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海

　　创作于1998年的《尘埃落定》,在一夜之间让我们走进了藏地,神秘、瑰奇、绚烂,充满了各种欲望和诱惑。透过最后一个康巴土司王朝令人荡气回肠的悲剧故事,我们看到了种植在漫山遍野令人沉迷的罂粟花,土司宫廷内的刀光剑影、明争暗斗,还有喇嘛、活佛施展的天启般的呼风唤雨、转寄灵魂的神秘巫术……这些带着民俗风情和宗教文化的叙事元素,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对西藏的想象,或许,这也是《尘埃落定》时至今日依然没有淡出读者视野、成为一部可以不断重读文本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但是,我想,在文化日益多元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已然不可阻挡的今天,我们已经领略了太多的民族风情:从雄奇壮美的边塞古堡,到旖旎多彩的热带雨林,再到广袤无垠的大漠荒寒,无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着我们因审美疲劳而变得越来越难以被感动的心灵。由此看来,《尘埃落定》的成功,绝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这种带有强烈民俗化的写作。当我们今天重读《尘埃落定》,我再一次被那个如诗、如梦、像历史、更像寓言的长篇佳构深深打动,那些对普遍人性的深刻思考,对历史进程的现代性审视,对普适性世界图式的尝试性探索,以及试图探求永恒、找寻人性救赎之路的宗教关怀,都远远超越了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和特别的手法。而叙述中的反逻辑与奇崛的艺术变形,则显示出阿来的独到美学原则和结构力量。从这个视角来看,《尘埃落定》是如此的大气磅礴,蕴籍着历史的厚重、哲学的深邃、宗教的永恒,强烈的沧桑感和存在感。整个人类的发展历程如同漂浮的尘埃,上下翻飞,始于大地而又终止于大地,无限循环。尘埃落定只发生在瞬间,我们人类的历史乃至人性的光辉,便是在这无数的瞬间中定格了永恒。或许,正是这种对普遍性意义的执著追寻,才使《尘埃落定》在今天看来,依然熠熠生辉。

　　一

　　翻开《尘埃落定》,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惆怅与哀婉,弥漫、流转着无奈的末世情怀。麦其土司统治由兴旺到分崩离析的故事明显带着浓重的悲剧色彩。这个悲剧之所以写得惊心动魄,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悲剧,而且是一个在强大的历史进程面前,无力回天的悲剧。在传统与现代的无奈撞击下,土司王朝最终轰然坍塌。难以挽回的美梦、随风逝去的时间,带着挽歌式的情调,哀叹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限怅惋。在那个遥远的充满传奇的故事中,阿来想要言说的是,现代社会永远也无法解决的内在痼疾:现代物质文明的加速度与民族文化固有惯性之间的落差与失衡。

　　《尘埃落定》的故事背景被选择在20世纪初中期,这是一个现代性进程已经无法阻挡的历史阶段。即使在相对封闭偏远的藏地,现代性的大门也不可避免地被强行撞开。在麦其土司与旺波土司发生的冲突中,麦其土司借助黄特派员的现代化军队轻易地打败了旺波土司,现代化的枪炮以所向披靡之势全然压倒了大刀长矛,首次显示出了现代性的威力。然而,伴随着现代化冷兵器一同到来的,还有妖冶而绚烂的罂粟。罂粟,这个带有明显隐喻色彩的意象成为了对现代性最好的诠释。它像贯穿于整个文本的基本细胞,弥漫扩散在这块原生态土地的每一个角落。罂粟在为麦其家族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富庶和辉煌权力的同时,也带来无穷的隐患和躁动。“这些我们土地上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是那么热烈,点燃了人们骨子里的疯狂”。罂粟使麦其土司惊异自己何以爆发出如此旺盛的情欲,以至于他丧失了理智,超越了道德的基本底线。他不仅占有了查查头人的妻子央宗,而且杀死了忠诚于自己的查查头人。爱情,这人世间最为美好的感情,从此在这块土地上被深深地埋葬了。剩下的只有欲望,像火红的罂粟花一样燃烧,仇恨也从中升腾而起。受命于土司去刺杀查查头人的多吉次仁没有逃脱被杀人灭口的厄运, 由此滋生了如影随形的恩怨情仇,最终导致麦其土司的两个儿子都死于仇人的刀剑之下,终结了一度辉煌的权力统治。

