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听人们议论:《正红旗下》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伟大作品,老舍所以没有写完,是因为受到当时所谓“大写十三年”(即必须以新中国的社会现实为创作题材)的制约而中途放弃。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正红旗下》写的是清末社会,属于历史题材,与“大写十三年”的提倡相抵牾,受其制约很有可能,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重要原因。老舍无奈辍笔,鸿篇巨制不能终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深刻的内在矛盾,照直说就是,深切的历史记忆与丰富的现实经验之间的矛盾形成巨大的写作障碍,致使伟大的远航搁浅于良好的开端,留下了无限的慨叹!
以自己的生活成长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反映清末社会现实和旗人生活现状,反思自己民族衰败的历史文化原因,是老舍多年的愿望。30年代就有这个念头,并且已经发表了四章近两万字,这就是《小人物自述》。40年代末,老舍从美国回北京时,曾打算写三部反映清末民初社会历史变迁长篇小说,其中也有《正红旗下》这个选题。回国后他在政治热情作用下写作,忙于配合宣传赶任务,一直没有写作机会。进入60年代,为配合纪念义和团运动60年活动,他写了与此相关的《神拳》(《义和团》),在熟悉材料及写作过程中,唤醒了沉睡的历史记忆,也激活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在经历了巨大的灾难之后,社会民主空气略显充盈,民族理性意识有所增强。老舍得到机会,开始启动这一伟大的写作航程。
因为酝酿已久、考虑成熟,且他所写的大都是亲身经历的历史现场,用他擅长的语言形式表现深思熟虑的思考和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人物、事件、场景、人情世态、风俗民情,都了然于心,他闭上眼就浮现出人物的音容笑貌,拿起笔就能想到某件事的来龙去脉,或某个场景的细微末节。“我”的出生、洗三、满月以及旗人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大姐的公婆及丈夫、姑母、福海等熟透了的旗人的行为做派和文化心理,对曾经驰骋沙场、充满生命力的民族衰落的苦涩历史和沉痛教训的深切发反思……,这些都是从历史记忆里倾泻出来的文字,是几十年前《小人物自述》中曾经表现过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他的幼年生活产生过深刻影响,老舍说那些内容不是他“有意记下来的”,“它们是自自然然的生活在我的心里,永远那么新鲜清楚——一张旧画可以显着模糊,我这张画的颜色可是仿佛渗在我的血里,永不褪色。”他的生命意识和性格习惯是在这里形成铸就的。他的写作得心应手,那些人物事件,那种情感体验,成群结队地涌现在笔端,他无需思索就可以写出神采飞扬的文字。这是一次酣畅淋漓的写作。他不用担心资源枯竭,灵感消逝,也无须挖空心思,杜撰编造——这些都是近十几年的写作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我没看过老舍的手稿,无法想象老舍写作的情景,但从那汪洋恣肆、暴雨滂沱般倾泻的文字里,我确实感觉到他写这部作品是下笔千言,文思泉涌的。这是能够读出来的。
但也不全是这样。《正红旗下》有时写得很艰难,甚至有些生涩、僵滞的文字。我似乎能够感觉到老舍写作的艰辛,有时为一句话、一个细节,为表达某个意思、周全某方面的内容,他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煞费苦心。当他刻意表现某种理念、写作内容不是源于内心感受和深切记忆,而是按照宣传材料的要求或者为外在舆论所左右写他不熟悉的人物和场景的时候,其写作是艰难的。如第七章由“我”的啼哭而引发的合乎阶级论学说想象出来的情景,写王掌柜带着王十成来到我家与福海二哥不期而遇,母亲在门口迎接他们,几人谈话的尴尬场面,以及场面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其他几章涉及甲午海战、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等政治军事事件的联想和议论文字,便是硬挤出来的缺少情感注入的生涩文字。就像积攒了很多应酬话的母亲在其他场合游刃有余、而在这种场合竟不知说什么好,能说会道在各种场合都应酬自如的福海二哥遇到难堪棘手的问题、心事重重不会应酬了一样,写这些内容,老舍也感到困难,他浮想联翩但又似乎“失语”,笔墨放得开却有些生硬,试图说明某些内容和情景,但语言缺乏生动性和感染力,有的甚至显得有些虚张声势。因为这些内容就像他所说的是在“旅行”中看见的“风景”,属于没有融会到生命意识之中、经过血液的浸泡的智性内容。
