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莫诩

　　对于建国前后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家庭出身的影响是个无法消除的精神烙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阶级路线的时代里,家庭出身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和人生命运,因为不同的家庭出身,人们遭遇着不同的政治待遇以及不同的经济生活。

　　与家庭出身导致不同的政治待遇和人生道路相联系的,是当时那样的社会现实对人,特别是对成长中的青少年的个性心灵的影响。“50后作家”(本文泛指40年代末50年代出生的作家)正是在那样的时代里走过自己的青葱岁月的,也多是在那样的人生阶段里开始自己的文学积累的,甚至一些50后作家写作的初衷即为想要改变因家庭出身带来的不公平命运。与之前的三四十年代生人或之后的六七十年代生人相比,“50后作家”是接受共和国“十七年”文化最感性切身的一代。

　　一、大院子弟:精英与等级的意识

　　2006年,随着《激情燃烧的岁月》、《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等电视连续剧的热播,以及王朔的复出,“大院子弟”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所谓“大院”,通常是指上世纪50年代在城市建立的相对独立的党政军机关及家属大院。北京作为共和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自然是“大院”最多的地方。所以在北京,人们通常以“大院子弟”指代当年居住在此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等家庭出身的子女。而在其他城市里,新政权的革命新移民,除了相对集中的军队大院外,还有一些是散居在城市的街区中。正像王安忆所说的,“我们是属于那一类打散在群众中间的‘同志”,与当地的老市民相比,他们通常被称做是“(革命)同志的后代”。

　　在多数“大院子弟”/“同志的后代”作家的回忆中,青少年时代的生活都是充满“阳光”的,尽管也有某些亲情缺失带来的寂寞,但是总的说来是“灿烂的日子”。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相比,较少有阴霾和压抑。这种“灿烂的日子”最主要是来源于作为新政权主人的自豪感与优越感。与这种自豪感优越感相关联的是对国家大事的热切关注,对政治问题的积极参与,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精英意识。

　　 陈凯歌对“文革”前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的心态是这样评价的:“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

　　曾在北京读研究生的画家陈丹青这样谈他的北京同辈:“北京是骄傲的城市,这种骄傲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家长的行政级别与官位高低。我所认识的北京同辈只要问你住在北京哪个区、哪个大院,上过哪所中学、小学,甚至托儿所,就掌握你的出身、地位与重要性:是区级还是市级,是民盟还是政协,是军区还是中央军委,是中央还是中央直属,是中央办公厅还是中南海,等等,……”。

　　“大院”附近或市区的某些重点中学,也常常集中了比较多的干部子弟。一位过来人这样描述当时学校里的情况,由于“红色贵族”相对集中,这些中学里面的学生对政治的关心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坛风云变化无常,在老师们乃至校长还一头雾水时,学生们已经准确地知道了中央的人事变动和中央领导的各种讲话……,我行我素,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家庭内部的教育也充满政治意识。北京女作家张聂尔是将门之后,她在小说《将门男女》中记述身为司令员的父亲柳洞天,总要把许多文件带回家给子女看,除了最机密的文件以外,他要让子女和他一起享受军以上干部的待遇,“这是爸爸在政治上培养你们,让你们多懂一点”。

　　创作解释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作家的独特的童年经验郁结于心,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对其后来独特的知觉方式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年的定势最容易变成一种独特的眼光,在这种独特的眼光中,周围的一切都会罩上一种独特的色彩和形态。”作家本人的创作经验也印证了“大院文化割据地区”的影响,“我认为自己是从那出身的,一身习气莫不源于此。到今天我仍能感到那个地方的旧风气在我性格中打下的烙印。”

　　因此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较早反映干部子弟生活的小说,就是聚焦在他们的政治抱负与政治作为上。这是上世纪80年代曾经引起较大反响的长篇系列小说《新星》,《夜与昼》和《衰与荣》,作者是有着毕业于“干部子弟云集的中学”和上山下乡经历的北京人柯云路。他写了自己熟悉的生活,描述了一些高干子弟在改革大潮中的沉浮衰荣的故事。主人公李向南的父亲李海山是北京一位部长级干部,李向南作为“老三届”先是高中毕业到农村插队,后到山西古陵县担任县委书记。

　　小说主要围绕李向南在古陵的农村改革和政治斗争展开,同时涉及李向南在北京的社会关系和亲朋好友等。因此小说情节发生的背景,除了中原农村的县城乡镇,农舍田野以外,还有很多的场景是在首都高级干部居住的独立的四合宅院中。对于读者来说,这或许是第一次得以通过文学作品窥视到北京高层干部家庭生活的一角。作品以“新星”命名,塑造主人公以改造农村的“清官”形象,这些都张显着作者对新一代政治接班人的赞赏和内心的的精英情结。