　　罂粟改变了人性,那些曾经拥有的美好、崇高、忠贞,都在顷刻间颓然倒地。同时,罂粟也打开了土司王朝物质世界的大门,英国的镀金电话、美国的收音机、德国的照相机、使书记官赞叹的钢笔这些西方文明的产物,纷纷随着这扇大门的敞开,蜂拥而至,强烈刺激改变着这些一度封闭的人群的生活,同时,也在更深的层面上,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土司们争相种植罂粟导致了空前的饥荒。在解决粮食问题上,二少爷的思路就明显受到了自由贸易经济思想的影响,在边境成功地建立了贸易市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的打破,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得“市场上的帐篷越来越少, 代之而起的是许多平顶土坯房子”,出现了街道、酒肆、银号、税务官、照相师,也引来了戏班,搭建了妓院,引发了梅毒的泛滥。钱钟书曾在《围城》中借方鸿渐之口,对现代性进行了不无戏谑地嘲讽:“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是鸦片,一是梅毒,都是明朝所收的西洋文明”。我认为,罂粟、梅毒这些极具象征性的符号蕴含着巨大的语义能指,言说了整个现代性行进中悲喜交加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尘埃落定》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写作,阿来所描绘的并不仅仅是西藏,也不囿于中国,他构筑的是全球性的书写模式和普泛性的世界图式,写出了整个人类面对现代性冲击的质疑。

　　实际上,在现代性的进程中,人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体系,几乎都纳入到现代性的统一框架之中。现代性的胜出让古典的、传统的、田园诗般的镜像顿成荒冢。针对现代性的反思,卢梭、尼采、黑格尔、韦伯、哈贝马斯、海德格尔……这些坚守着人文本性的思想者,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在他们看来,获得了主体性的现代人以“为自然立法”的雄心壮志,展开一系列功利追求。哈贝马斯认为,正是追求利益的背后所凸现的“主体性原则决定着现代文化”,而这种现代文化的建立恰恰是以对传统文化的瓦解为代价的。吉登斯对现代性的诠释则很形象:一个人正在与世界的另一边的一个人通电话,与同房间的一个人相比,他与远处的那个人的距离倒更近一些。这就是现代性,是对传统的彻底颠覆。传统合法性被瓦解了的个体,只能在生存的焦虑中缅怀着对往事烟尘的深深眷恋。当漫山遍野的罂粟花绽放在藏地世界的时候,罂粟的毒液已然渗透到这片原生态的大地上,种出的是异化的文明,那里曾有的宁静与纯朴从此一去不复返了。现代性的物质文明犹如一部巨大的机器,捣碎了麦其土司的王冠,一并捣碎的,还有王冠下的无限诗意。于是,我们看到,在思想与心灵极度孤哀无告的绝望中,永远看不到现在却能预见未来的二少爷所前瞻到的图景是:

　　有土司以前, 这片土地上是很多酋长。有土司以后, 他们就全部消失了。那么土司之后起来的又是什么呢, 我没有看到。我看到土司官寨倾倒腾起了大片尘埃, 尘埃落定后, 什么都没有了。是的, 什么都没有了。尘土上连个鸟兽的足迹我都没有看到。大地上蒙着一层尘埃像是蒙上了一层质地蓬松的丝绸。

　　在现代性面前,历史被彻底地消解了意义。人性、生命的意义、灵魂的安顿、精神的寄寓和感情的拥有,也都指向了虚无。其结果必然是对人存在意义的取消。“这种意义的丧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意义在此指的是价值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还有什么能鼓舞人们向着具有更高价值的共同目标而共同奋斗?”或许正是对这一命题的思考,构成了阿来创作的巨大推动力,构成了《尘埃落定》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

