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 敏

　　《芙蓉镇》是80年代初期屈指可数的具有重大影响的长篇小说。它甫经问世,旋即引起轰动;之后陆续被改编成歌剧、话剧、电影及多种地方戏曲,还被译成英、法、俄、德、意、日等多种文字出版,出现了急速增殖的文化效应。诚然,我们可以将这种轰动的社会效应指认为那个年代的特有文化景观。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部15万字的小说在汗牛充栋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中脱颖而出,获得精英群体与大众社会的一致认同呢?

　　从表层的文学外部关系上讲,80年代初期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理想的社会与激情的文学同质同构;社会的文学平均值较高,文化分层远远没有现在这么显豁,成功的作品很容易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从深层的文本角度讲,伤痕与反思文学绝大多数为中短篇小说,而《芙蓉镇》作为长篇小说,承载着更为丰饶的思想文化内涵,也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和想象空间。更为重要的奥秘是,这部小说采用了中西合璧的叙述方式。具体地说,作品一方面运用了以部分喻整体的举隅法,剖析和呈现一个山区乡镇四个年代的社会关系与现实生活,隐喻新中国30年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沧桑。另一方面采用了为人物立传的史传法,通过各种善恶类型人物的人生沉浮,思考特定生活情境中不同性格特征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与蠢蠢欲动的幽暗人性。进一步讲,举隅法留给读者一个平面扩展的整体社会历史想象,而隐喻则为读者留下一个有待思考的立体的文化历史想象空间;史传法真实地呈现出动荡年代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而迥异的性格则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苦难命运及其深在的缘由。

　　简言之,《芙蓉镇》通过社会剖析与人性分析的方式,描述了特定年代大陆中国的社会关系与戏剧人生;并以中西合璧的叙述模式,建构了一个富有诗性意味的社会、人性和文化的艺术世界。本文依据小说的文本特征,以人物谱系的分析方式,全面阐释小说的社会、人性和文化意蕴,并透过文本的叙事模式,探测小说传统审美图式中的文化心理积淀;而且着重追问小说呈现的特定年代的苦难及其缘由。

　　一、 苦难的承受者与极左政治社会:胡玉音、秦书田

　　小说的焦点人物是被称为“芙蓉姐”的胡玉音,可以说整篇小说就是由她的命运遭遇,与围绕着她而交织的各类人物的命运网络所构成。她与秦书田的坎坷人生,真实而生动地表现出特定的极左年代无辜平民及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及其社会缘由。

　　女性的命运总是与爱情婚姻紧密相关的,而且不同年代的爱情婚姻悲剧体现出不同特质的社会人生问题。胡玉音的不幸命运主要体现在她的三次爱情婚姻上,小说的思想意图十分明确,“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而且认定这是非常态历史时期极左政治运动给普通人造成的人生悲剧。然而问题在于,我们至今都没有认真深入地探究小说中的极左政治是怎样从政治领域僭越到社会生活,而无辜的芸芸众生为何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运动又无力抗争,恐怖压力下的个体生命是怎样丧失人的尊严而不由自主地沉沦,又如何起死回生等深层的社会与人格问题。

　　胡玉音的最初不幸是初恋。尽管她外秀内慧,性情柔顺,但因父亲参加过青红帮,母亲曾是风月女子,复杂的血缘的关系成为她与党员干部黎满庚自由结合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她不得不离开青梅竹马的恋人。毫无疑问,她的爱情悲剧始于“原罪”。尽管人类社会迄今都没有真正实现平等的理想,但是追求社会平等并不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现代意义的社会革命无一例外地强调平等,而且也取得了实在的社会效果。一般而言,社会平等的涵义主要有两点,一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现代社会必须消除封建社会世袭的阶级特权,实现人格上的生而平等;二是“机会均等”,现代社会应该废除或减低任何新出现的不平等状态(即“强调某些人地位高于其他人,或赋予某些人权力宰制其他人”),实现社会条件的人人平等。然而,极左社会却以阶级性为名义强调人的家庭出身,政治上人为地扩大人的自然不平等差距,结果是以抽象的人取代了现实的人,先天的不平等成为后天不平等的理由。虽然最初这仅仅是限于政治领域,但是个人总是生活在一个有着社会交往性的社群之中,而且极左年代的社会空间与政治结构异常单一,所有的社群体存在着明确的政治结构与政治关系,这样一来政治歧视势必朝着社会领域扩展,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共同体,因而政治不平等轻而易举地转化为社会不平等。这就是胡玉音因“原罪”而丧失婚姻自主的权利,涉世之初便遭遇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

　　胡玉音嫁给老实的屠夫黎桂桂后,设摊卖米豆腐,凭据自身的勤快、技能和人缘过上了小康生活。可是“四清”运动的政治风暴一夜之间掠走了他们的劳动所得,胡玉音成了“新富农”,其丈夫被迫自杀。其实,社会起点平等与社会条件均等,并不必然地导致个人生活结果的完全一致。个人的自然秉赋性情,后天的自我人生设定和努力程度、环境和机遇的差异等等,都可能导致社会个体生活结果和事业成就的差异。然而,极左社会却在实行政治不平等的同时,强调社会个人生活与事业成就的均等,并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均平等”。故此,胡玉音因追求幸福生活而致富的结果(以及秦书田因追求创造自由而成名的结果),成为政治运动打击的对象,而且也成为其“原罪”的有力佐证。

　　极左社会的显著特征是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虽然小说沿用了传统文学的“大团圆”式结尾,冲淡了作品的悲剧力度,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揭示出极左政治运动与现代观念背道而驰所导致的天怒人怨的必然结果。极左社会的政治威权试图通过运动来聚集社会认同与实施政治目标,所以才有小说中的“运动根子”王秋赦的喊声“五六年又来一次啊”。而政治运动又需要通过对立的“他者”来确证自己,“这个‘他者不仅要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找寻,还要通过理论‘构建,入木三分地揭露其丑恶嘴脸”。因而运动势必朝着社会政治共同体内部扩展,不断制造出越来越多的“他者”;再加上封建宗法社会残存变异的株连遗习,丧失不平等人权的社会成员也就越来越多。小小的芙蓉镇上,秦书田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胡玉音在“四清”运动中被定为“新富农”,镇上的书记黎满庚、粮站主任谷燕山等也在“四清”中受到冲击,就连“政治女将”李国香本人也在“文革”运动中遭受批斗与侮辱。在政治运动频繁的社会谁也不能永远地确保自己,恐惧的毒素漫延整个社会,最终导致极左政治基础的坍塌。以平等为名义的暴力革命可以摧毁一个不合理的旧社会,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却不能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

