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风教授的专著《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开创了新中国文艺政策研究的新视角。作为其主编的《邓小平理论与新时期文艺政策》(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的姊妹篇,该书在研究对象选择、理论框架建构、分析方法创新等方面,体现了同题研究领域中难能可贵的拓展、深化、创新的积极趋向。本文即从这三个方面说明笔者阅读该书后的认识。
一
关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研究,目前可以借鉴的资料大致可以归为这样几类:一是历届党的领导人的文艺思想、主张的文献汇编,二是党的历届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及中宣部、文化部等相关职能部门关于不同时期文艺问题的方针、政策、措施的文件汇编,三是文联及其所属各协会的历届会议资料汇编,四是建国后各种文艺运动、活动亲历者的回忆录,五是众多的当代文学史、文艺史、文艺运动史、文艺思潮史及思想史等著作,六是关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各种研究论著。除了《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书末“参考文献”中所列举的翟志成《中共文艺政策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3年版)外,关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研究论文并不多(即便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也不超过50篇);系统的研究著作则更少,除了徐瑜《中共文艺政策析论》(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王弋丁《党的文艺政策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李勇《飘扬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论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则只有笔者案头的这部《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即此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一、或者是因为该领域的研究客观上存在着第一手资料的缺乏,或者是因为该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治敏感性,造成了该问题研究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形成了在浩如烟海的研究文献中很难找到关于该问题的有深度有价值的研究论著的状况,由此可以说,关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研究还处于起步状态,更没有形成真正的气候;二、此项研究之处于起步状态,并非是因为它不值得学者们为此付出心力,而是相反,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不仅直接制约了新中国的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和文艺发展,形成了具有特殊内涵的文艺思潮和文艺模式,而且重塑了民众的审美趣味和社会的文化风尚,在同历史和传统的断裂与承续的纠结中、在对苏联和西方的学习与批判的轮回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艺现象和文化特色,可以说,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在新中国的文化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又极为特殊的角色,关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研究不仅在对新中国文艺、文化发展的经验总结及其规律探寻等学理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促进中国文艺、文化的发展繁荣及塑造中国的文化身份等实践、对策层面也具有特殊价值,因而,选择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不仅需要敏锐的学术意识和宽广的思想视野,而且需要敢于担当的学术勇气和历史情怀。所以那些选择了新中国文艺政策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无论其研究结果如何,都应该获得人们的敬佩。
据於可训发表于《人民日报》 2002年5月12日第八版的评价文章《旗帜是怎样飘扬起来的——〈飘扬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论纲〉读后》说,该书具有如下四个特点:“其一是系统地论述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阐述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及表现,深入地揭示了党在不同时期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本质内涵和内在联系;其二是全面地厘清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与不同时期的文艺思潮、文艺流派和文艺论争的关系,正确地评价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对这些文艺思潮、文艺流派和文艺论争的影响作用,澄清了一些历史的疑案,还原了历史的面目;其三是对与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有关的一些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双百”方针问题、继承与革新的问题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辨析,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发表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其四是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如何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的环境,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作出了科学的预测和展望”。该文据此总结说,“这部论著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研究构造了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从张永健、曾庆江发表于《长江文艺》2002年12期的《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收获——评李勇〈飘扬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论纲〉》和涂怀章发表于《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的《历史性的研究与前瞻性的探索——评李勇著〈飘扬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论纲〉》两文对于李著的评价来看,基本上没有越出前引於可训文章对于李著的内容概括。