写作的艰难主要源于老舍内在的矛盾。由历史记忆与现实经验、个性追求与创作导向、表现切身感受与配合社会宣传、忠实自我情感体验与顺从文学环境所形成的矛盾。这些矛盾异常尖锐,矛盾双方都积聚了深厚的力量,形成对峙。矛盾的前项自不必说,有几十年的生活体验、情感积淀、创作定势作为坚实基础,连接着生命本体和本能,形成巨大能量。矛盾的后项影响着个人的生命荣辱,乃至命运的浮沉兴衰,在个人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强大的力量。并且其中的很多内容已经由外在力量内化为“现实经验”,制约着老舍创作和思维。写作《正红旗下》时的老舍,已经在新中国文坛上走了十几年的路,一路坎坷地走来,对当时的政治文学环境、清规戒律已经很熟,他知道哪里是禁区哪里有地雷,怎样写才能合乎要求博得喝彩。他已经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经验教训,清楚地知道写作是阳光而危险的社会行为,地雷多禁区多,一旦触犯就会翻车沉船。他不敢趟地雷闯红灯,或者说他不愿意闯红灯趟地雷。十多年来,他已经形成顺势性思维习惯,愿意做合乎时代需要的作家。《神拳》的创作表明,这种创作思维没有改变,并且以巨大的理性力量强化着老舍的顺势性艺术思维。如果是一般写作,他会在十几年创作经验和习惯定势的作用下沿着时代划定的路走下去,即使有矛盾和坎坷,也能克服困难,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作品。但现在他写的是《正红旗下》,写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写那些鲜艳地活在心里的“一草一木”,那些渗透在血里的“记忆”,那些铸成他性格的“私有财产”。他很清楚,按照时代要求写作,不符合历史事实,与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相违背,与历史记忆中的人情事态严重不符。小说创作虽然不能照抄历史记忆,但他不忍心将他的“私有财产”“充公”,也不忍心改变那些与他的生活和命运密切相关、在他的记忆里存活了数十年的人物,扭曲他们的形象和性格,也不想违背检讨自己民族由盛而衰的创作初衷。
老舍在矛盾斗争中权衡,在两种力量的角逐中寻求平衡和突破。他曾经试图让生活经验迁就现实经验,按照时代要求塑造人物,因此我们看到,在已经写出来的几章中,在已经出场的人物身上,带有时代影响的痕迹,如对于王十成的描写及众人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便流露出王掌柜、福海二哥否定自己的处世态度认可义和团的意思,人物塑造带有众星捧月极力突出王十成的迹象。按照这个思路写下去,义和团或将成为作品描写的主导力量。但这就出现了麻烦:在他的原始记忆里,义和团有扶清灭洋、爱国的一面,也有愚昧迷信的一面,杀人破坏的一面。他们在杀洋人的同时,也杀了很多无辜的中国人。这些内容,写,还是不写?不写,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与自己的历史记忆相违背;而写,显然不符合当时对于义和团的评价。义和团在当时被视为革命性群众力量,只能歌颂赞美而不允许污蔑非议。不过,这似乎难不倒老舍。因为此前不久,在刚刚完成的四幕六场话剧《神拳》(《义和团》)中,他就“修改”了对于义和团的早期记忆,热情地歌颂义和团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此次写作《正红旗下》,既有写作经验又有创作预备,写王十成及义和团不应该出现笔墨生涩的情况。或者说即使出现困难,老舍也能克服。因为历史记忆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亲身亲历的记忆,这种记忆影响生活命运,生成情感倾向和心理意识,沉淀下来,铭刻于心,属于生成性历史记忆,无法改变;一种是道听途说,由“听说”而形成一些印象,留在记忆里,属于形成性记忆,或者说是智性记忆。这种记忆主要是在观念层面上,智性层面上,没有与生命性格融会在一起,如老舍所说,“当我旅行去的时候,我看见高山大川和奇花异草,但是这些只是一些景物,伟丽吧,幽秀吧,一过眼便各不相干了,他们的伟丽或幽秀到不了我的心里来,不能和我混成一个。”因而是可以改变、易于改变的,也是不断改变的。对老舍来说,关于义和团的记忆大半属于后者,义和团刀枪不入,烧教堂杀洋人,痛恨洋奴,杀官兵的故事,是他小时候从母亲及其他人那里听来的故事性记忆,他既没听见也没看见,随着年龄增长知识丰富,有些故事性记忆已经发生改变和动摇,而处在漫天遍野的肯定褒彰性议论包围中,对其印象发生改变是很容易的事。