　　当然,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惨烈也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是胡玉音和秦书田爱情婚姻的非人遭遇。“文革”中胡玉音与秦书田一道被罚扫街改造,他们从同病相怜、相互扶持,到彼此理解、相爱同居,可是这种事实婚姻不但得不到社会法律的保障,反而因此受到刑法惩处。作品不仅较完整地呈现了他们的苦难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他们逐步丧失自我及自我幸存的个体人格的内在逻辑。他们首先是失去了社会的法律人格。先是秦书田因整理民间歌舞《喜欢堂》而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失去公职,被遣送回乡务农;后是胡玉音因勤劳致富而在“四清”运动中被定为“新富农”。他们作为政治运动的“他者”,无须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便被剥夺了受法律保护的社会个人权利,被剥夺了在社会共同体中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权利,沦为社会底层的政治贱民,因而也失去了社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其次是他们道德人格的分裂和丧失。他们作为社会贱民,被迫接受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施加的淫威与侮辱,丧失了人的最基本的尊严,道德人格遭受严重的损害。这集中表现在秦书田的“颠狂”行为方式上:主动地认罪(只是申诉自己是“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努力地赎罪,驯服地接受批斗;而且有时还加以艺术形式的发挥,以奴颜媚骨似的屈服产生一种畸形的喜剧效果,聊博他人的欢心;甚至还主动充当“五类份子”的管理者,以主流话语来教训同类,模糊被害人与“帮凶”的界限。尽管他内心深处感到冤屈,但面对失去理性控制而狂乱奔吼的庞大社会机器,深知个体的无力和渺小,因而在恐惧的压力下违心地顺从屈服,以无所谓的姿态接受强制性的人生污辱,而且以作践自己的自虐方式和训导他人的施虐方式来避祸全身。这种严重的人格分裂表明,他在逐渐地放弃自我,因为他公开承认自己是个社会异类,无条件地接受人生污辱,甚至是自虐和施虐,完全放弃了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价值和尊严。他的“颠”当然只是佯狂而不会真疯,这种在荒诞现实中委运任化的方式,实质上是道德人格自我沉沦的别一种残酷方式。在秦书田身上,寄予着隐含作者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想象:一方面他们被逐出了社会政治文化中心,在社会底层苟且偷生,不过是一个被同情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对他们的灵魂进行了无情拷问,尽管他们有着超乎寻常的顽强生命力,但他们的自虐与施虐表明,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价值及其社会文化功能业已丧失殆尽。

　　其实,他们俩都想过自杀,像黎桂桂一样以死亡方式摆脱无尽的恐惧与屈辱,但是最后还是爱情生活挽救了他们。一方面爱情使他们各自摆脱了被所有人遗弃的孤独体验。他们由相互扶持到彼此理解,各自从对方发现曾经丢失的自我,从而在由两个人建立的私人空间找到了个体生命的立足之地,另一方面,爱情也让他们重新感受到生活的温暖,恢复了感性生命的活力。从彼此关心、赠送礼物到同居,他们在喧嚣的运动一隅悄悄过起正常人的生活;尽管这种地下爱情风雨飘摇,幸福也只限于私密的空间,但他们却从中获得生活的勇气、责任和希望。虽然他们因事实婚姻而受到刑法的严惩,但默默承担和坚守,无论是胡玉音还是秦书田,都不再违心地屈服,维护着最后一道生命尊严的防线,并凭据最后的坚守走出了自我逃避与人格沦丧的精神陷阱,毅然承担起生命的责任。简言之,由爱情编织的私人空间,竟然帮助他们重新确立起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使逐渐沉沦的自我起死回生,支撑着两位苦难者走过灾难的岁月。我不知道爱情婚姻在个体的社会与精神危机中究竟有多大的拯救功能,但却知道一个事实,这就是极左年代普遍地实行禁欲主义。

　　法国革命的研究权威勒庞认为,宗教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后果差异在于,宗教革命没有任何经验可向其教徒揭示他们是否受到欺骗,因为他们非得进入天堂才能验证,“而在政治革命中,一种虚假教条的错误很快就会大百于天下,经验迫使人们不得不抛弃它”。胡玉音和秦书田因为“原罪”,也因为追求生活幸福与创造自由而罹难的悲剧命运,充分表现了历史特定时期极左政治荒谬与恐怖的本相,尤其是它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无情地摧残个人平等、自由和尊严权利,迫使个体人格沉沦的荒谬与恐怖,从而揭示出极左政治曾在中国社会喧嚣猖獗一时,但很快便荡然无存的根本原因。

　　二、罪恶的播撒者与畸变的负面人性:李国香、王秋赦

　　其实,小说中最能代表极左政治本相及其深层思想内涵的人物,应该是“政治女将”李国香和“运动根子”王秋赦,因为芙蓉镇特定年代中的社会灾祸,大多是由他们一手编导与酿成的。尽管作品对这两个人物进行了极致化的处理,其性格具有类型化的痕迹,但他们身上凸显的某些极左政治的特征,及其相关的人物负面人性因素、国民性心理及其社会生成机制,隐含着作者的深入思考。毫不夸张地说,《芙蓉镇》之所以成为伤痕与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从而具有文学史意义,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两个反面人物隐含的思想意蕴。

