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峰

　　新时期之初，历史的教训和外来文学的刺激促使一些作家开始了各式各样的“寻找”，他们试图在小说与历史现实之间建立起广泛、深刻、奇特的关系。当然，这种寻找并不仅仅是作家寻找外在于他自己的某种小说样式或“现实”，而是自我也融入其中，自我被寻找，自我不断地走向完善的过程。其中，王蒙就是一个代表性作家。他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寻找”意识：“复活了的我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寻找我自己。”《最宝贵的》《布礼》《海的梦》《蝴蝶》《杂色》《如歌的行板》《相见时难》等“伤痕作品就是王蒙在“寻找”过程中留下的轨迹。

　　王蒙以上小说的显著特点是“反观内视”，即注重挖掘与表现人物的“内心郴审视人物的灵魂，并通过审判人物的灵魂来解剖自己，拷问自己，涤荡自己的灵魂，以找回一个真正的“人”。这正是王蒙审视“伤痕”的核心意义。本文以《最宝贵的》《布礼》和《杂色》为例，探讨作家的进取姿态——个自觉地走向博大、走向深邃的生命进程。

　　一

　　《最宝贵的》是王蒙“伤痕”小说中最早的一篇。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十年前，市委书记严一行十五岁的儿子蛋蛋遭到胁迫而向“造反派头子，透露一位老领导的下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十年之后，得知内幕的严一行几乎像批判叛徒一样训斥了蛋蛋。小说情节异常简单，作家着意突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并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来蕴含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当蛋蛋满怀委屈离开之后，严一行仍是不依不饶地在心里谴责儿子：

　　但你总应该觉得终生遗憾，总应该掉一点滚烫的眼泪。为了陈伯伯的不幸，也为了你最宝贵的东西的失去。你总应该懂得憎恨那些蛇蝎，他们用欺骗和讹诈玩弄了、摧残了你少年的信念和真诚。就像外国故事里的巫鬼，他们劫窃人们的鲜红的心，换上一块黑色的石头。在这块石头上，没有革命的理想，没有原则，没有对真理的追求和献身，没有勇气、忠实、虔敬和坚贞，没有热也没有光；只有利己的冷酷，只有虚伪、权谋、轻薄、亵渎，只有暗淡的动物式的甲壳、触角和保护色。

　　无疑，这完全是一种不顾实际情况（历史的复杂性、解放以来的教育路线）的僵化的“左”的批判思维。蛋蛋的行为固然令人痛惜，但他毕竟还能清醒地意识到“我的错误行为是由你们的灌输所造成的”，反观严一行，他却沉浸在“僵化”的思维模式中而毫不知觉。如果说蛋蛋被荒诞的时代“换了心”，那么严一行自己呢？当然也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包括王蒙在内的严一行这一代人呢？（以上这一段心理描写，若从上下文的联系来看——前一段以“他，来称谓蛋蛋，这一段则换为“你”，显然是作家有意凸显其特殊含义：既像是作家在斥责严一行，又像是作家的自我解剖，也像是在提醒读者自我反省。）作家揭示严一行批判思维上的悖谬性，让我们洞见了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某种荒诞景观。二十八年后，当王蒙回顾上面这一段落的写作时仍激动不已：

　　许多天，在构思这一段应该说是抒情独白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反复地响动。你总该觉得遗憾，总该掉一滴滚烫的眼泪……一遍又一遍地在重复着，背诵着，回旋着，沉重，深情，憋闷，决绝，像话剧台词，像哭泣，……或是一个藏在我的身体里的精灵在不停地提醒，宣示，翻滚，用刀刃卷搅我的心。