问题在于:对于王十成及义和团“喧宾夺主”式的描写动摇了老舍检讨八旗制度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创作初衷,并且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如何表现官兵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时的作为?如何处理官兵与义和团之间的关系?义和团在保卫紫禁城的战斗中究竟起过什么作用?是否如宣传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英勇杀敌不骚扰百姓?清朝官兵是否像宣传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一枪不发弃城而逃?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宣传文章说慈禧太后逃出京城,官兵无心作战,义和团英勇杀敌;而历史记忆则是官兵用抬枪土炮尽职尽责忠勇地保卫紫禁城,付出巨大牺牲。老舍的父亲便是忠勇者之一。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按照宣传文章还是凭借初始记忆写作?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选择将导致历史记忆即《正红旗下》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情感格调、矛盾关系等等的变化,也将影响创作意图的落实——由全面检讨满族的衰落变成对于义和团的歌颂、对于近代历史的社会学反思。而且这些改变直接影响到他对于父亲的认识——对于父亲的记忆虽然也是“道听途说”,但毕竟是关于父亲的道听途说,是来自母亲饱含血泪的诉说,与自己幼年生活密切相关的诉说,有些已经渗透到血液里,真实深切,很难褪色。而对于创作初衷的改变则给老舍的写作带来很大困难:创作《正红旗下》的意图是反思自己民族衰落的原因,而义和团地位的凸显打乱了历史记忆的格局,模糊了艺术视线,影响了老舍的记忆感受和反思线路,也动摇了他对于自己民族衰落原因的思考即创作主题的表现。这些根本性问题的游移改变给创作带来巨大困难!
同样的问题也表现在传教士及洋教徒的塑造上。传教士在传播文明、增进文化交流、激活中国社会发展变革方面起过促进作用,但在传教过程中也做过一些经济掠夺、文化侵略、影响中国主权、伤害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感情的事,甚至有些传教士及其在华的活动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密切关联。洋教徒成分复杂。有虔诚的洋教徒,为追求真理而信教,有的虽然缺乏宗教信仰,却要借洋教做成些事情,或者寻求灵魂的归宿,但也有些洋教徒既无信仰更无品行,他们“狗着”外国势力欺压百姓,为非作歹。老舍曾经加入基督教,接受洗礼,在教会里做过一些事情,接触过一些传教和信教的人,并且其生活和命运的改变与传教士和信教密切相关。他当然清楚,传教士及洋教徒都有好人,他们基于宗教信仰开展活动,传播宗教文化和现代文明。但基于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强烈的爱国意识,他对传教士和洋教徒似乎没有多少好的印象。他常常凭借感情驱使痛快淋漓地涂写传教士和洋教徒,或者调侃,或者讽刺,或者揭露,或者鞭挞,不遗余力。他笔下的传教士大都不是光彩的形象,《二马》中的伊牧师以偏见和成见看待中国,“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这是调侃;而《神拳》中的乔神甫则是外国侵略势力的组成部分,勾结官府,扶持中国邪恶势力欺压中国人,这是揭露;对于洋教徒,如《柳屯的》中的柳屯的,《四世同堂》中的丁约翰,均属讽刺批判对象。《正红旗下》因袭了理性辩证与情感偏执的写作习惯,他借王掌柜的感受说信洋教的“有的是很好的人”;但在具体人物塑造上则不是讽刺便是批判:牛牧师像他舅舅那样因在本国混不下去而来中国骗人发财,多老大则是毫无廉耻的地痞无赖。这类形象的塑造符合当时的标准,但与他对传教士及洋教徒的早期记忆和整体认识存在距离。尽管否定性情感占据优势主导创作,但打开历史记忆的相册,他却无法把这一页全都摸黑,因为有些人的活动及动因庄严而神圣,令老舍感佩,也因为自己曾经在那里投入过精力和热情。不涉及历史记忆或许可以根据表现意图设置和塑造人物,但既然涉及那段亲身亲历的生活,他就无法“随意”涂抹那些留在记忆里的人事。当然,由此引发的矛盾,既形不成多大障碍,也不会造成大麻烦,因为已经有《神拳》即《义和团》的创作先例。问题是,传教士和洋教徒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对他们的黑白涂写影响着与其相关的许多人事,影响着众多人物性格的刻画及整体情节的发展。在已写部分,他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借传教士检讨旗人文化心理,教会人物打了个照面,做了一般性介绍,接下来要写传教士与旗人上层的正面接触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按照时代标准,满族上层狂妄自大而又惧怕洋人,导致教案发生和义和团起义,而此处涉及他所崇敬的定大爷即生活中的刘大叔。他不能往定大爷身上泼污,使其成为一个可笑的人物;定大爷设置的会见牛牧师的场面已经透露出某些信息,但也预示了情节发展和形象塑造的艰难。