　　人类很早以前就开始对人性问题进行思索,宗教将负面的人性视为与生俱来的“原罪”,是从伊甸园里带出来的生命行李。人类社会也曾以理想主义名义迫不及待地发明乌托邦,但迄今也没有实现能够根除人性幽暗的乌托邦社会。这足以警醒人们,如果个体的道德自我不能控制自身的负面人性,那么负面人性就可能侵蚀主体而畸变为堕落的精神;如果社会提供了释放幽暗人性的环境条件,那么幽暗的人性就可能形成有害的社会情绪,进而演化成社会的政治问题。

　　李国香几乎具备了从潘多拉盒子里飞出来的所有负面人性,而且她身上以嫉妒、贪婪和虚伪为主要特征的幽暗人性的畸变,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和人性内涵。首先是李国香的嫉妒以及由此而生的怨恨。她政治上发迹的起点是芙蓉镇的“四清”运动,而她在这场运动中如此投入和狠心的缘由,除了强烈的政治欲望之外,还有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强烈嫉妒。从性别差异的角度讲,“女性的嫉妒心通常是个人化的和独特的”。李国香的嫉妒最初发生在芙蓉镇当饮食店经理时,她作为县里下来的女干部,在芙蓉镇竟然被本地“芙蓉姐”胡玉音的魅力光环显得黯淡无光。这种意料之外的失落自然引发她作为中年未婚女子内心深处隐伏的人生挫败感,她不由自主地衍生出强烈的心理补偿需求。这种残缺性的心理需求,一方面驱使她政治上以超强的自我实现来弥补她所谓的自尊需要,以致成为毫无人性的政治动物;另一方面使她本能地仇视一切美满的生活现象,不可理喻地把自己的生活失败归咎于胡玉音,并寻机报复。这就是说,她潜意识中的嫉妒发生了畸形,以致把想象中的嫉妒对象作为现实中报复和攻击的对象。

　　按理说嫉妒有着明确的目标,一旦达到目的就会消解;报复也一样,一旦得逞就偃旗息鼓。可是,李国香并没有因为胡玉音的家破人亡而罢休,当她面对胡玉音与秦书田结婚的事实,竟然一反常态的矜持而暴跳如雷,采用残忍的方式折磨胡玉音,把秦书田投入监狱。“当一个人知道无法改变不合己意的状况,又不能甘心的时候,其结果常常就是怨恨”。这表明,李国香对胡玉音的嫉妒业已毒化为怨恨,消极的情绪已经畸变为持久的自我毒害的心态,并抓住任何可报复的机会向怨恨的对象施虐。

　　当然,嫉妒与贪婪是密切相关的,当强烈的自我欲求没有得到满足,才会产生嫉妒的理由。因而李国香负面人性的第二点是极度贪婪,而且她贪婪的危害主要体现于强烈的权力欲望。李国香深知,极左社会权力越大,享受私利和表现虚荣的特权也就越大。可是她既没有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资历,也缺乏专业上的才能,于是在权力欲的蛊惑下煞费苦心地钻营政治运动。从50年代“放卫星”到60年代“四清”,再至“文革”,她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捞取政治资本的表现机遇,而且愈来愈猖狂,也愈来愈狠毒阴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位极左运动女将的每一级官阶上都铺垫着无辜百姓的冤屈和苦难,但她仍然是步步高升,从一个县商业局的一般干部荣任为县委副书记。这就是说,极左政治运动怂恿了李国香这类“运动根子”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不是考虑如何遵循合法的社会竞争规则去实现自我,而是企图利用社会体制缺乏合理的民主机制的缺陷去钻营,以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极左政治运动需要她这种野心勃勃的人,她强烈的权力欲望更需要政治运动。

　　李国香并不是不知道宦海沉浮和官场险恶,事实上她的政治生涯也不是从来就一帆风顺的,但她总能逢凶化吉而且野心勃勃,个中机奥主要是无师自通的主奴道德人格。别看她在芙蓉镇是一条凶狠的狼,可在领导杨民高面前却是一只媚脸的猫。她善于揣测主子的心理,而且变本加厉地把主子的意图化为实践,以博取主子的欢心,至于其意图正确与否、其后果是否对社会百姓有利,她无力独立思考判断更不会为此操心。因而她可以秉承主子的意旨,把芙蓉镇整肃得人心惶惶、猫狗不安;也会迎合上级的精神,把自己扮演成拯救苦难的使徒去落实政治平反政策。理由很简单,她的职务是上级主子赐予的,一切只对主子负责。其实,李国香就是政治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点,她的舅父杨民高既可以帮助她窥探上面的动向,也能为她化解下层的阻力;同时杨民高的官运亨通直接构成她升迁的背景。正是有了这张封建宗法性的政治关系网,李国香才有恃无恐。简而言之,极左社会的专制体制与主奴道德人格密切相关。小说的结局提及,李国香正式结婚,其夫是省里的负责干部,也许在新的政治背景下还会官运亨通。她的政治命运结果明显流露出隐含作者的忧患意识。

　　最后是自欺欺人的虚伪。个体的心理缺撼不仅使李国香在玩弄权术和整人过程有着超乎寻常的冷酷和残忍,而且使她的行为方式显得极度虚伪。她道貌岸然地追查胡玉音与谷燕山的关系,严肃地否定胡玉音和秦书田的事实婚姻,而自己却偷鸡摸狗淫乱不堪;她对外宣谕的禁欲革命准则与自己的纵欲行为完全悖离,而且还千方百计地以革命名义满足个人私欲。

　　李国香的虚伪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有意识的虚伪。极左社会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权威与道德规范紧密联系。这种社会体制要求李国香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在公共生活中不得不戴上人格面具,以掩饰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因而她总是一付公事公办的道貌岸然的干部模样。但她又无法抑制自己的贪婪本性,不仅背地里的私人生活我行我素,饥不择食,而且常常是运用权力假公济私。另一形式是无意识的虚伪。她压抑在本我中的嫉妒和贪婪,一旦获得时机便逸出自我的控制而进入超我的道德领域,以公平与公正的名义打击报复想象中的嫉妒对象,用扭曲和自欺的方式满足个人隐秘的欲望,实现虚拟的自我价值。

