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

　　是哪根筋搭错了呢？1990年，我26岁的那一年，突然迷上唱歌了。

　　那年，我对我的写作似乎失去了信心，可我太年轻，总得做点什么。就在那样的迷惘里，我所供职的学校突然搞了一次文艺汇演。汇演行将结束的时候，我的同事，女高音王学敏老师上台了。她演唱的是《美丽的西班牙女郎》。她一开腔就把我吓坏了，这哪里还是我熟悉的那个王学敏呢？礼堂因为她的嗓音无缘无故地恢宏了，她无孔不入，到处都是她。作为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我意外地发现人的嗓音居然可以这样，拥有如此不可思议的马力，想都不敢想。我想我蠢蠢欲动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悄悄来到了南京艺术学院，我想再考一次大学，我想让我的青春重来一遍。说明情况之后，南艺的老师告诉我，你已经本科毕业了，不能再考了。我又来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得到的回答几乎一样。

　　可我并没有死心。终于有那么一天，我推开了王学敏老师的琴房。所谓琴房，其实就是一间四五平方米的小房子，贴墙放着一架钢琴。王学敏老师很吃惊，她没有料到一个教中文的青年教师会出现在她的琴房里，我也没有绕弯子，直接说出了我的心思，我想做她的学生。

　　我至今还记得王学敏老师的表情，那可是1990年，唱歌毫无“用处”，离“电视选秀”还有漫长的15年呢。她问我“为什么”，“有没有基础”。

　　我没有“为什么”。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我只能说，在20岁之前，许多人都会经历4个梦：一是绘画的梦，你想画；一是歌唱的梦，你想唱；一是文学的梦，你想写；一是哲学的梦，你要想。这些梦会出现在不同的年龄段里，每一个段落都很折磨人。我在童年时代特别梦想画画，因为实在没有条件，这个梦只能自生自灭；到了少年时代，我又渴望起音乐来了，可一个乡下孩子能向谁学呢？又到哪里学呢？

　　我在音乐方面的“基础”是露天电影留给我的，大约在八九岁之后，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多了一个习惯，关注电影的配乐。我不识谱，但是我有很强的背谱能力。电影的主题音乐大多是循环往复的，一场电影看下来，差不多也就能记住了。

　　我母亲任教的那所小学有一把二胡，看完了电影之后，我就把二胡从墙上取下来，依照我的记忆，一个音、一个音地摸。摸上几天，也能“顺”下来。

　　王学敏老师还是收下我了。她打开她的钢琴，用她的指尖戳了戳中央C，是1，让我唱。说出来真是丢人，每一次我都走调。王学敏老师对我的表现极度失望，她的眼神和表情都很伤我的自尊，可我就是不走，我想我的脸皮实在是厚到家了。王老师没有把我轰出去，也无非是碍于“同事的情面”。

　　对初学者来说，声乐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打开”，一旦“打开”，不仅音色变得圆润，音量还可以变得嘹亮。

　　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老师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给我示范，我就是做不到。王老师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发脾气，她会像训斥一个笨拙的学生那样拉下脸来。是的，我早就错过学习声乐的最佳时机了，除了耐心，我毫无办法。

　　每天起床之后，依照老师的要求，我都要做一道功课，把脖子仰起来，唱“泡泡音”——这是放松喉头的有效方法。除了唱“泡泡音”，放松喉头最有效的方法是睡眠。行话是这么说的：“歌唱家都是睡出来的。”可是，因为写作，我每天都在熬夜，睡眠其实是得不到保证的。王老师不允许我这样。我大大咧咧地说：“没有哇，我睡得挺好的。”王学敏用手重重按在琴键上，“咚”地就是一下，然后厉声说：“再熬夜你就别学！”后来我知道了，谎言毫无意义，一开口老师就知道了，我的气息在那儿呢。我说，我会尽可能调整好。但我能放弃我的写作吗？不能。因为睡眠，写作和歌唱成了我的左右手，天天在掰手腕。

　　如果有人问我，你所做过的最为枯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的回答无疑是练声。“练声”，听上去多么的优雅，可文艺了，很有“范儿”了，还浪漫呢。可说白了，它就是一简单的体力活。

　　小半年就这样过去了，我还是没有能够“打开”。我该死的声音怎么就打不开呢？终于有那么一天，在一刹那，我想我有些走神，我的喉头正处在什么位置上呢？王老师突然大喊了一声：“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哪有不急躁的初学者呢？不会走就想跑。我给王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想向她学唱“曲子”，王老师一口回绝了。根据我的特殊情况，王老师说：“前两年还是要打基础。”我一听“前两年”这几个字按捺不住了，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个人来到了足球场。它是幽静的，漆黑、空旷，在等着我。我知道的，虽然空无一人，但它已然成了我的现场。我不夸张，就在这样一个漆黑而又空旷的舞台上，每个星期我都要开三四场演唱会。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离足球场不远，我想我的歌声是可以传递过去的，因为他们的声音也可以传递过来。传递过来的声音是这样的：“哎呀，别唱了！”

　　别唱？这怎么可能，我做不到。唱歌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一首曲子你就可以上瘾，你停不下来。我的心想唱，我的身体也想唱。不唱不行的。

　　可我毕竟又不是唱歌，那是断断续续的，每一个句子都要分成好几个段落练习，还重复，一重复就是几遍、十几遍。不远处的宿舍一定被我折磨惨了——谁也受不了一个疯子在深夜的骚扰。他们只是不知道，那个疯子就是我。

　　事实上，我错了。他们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我问他们，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一个年纪偏大的女生告诉我，这有什么呀，大白天走路的时候你也会突然撂出一嗓子，谁不知道？就你自己不知道。很吓人的毕老师。

　　回过头来看，我真的有些疯魔。我一个当老师的，大白天和同学们一起走路，好好地，突然就来了一嗓子，无论如何这也不是一个恰当的行为。可我当时是不自觉的，说情不自禁也不为过。

　　一年半之后，我离开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去了《南京日报》。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的演唱生涯到此结束。我去看望我的王老师，王老师有些失望。她自己也知道，她不可能把我培养成毕学敏，但是，王老师说：“可惜，都上路了。”

　　前些日子，一个学生给我打来电话，我正在看一档选秀节目，附带着就说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事。学生问：“如果你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你会不会去参加？”我说我会。学生很吃惊，想不到他的“毕老师”也会这样“无聊”。这怎么就无聊呢？这一点也不无聊。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经历“难以自拔”的人永远也不能理解，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发出声音的。我喜爱那些参加选秀的年轻人，他们的偏执让我相信，生活有理由继续。我从不怀疑一部分人的功利心，可我更没有怀疑过对生活的热爱。年轻的生命自有它动人的情态，沉溺，旁若无人，一点也不绝望，却更像在绝望里孤独地挣扎。

　　（摘自《高中生》2015年第34期）