从於先生的总结来看,《飘扬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论纲》一书对于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历史性的探讨,即着重于回顾与前瞻方面,写作思路上属于“述”与“评”的结合。“对与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有关的一些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如何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的环境”等问题所进行的理论辨析和探讨,则具有“史”、“论”、“评”相结合的特色。作为系统研究的专著,《飘扬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论纲》可谓新中国文艺政策研究领域中“述”“评”方法结合上的第一个重大收获。《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一书,虽然也在“史”、“论”、“评”结合的基础上展开,如该书第五章“新中国文艺政策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其“史”、“论”、“评”相结合的特色就非常突出;第一章“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历史形态”的第二节“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形成及其演变”,基本上就是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历史叙述。但该书的特色在于,它十分注重对于文艺政策及其问题的深层次的理论探讨,重视对于文艺政策的理论概括,重视对于文艺政策的形态分类,重视对于文艺政策的结构要素、相互关系和结构体系的研究,重视对于文艺政策的文化内涵的解析,这些特色与该书清晰、独特、自觉的阐释角度一道,构成了它浓厚的理论色彩、鲜明的时代意识等显著特征。如果说《飘扬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论纲》注重于政党文艺政策的研究,那么,《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则对政党文艺政策和国家文艺政策作了较为清晰的理论划分,同时又对于这两种文艺政策在新中国语境中的一致性、特殊性和复杂性作了历史和理论相统一的全面辨析。
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文艺政策这个研究领域,不仅是一个极有价值的金矿,而且是一个极有作为的舞台,作为并非迟到的后来者,《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在对同题领域的开拓性研究中,以其开阔视野和严密体系展示了一个研究者的才情。
二
笔者所浏览的有关建国之前和新中国文艺政策的研究论著,无论是关于文艺政策的形成原因、发展历程,还是关于文艺政策的特征概括和得失探讨,绝大部分都采用了社会学、历史学的理论视野以及文艺社会学、文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这些论著特别关注于文艺与社会、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及其演变,并在历史发展和实践效果的层面对文艺政策进行总结评价。毫无疑问,就文艺政策这个研究对象而言,它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研究必须关注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变等问题,但这种关注也极其容易在理论、观念上将文艺当作处理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手段与工具,不仅与新时期之前的新中国文艺政策仍然保持着思维上的同一性,而且在历史、实践检验的层面上评价建国前后和新时期前后的文艺政策时,也极其容易以新的文艺政策否定旧的文艺政策。另一方面,采用社会学、历史学方法研究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也容易造成只在历史现实的语境中探讨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原因,而忽略了形成这种或那种文艺政策的更为深层的文化与传统原因,忽略了时代条件下的文化思潮及其价值取向与文艺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因而对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传统和文化因素的分析,意味着理论框架方面的拓展与深化。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关于新中国文艺政策研究的社会学、历史学等传统理论框架就应当被抛弃,而是说,扩展该领域的研究视野、更新该问题的研究方法,可以获得对于研究对象的新的认识,增加人们的知识积累,从而促进该领域研究的正常发展。
在理论框架的深化方面,《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表现出了令人欣慰的进展。该书在第一章第一节“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背景”中,提取出了在不同时期的新中国文艺政策制订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且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不同时期特征相对应的三个要素——“马克思主义”、“文化革命”和“市场经济”,该节不仅分别对这三个要素在形成不同时期的新中国文艺政策中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作用进行了专门探讨,而且以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阐明了这三个关键词所代表的社会观念的兴衰嬗变。该书第四章“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内涵”,不仅从古今中西(即该书第一节所设置的“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的宏观层面探究了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选择、文化定位和文化价值取向,而且在接续自近代以来一直延伸的历史课题的基础上,从文化思潮和文化价值取向的高度论证了新时期文艺政策的必然性选择。从此可以看出,该书所选择的文化视野,既不是传统的文化学研究框架,也不是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套路,而是关乎社会、人文和未来的作为价值取向的文化思潮。这种研究视野的选择,不仅体现了对理论方法的自觉意识,而且体现了对历史、实践负责的担当精神,因为该书不仅从文化思潮角度探究了建国以来的文艺政策制订中的深层次原因,而且从文化价值取向的角度阐明了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演变逻辑和历史必然。正因如此,该书才以宏大而又独特的文化视野作为理论基础结构全书。