　　另一个“运动根子”王秋赦,则是中国乡镇流氓无产者形象,他的盛衰沉浮从某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社会动荡变幻的特有景观。他是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单身汉,好吃懒做的劣根性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土改分得的果实卖掉吃,在店铺摊点无赖地赊着吃,利用婚丧嫁娶的机会抢着吃,政治运动中卖力地斗着吃。显然,作品把他的贫困缘由主要归结为人性的懒惰。然而,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极左政治把这种由负面人性导致的生活贫困转化为社会问题,并试图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来这种转化性的社会贫困问题。因此,王秋赦由懒惰而造成的贫穷,便与先天的“出身历史清白,社会关系纯正”发生了奇异的联系,竟然成为他政治和道德上的优势,每次政治运动都被列为基本群众、依靠对象和骨干力量,甚至成为乡镇的基层干部。极左政治的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的理论,在王秋赦的身上显示出极端的荒谬。

　　本来是“政治运动需要他,他需要政治运动”,但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并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即运动需要他来推动,他在运动实践中得到人性的自我改善,从而继续推动历史的前进;反而演变成恶性的互动关系:政治运动满足了他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惰性,他尝到甜头后便唯恐天下不乱,积极充当任何可以给他提供不劳而获生活的政治运动的帮凶打手,以享受更多私利。王秋赦的个人命运表明,社会革命固然可以通过暴风骤雨式的政治方式解决社会体制问题,为社会成员提供生活转机的条件,但是却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成员的人性改善与生活结果的差异问题。

　　王秋赦这个艺术形象,在否定极左社会的同时,还揭示了国民劣根性的历史缘由和社会危害。王秋赦从小在祠堂跑腿办事,看惯了主子的脸色,常年的应酬供奉及多次政治运动的经验,使他只臣服权力而不懂责任,只屈从暴力而不知真理。封建专制造就了他的愚昧,而麻木的精神状态又使他心安理得地充当驯服工具的角色,且可以为不同的主子服务。像王秋赦这种缺乏理性和自治能力的流氓无产者,很容易逾越社会规范,充当动荡社会的暴民。而且,由于他精神麻木,缺乏基本的人道和人性原则,因此只要能满足他的个人私欲,就可能做出伤天害理的勾当。从这种角度来说,王秋赦身上的“运动根子”,植根专制文化的土壤,如果国民劣根性不在现代文明的历程中得到改善,那么只要出现历史动乱和政治运动,就必然地衍生出王秋赦式的政治暴发户。

　　总之,无论是政治动物李国香还是政治暴发户王秋赦,他们狂热理想的超我之中混杂着低劣丑陋的幽暗人性,而且外界社会的无序变化很难改变他们的幽暗人性。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些挟带着膨胀私欲的“运动根子”,总能在社会得势甚至继续得势,这就构成了《芙蓉镇》尖锐而现实的思想题旨。尽管隐含作者思想批判的锋芒仅仅在于点到为止,八十年代初的思想限度也束缚了隐含作者的深入探究,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批判主体的思维向度和忧患意识。这个题旨启示我们:极左政治运动与“运动根子”的相互需要表明,极左政治运动与幽暗人性是深度契合的,极左社会与传统的封建宗法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尽管人类社会迄今无力实现根除幽暗人性的乌托邦社会,但是有序社会、民主政治和健全人格,都是制衡和疏导幽暗人性,防止它演化为社会问题的有效的社会与精神防线。

　　三、世俗人生的拯救者与深层文化结构的人格倾向:黎满庚、谷燕山

　　极左社会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于一身的体制,客观地讲,这个体制系统内没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公共空间,也没有合法的民间组织,因而人们自然把拯救的期望目光投射在社会体制内部的善良者身上,谷燕山及黎满庚也就自然成为芙蓉镇世俗社会的拯救希望。然而,从主观上讲,社会深层的传统文化结构又决定了乱世国人的思维向度,诚如孙隆基所说,“中国人的‘身无力作自我组织,必须由他人的‘心去组织”,这种身心逻辑同样体现在社会与国家关系中,“中国社会也无力作自我组织,必须由国家去组织”。这就是说,既然谷燕山及黎满庚维系着世俗社会的民族国家希望,那么他们的身心人格结构就是期望目光的焦点,而这种期望又受制于深层的传统文化结构。

　　谷燕山是芙蓉镇粮站主任,南下转业的“北方大兵”,在芙蓉镇极有人缘,深得人望。首先,谷燕山来芙蓉镇之前的传奇人生,足以满足芙蓉镇凡庸人生的诗意想象。这个南下干部是战争年代的勇士,曾为江山社稷出生入死,并为此遗下生理缺陷。因而就革命资历的合法性与无欲则刚的合理性而言,芙蓉镇上无人望其项背。其次,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始终秉持直观理性辨别忠奸,刚正不阿,是芙蓉镇社会清平的人格希望。“四清”运动中他冒着政治风险并忍受巨大的个人痛苦,拒绝同流合污。作为“四清”运动的下台干部,他在“文革”中醉眼看世界,嫉恶如仇。最后,在极左社会的恐怖情境中坚信质朴的人生经验,顶着个人名誉被污毁、政治生命被断送的危险,毅然为绝望无助的弱者伸出生命援手,是芙蓉镇民间社会的道德人格希望。他为两个丧失社会名份和个人权利的“五类分子”证婚,在风雪交加的晚上将难产的“罪犯”胡玉音送往医院,在黑暗的世界为困惑的人们擎起希望之光,为苦难的人们带来人性的温暖,其意义远远超出他所提供的有限救援本身。由此可见,社会政治方面的公正无私和凛然正气,社会生活方面的侠肝义胆和善良大度,使谷燕山的人生沉浮成为芙蓉镇“乱”与“治”的社会象征,也决定了芙蓉镇的民心向背。从这个超凡脱俗的近乎完美的形象上可以发现,社会主流话语的伦理政治与民间话语的政治伦理,经由深层传统文化结构的幽径相互渗透和相互指认。