　　作为“大院子弟”的作家王朔,他笔下的人物,是另一种“同志的后代”。他们的年龄多是50年代中后期出生。在比他们年龄更大一些的“老三届”、“老红卫兵”“李向南”已经离开城市去上山下乡的时候,在他们的父母正为波澜起伏的政治运动自顾不暇的时候,在学校教育普遍萎靡不振的时候,他们正开始成长发育,青春叛逆,放浪不羁。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是社会底层的所谓“痞子”,而是混乱年代无法施展抱负与才华的的“大院”文化的另类守望者。

　　“痞子这个词把他归于社会下层,这几乎是一个侮辱,如同一个将军被人家当成了衣着花哨的饭店把门的。”“‘痞子这个命名其实是相当激怒了他,因为他一直是用经济地位来划分阶层的,无论是出身还是现实收入水平他都自认为是属于中等阶级的,”“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流氓我怕谁”、“动物凶猛”这些言说透露的仍然是“舍我其谁”的优越和底气。及至后来,王朔作品流露出来的“反智主义”倾向,也不能不说是对社会各阶层地位变化的一种鄙夷。

　　与精英意识相联系的是对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的特别关注和兴趣。“大部分干部子弟们对党史军史都是无师自通。”斤斤计较世俗生活的“小市民”在那里受到普遍的歧视。80年代初期礼平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描写军队干部子弟、“老红卫兵”李淮平从政治狂热走向精神反思的过程,其中对人生、爱情、艺术、宗教等问题的思辩式表述,在当年思想解放滥觞之时,颇为引人注目,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事实上在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者部落中,“大院子弟”不在少数,包括后来的朦胧诗人群体。而当时他们相对好一些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限量限级别发行的内部电影、灰皮书、黄皮书(当代外国政治文化文学作品)等,也为他们提供了比普通子弟更多的生活保证和精神食粮。

　　作为“同志后代”的王安忆,当年是随着身为新四军干部的父母南下进驻大上海的。尽管在上海不同于北京,她的家不在干部家庭相对集中的“大院”,而是散居在老上海的街区中。但是阶层的差异依旧是明显的。“母亲还不准我和邻家的孩子往来,以为他们会带给我不好的影响,至于这不好的影响是什么,我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没有弄清楚,因此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内心就处在一种紧张状态……。”

　　这种“紧张状态”虽然通过后来的反映上海弄堂女子的《长恨歌》早已得到释放,但是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还是要自然而然地跃出纸面。这就是《启蒙时代》,王安忆讲述了文革期间的1967年至1968年底,干部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南昌、陈卓然、海鸥在最初的政治混乱之后,热衷马列主义理论,在困惑与思考中成长的故事。对王安忆来说,这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从来不需要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史”。

　　在政治精英、精神信仰等宏大话语的表述中,还有某种孤独情愫的流露。这种孤独,表现在政治性高于伦理性的家庭环境中亲情的疏离,“我从小是当兵养大的,……十岁以前我不认识我父亲。”“五个孩子,四个是找别人带的。”“印象中的父亲除了打发我们为他做事外,很少正眼看我们,……从我们出生,请保姆,入托,生病、看病,上学,他什么都不管。”也表现在社会交往中与市民文化的疏离,“母亲确信,弄堂里只能培养出市侩之子。”“班上这些同学与我脑子中的英雄相比都是平庸之辈。”更有时代变迁后对某种精神和传统的近于偏执的固守。如当年曾为红卫兵组织命名、被称为是“孤独的理想主义者”的作家张承志。

　　有研究者分析目前的军队作家群体,认为从来源上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为朱苏进、周涛、乔良等为代表的军人世家出身,一类为李存葆、阎连科、周大新等农家子弟出身。莫言坦言自己属于后者,并认为两者的人生“泾渭分明”。笔者认为这两类作家不仅在表现生活上各有不同,在评价生活现象上也有某些差异。前者在作品中不经意流露出来的等级意识即为一例。

　　《大院子女》是石钟山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后描写军队干部子女七八十年代生活的作品。作者在表现“大院子女”真诚豁达、建功立业的同时,却过多地描述了乡村子弟“向上爬”的功利与手段。联想到《新结婚时代》中来自农村的男主人公在城里老丈人家的过于谦卑,以及小说最后披露的他为改变命运而做的“猫匿”,也让人感到作者的某些偏见。此外,王安忆“今不如昔”的感叹,陈丹燕对上海小市民的怜悯和嘲笑,也不能不说是家庭出身影响的流露,