如果说以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是该书的首创,对政党文艺政策和国家文艺政策的区分也不能使该书独出于其他论著的话,那么,选择文化思潮和文化价值取向作为理论基础结构全书,则是该书的特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该书填补了新中国文艺政策研究领域在理论视野方面的空白。本文所谓空白的填补,也首先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该书对于新中国文艺政策研究领域中空白的填补,还表现在研究方法的创新方面。该书区别于其他论著的研究方法,是其不拘于文艺社会学、文艺政治学的综合性。比如探讨“新中国文艺政策与当代意识形态”之关系的第四章,在对社会意识与社会意识形态传统划分的基础上,通过理论辨析将文艺政策纳入广义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将中国当代文艺意识形态划分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文艺理论且对二者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辨析之后,又特别设置了“当代意识形态与新中国文艺政策”一节,并且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出发,分析了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制订、演变及其走向。这样就从国内与国外、中国与西方、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自我与他者、一元与多元、全球化与地方化等方面探讨了新中国文艺政策的现代性问题。作为现代性的必然成果,近代以来的中国在瓜分豆剖、存亡绝续的全面危机中建构了与西方相同的民族国家观念,并且在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长期斗争中创建了新中国。作为现代性工程的继承者,新中国的文化政策面临着来自历史传统、现代西方和马克思主义等三种思想资源的选择压力。在这三种资源的不断整合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先河,并为后来的邓小平理论提供了实践经验的范本,另一方面又在文化现代化工程中通过对于西方的批判形成了对于现代性的反动,开创了反现代性的社会现代化发展道路,但这个反现代性的社会现代化发展道路又恰好内置于西方的现代性工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本身,既构成了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又构成了对于西方现代性的认同和确证。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同样积极参与了这个反现代性的社会现代化建设工程,但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却还没有实现有效推动文艺现代化的既定目标。麻烦的问题还在于,文艺的现代性作为瓦解西方社会结构的革命手段与社会现代化的批判和救赎力量,在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中却被挪移到了对于历史传统和西方本身的批判方面。这样,在新中国的文艺政策通过促进文艺现代化从而推动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又必须思考通过文艺现代化实现对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某些不良价值取向的批判。《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之所以选择文化价值取向这个理论框架,选择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就在于它敏锐地意识到了文艺政策与文艺、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联,意识到了文艺政策与实现文艺现代化目标之间的距离,意识到了新中国的文艺现代化道路的艰巨漫长,也意识到了新中国的文艺及社会现代化与西方的文艺和社会现代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意识到了新中国文艺政策对于现代文艺本性及社会功能把握方面的曲折和艰难。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选择了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并在这些方法的观照下展示了作者有关文艺政策和文艺、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历史性的、多角度的思考,体现了作者对于未来的忧思和热情。这种对于未来的忧思与热情,奠定了该书的历史品味。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新中国文艺政策研究领域不仅在传统的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文艺社会学、文艺政治学之外开始了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的转折,而且在这种自觉的转折过程中还诞生了一部值得反复揣摩的力作。
说该书是新中国文艺政策研究领域的力作,并不等于它没有瑕疵。该书认为,“政策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是不同社会集团出现了利益分歧同时又可能相互协调利益分歧的时代”的特有现象,专制国家和法治国家一般都不需要政策,虽然使用了“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一类词汇加以界定,但该书仍然没有对形成新中国文艺政策基础的社会性质展开说明。与此相应,通过与建国之前如国民党统治时期文艺政策和苏联文艺政策的比较,既可以充分阐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依据,又可以有效考察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历史特征和实践效果,但由于该书将着力点放在建国之后的文艺政策研究方面,因而虽然也追溯了延安时期甚至更早年代的党的文艺政策的形成演变,考虑到了苏联文艺政策对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影响问题,但由于没有进行有意识的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可以具备的理论性和历史感。但从总体来说,该书在理论视野、研究方法和解析角度等方面的创新,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借鉴。
继主编出版《邓小平理论与新时期文艺政策》六年之后,周晓风先生出版了个人独著《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一书。虽然周先生关注此课题由来已久(从2001年发表《文艺政策与文艺政策学刍议》开始,已连续发表9篇文章探讨新中国的文艺政策问题),并为此准备了许多资料,但在写作此书期间,如其“后记”所说,遇到了一些难以料想的困难。周先生为我们奉献出的这本专著,不仅证明了他战胜困难的坚定信念和积极成效,而且证明了他敢于开拓、锐意进取的学术精神。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为我们带来新的学术惊喜。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