　　值得注意的是谷燕山的生理残疾现象。“身”与“心”是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范畴;相对而言,道家重视“身学”,儒家则重“心学”。一方面传统文化极其重视人的身体,具有“将整个生活的意向都导向满足‘身之需要”的“身体化”存在的倾向。谷燕山本人为自己的生理创伤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隐痛,并把自己被迫去医院体检视为生平的奇耻大辱。然而在芙蓉镇的人们眼中,能够为事业或理想“献身”,无疑是崇高的大公无私行为,足以赢得社会群体的充分尊重。因而谷燕山的生理缺陷,是他作为芙蓉镇权力代表的合法性标志。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强调“心”,将它视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必须指出的是,传统文化的“心”统摄知、情、意,而其中的情感具有两个维度的联系,既联系着大爱之心,也联系着欲望之性。“万恶淫为首”,如果截断了个人情感的私欲联系,既没有异性的私情也没有家庭的私情,那么就只有“兼及天下”的大爱之心,可以抵达无欲则刚的人生境界了。可见,谷燕山作为一个标准的“清官”形象,并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他的“身”为人伦与社群的“心”制约与想象。简言之,谷燕山的中性特质,与受深层传统文化结构宰制的社会想象相契合,是凡人成仁成圣价值指向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暗示。在这个国家干部身上,无疑寄予着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克理斯玛情结。(12)

　　同样是芙蓉镇基层干部的黎满庚,则是一个变化着的矛盾而痛苦的形象,他善良而懦弱、厚道而屈从、有是非观念却又自私。这种变化着的矛盾性格与《芙蓉镇》其他形象的稳定性格或固定人格相比,显得较为独特。尽管从价值差序讲,他比谷燕山低一个层次,不过唯其如此,这个形象更加贴近社会现实,深刻表现出深层文化结构的世俗人格倾向。

　　黎满庚的矛盾性格和痛苦自我与变化着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他的矛盾和痛苦源自对胡玉音的两次背叛。第一次是爱情背叛。他与胡玉音两小无猜,真情相爱,可是在恋人与组织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第二次是承诺背叛。为了弥补内心的负疚,他发誓要像兄长一样照护胡玉音,在常态生活中他也确实如此,可是“四清”运动期间,他为了自保而告发了胡玉音,在干妹妹与组织之间,他再次选择了后者。由于这两次背叛都是在外在组织压力下的被迫屈从,因而他独自承受自我压抑的痛苦。另一方面,尽管他保住了党籍留在体制内,但天良未灭,从来不忍心迫害胡玉音和秦书田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本能地厌恶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李国香们,因而并没有得到组织的信任。这就是说,虽然他为政治的自我实现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越来越发现,这种被迫的牺牲除了苟且自保外并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意义,因而他始终生活在一种自我分裂的精神状态。

　　黎满庚在为自己的背叛作辩解时痛苦地说道,“在敌人面前,我姓黎的可以咬着牙齿,不怕死,不背叛……可是在党组织面前,在县委工作组面前,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我怕被开除党籍呀!”(13)这就是说,他是被迫放弃自由抗争和违心接受组织意愿的,其根本原因是他不愿失去人身的社会归属。弗罗姆把这种精神现象称为逃避自由:“如果整个个体化过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不能为个人实现提供基础,而人同时又失去了那些给他以安全的联系,那么这一脱节现象就会使自由成为一种难以承受的负担。那时,自由就会变为和怀疑相同的东西,等同于一种失去意义和方向的生活。这样便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倾向,想要逃避这种自由,从而变得屈从……即使这样做要以失去个体自由为代价也罢”。(14)

　　尽管弗罗姆从理论上说明了现代社会个体屈从的心理倾向,在一定程度也适用于对黎满庚自我逃避现象的阐释,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黎满庚毕竟是中国乡村的一个基层干部,很难说他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完整的个体意识。从他的自我辩解中可以发现,他是从个体与集体的社会关系上来界定自我的,因此很容易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主体。这种人格倾向表明,在中国现实文化语境中,外在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压力在个人心灵中造成的压力,远远地压倒个体自我心理状态的知觉程度,以致必须由个人承受的心理危机很容易转化为社会道德问题,个体理性失去自我调节而造成的情感变化也很容易转化为社会道德问题,因而个体人格很容易被理解为社会身位。

　　黎满庚这种个体人格倾向,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与现实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传统社会中,个体人格意义必须放置在宗法家族关系中加以确认,五四新文化猛烈批判了封建宗法文化,却没有完成试图建立健全的个人主义文化和建构现代人格的历史使命。新中国破除了封建宗法社会,但只是将家族中的个体人格意义置于民族国家关系中加以确认,从而个体的人生意义只有在民族国家的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因此,当个体道德情感与社会组织关系发生冲突时,黎满庚自然卸下道德情感的个人重负而把自己交由组织去确认,也只能在组织中才能获得本体的安全感。即使是在极左时代,他也从来不敢怀疑这个组织及其代言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他只要求在这个组织的整体中拥有一席无可置疑的位置,以避免被排除在组织之外而产生的足以威胁他本体安全的孤独与疑虑。

　　黎满庚的个体人格问题还表现于他缺乏个体的责任意识。他的初恋背叛,加深了胡玉音的宿命意识,并按照算命先生的吩咐,选择以杀生为业的屠夫为丈夫。他的承诺背叛,使原本被极左社会推向敌对面的胡玉音,丧失了惟一可靠的人伦关系的庇护,加上丈夫黎桂桂的自杀,使她彻底堕入绝望的孤独深渊。这就是说,黎满庚的背叛意味着原本缺乏公共空间的极左社会,最后连仅存的民间社会认同的人伦关系也遭受极左恐怖的毒害,像胡玉音这样的“敌人”真正陷入了任凭极左政治的摧残而孤苦无助的境地。由于黎满庚缺乏个体的责任担当,因而倾向于把与自己背叛密切相关的胡玉音身心摧残的严重后果,完全推向外在社会,他只有自我辩解而没有自我忏悔。其实,从黎满庚的行为方式及其人格倾向上,我们不仅可以发现极左时代普遍存在的背叛现象毒化社会和残害个人的严重危害,而且是还可以发现这种现象深层的社会与个体人格的缘由。总之,就个体人格精神而言,芙蓉镇体制内的成员形成了等级差序的价值构型。理想人格层面的是谷燕山,只有他才具有非凡的直观理性和自足的道德主体、不屈的个人意志和敢于抵抗任何外在邪恶势力的勇气。这个世俗人生的终极拯救者身上,无疑寄予着国人的克理斯玛情结。世俗人格层面的是黎满庚,尽管他是一个矛盾痛苦的形象,也没有建立起抵御外在社会压力的自足的个体人格,但其本性善良,天良未灭;虽然可能会因外在压力而逃避自我甚至出卖他人,但其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因而从这两个世俗社会的拯救者形象上,透视出民间社会深层结构中的传统文化心理,尤其是人身依附的人格文化倾向。