历史记忆与现实经验之间最突出的矛盾表现在人物塑造及其关系设置上。在老舍心目中,在他的创作经验里,塑造人物是文学创作最根本的问题。而恰恰在这一问题上他遇到了从没遇到的难题,既无法解决也不能超越。
按照现实理论,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阶级成分划分的依据是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阶级成分决定性格特征,也决定人际关系。富人,上层社会,剥削阶级,其本性是不劳而获,贪婪腐败,压迫和剥削穷人;穷人,生活在底层,靠出卖劳动维持生活,遭受剥削和压迫,勤劳正义,有朴素的阶级觉悟。贫、富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关系,敌对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人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阶级不同,人性也不相同。每个人都在自己所属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按照阶级属性行事。文学创作应根据阶级属性塑造人物,刻画性格,依据阶级关系确定人物关系,安排故事情节,混淆阶级阵线,美化阶级敌人,丑化劳苦群众,都是原则性错误。老舍创作《正红旗下》受阻的时候,阶级斗争理论被确定为基本路线,并逐渐成为塑造人物的准则。而老舍的历史记忆和人物塑造则与上述理论存在很大距离。在他看来,人性是道德问题,心理意识问题,文化教养问题,其好坏与经济地位相关,但不相等。穷人当中有好人,也有刁钻狡猾之徒,富人财大气粗为富不仁,也有善良仁义之士。经济地位不是人物性格的决定因素,也不是塑造形象的依据。
老舍“无视”人的阶级性,而重视人物的道德文化属性。按照人道主义标准对人物进行道德评判,根据文化检讨的需要刻画性格,是老舍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和思维定势,也是他几十年的创作习惯和经验积淀。《正红旗下》是从记忆库存中发掘人物,按照生活实感刻画性格,他“混淆”了阶级界限,模糊了阶级属性。已经出场的十几个重要人物,如母亲、姑母、大姐、大姐丈夫、大姐公公、大姐婆、富海、多老大、多老二、牛牧师等,品性有好坏,均属性格脾气问题,与阶级无涉。最突出的是定大爷,在老舍笔下,他是一个广有财产却不善于理财、有阔大的爱心但不懂社会人心的富豪。老舍怀着深切的崇敬刻画这一形象,热情的赞美溢于言表。但就在老舍满怀激情地赞美这个富家子弟的时候,“阶级论”学说开始广泛宣传,阶级斗争作为“纲”的地位被隆重确定。十几年文学政治学斗争的“现实经验”告诉他,按照这个思路写下去,将遭遇很大麻烦,甚至危险。但他无法改变人物性格,因为那是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在老舍生活和记忆中的地位太重要太崇高,他绕不开,也无法改变。自然,无法改变的还有其他人物给予他的性格定位——源于历史记忆的性格定位。
与此相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实理论如前所述;但在老舍的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相关但不相等,阶级关系存在但不是人际关系的全部。他当然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伦敦东头与西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穷人与富人各有生活交往的“圈子”,彼此之间存在隔膜和距离,日常交往和情感沟通存在困难,而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人,休戚相关,同命相怜,彼此有共同语言,来往交流方便。在创作中,他也注意到这一层因素,写出了上、下层之间的隔阂和隔膜,如写定大爷不轻易来“我”家、来了以后也只是打个照面、哈哈几句、“我”家的人想跟他说话还没插上嘴他就飘然离去。但这只是人际关系的一个方面,甚至不是主要方面。在其笔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与经济地位即阶级成分没有必然的联系,同一阶级的人相互冷漠与不同阶级的人没有隔阂的情况,都存在。人力车夫祥子没有得到下层社会多少有益的帮助,而真正给他温暖和指导的却是大学教授曹先生。有些人出身高贵,有知识有教养,不凭借经济优势自抬身价,居高临下地对待穷人,鄙视穷人,压迫和剥削穷人;像冠晓荷那样对待下层社会的人,也有,但属于品性卑劣。多老大与多老二是亲兄弟,一个是无耻小人,一个是谦谦君子,悬殊很大。老舍不按经济条件、家庭出身固定等级善恶,而是根据创作需要设置人物,根据行为刻画性格,根据故事发展形成关系,他宁肯根据文化素养表现人物品性也不特意考虑阶级差别和共性。这是老舍在长期的人生经历中形成的对人的理解记忆,在几十年的创作中形成的塑造人物的思维习惯。