　　可以说,在这里,阿来面对这些历史和存在,选择了一种更契合那种历史文化情境和虚构策略的话语方式,创造出一种既有别于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又迥异于后现代话语的叙事情境,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文化空间和民族心理空间,并且,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开阔的、越过了意识层面规约的具有“朴拙美学”意蕴的精神场域和民族寓言。显然,这种承载和包容了历史、时代激情的叙述,使两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人性的突变,在一个虚构的文本世界里获得了自然、从容的“过渡”。

　　二

　　我认为,《尘埃落定》中对现代性的反思,在文本中表现为浓郁的怀旧情感。那种对往事烟尘的流连和怅惘,不时地弥散开去,就像一首哀怨的挽歌,引领着我们不断穿梭在时空的隧道中,去感受那曾经拥有的最美妙的瞬间。这种永恒轮回式的循环往复,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阿来对时间的理解。阿来曾说《尘埃落定》“总体来讲是一部关于权利和时间的寓言”。在《尘埃落定》中时间就像一只永不停息的车轮,旋转着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无限循环中,镌刻出一道道雪泥鸿爪般的人生印迹。我注意到,文本中没有有关时间的明显叙述,仅限于“我不知道这一年是哪一年,反正是一个比往年都热的夏天”这样模糊的话语。傻子二少爷在13岁时粉墨登场,而在生命的终点,虽然他的额头上也有好多皱纹了,然而,“大雾正渐渐散去,鸟鸣声清脆悦耳,好像时间从来就没有流动,生命还停留在好多好多年前”。《尘埃落定》正是在剥离了时间的纵深感、秩序感的情态中,展开了一个个循环叙事,试图让存在的种种状态在无限的时间里无限地重复出现或回归。傻子二少爷的一生就是在“傻”与“不傻”不断的循环中完成的。从表象上看,二少爷的傻是一个客观事实:“土司醉酒后有了我,所以我就只好心甘情愿当一个傻子。” 然而,傻子却能用他的超越于世俗视野中的灵智洞察身边的每一个人, 发生在身边的每一件事。他先知般地察觉到父亲与情人在罂粟花丛中偷情;知道“麦子有着比枪炮还大的威力”;并成为“在有土司以来的历史上,第一个把御敌的堡垒变成市场的人”。“傻”使他进入了“大智若愚”的境界。“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显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叫小瞧我的人大吃一惊。可是当他们害怕了,要把我当成一个聪明人对待的时候,我的行为就像一个傻子”。在傻子形象中的“傻” 与“不傻”的轮回循环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出“ 一种命运的循环, 一种人的生存景况或生命形式, 一种对永远使智慧与愚昧处于失衡或模糊状的命运规则, 甚至倾听到一种历史与现实相互碰境而终于难分彼此的沉重声音。”傻子的爱情也是在循环中完成的:他因得不到塔娜而悲伤,又因悲伤而得到塔娜,得到塔娜后却更加悲伤。实际上,这种没有终极状态的永恒轮回,就是在川流不息的生成中奠定了亘古不变的存在。无论是历史、人生还是世界,都在这样的本然状态中成就了自我的宿命。《尘埃落定》的第一句话是“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在文本的最后,我们看到“血滴在地板上,是好大一汪,我在床上变冷时,血也慢慢地在地板上变成了黑夜的颜色”。或许,死亡就是回到生命的起点,人生也就是在如此的循环中获得永恒存在的可能。