　　不过,“纠偏”的言说常见诸笔端。也是“大院子弟”的王海鸰在《大校的女儿》,借女主人公韩琳对农家子弟姜士全的感情波折表达了这样的见解:“那时我喜欢他却没有一点要向纵深发展的意思。门户之见,虚荣心,世俗的势力,无一不控制、限制着我。……不同的起点、见识造成了我们的差别,可见人之短长完全可以相互转化无一定之规。我有见识,这见识由于年轻而成为了一种短视。那时的我不可能想到,穷、贫困、卑微,正是一个人奋发向上的最好动力。”(《大校的女儿》393)更有老鬼在《血与铁》中对当年自己的极左思想行为的深刻反思和真诚忏悔。

　　二、苦难经历:尊严与身份的认同

　　如果说在上世纪50年代,在当时阶级斗争、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家庭出身成为一个人政治身份的代码,是体现一个人政治地位的标识的话,那么所谓“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干、革军)家庭出身的无疑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层,而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出身的人则被视为有政治污点的、被社会歧视的一类人。这种偏见在文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曾经一度甚嚣尘上。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50后作家,特别是对那些所谓出身不好的人来说,青少年的记忆中,常有抹不去的被歧视与被羞辱的阴影。

　　《那个年代》的作者吴志实讲述了在五六十时代“履历表”的沉重。他说:“履历表的可怕,我是后来才领教的。”刚还是小学五年级的他,第一次通过父亲帮他填写履历表,才得知不但自己的姥姥是地主,死去的爷爷还是地主兼资本家。“书包里装着履历表,我感觉着像是装着一枚炸弹,恨不得将那张纸撕碎扔掉才解气。可我不敢。……我是最后把表交上去的。我低着头不敢看辅导员,我怕她的脸和她的目光。然而我的心虚,恰让她产生了怀疑。她十分认真地看着我的履历表,抬起头来,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瞟着我,让我颤栗不止。”“是环境使我愈发地变得敏感起来,我总感觉着一种无形的压力,如影随形地跟随着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本来是很调皮的,可这时,却像一只受伤了的兔子,一天到晚老是战战兢兢。”

　　导演张艺谋在《艺术人生》访谈时说:“我一直比较压抑,家庭背景不好,政治出身不好,我父亲他们弟兄三个都是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的。大概小学的时候,一些小的细节让我感觉到家庭背景不光彩。那个时代是个政治的时代。我那时候是好学生——中队长、大队长——所以上初一的时候就写入团申请书,后来没有入得了。老师把我叫去,语重心长地说:‘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出身不能选择,但是道路可以选择。老师并没有给我详细讲,其实没有任何人跟我讲家庭背景的事情。那时候我也不敢问。很坦率地说,我一直是比较自卑的。”(21)

　　作家残雪在谈到自己的家庭情况时说,“我的父母亲在三十至五十年代曾经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在性格方面也是个性坚强的人。父亲一九三七年入党,在那以后,曾多次出生入死地为党而奋斗。他在敌占区干地下工作,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为党而努力工作,是对党无限忠诚、无限纯粹的人。”(22)“一九五七年,父亲作为《新湖南报》反党集团头目被划为‘极右,下放湖南师院劳动教养,母亲被遣送至衡阳劳改。一九五九年,全家九口人从报社迁至岳麓山下两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每人生活费不到十元,又遇上自然灾害,父亲既无储蓄又无丝毫外援,全家老小挣扎在死亡线上……”(23)

　　作家阿城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回忆自己的父亲钟惦棐被错划右派后自己的感受时说,“六十年代我已经开始上到初中了,因为我父亲在政治上的的变故,好比说到长安街去欢迎一个什么亚非拉总统,班上我们出身不好的就不能去了。尤其六五年,这与当时疯狂强调阶级斗争有关。要去之前,老师会念三十几个学生的名字。之后说,没有念到名字的同学回家吧。……念到名字的那些人,是有尊严的。……我习惯没有尊严……。”(24)

　　李锐之女李南央在《1978——找回父亲》中说;“……父亲并没有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他永远是我倒霉的源泉。在学校里,无论我怎样挣扎,怎样表现,都无助我逃出父亲罩在我头上的阴影。”(25)学者作家艾晓明因其外祖父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自己和家人在文革前后深受牵连和歧视对待。她直接以《血统》为名撰写了自传体回忆作品,记述因“血统论”遭受的苦难人生。

　　作家莫言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有一些特殊的东西。同样是出身在农村,出生在一个贫农、雇农家庭与出身在一个地主、富农家庭的孩子对农村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我家是一个上中农,处在贫农与富农之间的成分,几十年来,始终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现在世界发生了变化,但骨子里还有这种东西。所以说我的成长经历,跟部队的乡土作家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这种经历养成了我孤僻、内向,怕见人,在人的面前不善于表现自己,遇事萎缩往后退的一种怯懦性格。”(26)

