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政

　　贺仲明先生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的研究,《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是他这几年的新成果。拜读之后,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历史的眼光。这本书反映了作者在乡土文学研究基础上的新的拓展,作者是在二十世纪文学的宏观背景之下讨论中国的乡村书写的,再加上对新世纪的共时性跟踪研究,使得全书展现了中国自五四以来的乡村书写的整体发展风貌。作者将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乡村书写分为起始阶段、发展阶段与自觉阶段,并进一步阐释其不同的特点与内在联系。对近百年中国文学乡村书写的成就,作者当然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又坦率地说他在总体上持比较负面的观点,认为更为迫切的是要认真地检讨这一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不足与当下面临的挑战,他认为,中国现当代乡村书写存在着三种错位:一是现代与传统的错位。一方面,作家们面对现代化,总是以批判与启蒙的姿态对待乡村文化,而另一方面,在反思现代化时又不得不退回到乡村传统中去。二是现实与文化的错位,作家们可能更多地从文化着眼,而农民更多地着眼于现实的利益,这就使不少乡土文学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第三是政治与文学的错位,“三农”问题一直是现代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因而乡村书写也是与政治关系最密切的文学,问题不在于要人为地剥离文学与政治的天然联系,而在于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一味地歌颂或一味地批判现行的农村政策都可能造成两者的错位,违背了文学的真实性,最终导致对文学的伤害,甚至导致乡土文学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脱节,无力提供有价值的思想。正如作者近期所说的:“作家们的批判思想大都出自于乡村之外,很少真正立足于乡村自身。启蒙批评者多以批判的俯视态度看待乡村,与乡村有着明显的距离,也缺乏足够的关爱精神;文化反思者的立场也是外在的文化理念,其思考与乡村现实有明显错位。虽然不能因此否定乡土文学的思想价值,但它确实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乡土文学中文化批判思想多,却少有对乡村的建设性思考。” (《中国乡土文学的精神发展空间》)因此,如何书写乡村,思考乡村,塑造农民形象依然是我们当下需要认真思索的课题。这种历史的眼光不仅让作者能宏观地勾勒出中国现当代乡村书写的发展脉络并洞察其与中国农村发展道路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能从审美的角度描述这一文学的美学嬗变并概括其形态上的诸多特征。比如他对新文学中的农民形象进行了研究,认为近百年的中国文学贡献了“阿Q类”、“立秋类”、“李芒类”与“翠翠型”,他们分别表达了愚昧与不自觉、富有反抗精神的成长、思考与叛逆和乡村文化的代言等形象意义。又比如,他对乡村书写的审美形式也作了细致的分析,诗歌中的歌谣征集运动,叙事诗民歌运动,大跃进的“新民歌运动”,小说中的新章回体,以及农民语言在新文学中的沉浮等等,作者不仅从文本的角度描述了这些文学行为所带来的审美形态,更从特定的时代出发,分析了它们与现实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作者通过对中国乡土文学审美发展史的考察后认为,在特定的审美语境里看待是一回事,而从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与建构的角度,从美学的高度与理想去评价又是一回事,如果从这种美学与历史的统一的观点看,中国乡土叙事还难尽如人意。概括地说,贺仲明认为,对乡村的深度写实明显不够,乡村生活和人物的丰富性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由于意识形态影响,乡村宗教、乡村民俗生活的表现受到较大阻碍,真正生活化的、有个性的农民形象也很匮乏。可以说,尽管中国的农村地域宽广、生活丰富,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也经历了复杂的变迁,但是,尚没有产生真正既有深度又很全面地再现乡村生活的作品。而且,近年来,乡土文学呈现出严重的叙述取代描写的趋向,乡村的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情正渐次从乡土文学里退隐。其次是艺术的个性不够,具有更强超越精神和个性魅力的抒情和象征类作品较少,乡村的精神世界表现得不够充分,艺术风格上的空灵自然也比较匮乏。正是这样的研究,不但使得中国的乡村书写以整体的、多维度的、多侧面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且得到了富于历史感的评价。