　　除了傻子一生所构建的主体循环叙事之外,《尘埃落定》中还有着大量循环原型的现代置换。翁波意西因言辞激烈而被割去了舌头,割去舌头的他言辞却更加激烈,于是再一次被割去了舌头。银匠为了得到心爱的女人由自由人沦为奴隶,因沦为奴隶又失去女人,最终为夺回女人而再度成为自由人。傻子的奶娘因为丧子而获得了奶娘的资格,她由此开始憧憬再次体验作为母亲的感受,但这种感受却使她陷入了更深的“丧子”之痛中。由此,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搭建起了一个无限重复的世界图景,蕴含着强烈的内在生命意识。人生也如自然界一样,有着日出日落、春夏秋冬,有着生与死的不断循环,正是在这样的同构中,完成了生命的轮回。所以,这部小说,不是一部简单的家族的兴衰史,而是,它深入到一个民族生存、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枝蔓和细部,从一个更阔大的人类、人性的视点,呈现出整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自我搏斗和执着,尤其是它不朽的内力与神奇,痛苦、孤独与超越。正如《尘埃落定》在结尾处所写到的:“上天啊,如果灵魂真有轮回,叫我下一生再回到这个地方,我爱这个美丽的地方!神灵啊,我的灵魂终于挣脱了流血的躯体,飞升起来了,直到阳光一晃,灵魂也飘散,一片白光,就什么都没有了”。

　　将时间视为循环的观念,古已有之。古代的中国、印度、希腊都将时间看作是永不停息的循环。在基督教诞生后,才出现了线性的时间观,并随着近代牛顿力学的一统天下,而发展成为人类统一的时间观。因此,循环时间观也就往往被视为前科学时代的一个典型的标志。这种仿佛带着蒙昧色彩的时间观,实际上折射出的是,人类对于韶华易逝、青春不永,对于美好事物总是转瞬即逝的惆怅和眷恋。在现代社会,这种惆怅和眷恋显得尤为刻骨铭心,并且以一种强烈的对抗形式去寻求已然逝去的诗意家园。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曾用“追忆”来为中国古典诗歌定性。在我看来,喜爱并且擅长在历史长廊中“追忆”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我们正是在对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不断反刍中,以对照的方式审视当下的现在。每一个时代的发展都是在不断摧毁和不断建构中交替完成的,显然,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前者。那些永远逝去的东西像一根拧不断的链条,穿梭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使我们在不断缅怀、不断感伤中,遥想过去,徘徊在现实与往昔之间,试图去重温那些曾经拥有的美好。时间轮回的通道,成为了我们找寻诗意栖居的理想途径。然而,这种轮回似乎又是一个美丽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正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吴刚伐桂、夸父逐日,循环中呈现的行为的徒劳性使其带有强烈的悲剧意味。面对现代性强行入侵,与其他民族相比,我们更容易在轮回的时间隧道中缅怀过去。我认为,这一情形,颇似中国古代那则有关“浑沌”的神话。浑沌本无七窍,出于好心的“倏”与“忽”帮助浑沌凿开了七窍,浑沌却因此而死。“七窍”这带有心智之门的隐喻,如同我们所谓的现代性,一旦开启,那种悠远的原生态的“浑沌”便不复存在了,人在精神家园的层面上也就被历史性的、永远的放逐。

　　我想,每一位作家都会在他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影印出本民族的印记。有些是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还有一些则是出于一种自觉地传承民族文化的宏大使命感。显然,阿来属于后者。阿来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感受时,曾说:“……一方面不拒绝世界上最新文学思潮的洗礼,另一方面却深深地潜入民间,把藏族民间依然生动、依然流传不已的口传文学的因素融入到小说世界的构建与营造”。我认为,尤其是在文化全球化日益成为现代西方文化雄霸天下的今天,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张扬和传承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理应承载的责任。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它也无法离开本民族文化母体的滋养。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在自己的作品中真正去身体力行的作家,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书写者。