　　这种苦难经历不仅影响了这类作家的个性气质,或忧郁感伤,或孤独幽闭,或超脱世外,更成为他们写作的动力,希望借助于写作抵抗压力,排解受虐的感伤。残雪直言:“为了报仇写小说。”“天性敏感易于被侵犯,又怀着强烈的出人头地展示自己的野心。于是每天写上几个小时,让想象中的小人们活跃起来,和外部那个铜墙铁壁的世界进行对抗。”(27)

　　 同时,被主流政治文化所排斥的结果是走向边缘、民间与自然。青少年时代的阿城没有资格参加“锣鼓喧天”的政治活动,却因此有时间进入旧书古玩店,在那里接受了与当时课本即正统文化不一样的知识启蒙,而沦落底层,又得以与所谓出身不好的老市民家庭的同学接触,感受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生活细节和文化气息,这样的“文化构成”自然成为80年代写作《棋王》的基础。

　　莫言的个人化的写作也与“童年经验”有关。他说;“文革开始以后,我被迫辍学,一是家庭出身有问题,二是因为‘造反得罪了管事的老师,必然被撵到学校外面去。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地主富农的后代,原则上只允许上到小学毕业,中农的孩子表现好的,可以上到初中毕业,……我认为“文革”前后最残酷的不是打人,而是剥夺了一部分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过早地辍学,使我和大自然建立了一种密切的联系。当别的孩子在学校朗朗读书的时候,我正在跟牛羊一块窃窃私语,……当然,假如你成了作家,当年的痛苦可以追本加息地补偿……”(28)

　　当然,无论是写作的目的还是写作的成果,都体现了这类作者对于尊严与身份认同的渴望,对于人人生而平等观念的呼唤。张抗抗的父母虽然在上世纪40年代就参加了革命,但是在解放初期则被审查,其父被当作“反革命”嫌疑,受到长达二三十年的不公正的待遇。“在长达三十年的岁月里,将他涂抹成一团漆黑。许多年中,他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失去了色彩的世界上,他像一个黑色的阴影,覆盖了这个家庭中所有的人……”(29)

　　在半纪实性作品《赤彤丹朱》中,张抗抗用极具震撼力的情感和语言,讲述了父亲和家族所受到的磨难。“我要表示,在我对张抗抗小说的阅读中,再没有其他的文本如此让人感动,因为在这部作品里作者不再关注形式与内容的问题,将目标锁在了‘人上,依托曾作为老知青所获取的宝贵的生命体验,落实在对人的关怀中,叙述者的故事让我们思考。”

　　“人无疑应该为‘活着而感激涕零,但前提是像个‘人样地活着,而不是以放弃人格和尊严为代价。”(30)《赤彤丹朱》所蕴含的精神品格发人深省。

　　《赤彤丹朱》的题目颇有意味,用四个表现红色的词,并列排开,以造成强烈的视觉效果,突出张扬表现鲜艳的红色。这似乎是在向社会表明,在长期“黑五类”的压抑下,作者要为自己、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庭出身来更名,洗去蒙羞蒙辱的黑色,将颠倒的历史重新书写,让一切重新回到红色。这固然是一种拨乱反正,也印证着家庭出身的观念对那一代人来说是如此地根深蒂固。

　　注释:

　　(1)(9)(15)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页、第2页、第11页。

　　(2)陈凯歌:《少年凯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39页。

　　(3)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54页。

　　(4)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01页。

　　(5)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20月版,第280页。

　　(6)(7)王朔:《随笔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42页、第116页。

　　(8)都梁:《血色浪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48页。

　　(10)(33)陈惠芬:《想象上海》第114页、第145页。

　　(11)王安忆:《启蒙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封底。

　　(12)王朔:《我的千岁寒》,作家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1页。

　　(13)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280页。

　　(14)邢小群;《父亲邢野》,见《江南》2007年第1期。

　　(16)老鬼:《血与铁》,见《中国作家》1998年第5期,第31页。

　　(17)(27)季红真:《众神的肖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78页、第152页。

　　(18)(26)(28)《石一龙访谈》http//review.jcrb.com/200709

　　(19)王海鸰:《大校的女儿》,《大校的女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93页。

　　(20)吴志实:《那个年代》,华文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0页、41页

　　(21)《艺术人生访谈——张艺谋》,http//culture.163.com2006-01-24

　　(22)(23)残雪:《为了报仇写作—残雪访谈录》,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7页、第285页。

　　(24)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5月版,第21页。

　　(25)李南央:《1978——找回父亲》,见《书屋》2008年第6期。

　　(29)张抗抗:《赤彤丹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41页。

　　(30)徐岱:《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学林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86页。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