　　二是理论的勇气。作者从事中国乡土文学研究多年,成果颇丰,本可以乘着自己的学术惯性一路前行,但是,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许多新见。比如作者提出的“农民文学”概念就颇有新意,显示了作者自我超越和可贵的理论勇气,作者并不认为乡土文学的概念已不可用,也不同意乡土文学已经衰亡,而是认为乡土文学与农民文学是两个可以互相补充的概念。农民文学的提出,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重心与思想的楔入点。这一概念的引入,提示人们关注这一文学事实,以往的文学都是将农民作为文学的服务对象,或者自觉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作为农民的代言工具。而从文学研究者的角度而言,与传统的乡土文学研究相比,应该更加关注新文学与农民的关系。通过贺仲明的实践,我们确实感到,农民,以及与这一阶层相关的文学问题确实在文学研究中得到了新的呈现,农民,在文学的理论话语中第一次处在了中心。当以农民为中心以后,这一阶层的文学化生存的许多侧面得到了揭示,而对这一揭示的深度阐释又是建立在农民的历史与现实生存基础上的。本书的理论勇气还表现在对一些长期被忽略的论题的探讨和在一些熟悉的领域的不同凡响的新见上。我非常欣赏本书中的《农民形象与乡村精神》,它将中国近百年来农村的深层次文化结构、农民的精神生存状况以及由这两者所构成的乡村生态进行了剖析,并以此衡检新文学相关主题表现的得失成败,丰盈与缺失。比如谈到乡村宗教,作者不仅指出了作家对其或批判、或肯定、或回避的三种态度,更分析了这些态度背后不同的文化态度与政治选择,并对其折射着的时代的政治文化面貌也进行了指认。他特别指出了这些态度对新文学乡村书写的影响,它们不但忽视了乡村宗教的存在,影响了乡村表现的真实性,而且也影响了文学的思想深度,它们所暴露出的错误的文化态度,不仅伤及了对象,也伤及了作家自身。其他诸如对新文学中的农民土地意识,农民文化历史观,以及乡村与生态的研究与描述等,都不乏真知灼见。作者凭借社会历史批评的深厚功底,借助于众多相邻人文科学,使得其研究宏富而具穿透力。再一个就是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上。一方面,他不为流风所染,对一些作家在乡土文学上的贡献作出中肯的评价。比如对十七年时期的一些乡土文学作家贺仲明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仔细的辨析,尽可能地挖掘他们的文学贡献,如赵树理、柳青、周立波、康濯、浩然等,在谈到备受争议的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时他说道:“在梁生宝的身上,又真实地寄托着柳青对现代乡村人的理想,是作家对乡村未来发展愿望的一种外化,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所以,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也许有不够完美处,但他背后所反映出的作家对乡村挚切和真诚的情感,则值得我们充分地理解和尊重。”对赵树理乡土文学的贡献他从文学史的高度作了这样的评价:“这种代表农民立场和文化姿态的、具有深厚农民文化意味的创作,是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很少见到的,也区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传统,区别于中国新文学所倡导、事实上也是绝大多数作家所遵循的指着农民和教育农民的写作姿态,区别于以西方文学形式为主体的新文学主流创作。”这样的肯定需要勇气,而直面缺陷、毫不讳言的批判更加需要。文学批评一味赞扬的风气一直是此行当中的顽疾,人人都知道它的危害,但大都不愿也不能身体力行。仲明为人厚道,待人接物极有分寸感,绝非动辄疾言厉色之人,但其批评几乎从不持肯定之论的,指陈缺失好像成了他习惯性动作。比如对孙犁、张炜、莫言等作家在农村题材创作上的缺憾都进行了分析。这样的研究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道德的支撑、技术的支持和精力的付出。

　　三是现实的情怀。我以为从乡土文学到农民文学,将眼光更加集中于农民,这不仅是学术侧重点的转移,更是作者基于当今中国农村发展变化的自觉选择,透露出一个文学研究者难得的现实关切与人文情怀。作者自述他的童年时代是在乡村度过的,血缘之根也深扎在乡村,既有苦涩和美好的回忆,更感受到乡村巨大的现实变化。“乡村现实的凋敝,文化的破败,农民工生存的艰难,生命的廉价,难以摆脱的贫困和受歧视,使人怀疑改革给中国农村、农民到底带来了什么。乡村为改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么,它的前景会是什么?”这些社会问题显然是促使作者选择“新文学与农民”课题的现实动因之一,而这样的疑惑与思索也必然渗透到作者的具体研究之中。文学因为其独特的属性而成为一种与社会远距离的精神形态,因而文学研究也自然不可能像其他人文或社会科学一样直接以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或直接回答现实的利益关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文学研究者就可以或理所当然地远离社会现实。事实上,从课题的选择,特别是问题意识的产生,直到材料的运用,研究的方向与价值取舍都可以建立起与现实的意义关系。贺仲明关注中国新文学中的农民,关注中国乡村书写的发展变化,其研究领域是广阔而丰富的,但归纳起来,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他一直重视的,比如农村、农民有没有得到真实的表现?中国农村的历史现实状况特别是文化与精神状况到底如何?面对乡村与农民,作家的态度又该如何?他们或代言,或批判,或认同,或孤独自语,其价值到底何在?在几乎不可逆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道路何在?农民的命运如何?是不是就只存在“改变乡村”与“守望乡村”两条道路?影响或制约中国作家进行乡村书写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在现实层面又是如何规约着人们对乡村的认知?当我们在书写乡村时,农民又是如何看待?文学与乡村的关系该作何评价……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创作与批评的双重回答,中国农村与农民的文学化表达才会有超越的可能。贺仲明当然是在叙述文学,但其背后的焦虑与期待显然是与中国百年以来农村的发展相关联的,这样的关联时刻体现在作者的叙述中,它打通了文本的内与外,将农民、农村、作家、作品,真实的世界与艺术的形象融通互证,相互阐释,而且在这些叙述中毫不掩饰作者的情感态度,比如作者对“新文学世界中的农民土地意识”叙述,从30年代丰收成灾时农民对土地的失望,到五十年代对土地的依恋,到80年代对土地的渴望,再到90年代以来离土的现实,作者通过农民与土地关系文学书写的梳理,几乎为我们勾勒了一个中国现代土地简史,也为我们讲述了中国农民的精神简史和中国农村的文化简史,同时,这也是一条中国农村几起几落,备受挫折的忧患之路。而如今,恋土与离土的矛盾正折磨着农民,也考验着文学与整个社会的神经。像这样对现实极具参与意识的研究,我以为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中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中,乡村书写一直占据相当的比重,因此对它的研究也就显得特别重要。中国农村如今又面临新的改革,相比较而言,作家们乡村书写的脚步确实显得缓慢而踉跄,我想,贺仲明的研究不仅是对历史的总结与分析,更是对现实的忠告与对未来的希望,因此,不仅值得研究界重视,对创作界也有很大的启发。在另外一个场合,贺仲明说:“反思乡土文学的历史,是为了克服存在的缺陷,更好地建设未来。这一点,在中国乡村社会面临巨变、甚至有人提出‘乡土文学消亡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我以为,社会在迅速发展和变化,乡土文学的理论和创作也需要作出必要的调整。只有如此,它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进行新的超越。”(《中国乡土文学的精神发展空间》)《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可以见证作者在这方面的身体力行。

　　(作者单位: 江苏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