　　四、艰难的现代转型:叙事模式中的传统审美心理积淀

　　一般而言,论及《芙蓉镇》的艺术特色,都要涉及它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古华的小说原本以写湖南山区世相为多,长于刻画农村青年女性和基层干部,具有自觉的地域文化意识,散发出独特的“泥土气息和树叶子味”。这种地域文化的自觉体现在《芙蓉镇》中,是将湘南的山川景物和古朴的风俗民情,与富有时代特征和社会意义的人物事件融合在一起,构成完整而独特的生活画面。不过在我看来,《芙蓉镇》最值得注意的艺术形式还是它的叙事模式。因为从文本的角度讲,它作为八十年代初期长篇小说的叙事模式,明显契合当时社会关于极左历史的集体记忆的特质,不仅表现出浓厚的精神文化过渡的痕迹,而且显现出传统文化对当代文学想象的制约,最终关涉到作品对于历史浩劫的苦难追问。

　　首先是小说的叙述视角。中国传统小说,很大一部分源自讲经、讲史和说书,因而传统小说中的隐含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一般暗含着等级差序的对应关系。隐含作者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具有教化或居高临下地向读者宣谕价值理念的权利,因而往往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这种叙述视角的特点在于,叙述者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可以随意表达自己的主观评价,具有呈现与阐释故事的双重功能。《芙蓉镇》基本沿袭中国传统小说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无所不知的自信有些虚妄,但还是应该承认,这种叙述视角便于作者较完整和客观地展现芙蓉镇的历史现实和生活场景,自由剖析众多人物的行状和心理;而且叙述者作为极左运动的亲历者,对荒谬社会和苦难人生有着切肤的人生体验。因而这种叙述视角在呈现功能方面,尤其是关于极左政治运动场景的一些客观描述上,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

　　小说第二章关于“四清”动员大会的全景描述,不仅客观反映了极左政治运动足以令人惊悸的恐怖氛围,而且深刻揭示出人们之所以恐怖的原因。首先,会场的布置就让芙蓉镇的群众感到“既新奇又疑惧”,因为戏台上只有工作组组长李国香和两个组员,本镇的党政领导全部与群众一样坐在台下。其次是会议开始,李国香宣读省、地、县的三份关于严厉打击对抗“四清”运动的干部与坏分子的通报。“三份通报念将下来,马上产生了神效,一时会场上鸦雀无声,仿佛突然来了一场冰雪,把所有参加大会的人都冻僵了。谷燕山、黎满庚等几位平日在镇上管事的头头都瞠目结舌,像哑了口似的”。再次,突然出现一种冰雪崩裂似的声音:“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秦书田揪上台来!”李国香对秦书田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批判,“整个会场的空气都仿佛凝结了,寂静得会场上的人全都屏声住息了似的。坐在台下的谷燕山、黎满庚和胡玉音两口子,则开始感觉到某种强烈的地震”。对于李国香的讲话,群众开始是迟疑,然后是“一派嗡嗡的议论声和啧啧的惊叹声”。李国香批判完毕宣布:“呼口号,把右派分子秦书田押下去!所有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退出会场。”于是,会场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最后才是李国香的动员讲话。

　　本文之所以牵文拘字地复述这个会议过程,是因为我们不应仅仅把它看作是一次政治动员会议,而是将它视一种典型的极左政治运动的仪式;事实上会议的巨大震摄力并不是李国香最后的简短动员讲话,而是会议过程的恐怖仪式。会议仪式性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次会议标志着个人威权的克理斯玛型统治取代了制度化的法理型统治。会议刚开始就排除了芙蓉镇原来的党政领导,并以暗示的方式威胁原来的领导层,让他们放弃任何抵抗的企图。这样,芙蓉镇处于由权威性的个人领袖主导大多数群众的动态的政治运动状态。二是会议利用恐怖与宣传相结合的手段征服群众。政治运动的内在动力源自制造“敌人”,通过批斗秦书田和驱除“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使在场的群众感到恐怖,同时也满足了他们本体安全感的需求。因为确立与驱除“敌人”的行动,使“敌人”以外的人感到他们属于社会共同体,并由此达到社会的团结。福柯反复说明,这种驱除的行为比“敌人”的命运更为重要,因为“他们的被驱除象征性地使社会变得更为纯洁”,而且留下的成员因为自己成为团结社会的有机分子感到安全。至于宣传,是指李国香把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进行政治编码,并且无限地上纲上线,甚至是指鹿为马,杀鸡儆猴,而当事人和牵连者却难以辩解也无权辩解。于是群众由"迟疑"变成"惊叹",最后汇合进愤怒的口号中。政治运动的主导者就是通过类似的恐怖仪式控制群众,而缺乏个体人格的群众出于本能的安全需求,很容易轻信运动主导者单向度的封闭宣传,不由自主地卷入运动。