　　三

　　细读阿来的作品,不难发现,面对历史转型带给人的困惑、质疑和苦难,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文本中。《尘埃落定》也好,刚刚完成的《空山》也好,都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着现代转型进程怎样改变了原有的生活,以及对于人乃至人性的影响。并且,他试图找寻的是一条解决越来越趋于全球化的现代性文化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矛盾与对接的途径。阿来在谈到《尘埃落定》时曾提到,“在傻瓜这个人物身上,我就寄予了很多想法。他代表了现代化的冲击所引起的反应。一般来说,面对冲击的正常反应应该是抵抗,对这种抵抗如今在全世界到处都在以各种形式上演。但是傻瓜的表现却很‘反常。这种‘反常就好象是在突然加速的火车上,一个正常人会做出一些抵抗性的反应,因为他要通过抵抗重新获得一种平衡,但是反应的结果怎么样呢?你知道这个历史的进程就像是列车加速度一样,首先是重创这些做出抵抗性反应的人,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你的失败。” 傻瓜的“反常”就在于他没有抵抗,而是顺应了这种力量,也就是顺应了历史的进程。从这个角度看,这一点似乎与那种在无限循环中对往昔的流连,以至于试图抵抗历史的进程,形成了一个逻辑悖论。我想,或许这正是阿来思想的深邃之处吧。无限循环的时间会让我们向往无数次重复那些辉煌的瞬间,虽然,无法实现的惆怅令人哀婉,但是,正是无数个瞬间建构起了通往永恒的道路。每一瞬间都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深度,这一深度使得瞬间的意义无限增殖。从这个层面来看,阿来设想的建立在对现代性反思之上的救赎之路,包含着两个殊途同归的部分。一方面是回到过去,重温旧梦,另一方面,则是在重温之中向着未来追寻永恒。显然,藏族作家的身份,让他从另一种视角和目光审视历史和现实的时候,对这些问题更为敏感,更加深邃。由此看来,阿来的小说是饱含着宗教情怀的,他执著地在诗意的空间里穿越时间的隧道,去捕捉那一束束可以灼照未来、照亮人生的光辉。

　　我感觉到,阿来在《尘埃落定》中所体现出的宗教情怀,并不仅仅是一种佛陀式的生命体验,而是带着悲悯的情怀去关注人生、关注生命,去追寻永恒的终极关怀。这一点在文本中,集中在有关人物命运的叙事上。我想,读过《尘埃落定》的人都会注意到,《尘埃落定》中的宿命感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承认,命运是无法抗拒的,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则是人生唯一的选择。文本中,作为傻子的二少爷对此比任何正常人都有更清醒的认识。当他用那颗仿佛是不经意间射出的子弹穿透了多吉仁次的胸膛时,他便意识到自己的最终归宿便是躺在多吉罗布兄弟的刀下,而多吉罗布兄弟生命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复仇。这是人生的规则,无法抗拒。“当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就会发现,人家已经准备下一大堆规则。有时,这些规则是束缚,有时,却又是武器,就像复仇的规则。麦其土司利用了他们的父亲,又杀了他们的父亲,他们复仇天经地义,是规则规定了的”。作为在理性社会的一个傻瓜,二少爷却禀赋了自然的灵性,他以先知般的洞察力感受到命运的召唤,他不去抗拒命运,而是坦然接受。当仇人把锋利的刀刃插入他的体内,他感到了灵魂的飞升,最终尘埃落定,找到了自己的终极所在。从傻子二少爷的人生轨迹里,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其实命运是无所谓选择的,命运早已写好!小尔依天生注定了子承父业,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行刑人的宿命。两个塔娜虽身份悬殊,却又殊途同归。桑吉卓玛命中注定无法获得真爱,就像茸贡土司家族注定永远阴盛阳衰一样,命运在冥冥之中,制定了人类不得不遵守的先验的潜规则。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对这种潜规则的肯定与顺从,才奠定了存在的理由,并由此以一种能动的方式肯定了前进。不是因为前进所许诺的目标,而是因为前进本身就是历史的必然。

