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永远是时代的产物，这对文学批评而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每一部作品都会受到其产生的时代与社会影响。社会历史因素在文学作品当中永远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些因素可能在作品当中不是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如果我们把社会历史因素简单的置之不理，那么我们对一部作品的评价分析就肯定会有失偏颇。施尼茨勒《儿子》这部短篇小说也具有显著的时代与社会历史印记。为了能够深切体验这些印记，首先我们应该对施尼茨勒所处的时代环境有所了解。
一、发展与危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科学迅猛发展，技术人员享有越来越高的社会声誉。与此同时，以通过严谨试验获得专业知识为特征的自然科学却无法认同人文科学的力量。因为，后者无法建立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完整体系。而这种状况又进一步加深了人文科学领域的意识形态危机。一方面，新的政治替代学说开始出现，这些学说指引了社会主义、泛德意志主义等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诸如妇女运动，青年运动，不受约束的自由文艺人团体之类的亚文化群体也开始形成。这种观念、主题方面的多样性对文学与艺术的风格、内容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随着自然主义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一批反自然主义或是后自然主义流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世纪之交”这一称谓原本更多的应该是标示新世纪的觉醒，昭示面对新开端的欢欣鼓舞。然而，在这一时期文学史中同样频繁出现的另一个概念“世纪末”则恰恰展现的是一个对立面，一种结束的惋惜、对逝去的悲叹。这一专业术语更多的是与颓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种颓废文化与唯美主义的土壤中滋养了“维也纳现代派”。它涵盖了1890年至1910年间在奥地利出现的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一系列新的文学艺术流派。1890年施尼茨勒开始密切接触维也纳的文学圈，结识了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保尔·高德曼、理查德·贝尔·霍夫曼以及菲利克斯·萨尔腾等人，从而成为“维也纳现代派”的核心人物。与“维也纳现代派”紧密相连的是一个失去前进方向的社会，一个传统社会历史与精神文化体系都在逐渐自我崩垮的社会。
卡尔-休斯克在他的著作《世纪末的维也纳》当中这样描述1900前后的维也纳：它一方面是容纳狭隘地方主义和落后传统主义的压力锅与大熔炉，另一方面又是世界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大舞台。1848年革命之后社会发展日趋加速，自由主义开始在整个欧洲盛行。虽然晚于英国与法国，奥地利的自由派在这个时期也崭露头角，在革命之后他们开始与贵族阶层与保皇势力分享政权。反犹太主义的基督徒、社会主义者和斯拉夫民族在随后的几年里也纷纷要求分享政权，这进一步削弱了自由派的力量。1897年具有反犹太主义倾向的卡尔·卢埃格尔当选为维也纳市长，自由派的统治也随之宣告结束。政治上的失利给奥地利的自由派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影响。自由主义者对未来陷入了一片迷茫，恐惧与无助的气氛笼罩着整个社会。
文学艺术的作用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与不安的社会就变得愈加重要。早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自由派就十分看重文学艺术的作用。而对“维也纳现代派”的作家来说，文学艺术更是一个逃避现实社会危机的避难所。社会的纵向变化反映在文学当中具体表现为自我危机，语言危机与意识危机。不同形式的自我寻找与意义寻找则代表了价值认同缺失所导致的混乱以及能动自我的方向迷失。自由派当政时在文化领域塑造出了理性的人物形象。理性的人可以掌控自我与社会，可以创造稳固的社会体系。自由派倒台之后，这种理性的人物形象也随之消失，一种新的人物形象——心理学人类开始诞生。这种新兴人类不仅富有理性而且拥有直觉与感受能力。正是19世纪末维也纳社会的这种不稳定性为这种心理学人类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休斯克认为正是这种专注于人类心理世界的文学艺术为提升自我提供了可能。
二、危机的突破口——心理分析理论
谈到“维也纳现代派”就离不开心理分析理论。心理分析理论的出现对“维也纳现代派”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心理分析理论使20世纪的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可以说几乎每一位维也纳浪漫派的作家都涉猎过心理分析理论，或者是受到这一理论的深深影响。面对社会发展带来的文学艺术中的种种危机，以施尼茨勒为代表的一批文人把目光转向了心理学，试图以心理分析理论来寻求解决危机的出路。