　　一般而论,人们倾向于把第三人称视为客观性叙述,而第一人称为主观性叙述,但是这种区分是很不可靠的。由于《芙蓉镇》基本承袭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而且讲述故事的年代又是一个激情和理想的时代,因而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在价值观念上往往是同一的,并且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智性和道德诉求,直接介入文本进行述说。比如对于“文革”的评价,小说感叹道:“那是什么样的年月?一切真善美和假丑恶、是与非、红与黑全都颠颠倒倒光怪陆离的年月,牛肝狗肺、狼心狗肚一锅煎炒、蒸熬的年月。正义含垢忍辱、苟且偷生,派性应运而生、风火狂阔。”至于间接的介入,在作品中就更多了,在此无须一一指出。

　　然而问题在于,介入文本的隐含作者的主体价值,由于时代、社会和个人思想等等局限,在智性判断和道德评价方面未必那么高明,即使是获得同代读者的赞许,也未必经得起时间的淘洗而获得后人的认同。比如胡玉音与秦书田的爱情婚姻,作品描述了他们因爱情婚姻而改变了生活态度,从此放弃了自虐式的屈服人生。作品的本意显然是赞叹爱情的力量,因为讲述故事的年代毕竟是一个浪漫主义理想时代。但是我却认为,隐含作者显然夸大了爱情情感的价值及其能量,其实胡玉音与秦书田的爱情婚姻是除了自杀之外的最后一道生命防线。极左政治已经摧毁了他们的公共生活,他们已经无法通过共同世界的创造和追求来体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每天的扫街行为充其量只是一种劳动动物的标志。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在政治行动方面失去地位的孤立的人也会被物的世界抛弃”。(21)因而,他们的爱情婚姻,不过是以私人生活的方式进行的一种生命挣扎。可是极左社会对于这种社会边缘的生命挣扎也不能容忍,还要继续摧毁他们的私人生活,粗暴而强制地干预他们的婚姻。对于胡玉音与秦书田来说,这种爱情婚姻根本不属于共同世界的生活经验,它生长于个体生命的孤独悲凄基础上,是人类生活经验中最彻底和最绝望的一种生命体验,也是他们作为人的最后自我确证,因而除了奋起一搏,别无选择。这就是说,他们的爱情婚姻原本是苦难情境中消极的人生挣扎和自我确证,但却被隐含作者视为积极的人生抗争。虽然积极的人生抗争可以提升了苦难者的生命格调,却降低了苦难的深度,减弱了悲剧的力度。

　　更有甚者,由于隐含作者的介入,作品出现了文本与智性判断和价值观念的缝隙。胡玉音被平反后,还抱着对群众的感恩之心继续扫街,“她是要感谢街坊邻居们,这些年来多亏了你们发善心,讲天良,才没有把玉音往死里踩。……玉音不是吃了哪个人的亏,是吃了上级政策的亏……”(22)值得注意的是,隐含作者这里并不是为了表现胡玉音的自虐心态,而是以一种民粹主义的倾向来表现胡玉音的善良。在他看来,在这场浩劫中群众都是无辜的,没有对受害者采取极端的行动,应该对他们感恩。可是从作品来看,这却是一种愚昧的善良,根本地缺乏现代维度的国民性思考。因为作品中胡玉音的悲惨遭遇与运动中群众的冷漠无情是难以分离的。胡玉音“四清”期间逃难回家后遇到的第一个群众,是平日经常与她谈笑风生的米厂后生,可这时他的声音却像夜空中的鞭子一样“又冷又硬”。在她向外界公开了自己的事实婚姻后,去她家贺喜的只有“北方大兵”谷燕山;她在难产的危机时刻,帮助她的也只有谷燕山。她在平反之后埋怨的只是“上级政策”,但是没有具体的政策执行者和广大的参与者,怎么会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呢?作品的严酷现实与隐含作者的感恩情绪形成显豁的文本缝隙。而且,从这个现实与思想的缝隙中可以发现,八十年代初期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和艺术自觉,不仅是整体上没有达到现代文学曾有的水平和高度,并且在现代性思维向度上出现了精神断裂,从中反映出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诸多问题,尤其是现代文化转型的艰难性。

　　其次是小说的叙述结构。人们通常把以情节为结构中心与以性格为结构中心作为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根本区别,(23)而《芙蓉镇》试图运用中西合璧的方式,即用传统的情节结构与现代的性格结构相结合的方式编织文本。具体地说,它以情节线索为经,以人物性格为纬,依照板块式的单元时间顺序讲述芙蓉镇的故事。

　　按照小说情节结构的类型划分,《芙蓉镇》属于苦难故事的叙事模式。据此,许子东从情节功能的角度将它命名为“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的叙事模式,并归纳出五个主要特点,其中四个涉及小说中的两类人物命运:一类是正面人物,主人公是纯粹的受害者,如果不在灾难中死亡,结局必定幸福;其获救的主要方式是“民女遇到才子”,脱离苦难的主要方式是“领导解救”。另一类是反面人物,这类人物属于少数,而且背叛者极少。(24)可见,这种情节结构模式,主要以人性善恶的关系构建人物形象谱系,形成善恶对立的二元冲突模式,最终根据善恶因果关系来安排“大团圆”结局。这种苦难叙事模式,显现了隐含作者依据深层传统文化结构的泛道德主义审美图式,想象极左政治的社会灾难,而且契合当时大众社会的审美心理。

　　中国传统文化极其重视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文学之所以被抬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25),也就是因为它具有实用性的教化功能。这种文学教化功能出自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的人性观念。汉代儒学在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的基础上,确立了善恶两端的人性观,一方面承认人的善恶自然禀性,另一方面更为强调通过道德教化与法律制度扬善惩恶,从而“在儒家学说中开出一整套制度性内容来的逻辑起点,也使儒家思想学说转化成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26)从此,以善为美成为主流传统文化的审美观念,善恶对立和邪不压正也成为中国古典悲剧的最基本的冲突形式,并渗透进诗文戏曲的各种文学形式之中。尽管善恶对立有着多种表现形态,但最基本的形态是合二为一的表现形态,这就是伦理道德与政治道德的互渗和互释;对立的结果基本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这种情节结构体现在《芙蓉镇》中,是胡玉音与李国香之间的伦理道德层面的善恶对立,谷燕山与李国香之间的政治道德层面的忠奸对立。而胡玉音的“民女遇到才子”是传统文学中才子佳人的“大团圆”结局的现代翻版;她的“领导解救”同样是大众社会依附清官意识的政治诉求。反面人物是李国香和王秋赦,他们人格道德上贪婪、嫉妒和懒惰,政治道德上假公济私、作威作福和陷害忠良。这种苦难故事的叙事模式,“在叙述效果上满足了民众要将文革历史戏剧化、伦理化和黑白分明化的审美需求”, (17)传统古典悲剧的审美形式及其蕴含的乐感文化,仍然维系着现代国人的苦难与拯救意识。