这种理解记忆和思维习惯根深蒂固,帮助他在做人与作文两个方面取得很大成功。但现在遭遇巨大挑战,并逼迫他做出选择:或者改变记忆经验,根据阶级理论塑造人物;要么坚持记忆经验,不管现实理论。这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老舍深知两种选择的后果。他无法弃从。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不仅继续写下去遭遇困难,已经写出的内容因与阶级理论相违背也遇到修改与否的麻烦。维持现状,不符合理论要求,发表必定受限,即使发表出来也会因为不合时宜遭到批判否定;而进行修改则等于推倒重来。因为在已经写成的文字里,不仅定大爷的行为不符合现实理论,其他人物及其关系的描写也存在问题:大姐婆家要上升到剥削阶级的高度去认识,大姐与婆婆的关系则成为下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之间剥削和压迫关系的具体体现,大姐丈夫和公公的性格就成为剥削阶级本性的表现;按照家庭背景和优越地位,姑母也要划归上层社会,她与母亲的关系就带有阶级压迫的成分。与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相关联的是,作品的矛盾冲突、故事情节也要推翻重来,在历史记忆里存活了数十年的故事要改写,老舍从腐朽的八旗制度、熟透了的满族文化、毫无进取的旗人心态检讨满族衰落原因这一把握问题的方式方法面临严重挑战,因不符合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动力的理论,对满族衰落原因的思考将不成立,创作意图将发生动摇。还有,近代史上的几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剥削阶级与人民大众、剥削阶级内部、历史动力与历史阻力等矛盾怎样处理?义和团与清政府之间、义和团与洋人之间、清政府与洋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表现?诸如此类的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老舍煞费苦心,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老舍曾经辍笔到北京郊区旗人居住的地方体验生活,寻找感觉,积累素材,为“矫正”历史记忆、接受现实理论创造条件。但体验了一段时间生活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而此时,阶级理论作为“纲”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辐射领域越来越广泛,要求越来越具体,在人物塑造和人际关系方面,历史记忆与现实理论的矛盾也越发尖锐。老舍曾在创作中说,“一想起幼年的生活,我的感情便掐住了我的理智,越说便越不近情理”。但这次写作,他无法像过去那样用感情掐住理性的咽喉,因为现实理论宣传铺天盖地,不可抗拒,十几年来形成的“现实经验”给他足够强大的理性力量与感情抗衡;也无法像十几年来写作一般的现实性题材那样用理性的力量锁住感情的命脉,因为他的性格是在历史记忆里形成的,历史记忆“渗透在他的血里”,这是无法改变的原始力量。他反复权衡,终究无法做出选择,只好搁笔,并将写好的文字悄悄地放在一边,等待。无奈地等待。
注释:
(1)载1937年8月《方舟》第39期,作品的故事情节、家庭结构、人物设置、语言运用、行文风格等方面均与《正红旗下》相同相近,不同之处在于,受当时社会民族关系的限制,老舍不敢明确满族身份,他有意识地避讳人物的满族属性,艺术视野略嫌狭窄,检讨民族文化心理的创作意图受到一定限制。可以说,《小人物自述》是拘束缩窄的《正红旗下》,《正红旗下》是放开的《小人物自述》。
(2)参见谢和赓:《老舍最后的作品》,《瞭望》1984年第39期。
(3)(7)《正红旗下》,《老舍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89页,第534页。
(4)老舍在《小人物自述》中写道,小时候家里那所破房子和几棵树、家庭和幼年的生活是他的“私产”,“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那里的一草一砖都是我的生活标记”,“我的一切都由此发生,我的性格是在这里铸成的”。《老舍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90页。
(5)(8)《小人物自述》,《老舍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90页。
(6)《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93页。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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