施尼茨勒是一位心理学大师，他着眼于人们精神或者心理方面的细微变化，研究这些隐秘的心理变化如何持续地影响乃至决定我们的外在活动。在文学当中，施尼茨勒常常被称作“弗洛伊德的双影人”。弗洛伊德在他1922年5月14日给施尼茨勒的一封信当中也选择了“双影人”这一表述。事实上他们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维也纳攻读医学。在毕业之后，两人都跟随过精神病学教授奥多·迈纳特做助理医师。他们都对催眠术感兴趣。“如同弗洛伊德一样，施尼茨勒自己也对歇斯底里症领域展开了研究，并针对这一主题发表了一篇医学论文。”约瑟夫·拉特纳甚至声称施尼茨勒与弗洛伊德之间存在着“精神共通性”。他们两人都既对医学又对文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只不过弗洛伊德更多地专注于医学领域，把心理学发展成了一个理论体系。而施尼茨勒则更多着眼于文学领域，把心理学的理论成功应用到了文学创作当中。
在《儿子》这篇小说里同样展现了他对心理学的浓厚兴趣及他广博深厚的心理学知识。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位母亲悲惨的命运。她在一场争执中被她的儿子用斧头砍伤。弥留之际她请求她的医生向法庭转达她一生的故事：原来在她的非婚生儿子出生的当晚，她曾试图杀死他，因此她心怀愧疚而终身忍受着她儿子的种种恶行。
施尼茨勒在这篇小说中所要展现的重点并不是这位母亲的悲惨遭遇，而更多的在于描述主人公病态的心理状况及其发展变化。他把对于这种病态心理的描绘视作他文章的核心，因为借助于这种心理描绘他可以更深入细致地对人物进行刻画，并分析人物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小说中讲述了儿子出生当晚发生的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这一事件就成为了这对母子之间关系的核心。对于母亲来说，那个可怕的夜晚就成为她一生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在那一刻，她心里想：“在他的那双眼睛里孕含着怎样一种谴责啊！也许他会理解你，也许他会谴责你，也许他会记住这一切，永生永世谴责你……”而在之后的日子里，她从儿子眼中看到的是永远的谴责与无尽的控诉。由此可见这一心理创伤性事件的影响何其深远，因为它在这对母子的身上留下了永恒而无法磨灭的印记。这位母亲因为那一晚对儿子的所作所为而自认为是一个罪人。由此所产生的心理上的愧疚促使她试图进行弥补，因而想尽办法满足儿子的种种无理要求。从她对这一创伤性事件影响的描述中，人们可以看出她赋予了这一事件极其重要的意义。甚至完全有理由可以断言，她在这一创伤性事件中的细微心理活动决定了她一生的悲惨命运。她有一个“近似疯狂的愿望，就是摆脱罪责”。随着儿子的成长，婴儿、五岁、十岁、十二岁、成年，无论她做什么，她从儿子身上看到的永远是复仇的表情、嘲弄的微笑，而她负罪的心理却没有丝毫的减轻。她心理总是认为：“他不肯原谅我，没有一道爱的目光，没有一丝友善的笑容。”面对儿子的种种劣行，她不禁反问：“我真的有一天能赎罪吗？”但其实她早就给了自己答案：“我很清楚，这是永远办不到的。”她对儿子目光与行为的心理想象决定了她对儿子的态度，决定了她的生活轨迹。而她的这种否定式的自我解答又决定了她无论做什么，无论为儿子付出多少，她内心也永远得不到解脱。也正是母亲这种自我罪责式定位注定了她一生的悲剧。endprint
事实上，在儿子出生当晚，母亲从儿子眼中读到的谴责与控诉都是源自母亲自身的想象，自我的感觉与感受。医生在听了母亲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之后，也把母亲的这种行为定义为“神志不清、一念之差”。而一个婴儿真的会有抱怨，乃至产生控诉或者指责之类强烈的情绪表达吗？对此，施尼茨勒这位心理学大师也借由“我”的发问表达了自己的质疑。究根追底，这一创伤性事件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所经历事件的外在客观的强度，而是内在的主观上的感觉，自身不可抑制的严重病态心理与心理创伤。也就是说，其实母亲的这种自我定罪的思维并不在于儿子襁褓中那一刻的眼神或者是儿子之后的种种表现，而取决于母亲对儿子这种眼神，这种表现的自我解读。而母亲的这种自我罪责式解读在她的一生中都在持续，甚至是弥留之际她也没有得到解脱。这也证明了一点：心理创伤对受害者的严重后果是很难轻易抚平的。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开头，而且施尼茨勒又进一步把他作为医生的身份融入了文章当中。医生的身份，“我”成为故事的讲述者，内心独白的穿插完全符合维也纳现代派的代表性风格。这种叙述方式是一种典型的无所不知的作家性描写的放弃，而又保留了讲述者介入，评价，反映的权利。小说的结尾“医生”提出了一连串有关这对母子悲剧命运的问题。这些问题中也明显隐含着施尼茨勒对心理学的思考与兴趣。