　　在论及善恶对立的审美效果时,许子东认为,灾难故事把“文革”诠释为少数坏人迫害好人并加以戏剧性的否定,“具有帮助众多文革当事人在宣泄愤恨时消除自身内疚犯罪感的心理转移功能”,而且对于“多数好人迫害坏人”的情况没有警觉。其实从“反右”到“文革”,极左社会的历次政治都是社会性的群众运动,这种所谓直接民主的群体性非理性现象,显然不是传统的善恶对立的观念可以诠释的,因为这是一个传统理性难以参透的现代难题。阿伦特认为,这种现象实际上嘲弄了以终极的善为先导的因果报应及其理性证明,因而既无法惩处也不能宽恕。她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社会的公共生活遭受瓦解,形成了原子化的孤立个体;这些孤独的个体不再拥有共同的世界,不能构成政治上真正相互平等的人而彼此发生关系;他们无法承受边缘化的生存压力,因而倾向参与运动。(29)尽管就政治运动的原因而言,中国与西方有所差异,但其表现形态却很相似,作为群体的个人在运动中缺乏人格责任感,很容易被裹挟甚至可能成为帮凶。简言之,虽然善恶对立的审美图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极左社会无辜平民的苦难命运,但却并不能从社会理论与人的存在哲学维度揭示苦难的深层缘由。

　　最后是小说的叙述时间。《芙蓉镇》在叙述时间的处理上,采用了情节次序与历史时序基本同步的方式,而排列在时间基座上的事件发展过程,自然显现了苦难的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发展必然。小说共分四个时间单元;一是1963年,常态时期的芙蓉镇;二是1964年,“四清”运动中的芙蓉镇;三是1969年,“文革”期间的芙蓉镇;四是1979年,新时期的芙蓉镇。这种线性的苦难发展过程,与主流话语关于极左历史的阐释完全一致:常态生活——灾难序幕——灾难高潮——回归常态生活。至于小说中的人物苦难命运,显然与民族国家的曲折历史息息相关;无论是善良者还是邪恶者,个人命运的沉浮有可能逃脱因果报应的宿命,但却逃脱不了历史的必然规律。王秋赦就是因为不能理解历史的必然而抵制历史的规律,结果是精神崩溃。这就是说,自然时间基座上的事件形成了小说情节,而情节暗含历史的必然规律,小说由此达到与主流话语秩序的同步。当然,我们分析《芙蓉镇》叙述模式及其传统审美心理积淀中,并不是苛求作品,而是把它作为一张关于非常态社会发人深省的病相透视的X光片。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探测作者对刚刚过去的极左政治运动的思维向度和思想限度,还可以反思八十年代初期社会关于极左政治运动的集体记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理解它在当时风靡全国的社会心理原因。如今,“芙蓉镇”的背影渐行渐远,浩劫年代民族的创伤巨痛也恍如隔世。可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一场历史浩劫原本就是一种悲哀;如果这个民族曾为浩劫付出了沉痛的历史代价,但却丧失了全面深入反思的能力,甚至有意无意地遗忘,则是悲上加悲。因为,人类的苦难与幽暗本性既不会随着民族浩劫的远去而彻底消逝,也不会随着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而完全根除。唯其如此,对于特定年代苦难的检视与追问,可以帮助我们正视人世间的缺陷与人性的幽暗,并且凭据人类的理想与道德,制衡与疏导幽暗的人性,逐渐地改善不完美的人类社会。(30)

　　注释:

　　(1) 《芙蓉镇》的获奖情况,可充分反映它获得不同文化层面读者的共同认同:小说1982年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专家评选);由阿城和谢晋改编的电影剧本《芙蓉镇》,先后获第七届“金鸡奖”(专家评选)与第十届“百花奖”(大众评选)等。

　　(2)作者本人在《话说〈芙蓉镇〉》中也承认,他在创作中具有自觉的“土洋结合”的叙事意识。见《芙蓉镇》2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13)(18)(20)(22)古华:《话说〈芙蓉镇〉》,《芙蓉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00页,第120页,第104页,第65—71页,第190页。

　　(4) [英]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153页,三联书店2005年。

　　(5)张凤阳:《政治哲学关键词》第8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页。

　　(6) [法]勒庞:《革命心理学》第1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7)(8)(9)[美]爱泼斯坦:《嫉妒》,三联书店2007年,第57页,第115页,第165页。

　　(10)(11)(15) [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5页,第25页,第236页。

　　(12)克里斯玛:最早出现在《圣经》中,原指因蒙受神恩而被赋予的天赋。马克斯·韦伯延伸了它的涵义,既用它来指具有神圣感召力的领袖人物的非凡特质,也用它来指与一切世俗生活相对立的被认为是超自然的神圣特质。克里斯玛人物具有一呼百应的神圣感召力。见[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页。

　　(14)[美]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25页。

　　(16)潘旭澜:《新中国文学词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80页。

　　(17)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叙事模式有多种界定,本文使用的叙事模式概念,外延上主要涉及叙述视角、叙述结构及叙述时间三个层面。

　　(19)[美]库兹韦尔:《结构主义时代》19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21)(29)[美]阿伦娜:《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2008年,第592页,第572页。

　　(23)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9页。

　　(24)(27)(28)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三联书店2000年,169页,176页,177页。

　　(25)曹植:《典论·论文》,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59页。

　　(26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377页。

　　(30) 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