　　石破天惊！电闪雷鸣！

　　这是说蛋蛋吗？怎么像是说王蒙？王蒙也经历了换心术？时至今日，时至写这篇短短的不足三千字的小说的二十八年以后，王蒙读起来仍然心动，泪流在眼眶！血淌在心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蒙在回顾“伤痕”的时候不是盲目地跟“历史潮流”走，不是在宣泄某种浅俗的怨艾情绪，而是在冷静地凝视历史和严酷地拷问自己。王蒙这种“反观内视”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的“伤痕”小说与其他伤痕小说在聚焦方式上以及文本风格上的巨大差异。同一时期的伤痕小说，如《班主任》《醒来吧，弟弟》《伤痕》等作品，其叙述主体的视点集中在社会问题上，把批判矛头指向外在的社会现实，表现畸形的历史给谢慧敏、宋宝琦、“弟弟”、王晓华等人造成畸形的价值观和人生悲剧，具有浓厚的社会悲剧色彩。这些作品是作家“审世”的产物。而王蒙的《最宝贵的》《布礼》《杂色》等作品则是以“内视”为基点建构起来的，创作主体在聚焦历史现实的同时，更注重审视人物的心理与灵魂，把权力主宰背景下人的命运和心灵揭示出来。因而这些作品不仅是社会现实的悲剧，更是心理的悲剧。社会现实悲剧和心理悲剧的交错融合，为小说开拓了更广阔更深邃的思索空间。

　　二

　　1979年初发表的中篇小说《布礼》，是王蒙在拷问自我、寻找自我的征程上的一部相当重要的作品。作家的批判指向不再局限于现实中的某种“极左”现象，而是把时空推到20世纪40年代末，回溯三十年来的历史演变以及个人命运。与以往的小说相比，《布礼》的情感更深沉，内涵更深邃。当然，小说也仍有诸多不足，尤其是受到政治现实的规约，《布礼》不得不像《最宝贵的》一样，披挂好了攻防甲胄。王蒙说：“小说《最宝贵的》的结构与前后文，披挂好了全部的攻防甲胄，有对毛主席的深情，有对共产主义的讴歌，有把‘四人帮与党的严格分割开来的快刀斩乱麻的界限……无一字无出处，无一词无来历：大大的良民一个！堪称无懈可击。”作家在小说中制造的烟雾弹，给阅读带来不小的障碍。

　　对于《布礼》的成因，王蒙在《文学与我》中提到：“1979年初，在‘沉冤二十年余之后，‘反右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改正。我从北京市委开出了迟开了16年的党员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心中感慨万分，这就是中篇小说《布礼》的由来。”小说是以作家的历史遭遇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但如何再现这一人生境遇，对每个过来人来讲，都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套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明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在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和实践活动中，应该听出一种隐秘的和谐，一种主体与外界双方的共鸣，使它们融合为一个整体。也就说这一段历史悲剧之所以成为“现实”，之所以蔓延那么久，并不仅仅是外在压力施加于个体的结果，更是每个置身其中的“历史主体”趋从与参与的结果。因而，回顾这一段坎坷的历史，便不能以时代提供的“现成”论断来代替个体的思考，更不能回避个体的真实思想情感，否则，作为这一历史中特殊的个人境遇就会丧失了深刻的反思意义和艺术价值。这就要求创作主体要以现象学的“回到事物本身”的认真态度对历史进行还原，不容有半点粉饰和虚假，同时还需要超越‘时代”的道德尺度，站在人类的价值高度上来审视这一历史现象。

　　《布礼》正是从“人在荒诞时代中的失落——一个人、一个民族在父权文化制度中如何一步一步地丧失了人的要义（理性、思想自由、人格尊严与独立），来追问“人”何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

　　小说的主人公钟亦成，17岁参加解放运动，18岁入党，为做一名合格的党员而努力学习、努力改造。在57年反右运动中，因一首所谓的“反动恃歌而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下乡劳动改造，被清除出党，文革运动中成为“牛鬼蛇神”。在慢长的批判和自我批判、改造和自我改造过程中，钟亦成慢慢地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独立人格和价值判断。为努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党员（眼睛为组织而注视，耳朵为组织而谛听，心脏为组织而跳动），钟亦成亲手拿起手术刀和施术者一道挖自己内心“肮脏…反动”的思想倾向，前后共写了三十多万字的自我检讨。最终，与个体有关的一切思想、潜意识都被钟亦成视为了一种无法原谅、无法容忍的原罪。当然，这种罪恶感是无法穷尽、无法清除的，除非“人”变成了“非人“或在地球上消失。迷醉于“改造”与“革命”，极力帮助钟亦成“换一个灵魂”的同事——宋明的自杀，就是“思想革命”的一个结果。