这种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精神疾病的方法，这种着眼于心理变化细节的艺术本身首先就是一种逃避现实的颓废表现。这种颓废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许多知识分子身上也十分典型，而它的出现同样符合了不问政治的小市民气息的心态需要与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焦虑。所谓“身份焦虑”是指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从而产生观念、心理和行为的冲突及焦虑体验。一方面是自然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随之产生的是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习俗、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等方方面面都在受到剧烈的冲击。面对新旧文化的冲突，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在迷茫与彷徨中苦寻自己的精神家园。对传统性别关系与性别特定角色定位的思考同样是这种寻找身份定位的一部分。
三、女性形象塑造中的男性意识
在施尼茨勒所处的那个时代，“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女性在智力上就是差”。当时还有一种广泛流行的说法那就是女性的平均大脑重量要低于男性。当时的学者保尔·莫比乌斯1903年甚至“证明”女性是介乎男性与儿童之间的一种类似于动物的低能存在。他在《论女性在生理上的低能性》这部著作中写道：“女性的这种低能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必要的。它不仅是一种生理上的事实，更是一种生理上的要求。”莫比乌斯声称因为有了这种相对于男性的低能和缺陷，女性才能心甘情愿地担负起母亲的责任。而这部书出版之后在当时非常畅销。
这种对女性生理和心理状况的偏见加上女性在社会分工中毫无权力与地位的状况决定了女性的自我认识。因为几乎没有女性的文化与精神传统存在，所以她们的行为、价值观念和整个思维都被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个时期她们在社会生活中还称不上是独立的个体，她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家庭、家务领域。只有在家庭领域里女性才有自我，才能有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其实也是相对的，要依附于男性的。
女孩子从出生开始就被不停地灌输服从男性，婚后必须服从丈夫的思想。因为男人在外面为养家糊口而工作，他们便理应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女性由于经济上依附于男性和所谓的性别特征决定了她们的自然角色只能是妻子、家庭妇女和母亲。她们唯一能决定的事情就是关心照顾丈夫和孩子，而她们自己的愿望与要求则是附属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她的幸福不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是否让自己的丈夫快乐，是否教育好了自己的孩子——首先是儿子。这种身份分配深深地体现在了外在的外貌装饰、着装准则和行为举止乃至内在思想教育等各个方面。施尼茨勒同时代的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他的传记《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这样描述道：“男人们为了好看，蓄着长长的胡须，或者至少要不时捻捻一撮很浓的小胡子，作为男性的明显点缀。而女人则用那件紧胸衣把女性最主要的特征——胸脯炫耀地让人看得一目了然。此外，在举止仪态方面也特别强调所谓坚强的男性和软弱的女性，要求男子豪爽、好斗、有骑士风度，要求女人腼腆、温柔、小心谨慎，要求男子像猎手，女人像猎物，而不是平等与平等。”男人打着男性气概的幌子，扮演着“保护者”的角色，而女人则被教导要学会永远仰视男人。这种生理与心理等方面的性别角色分配一方面确定了男性与女性在传统父权社会的社会地位，另外一方面也被视作社会稳固的必要条件：“只有男人和女人顺应‘自然，只有社会分工重现了性别方面的这种生物性区别，才可能完美地实现文化、社会和政治的稳固。”
资本主义进入工业化大生产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工厂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与两性关系被重新整合，旧有性别角色分配观念和传统劳动分工不断受到质疑。新的社会分工的出现并没有使女性摆脱社会传统习俗的束缚，她们的活动领域仍然更多的是被限定在家庭范围之内。但是伴随着女性意识的发展，女性越来越多地要求挣脱传统的角色定义。
小说中的母亲这一角色已经展现了现代女性的某些特点。她是一位工作女性，以此获得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并满足儿子挥霍无度的放荡生活。她并不是一位对自己的未来一片茫然，听天由命的传统女性。在病榻中，面对医生对她的质疑，她的回答是：“我没有神志不清。我现在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夜里的情景……当时我的神志很清楚，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她这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人生态度，不但体现在她意图犯下罪责的那一刻，也体现在了她后来的抉择乃至一生的行动之中。对于襁褓中儿子谴责与控诉的目光，她没有逃避，而是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要赎清自己的罪责。