　　透过文本,我更加意识到,《尘埃落定》中所表达出的宗教关怀,并非是对宗教教义的简单诠释与解读,而是有着厚重的哲学根基。培根曾说:“一点肤浅的哲学知识易于使人相信无神论,深邃的哲学却引导人转向宗教。”或许这正是为什么宗教能够如此深沉地令人感动,且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如此之公正的真正原因。建立在哲学地基之上的宗教,不再是虚无飘渺地对彼岸世界的永久期盼,而是弥补了某种人性以及人们不可或缺的东西,成为了暗夜中引领人们穿越大海的精神航标。有人曾将《尘埃落定》比作戈尔丁笔下的《蝇王》,看作是一部描写人性恶的现代版寓言。但是,在我看来,《尘埃落定》并不是对最后一丝人性泯灭之后的无奈哀叹,而是在普遍的人性堕落之中,去找寻人性在异化之中复苏的可能。从一个个闪耀的瞬间所触发的人性的美与善,伸向了人类生存最本质最普遍的层面上,它穿越时空,剥开繁缛,抓取并展现出那令人战栗的永恒的美。正如阿来在书中写道:“凡是有东西腐烂的地方都会有新的东西生长”。当沦为厨娘的桑吉卓玛沐浴在满是花瓣的水中,瞬间的美丽和浪漫将她的人生推向了极致,就在那个瞬间,铸就了她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封尘在了她恒久的回忆中。大少爷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恢复了人性的良知,被权力欲望所掩埋的爱意悄然解冻,以至他在弥留之际所说的最后话语是“想想小时候,我是多么爱你啊,‘傻子。”而傻子二少爷,也在生死存亡最危难的瞬间,冰释前嫌,原谅了父亲对自己的种种猜忌和冷酷,“听着激烈的枪炮声,我的心被突然涌起的,久违了的,温暖的亲情紧紧攫住了。好久以来,我都以为已经不爱父亲,也不太爱母亲了。这时,却突然发现自己依然很爱他们。我不能把他们丢在炮火之下,自己向西去”。或许,正是在这样惊心动魄的瞬间,人性中最本真的“善”与“美”才能冲破一切遮蔽物蓬勃而出,这一刻建造了人生的顶点,由此而成为永恒。在这里,我也强烈地感受到,阿来的勇气与智慧,正在于他在洞悉人性之后,坦荡地直面存在的危机与生机。

　　阿来在谈到自己写作的问题时,曾说:“我的困境就是用汉语来写汉语尚未获得经验来表达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这指的是,用汉语来写藏区生活如何获得一种文化认同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长期困扰我们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问题。萨义德说过:“所有文化都能延伸出关于自己和他人的辩证关系,主语‘我是本土的,真实的,熟悉的,而宾语‘它或‘你则是外来的或许危险的,不同的,陌生的”。阿来对于这段话的理解是,“我”是民族的,内部的,“它”或“你”是外部的,也就是世界的。如果“它”和“你”,不是全部的外部世界,那也是外部世界的一个部分,“我”通过“它”和“你”,揣度“它”和“你”,最后的目的是要达到整个世界。这是一个作家的野心,也是任何一个文化在当今世界的生存、发展,甚至消亡之道。在此,阿来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满了大量的世界性的因素。我想,在《尘埃落定》的创作中,阿来真正实现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野心,言说了一个带有普适性意义的宏大命题,即人类在受到现代性冲击下的价值重组与重新找寻归家之路的问题。这一命题也让我联想到了尼采。尼采曾将生命的进程比喻成掷骰子的游戏,假定投掷的次数是无限的,便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每一种组合方式都有可能也必然要重现。纯粹骰子的点数组合对游戏者毫无意义,只有在游戏者给每一种点数组合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之后,游戏才真正开始。在尼采看来,生命也是如此。它是一个循环,周而复始无限地重复自身。人们借用传统和历史的外壳,通过戏仿、颠覆、嬉戏,在貌似深度的阐释中消费化了,丧失了具有个人生命体验的思想信仰。正是在重读《尘埃落定》的过程中,使我真正理解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或许,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阅读《尘埃落定》的意义所在。

　　注释:

　　(1)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38页。

　　(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3年,124页。

　　(3)大卫·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美)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马继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4)沈文愉:《写作是生命本身的一种冲动——访问《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http://www.book.peopledaily.com.cn人民书城。

　　(5)周政保:《落不定的尘埃暂且落定》,《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4期。

　　(6)(9)(10)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1期。

　　(7) 何言宏 阿来:《现代性视野中的藏地世界》,《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1期。

　　(8)(美)桑塔亚纳·乔治:《宗教中的理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1)海德格尔:《诗人何为?》,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41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