　　钟亦成的成长与经历，让我们窥探到了历史真实的另一面：历史凭借自身的魅力和权威（拥有解释一切的权威）以及利用大众膜拜与恐惧的心理，从里里外外雕塑人的一切，促使人们（不管是从众者还是叛逆者）从旧的自我向新的社会主体转化，试图在社会现实和思想领域建立整齐划一的秩序。就历史建构的意图本身而言，它追求“解放、光明和未来”；但对于它的接受者——尤其是柔弱者、依附者而言，它又是使人慑服的、甘愿为之奉献与牺牲的偶像；因此，它既是一次历史性的翻身解放，也是奴性的延续和深化。“父权”正是利用屈从、敬畏或甘愿奉献与牺牲的心理强化了主动与被动、独立与依存、刚强与柔弱、个性与共性、支配与服从、占有与奉献等等这些两极化的对立的人格。这两种相反人格的奇妙结合非但不能拓展人性的丰富内涵，反而割裂了人性，把人极端地片面化了。

　　从钟亦成的身上，王蒙看到了祥林嫂式的悲剧。“祥林嫂！为什么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朝气勃勃、赤诚无邪的年轻人的命运竟然像你？中华民族呀，多么伟大又多么可悲。”钟亦成的这一挣扎和呼号固然反映了历史的残酷与黑暗，但就其本身而言，则是从空洞到空洞，因为他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个体”的声音。他与“祥林嫂”一样，躯壳犹存，而心志已失。历史不仅镂空了个体，同时也镂空了它自身。对这一悲剧，王蒙早已省察：“就在我完全不能写作的时代，我已经隐约准备着，一旦拿起笔，我要写出这黑暗中的空洞声音来”。

　　如前所述，受“政治现实”的规约，《布礼》的表层叙述不可避免地向标准化的叙事靠拢——作家大量使用了时代的流行话语。然而，小说的表层结构即是它的深层结构。流行话语的荒诞、人们对荒诞话语的虔诚和崇敬以及人物在历史荒诞中的表演，反过来颠覆了小说的表层，完成了人物自身和故事本身的双重解构。也就是说，王蒙以自嘲式的癫狂姿态来建构了小说：在对现象进行还原的过程中，作家化身为主人公，随主人公沉陷到情感迷狂的深渊中，与此同时，文本的背后则潜藏着作家对这种迷狂的清醒意识。简言之，就是通过迷狂的状态把自身的荒谬无情地剥露出来。在文本中，这种清醒的意识除了通过将那种无效的激情置于荒谬的境地来显现外，还隐藏在作家故意制造的裂缝之中，如在对话中穿插不符合人物身份的话语——钟亦成的恋人凌雪比他年轻，但在相互倾诉中她却突然以大姐大的身份“教训”了钟亦成：“小钟，原谅我，过去你就不爱听这话，然而这是真的：你太年轻，太年轻，我要说，是太小了啊，你太单纯也太热情，太爱幻想也太爱分析。如果说不符合党的事业要求，正是这些，而不是别的。”与其说这是凌雪对钟亦成的教训，还不如说是作家对自我的清醒认识和告诫，当然也是对世人的警示。

　　王蒙审视“伤痕”的系列小说就像多声部的音乐。横向来看，这些小说在格调、旋律、题旨等方面有其独立性。严峻而沉痛者，《最宝贵的》；狂热而战栗者，《布礼》；诙谐冷峻者，《蝴蝶》；悲怆博大者，《杂色》。纵向来看，这些小说又彼此形成和声关系，在义理上交融为一个有机整体，即以思索“人”如何失去他自己以及如何“成为真正的人”为主旨，并呈现出逐步深化的趋向。《最宝贵的》以严一行的“左”的思维方式反映当时社会普遍存在而不自知的严重问题——“被换心”，《布礼》通过钟亦成对信仰的“迷醉”来反思“我怎么了”，《蝴蝶》通过张思远的身份认同危机思索“我该是谁”，《杂色》则以曹千里认同“人即马、马即人”来叩问“我是谁”。