而且她用自己一生的行动来切实实践了自己的信念。这种妇女形象的出现必然动摇男性的自我意识认同。面对这种具有新时代特点的女性形象，一批男性作家重申传统的性别对立定位，强调相对男性女性在生物上的或是智力上的次要性、劣等性以及她们为性欲左右的天性。小说当中的母亲同样无法摆脱这种传统的女性身份角色分配。她被塑造成了一个奉献者，一个牺牲者，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也不忘记让医生为儿子向法官求情。对她的定位就是“可怜的女人”，她所做的永远是付出她的爱和无尽的忍让。她的“良母”形象是传统母亲的典型代表，完全符合父权社会的道德规范。而这种试图强化传统性别陈规滥调的做法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时代普遍的身份认同危机。小说当中的儿子过着堕落颓废的生活：“他根本不愿意工作，整天东游西荡，无所事事……”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然后要么是倒头大睡，要么是借着酒意无缘无故地殴打他的母亲。他的生活方式是“世纪末”颓废情绪在文学上的典型体现。而他对母亲粗暴的行为施尼茨勒也试图用心理学上的原因来解答，甚至借由母亲之口为其辩护：“难道这不是他的权利吗？”事实上，他的行为更多地代表了施尼茨勒同时代人们普遍的自我认同危机与方向缺失，但施尼茨勒内心无法直面这种情况。文末“我”针对心理暗示的问题发出了一系列的反问。虽然“我”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是却决定要出庭作证，他想要对法官说：“你们当中谁也不可能知道，应该把他身上哪些好的和坏的秉性，归于他接受的第一缕清风、第一束阳光以及母亲的第一道阳光。”借由“我”的这种态度，施尼茨勒虽然没有真的把罪责完全归咎于母亲当初的一念之差，但实际上至少已经表明了自己的一种模棱两可的立场。施尼茨勒对儿子暴行的这种心理学解答并不具有说服力，反倒更像是一个自我安慰的借口。正是借由这种借口，施尼茨勒在作品当中同样回避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男性自我危机问题，实现男性的自我安慰。endprint
母亲作为胆怯、柔弱女性的化身集中了这一时期“弱女”形象的主要特点。而“弱女”与它的对立面“绝世妖姬”就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中典型的妇女形象。“弱女”的主要作用就是消除男性阉割的焦虑，把他们从性无能的恐惧、婚姻家庭的责任以及自身欲望的渴求中解放出来，借此实现男性群体更高的自我、道德的升华。施尼茨勒在头脑当中也无法摆脱这种传统习俗的桎梏。对于儿子的种种劣迹，施尼茨勒并没有提出正面的批评与控诉，也没有去分析儿子自身的原因，而潜意识中却更多地在为儿子开脱，并在无形当中还是把罪责推卸到了母亲的身上。施尼茨勒对母亲悲惨命运的描述与对儿子暴行借口式的解释尤其证明了一点：在一个男女之间关系突出表现为男女之间权利不平等的社会里，是男性定义了女性形象而不是女性定义了男性形象。施尼茨勒通过母亲这一形象并不想表达女性的现代性。母亲这一形象对他来说更多的只是情节的需要，剧情的载体。从这一母亲形象的特征和结局不难看出父权社会对所谓理想女性的期待以及作家对这种期待的认同。而对儿子这一男性形象的塑造更从另外一个角度辅佐了这一构思。
四、结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世界科学技术、社会生活与经济方面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由于外部现实变得越来越短暂、动荡而难以把握，所以内心的感知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反映对象。面对自我认同危机的发展与对传统价值体系的质疑，施尼茨勒向心理学寻求出路。因为文学中与心理学相关的描述使人们意识到更高级现实的存在或者人类的更高级存在形式，同时又塑造出了一个对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实现了和谐统一。然而，施尼茨勒的这部小说同样帮助我们加深了这一认识：每一位作家身上都有深深的社会历史印记，都无法摆脱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与狭隘性。作为维也纳现代派与“世纪末”的杰出作家，施尼茨勒同样无法做到通过文学艺术达到对现实美学上的脱离、超越。对母亲“弱女”形象的定位体现了他始终摆脱不了男性思维的固有模式，突破不了狭隘的性别自我中心。事实恰恰相反：他在塑造女性形象的过程中对母亲身份的界定流露着显而易见的父权色彩，其中恪守的仍然是传统观念歧视女性的陈辞滥调。一方面，他没有试图为改善女性的悲惨处境而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而是继续让他笔下的女性形象置身于陈规陋俗之中饱受苦难。另外一方面，他潜意识之中仍然在努力确立男性霸权，维护男性尊严。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项目（项目编号201206900002）]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德语系）
（责任编辑：张涛）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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