内心的笑，为官方庆典的荒诞而乐，为庄严演讲的可笑而乐，“以至于官方庆祝会转化成苏维埃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一场快乐、疯狂与狂欢的喧哗”。突然间，人们从“媚俗”的专横之中逃离出来，从“意义”的枷锁之下解放出来，由此接近了“无穷的好心情”，发出了拉伯雷式的笑。真正的幽默出自“无穷的好心情”，“从无穷的好心情的高度你才能观察到你脚下人类的永久的愚蠢，从而发笑”。

　　第三个庆祝是公园里孩子们的庆祝活动，位于小说最后一部分，也是小说及其人物思考的临时终点。在公园里有节目表演，有孩子们的欢笑与合唱。但这到底是不是在举办节庆活动呢？其实笔者也不清楚，小说没有明确交代。显然，作者故意如此，让人物与读者去面对孩子们欢乐的情景，然后来探问我们的感受与想法。如果我们赋予这一情景以某种确定的意义，比如“幸福”，那么就是由媚俗所激起的情感，是媚俗在召唤深印在脑海里的特定形象，比如孩子形象时。自然，媚俗作态的达德洛认为这一情景是在搞庆祝，庆祝孩子的节日。换言之，这个庆祝其实是达德洛所指认的。他还认为，表演节目的演员是在为生存而奋斗。然而，在拉蒙看来，演员的表演是无意义的，不必赋予其“奋斗”之名；孩子们的欢笑是无意义的，不必知道为什么笑，要学会去爱上“无意义”。直到这一刻，作者才借拉蒙之口说了“无意义”的启示，拉蒙对达德洛说：“现在，无意义在我看来跟那时相比另有一番面目，在一个更强烈、更具启示性的光照之下。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是的，美丽。就像您自己说过的：完美无缺的节目——根本是无用的，孩子们的笑——不用知道为什么——不美吗？呼吸吧，达德洛，我的朋友，呼吸我们周围的无意义，它是智慧的钥匙，它是好心情的钥匙……”

　　“庆祝”是小说里的事件、线索与主题，也是存在之处境。我们就置身于“庆祝的社会”（也是“表演的社会”），生活里充满大大小小、有形与无形、私人与官方的诸种庆祝，要认同、铭刻与宣告种种意义，并积极地表演它们，就像达德洛可笑的谎言与愚蠢的表演，而“一旦表演结束，他们就匆匆‘卸妆了”。如前所述，庆祝正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媚俗）中汲取力量，要为世界戴上漂亮的面具，那么不如学会去爱上“无意义”，从“无意义”里获得启示，获得智慧的钥匙，获得“无穷的好心情”。从“无穷的好心情的高度”，我们才能真正地发笑，而这是对上帝之笑的回响。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在昆德拉看来，小说艺术就诞生于上帝的笑声，是对上帝之笑的回响。

　　“无意义”是虚无之“轻”。在既往作品里，“轻”是不能承受之重，而如今昆德拉正学着去欣赏“轻”之美。这就是他对“生命之轻”这一主题的新的变奏：应该爱上的生命之轻。页，第127-128页。

　　（2）陈嫣婧：《昆德拉的“小包袱”：评<庆祝无意义>》，http：∥book.slna.com.cn/zl/shuping/2014-08-06/0939605.shtml

　　（3）“反复叙事”的结构特征与诗学意义，参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38-339页。

　　（4）弗朗索瓦·里卡尔：《阿涅丝的最后一个下午：米兰·昆德拉作品论》，袁筱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82页。

　　（5）（6）（8）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第119页，第40页。

　　（7）昆德拉在论及布洛赫《梦游者》最后一部小说《胡格瑙或现实主义》时，一方面对其“综合倾向以及形式变革”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又感到不满，其中一条原因是：“不同的元素（诗句、叙述、格言、报道、随笔）还只是罗列在一起，而非真正地衔接成一个‘复调的整体。”参见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9）《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借萨比娜的思索，对“媚俗”作了界说。在萨比娜看来，对生命的绝对认同，对粪便的绝对否定，把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排斥在视野之外，给世界戴上漂亮的面具，这就是“媚俗”。参见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297页。

　　（10）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页。

　　（13）关于孩子形象与媚俗主题的关系，可参见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299页。

　　（15）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责任编辑：李明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