　　与前面的几部小说一样，《杂色》以挖掘与审视人物内心和灵魂为重心。小说通过主人公曹千里“无聊”的进山过程展现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灵魂。曹千里解放前加入共青团，后又自动脱离团组织，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小学当教员。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中右”，之后申请支援边疆。文革时被钦定为老牌牛鬼蛇神，旋即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获得平反，一度参加造反队，不久，变成逍遥派。后来分配至公社任书记员和统计员。曹千里身份普通，与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有着十分相似的人生经历。然而，这一人物形象的意义就在于此：唯其普通，故能更真切地反映出整个民族的遭遇以及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和精神状态。

　　隐入边疆荒漠中的曹千里，尽管已经脱离了斗争漩涡，然而他的一切情态却无法脱离主宰整个时代的旋律：革命。这一威严的旋律就像根木偶的牵线，控制了曹千里的言语、哭笑与思想：有时在说笑，正在斟酒猜拳，正在吃饭拉屎……突然，两眼发直，对周围的一切失去反应，似呆傻，又似悲哀；进山途中，那一只咬人的黑狗及其叫声，让曹千里即刻想到把“狗”吊起来用木根挞伐而发出惨烈的叫声，甚至感觉那就是一种让人四肢抽搐的、变态的、非狗的、精神分裂的嗷嗷声；从脊梁磨烂、肚皮布满丑陋血管、臀部留下残酷烙印的老马身上，曹千里看到了自个儿的命运；突如其来的冰雹让曹千里幻觉自己正经历一个特殊而狂乱的时代；那些充溢着不屈生命力的草原和雪山，本应令人陶醉，却勾起曹千里生命历程中那些两极对立的声音和场景——文明与堕落，繁荣与萎靡，革命与动乱，正义与阴谋，“被接见”的和“被枪毙”的人们……

　　曹千里在进山过程中所思所想所幻觉的一切，真切地映衬出历史暴行给个体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恐惧感。当然，这也是对人性被蹂躏的最深刻抗议。那匹伤痕累累的老马，命运颠簸的曹千里，无目的性的行程，正是整个民族和时代的缩影！

　　当然，《杂色》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从曹千里的身上，我们还看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不生不死、不热不冷的，在自我嘲讽、自我贬低中获得一种自我圆满的心理。

　　曹千里并非一个无知的人。他对世事与自身处境的观察不可谓不深刻：“全都乱了，全都顾不上了，除了权和线，夺，反夺，反反夺，反反反夺和最最最最最以外，谁能顾得上别事情呢？”在无休止的“权与线”的争夺与反争夺之中，时代对“人”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人”的失落也最为彻底，人与马、人与蝼蚁几乎没什么两样。曹千里从自身的经历中深切地体悟到了个体生存的悲剧性：“那匹伤痕累累的老马不正是自己吗？”面对这一历史境况，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知识分子（深受柴可夫斯基、贝多芬、肖邦等人的伟大乐章的熏陶），曾感慨万千：难道我们不应该用小号的冲动、琵琶的机巧、小提琴的委婉和马头琴的苍凉去创造一个完美和合乎理性的世界吗？我们不应该终其一生来证明、来实现这个宇宙的完美与合乎理性吗？亦曾扪心自问“曹千里呀曹千里，你这一百多斤，难道就是为吃饭的么？”以及试图“飞起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曹千里对人生有着清醒而坚定的追求，那只不过是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的灵光一闪或醉酒后的幻觉，主导曹千里现实生活的最终还是‘与世无争、心平气和、谦逊克制”的人生哲学和“混吧，凑合吧，认命吧”的生存态度。他从老马的命运悟出了这样人生的“真理”：当你失去一切的时候，却得到了安全；没有安全，一切都等于零。甚至，他还能在自我挖苦、自我贬低中获得一种乐趣和自满自足的快感。而决定这一切的价值法则就是常挂在国人嘴边的金玉良言——“好死不如赖活”。这是何等简骇而沉痛的发现！它映衬出人世间的极度荒芜和极其真实的精神匮乏。

　　如果说钟亦成是几十年来一部分知识分子浮躁化、极端化的“标本”，那么，曹千里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缺失绝对精神和终极价值的典型。曹千里的命运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个体现实生存的危机，国家命运的危机，整个民族在“人”的意义上的危机。

　　王蒙审视“伤痕”的系列作品，多方位地逐步深入地剖析了包括作家在内的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个不断迈向艺术自由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超越的精神过程。

　　（责任编辑：孟春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